从技术决定论到算法决定论 ——我们如何在智能社会下超越技术的迷思
作者简介
蓝江，男，湖北荆州人，法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
文章原载《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3月第63卷第4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 要
要理解今天智能时代的算法问题，需要回到经典的技术决定论的问题之中。因为，算法决定论是技术决定论在智能时代的直接表现形态，其本质是算法通过 “集置”、构建自我指涉的社会系统及遵循自主性逻辑，深刻地重构了社会关系与人类主体性。在剖析这一范式的基础上，指出算法在加剧数据异化、决策异化与社交异化的同时，也因其内在矛盾而孕育了否定的力量。借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超越算法决定论的关键在于将其批判从技术本体转向社会关系层面，通过争夺数据所有权、培育数字时代的阶级意识以及构建替代性技术等实践，最终塑造一种能驾驭而非臣服于算法的无产阶级算法主体，从而为实现人的解放开辟现实路径。
关键词：技术决定论；算法决定论；智能社会；技术的迷思
英国科幻剧集《黑镜》第一季的第二集《一千五百万点》（15Million Merits）被视为批判和反思技术决定论的神作，在这个故事中，未来社会的人类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四面都是屏幕的狭小空间里，所有的生活、工作、娱乐、社交都通过虚拟屏幕进行，通过骑固定自行车来赚取虚拟货币“点”（Merits），并用它来购买一切。故事源自一个已经拥有了大量点数的男主角宾（Bing），他在电梯里遇到了女主角艾比（Abi），用了一千五百万点为女主角购买了一次登上选秀节目的机会，但是女主角并没有用她的歌喉打动评委和观众，相反，评委推荐她去拍一些不堪入目的电影。宾对他支出了一千五百万点却将心中女神变成了色情电影的明星非常懊悔，他于是通过更大的努力挣得了另外的一千五百万点，但他的目的不是选秀，而是试图登上舞台来报复让其女神坠入深渊的评委。就在他慷慨激昂地在舞台上控诉评委的伪善时，那个曾经劝说艾比拍电影的评委却站起来说他从来没有听过这样声情并茂的演讲，并建议宾可以开一个专门进行演讲的频道，他的演讲一定能获得广大粉丝的青睐。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宾最后真的听从了这个评委建议，成为了一个在网络上演讲脱口秀的明星，让宾获得了无数的点数，成为生活优渥的上层阶级，而曾经的一千五百万点和让他怦然心动的女神艾比不过成为了宾后来做脱口秀节目的一个段子而已。
尽管《一千五百万点》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里面蕴含了一个经典的技术决定论的内核。评委不仅化解了男主角宾在选秀节目中的尴尬，也精准地计算出宾能够成功的方式。技术系统（以评委为代表）并没有被推翻或改变。相反，系统将宾的“反抗”也商品化了。宾的愤怒被包装成一个新的、更“真实”的演讲频道，他本人也从反抗者变成了这个系统中最顶层的、舒适的消费内容提供者。这完美地体现了技术决定论的核心：技术拥有自身的发展逻辑，它会吸收、转化任何试图改变它的力量，并最终强化自身。
这位装扮成人类的评委，本身就是巨大的智能算法对生活在虚拟空间中的人的精算，这些人类的命运看起来是主体自己的选择，但从更深刻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已经在每一次计算中被预定。于是，我们在今天遇到的技术决定论其实就是一种算法决定论，这种算法决定论的根本在于我们身体、情感、话语、行为实际上都已经被算法化了。这甚至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Entfremdung），我们需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重新思考当代智能社会中的算法驱动的社会关系。
一、作为系统的技术：技术决定论的三重面向
在讨论算法决定论思潮之前，我们必须先回溯一个更早出现的，并影响人类历史的宏大思潮——技术决定论。人类社会的每一次技术飞跃，从蒸汽机的出现，到内燃机的热力学革命和电力革命，再到战后的福特制的自动化，以及集成电路的发明，我们都可以看到技术决定论在社会生活中抹除不掉的影子。尽管很多人并不喜欢技术决定论，但技术决定论似乎与近代以来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如影随形。我们不能简单地将技术决定论视为一种负面和消极的观点，并认为这是一种不值得一驳的立场。问题在于，在人类社会每一次科技进步的时刻，都会伴随着技术决定论思潮的滥觞。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技术决定论是一种危险的神话，它所缔造出来的迷思，将不谙世道的人们一个一个地拽入它所设下的陷阱之中，阿多诺、霍克海默、索雷尔、马尔库塞等人将批判理论的锋芒刺入技术决定论的内核之中，试图唤醒被技术的迷思所蛊惑的普罗大众，试图重新恢复人类精神的荣光，试图在一个工业化的废墟上重新缔造人类世界的精神家园。但社会批判理论的每一次反思，无论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启蒙的辩证法》，抑或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以及哈贝马斯的《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都无法阻挡技术决定论车轮的碾压式前进，人类的精神世界似乎只能在一个“乡愁”（nostalgia）话语构筑的想象中来谱写人类没落的诗篇。
