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法国希腊裔哲学家、翻译家和学术活动家。20世纪后半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他是赫拉克利特、马克思、荷尔德林和马拉美的研究专家，曾于1962—1973年在索邦大学任教，2010年2月4日在巴黎逝世。

机器、工业和技术文明

马克思所攻讦的这个颠倒的、反常的世界不仅受到劳动分工、资本和货币的支配，而且在其中机器、工业和整个技术文明的统治使人类的经济异化和社会异化达到极点。人作为自然和技术的产物，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为满足其自然的、迫切的需要而从事的活动——而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因此，使人成为人、使人同大写的自然相对立并从中攫取他的财物的东西，就是工具。马克思赞同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出的关于人的美国式的动物－技术－学的定义：“人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工具的制造和使用、生产手段和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人类历史生成的真正主导线索，并产生一种无限的辩证法——它同时也是由这种无限的辩证法所创造的。因为马克思在定义接下来的第二个历史状况时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

自然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新的需要和新的手段之间相互作用，但我们既不能将一切都归结为一种原初的不断发展的需要辩证法，也不能将其归结为一种生产技术进化的原始辩证法。需要决定着使其获得满足的手段，而便利的生产资料又会产生（生产）新的需要。当然，这两种现实活动是相互的，但它难道不是基于一种二元论吗？ 一方面是自然需要，另一方面是技术。这里还尚未实现一种统一的基础，因为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技术的发展过程，而不是探寻最终的历史－人类学基础。他的出发点是人与大写的自然的原初关系。人与（历史化了的）大写的自然之间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是一种斗争关系，人的自然史就是这种斗争的产物。人制造工具，而人的历史是通过斗争的武器的发展而被“塑造”的。人的历史本身也在其生成过程中锻造了决定其生成的武器。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随时随地都在寻找人类历史发展的真正的现实动力。他全身心地投入对异化过程的探究中，最终勾勒出在未来的普遍和解中超越异化的前景。他的出发点（拥有一定的肉体组织、为了生产自己的生命而借助工具社会地同自然作斗争的个人）旨在摆脱任何形而上学的束缚。他总是能够看到历史（人类史）中的人的本性的展现，而从未假设一种作为人的历史本性的起源的“自然状态”。原始人对自身几乎不感兴趣。他知道每个时代都会创造自己的民族学，“产生自己的原始人”。

马克思的思想在本质上是历史的，并试图在经济发展中探寻全部历史运动的方向。马克思的思想具有双重的历史性：他试图理解他的历史（和大写的历史）中的每一种现象，同时他又特别关注历史的当下——当下的历史情境。因为正是过去创造了现在，而现在为未来做好准备。因此，过去－现在－未来在历史时间的维度上是相互联系的。

历史时间迫使社会主义预言家迅速行动，避免在历史研究上浪费太多时间。当前的异化状态亟待治疗。因此，他的主要批判对象是资本主义的机械化所造成的异化。

只要人们主要地使用自然的生产手段，比如水，他们就仍然屈从于自然，但文明所创造的生产资料（生产资料随即又将文明改造为一种技术文明）能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对抗自然。然而，人们在剥削自然的同时自身也遭受着其他人的剥削。因此，他们仍然从属于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东西。生产手段的发展必然导致机器的发明和发展，因为以机器为前提的劳动被证明是最适于发展的。

机器是迄今为止生产手段的持续而逐步的改良和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人类漫长的历史生成之路经历了从制造和使用最初极其粗陋的工具到掌握强有力的、高度完善的机器的过程。在某种程度上，机器是—切工具的综合：机器包含着工具，并将工具以析分的方式产生的东西综合地生产出来。然而，人们在自己的劳动中并通过这种劳动仍然不断地发生异化。这种异化在机器时代达到完成，生产机器的人们现在发现自己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庞大的机器和机构中的一颗齿轮。当面对非人的异化的机器时，曾经赞美生产力发展的马克思便由实证主义转向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虽然机器对人类社会发展是必要的，但也会压榨人。然而，机器不是简单地作为机器来压榨人，而是通过劳动者和机器的关系来压迫人。

这种把人束缚在机器上的非人的关系恰恰构成了人的机械本质。今天，马克思注意到，机器适应人的弱点是为了将羸弱的人吸纳进机器之中。于是，人就变成了机器的奴隶，正如人也是分工、私有财产、资本、货币、工业以及整个技术文明的奴隶一样。劳动分工的不断发展、机械的机器般的劳动的持续简化把儿童转化为工人、把工人转变为儿童。生产力的发展——它导致资本主义机器的统治——并没有使工人变得成熟，而是使工人变得幼稚和羸弱。历史的车轮碾压着那些推动它的人们。

现实的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因为它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并不断创造出新的需要——通过它们的节奏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节奏。这些生产力的运动节律失常，特别是在复杂的机械化层面，将会变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的节律失常。的确，大写的经济并不等同于整个大写的社会。但是，经济构成了社会运行和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有时似乎是把生产关系的总和（显然，它不只是纯粹的经济）和社会总体“视为同一的”，从而把“部分”与“整体”看作一致的。如果把它定义得过于狭隘，经济运动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但如果把它定义得过于宽泛，它最终就会囊括一切。由于他试图突出经济运动的重要性和广泛性，因此，马克思较多地牺牲了第二种倾向。当马克思对一切使人异化的急剧变化的经济现实进行具体批判时，他也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抨击，而没有将“经济的罪恶”与“社会的罪恶”区分开来。但是，作为自发异化的劳动者的生产力，转变为商品的劳动，将工人的存在和社会的存在割裂开来的劳动分工，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私有财产，统治着个人和无产阶级的资本、货币和机器，自发的各个社会阶级，所有这些外化和异化的力量都是经济的，还是主要是经济的，抑或在整体上是社会的？只有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辩证法才会引导人类走向资本主义、机械化、工业主义和技术主义的阶段吗？生产力的发展不也是一种产物， —种超越经济的严密框架和生产关系之总和的东西吗？

对于“是什么促使机械化和工业主义的巨大发展——这种情势只描述了全部人类历史的几个世纪的特征——成为可能”这一问题，马克思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他认为，人的存在取决于物质生产条件，人类就是他们本身实际上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因此，人们无法超越他们的现实表现，甚至经济表现，人们必须同消费品的有形的生产材料密切联系。“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对此，我们在其他地方可以读到更有力的表述：“