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曾说过，决定论是“冷漠的和机械的”，相对而言，“技术决定论”则更显晦涩。尽管人们在表达对现代技术不满的时候，经常使用这个概念，但很多人并不能理解“技术决定论”一词的含义。在现代化社会中，技术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显而易见，其影响力被视为现代生活的固有特征。人们尽管未必知晓“技术决定论”的明确涵义，却能切实感受到技术现象及其对社会的推动的普遍性。在当代思想家看来，所谓的“技术决定论”实际上存在三个不同的面向。
（一）作为集置的解蔽方式的技术决定论
海德格尔曾经在《技术的追问》中思考电力的发明、发电厂的建立，以及电力系统的建设，迫使人类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按照电力系统的方式来重构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说：“贯通并且统治着现代技术的解蔽具有促逼意义上的摆置之特征。这种促逼之发生，乃由于自然中遮蔽着的能量被开发出来，被开发的东西被改变，被改变的东西被贮藏，被贮藏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重新被转换。开发、改变、贮藏、分配、转换都是解蔽之方式。可是解蔽并没有简单地终止。它也没有流失于不确定性之中。解蔽向它本身揭示出它自身的多重啮合的轨道，这是由于它控制着这些轨道。这种控制本身从它这方面看是处处得到保障的。控制和保障甚至成为促逼着的解蔽的主要特征。”尽管海德格尔本人并不是技术决定论的支持者，但他仍然认为，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促逼着人们做出改变，自然和世界也被牵连着发生改变。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已经集置（Ge-stell）了整个世界。
他继续说道：“集置意味着那种解蔽方式，它在现代技术之本质中起着支配作用，而其本身不是什么技术因素。相反，我们所认识的传动杆、受动器和支架，以及我们所谓的装配部件，则都属于技术因素。但是，装配连同所谓的部件却落在技术工作的领域内；技术工作始终只是置之促逼的响应，而绝不构成甚或产生出这种集置本身。对集置之促逼的响应，而绝不构成甚或产生出这种集置本身。”在海德格尔看来，技术本身并不是决定和支配性的因素，而是因为任何技术的进步，会产生一种集置的解蔽方式，真正决定人类日常生活世界的是这种集置，技术决定论只是不同集置在不同时代的表象，根据海德格尔的判断，真正产生支配作用的从来都不直接是技术。而梅里特·罗伊·史密斯（Merritt Roe Smith）和莱奥·马克思（Leo Marx）从美国技术文化意义上肯定了海德格尔的判断，他们指出，技术决定论的奥秘在于，“将技术或其代称如‘机器’置于主动谓语位置：‘汽车催生了郊区’‘原子弹剥夺了国会宣战的权力’‘机械采棉机引发了南方黑人农场工人向北方城市的迁移’‘机器人让铆工失业’。每种表述都将复杂事件简化为技术创新必然且极具说服力的结果。其中许多论断更暗示着：人类技术创造力的社会影响具有深远性、累积性、相互强化性与不可逆性。”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今天的计算机和语言大模型，例如计算机的持续改进遵循的某种内在逻辑使得每一代计算能力的提升都以看似预定的顺序推动着下一代的发展。随着计算机应用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公司、组织和团队不得不重组其运作模式，以适应计算机创造的新能力与新规定。在此过程中，整个社会日益依赖庞大而错综复杂的技术系统。整个计算机构成的互联网络已成为当代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框架，其持续运转是整个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作为自我指涉的社会系统的技术决定论
如果我们将技术发展看成认识论和存在论上的集置方式，那么，技术决定论产生了一种清晰的含义，技术决定论不能视为技术物对人类的控制和支配。例如汽车、计算机乃至智能机器人对人类的统治，这些在科幻片中出现的场景，并不是人类技术生活的真实形态。我们应该将这里的技术理解为海德格尔的“集置”的解蔽方式，那么，真正算得上技术决定和支配的，其实是一个社会系统，用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来说，社会是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Selbstreferentielles System），技术在这里充当着社会系统自我再生产的关键工具。卢曼指出，社会的世界是通过交往和沟通来建构出世界意义的总和的，而技术成为社会世界意义建构的物质载体。他举例说，望远镜技术让人类可以建构“无限宇宙”的世界意义，同样“显微镜技术”可以让人类建构关于微观粒子的世界意义。
如果我们依照卢曼的逻辑推理，那么今天的计算机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正在打破传统人类思维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了传统世界的认识论。从总体上来看，卢曼将现代社会视为社会的技术体系，那么世界就是在技术的物质载体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沟通和交往的总和”。技术创造了全球化传播和交往的物质基础设施，互联网技术和跨境物流技术让劳动力、商品、资本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地联合。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并不是直接决定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意义，而是通过创造一个“自我指涉的系统”，即海德格尔意义上的集置的解蔽方式，实现了对人类世界的意义的建构和支配。
（三）作为自主性内在逻辑的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除了是一种集置的解蔽方式，一种自我指涉的社会系统之外，它还有一个典型的特征——技术具有某种自主性。法国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 Ellul）一方面赞同海德格尔和卢曼的说法，他也认为技术不能仅仅理解为机器或工具，而是指一切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而采用的理性化、标准化、高效化的方法体系。不过，埃吕尔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技术具有自主性和自动化的因素，这种技术的自主性在一定程度上不再受人类主体的控制，而是有了自身的发展逻辑。埃吕尔指出：“由于技术的自主性，现代人既无法选择手段，也无法选择目的。”由于技术系统具有自主性，也拥有了自身的逻辑，那么人类就不再是技术的主人，人类的危机还没有结束，因为，在今天的技术系统中，人类越来越多地成为了技术体系的原材料。这就是斯尔尼塞克的《平台资本主义》中谈到的人类被数据化之后，直接变成了当代互联网平台的“原材料”。因此，在未来的世界，技术系统将日益强化自己的自主性和权力，最终会形成一个完全技术化的世界。对于人类而言，我们面对“非人化”的危机，逐渐失去主体的自由和创造力，除非人类重新能够掌握技术系统，否则技术将会继续吞噬人性。
可以看到，技术决定论拥有着三个不同的面向：即技术决定论作为集置的解蔽方式、作为自我指涉的社会系统，以及作为自主性的内在逻辑。在这三个面向的基础上，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个凌驾于人类主体之上的幽灵，这个幽灵似乎正在控制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也似乎正在重构人类世界的意义。在今天的智能社会中，这通过技术决定论的当代变形——算法决定论——体现了出来。
二、算法的崛起：界面下的社会系统
当我们将算法决定论作为技术决定论的当代形态时，首先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是计算机决定论或人工智能决定论。正如雅克·埃吕尔在技术与机器之前做出的区分一样，他认为不能将机器本身等同于技术。今天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都是某种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埃吕尔认可当代工业是机械性和自动化的生产，但这种机械性并不能直接与机器画上等号。同样，今天我们是通过计算机、智能手机、智能终端和人工智能大模型来实现各种生产和策略的，但真正作为这些工具底层的逻辑，并不是计算或智能，而是算法，这种算法又建立在匈牙利籍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后来入籍美国）的二进制代码基础之上。冯·诺依曼的贡献在于，他将数字（0和1）与半导体构成的逻辑门电路结合起来，从而可以形成不同的信号，这些信号上的差异，正好与0和1的位置相对应。无限的电路组合，便可以形成极为复杂的逻辑运算体系。晚年罹患癌症的冯·诺依曼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不断阅读和背诵着歌德的《浮士德》，其弟迈克尔用德语原文为冯·诺伊曼朗读《浮士德》，“每当迈克尔停下翻页时，冯·诺依曼便能脱口背诵出接下来的几行诗句。”晚年的冯·诺依曼之所以会如此钟情于浮士德，是因为浮士德在召唤出无法掌控的灵体遭遇失败后，能以行代言，正是行动而非言语、力量或思想，创造并主宰了当下。
什么是言？言是逻各斯，是语言的力量，语言本身不具有力量，在传统的语言逻辑中，语言只有在成为述行性（performative）语言之后，才能成为驱动主体行为的力量，这就是奥斯汀的“以言行事”的力量。但是，在计算机的逻辑中，这种语言是否同样可以像驱动主体一样去驱动各种逻辑门的电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冯·诺依曼建立了整个代码系统，“在计算机中，代码是包含所有必要规格的指令集。若机器需通过计算解决特定问题，则必须由此类完整代码控制。现代计算机器的有效使用建立在必要的基础上，那就是：清晰地指出计算机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发并制定必要的完整代码。”代码与具体的逻辑门电路的结合构成了言与行的结合，通过逻辑的代码系统的编订，门电路可以按照代码的秩序运行，最终变成了动态的可执行命令，在这一刻，代码实现了电路层次上的“以言行事”。今天的所谓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奠定在这样的代码与门电路的言与行的结合基础上，逻辑上的二进制代码（以及对应的源代码指令集）实际上被门电路转化为可执行的问题。一个新的晨光微曦的黎明正在到来，冯·诺依曼才模仿浮士德的口呼唤：“太初有行！”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算法正在以全新的方式构成一个社会系统，同样，它正在实现机械力学和热力学在十九世纪欧洲完成的使命。与当时以机械力学为根基的技术决定论一样，当代的算法依然具有着决定论的三个面向。
（一） 算法作为集置
尽管马克思没有使用海德格尔的集置一词，但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机器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快资本主义生产的工具，而是一种联合的力量。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人们是被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他们彼此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实行联合者，它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马克思看到的不是机器对个体工人的作用，而是机器有效地将不同的工人联合起来，当然，这种联合并不是工人的自动联合，而是一种集置性的联合。当代技术哲学家许煜在思考计算机技术的时候，也观察到了这种特殊的联合性力量，许煜说道：“马克思所描述的在工厂中发生的情况现在不但仍然存在，而且在富士康和其他公司中成为普遍的现象。换句话说，所有领域的工人都会自动受到数据的监控和惩罚。基于普遍可计算性，这一实践承诺在所有层面上，从死物到生物，从个人到国家，实现了更有效的治理。它也展示了海德格尔所称的集置，或enframing，即现代技术的本质，根据它，每一个存在都被认为是一个固定的储备或可计算的资源。”不过，与马克思时代不同的是，机器所集置的是一种抽象的力，而在许煜这里，他看到了另一种抽象或集置的可能性，我们并不是由肉身进入到计算机的系统和网络之中的，冯·诺依曼的二进制代码体系，需要建立一种普遍的可计算性，而这种普遍的可计算性的前提是我们人类行为的代码化，我们需要首先注册一个数字身份。与此同时，各种对象和物质也被代码化了，也就是说，在普遍的可计算性背后，是万物的普遍代码化。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许煜继续说道：“数字技术是‘集置’的延续，也就是说，它的本质就是集置。”
（二） 算法作为社会系统
当我们关注计算机和数字网络，以及人工智能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我们不只是关心计算机和网络内部是如何运作的，当然，这种运作是需要集置的，简言之，需要所有进入到计算机和网络系统的主体和对象普遍代码化。与此同时，这种普遍的代码化必然带来另一种结果，即代码化的普遍性意味着社会系统的重新构成，原先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和热力学基础上的社会系统，必然会被冯·诺依曼的代码系统所取代。这种代码和算法的变革，并不是一个附着在人类社会表层的衍生性现象，相反，它们已经深刻地搭建了一个普遍性的逻辑算法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建构了人类社会的系统。
正如美国思想家凯瑟琳·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在《我的母亲是一台计算机：数字主体与文学文本》（My Mother Was a Computer： Digital Subjects and Literary Texts）一书中提到：“运行于机器上的代码在述行性方面远强于语言所具备的性能。当语言被称为述行性语言时，其述行性行为发生在人类的思维中，例如当有人说，我宣布‘本次会议开幕’或‘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时所发生的那样。诚然，这些意识层面的变化确实会产生行为上的影响，但语言的述行性力量仍需通过复杂的中介链条与外部变化相联结。相比之下，运行于数字计算机中的代码会直接引发机器行为的变化，并通过网络端口及其他接口触发其他变化，所有这些均通过代码的传输与执行得以实现。”
从2020年开始，这场普遍的人类系统的代码性重构随着新冠疫情加速了，人们被迫隔离在家里，但同时高度依赖于数字网络，利用网络进行购物和消费，也同时用网络召开会议和上课，这样，我们不需要与直接的物质实体（包括实体的商品和实体的服务人员）打交道。美国媒介思想家亚历山大·加洛韦将这种普遍的代码化和算法化称之为“界面效应”（Interface effect），用他的话来说：“作为一种伦理学，计算机将我们对世界的执行作为世界表达的条件。这就是界面效应。”我们作为主体，只有通过一个数字化和算法化的界面，才能与其他物质和主体进行交流，这也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一千五百万点》中主角宾的困境，宾作为主体何以成为主体，不仅仅在于他如何与艾比构成真实的爱情，而是在于算法化的评委和观众的流量，他在自己的演讲频道中被算法化，被重新构成为一个演说家和脱口秀演员。这并不是由笛卡尔式的主体来决定的，而是由普遍的代码和算法来决定的。在这里，算法的界面达到了其前所未有的高度。
（三） 算法作为自主性逻辑
早期的程序员与工业时代的机械设计一样，他们希望程序像自动化机器一样运行，因此，他们提出了自动编程的概念。最开始，自动编程是对代码的重复利用，对于相似的程序段，程序员不需要重复编程，只需要将原先编好的程序段挪用即可。但是，这种自动化的编程带来的不仅仅是程序员的便捷操作，而且也带来了一个附属效应，因为随着需要挪用的程序段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越来越庞大，即后来出现的OOP（object-oriented programming，后来思辨实在论哲学家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仿造这个词，创造了物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的概念）。在OOP编程阶段，单一的程序员已经无法理解整体的程序，计算机软件也变得越来越神秘化，仿佛软件具有了生命，而早期的FORTRAN语言的开发者约翰·巴克斯（John Backus）曾认为，早期机器语言程序员从事的是一门“黑魔法”，他们对自己的开拓精神怀有“民族主义式的自豪感”，并因此产生了相应的保守主义倾向。因此，20世纪50年代那些自由奔放的程序员开始将自己视为守护着普通人难以理解的复杂技能与奥秘的“神职人员”。自动编程，以及今天经过大数据训练的大模型，实际上都类似于巴克斯所谓的“黑魔法”，人类程序员实际上无法真正理解这些背后的源代码和算法的意义，他们只是按照自动编程形成的因果关系，将不同的段落合并成一个更具有规模的系统。
软件或者算法之所以成为决定论，正是因为它们形成了一种黑箱式的因果逻辑，而这种超越于有限的软件程序员思考范围的算法，便具有了拜物教的特性。全喜卿说道：“源代码作为源头意味着软件被视为公理，即无需正式证明即可被接受并认同的自明命题。换言之，无论源代码是否仅在事后才成为源头，无论软件是否能与硬件物理分离，软件始终被视为已然存在，是我们界面自明的基础或源头。软件是公理性的存在。作为第一原理，它确立了一种基于消除执行过程并优先考虑编程的新自由主义的因果逻辑，这种逻辑既源自其他地方，又流向其他地方……它通过设定一个人为的限制——可编程性的人为限制——来暂时限制可以被解码、被激活的内容，试图将信息与熵分离，将某些熵指定为信息，而将其他‘非故意’的熵噪声排除在外。可编程性、离散计算依赖于对硬件和程序员的规范化，以及对可编程公理化代码的渴望。”在全喜卿看来，算法已经具有了超越人类主体的因果逻辑，在人工智能时代，它更加神秘化和黑箱化，愈加成为人类膜拜的物神，这样的代码系统，不仅重新构成社会系统，也重新塑造着人类的认识论和本体论。在这个意义上，具有自主性因果逻辑的算法系统，已经具有了新一代技术决定论的气质，它终将凌驾于传统的热力学和动力学系统之上，成为未来控制论系统的基础。
三、算法主体的重构：突破技术决定论的迷思
当然，理解当代智能社会中的算法决定论，绝不是唱响一曲人类精神的挽歌，我们更不能像雅克·埃吕尔一样，对技术社会下的主体表示绝望。在今天的智能社会里，我们之所以重提技术决定论和算法决定论，最终是需要思考，当代人类主体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打破技术和算法的迷思，最终为人类重新走出阿门塞斯王国阴影奠定社会物质条件。
正如前文分析的那样，无论是技术决定论，还是算法决定论，它们之所以具有决定论的外表，并不意味着，技术和算法凌驾在人类的生命之外，从而阉割了人类的精神，让人类永远成为臣服于机器逻辑或算法逻辑的奴仆。正如马克思在撰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并不希望像德谟克利特一样，忠实地围绕着必然性逻辑的轨迹来旋转和运行，而是需要像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一样，探索人类生命中独特的偏斜（clinamen）。因此，在回答我们如何理解人类面对计算机、互联网和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建基于算法基础上的各种现代机器和工具，如何超越技术的迷思之前，我们需要回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重新思考技术与人类命运之间的复杂关系。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哲学的贫困》等早期著作中，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毫无疑问与技术的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在这里，马克思用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来说明，一个时代的工业和技术状况，实际上对于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巨大的影响，这也奠定了马克思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在此后的几年间，马克思先后阅读了英国工业学者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工厂哲学》（The 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和查尔斯·拜比吉（Charles Babbage）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On the Economy of Machinery and Manufactures），尤其是后一本著作，成为马克思转向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契机。在《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一书中，拜比吉的确看到了机器的使用，以及在早期资本主义工厂中对人力的节省，但这种节省并不是一种线性的节省，而是朝着一种更复杂的分工体系前进。在拜比吉看来，机器不是简单工具，而是将每一个工人的工作复杂程度降到最低，从而将工人的劳动力进行分工和分类。拜比吉写道：“当每个过程都简化到只用一些简单的工具，那么这些工具的组合在一个动力的驱动下就产生了机器。”在他看来，机器对生产劳动的介入，不仅仅是替代了劳动力的消耗这么简单，而是产生了更为复杂的社会后果。
首先，这种分工和分类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原先需要复杂劳动技能的工匠，完全可以被只需要做出简单的肢体动作的现代工人所取代。在这个物质条件下，工人主体可以依赖于机器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从而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工厂主和使用机器的工人并没有改变被奴役和被剥削的状况，但通过机器生产扩大的物质劳动的生产力，以及将复杂的劳动技能转化为简单的肢体动作的分工协作创造了更大范围的生产关系，原先无法进入到生产领域中的人员，都可以在这个历史背景下，变成产业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力。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相对于封建社会的进步，并不简单地使用珍妮走锭精纺机取代了原来的手摇式纺纱机，而是创造了一个雇佣更多工人（之前这些工人在劳动技能上是无法达到技能要求的）参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系统。
而这进一步衍生出第二个社会后果，原先封建社会和手工行会中的工匠和徒弟的劳动主体，在拜比吉这里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工人主体。工人主体并不是一个被发明出来的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工人天生地隶属于产业机器的工业社会系统，也就是说，机器本身在制造了简单分工的同时，也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主体。我们可以回到《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在蒲鲁东看来，机器是劳动的反题，他从德国唯心主义辩证法的角度，推得“机器或工厂通过使劳动者从属于他的主人的办法屈辱他的身份，并彻底贬低他，强使他从手艺人的地位下降到小工的地位”。马克思通过拜比吉的《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看到，蒲鲁东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其实是手工业行会的作坊式生产关系，他的理论是一种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法国手工业经济学的简单嫁接，这进一步妨碍了蒲鲁东进一步理解机器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明确地提出：“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在对蒲鲁东的小生产者世界观的批判中，马克思十分清晰地看到，对待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机器和技术，不能简单地从前资本主义的主体视角来批判，否则，蒲鲁东式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对手推磨式封建作坊的复活，而不是向更先进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进。在这里，技术决定论的意义在于，技术不仅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系统，也生产出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主体，而这个工人主体在《共产党宣言》中成为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工人主体之所以能成为资本主义掘墓，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是受剥削的无产阶级，而是因为工人主体本身就蕴含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机器和技术的力量。只有当无产阶级主体与这种力量相结合，才有可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的阶级统治。
沿着马克思的思路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智能社会的今天，在技术决定论变成算法决定论的时代里，社会批判理论的价值并不在于对算法决定论和计算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一味地批判，我们也需要思考突破算法决定论的迷思的问题。当马克思提出用工业机器锻造出来的工人主体取代传统工匠和徒弟主体的时候，事实上已经排斥了这种可能性，主体不可能在之前的范式下来实现先进社会的革命。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主体是一个历史范畴。当我们沉迷于启蒙时代的主体观念，试图用一种黑格尔式的抽象主体来解决现代市民社会的现实问题时，实际上已经重新犯了青年黑格尔派和费尔巴哈的错误，主体不是一种哲学家思辨的产物，而是在现实的工业革命中，在历史发展的现实实践中不断生成的，在今天，这种主体必然表现在与代码和算法的结合。
马克思对机器和工业技术的批判，并不是回到一个田园诗歌式的浪漫主义主体之上，也不是回到德国唯心主义的观念主体之上，而是主张让无产阶级积极融入到机器大工业的社会系统之中，只有在这个系统内部才能找到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同样，在今天的智能社会中，算法、代码、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模型、无人驾驶、工业机器人等已经成为智能生产的物质力量，那么，我们需要在理论上的准备是，在算法决定论所缔造的藩篱之中，来重构一种算法主体的可能性，也只有这种与算法主体相结合的新无产阶级，才能真正打破技术和算法的迷思。
无独有偶，曾经被马克思用来批判蒲鲁东的封建社会小生产主和小作坊意识的拜比吉，再一次成为了当代智能社会批判理论的隐性背景。撰写了《界面效应》的媒介理论家亚历山大·加洛韦，在《不可计算：漫长数字时代的游戏与政治》（Uncomputable ： Play and Politics in the Long Digital Age）中专门用一个章节的内容来讨论拜比吉。不过，与马克思对拜比吉的机器分工的关注不同的是，加洛韦更关心的是拜比吉所涉及的差分机（一个停留在设计方案，并没有制造出来的机器）实际上构成了今天算法的原型。加洛韦写道：“拜比吉也从纺织业的组织与结构中借取了许多术语，其中有两个很特别：仓储（store）与厂（mill）。根据拜比吉的机器设计，仓储类似于内存或硬盘，两者存储着各种数字，就像被放在工厂仓库（storehouse）架子上的纺纱一样。厂则是今天所谓的中央处理器，负责进行数字运算，就像磨盘（millstone）可以磨粮食或梭子和筘能纺线一样。”加洛韦对拜比吉的关注点在于，尽管拜比吉的机器仍然是为当时的英国棉纺织业设计的差分机，但里面已经蕴含着现代计算机的算法思维，里面已经包括着计算机内存、中央处理器这样的概念。换言之，加洛韦认为拜比吉是比冯·诺依曼更早理解现代计算机算法原理的发明家。
当然，加洛韦对拜比吉的称赞是言过其辞的。不过，加洛韦之所以这样引述拜比吉，是需要引出他和尤金·沙克尔（Eugene Thacker）、麦肯齐·瓦克（Mackenzie Wark）等人提出的当代算法主体的问题。麦肯齐·瓦克在他的《资本已死》（Capital is Dead）一书中，明确地提出应该用矢量阶级和黑客阶级的对立，来取代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矢量阶级（vectoralist class）是一种隐喻，代表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已经充分地和算法技术合流，构成了他们新的统治方式。瓦克说道：“矢量阶级拥有并控制着矢量，我用这个概念来抽象地描述信息通过时间或空间传递的基础设施。在几何学中，矢量只是一条长度固定但位置不固定的线。这是一种思考技术的方式，它以某种特定的方式塑造世界，但又能塑造世界的不同方面。你可以拥有股票或信息流，但更好的是拥有矢量，拥有使原本丰富的信息变得稀缺的法律和技术协议。”与之对应的是黑客阶级，瓦克的原话是：“黑客阶层产生新信息……这是一种奇怪的生产方式。农民通过季节性循环种植庄稼，工人印制重复的商品单位，而黑客则必须以不同的方式利用他们的时间，将相同的旧信息变成新信息。完成这项工作与农耕的季节性重复或工人的打卡不同。它随时发生，包括打盹或通宵达旦的时间。工人的工作噩梦是顶着时间的压力，一遍又一遍地制造同样的东西；而黑客的工作噩梦则是顶着时间的压力，一遍又一遍地制造不同的东西。”瓦克并没有简单地采用剥削与被剥削的方式来划分矢量阶级和黑客阶级，他看到黑客阶级实际上也是算法的社会系统中间的一员，他自身作为主体也被纳入到巨大的算法之中，并“一遍又一遍”制造着同样的东西。
尽管瓦克的矢量阶级和黑客阶级的划分，并不足以真正取代马克思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瓦克的黑客阶级仍然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不过，瓦克的黑客阶级的思路，却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打开了另一条道路，也就是说，当智能时代的资产阶级的统治者已经高度与算法合流的时候，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工业时代，退回到十九世纪的启蒙时代，用那个时代的理念来抵抗当代矢量阶级（或者用瓦鲁法基斯的话来说：云领主）的统治。今天的算法社会系统，锻造了新兴的数字平台的资产阶级（矢量阶级），同时也创造了他们的对立面，这个对立面仍然是无产阶级，不过这个无产阶级已经高度算法化了。
麦肯齐·瓦克的黑客阶级定义的另一个优点也由此显露出来，在很多的社会批判理论中，面对无所不在的数字资产阶级、云领主或矢量阶级，很多社会批判理论家都会感到忧郁和绝望，他们无法在密不透风的算法迷障中找到出路，而瓦克在这个方面显得乐观得多。他十分欣喜地看到，所谓的黑客阶级实际上掌握着算法主体的真正的主导权，这就像工人无产阶级真正掌握着机器的运行一样。他认为：“这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阶级对立的技术维度，它建立在信息矢量本身的形式中。这包括很多方面，从决定信用的算法设计到面向对象编程环境的开发，这使得分散的、丧失权力的黑客阶级能够合理地生产编程的组成部分，同时保留对专有代码的中央控制。”我们可以从瓦克的思路展开一条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算法政治学的路径，即资本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当资本主义从工业生产阶段进入到算法控制阶段时，传统的工人无产阶级主体已经无法适应于当代技术的发展，这就需要通过算法来重塑无产阶级的算法主体，只有在这种分布式的算法主体之下，通过进入到资本主义算法系统的内部，才能找到资本主义在每一根毛细血管中运行的奥秘，找到其薄弱之处，给予其巨大的冲击。也唯有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算法主体，技术的迷思才能在未来的丛林中渐渐散去，露出一丝黎明的曦光。
在算法的迷宫中，我们曾以为自己是被预定的囚徒，每一步都被无形的代码所丈量。然而，历史的辩证法从未止息。正如机器大工业锻造了产业无产阶级这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智能时代的算法系统也在悄然孕育着它自身的否定性力量——无产阶级的算法主体。他们不是技术的附庸，而是潜入系统深处的潜行者；他们不是数据的奴工，而是解码权力、重写规则的行动者。当批判的锋芒穿透技术的迷思，当集体的智慧在分布式网络中觉醒，算法的铁笼终将被转化为解放的工具。那不是回到田园诗般的过去，而是迈向一个技术真正为人所掌握、为共同体所共享的未来。黎明的曦光已隐约可见，它不属于怀旧的幽灵，而属于那些敢于在数字荒漠中开辟新路、在算法深渊中点燃星火的人。未来不在于代码和算法的预设，而是在我们共同的书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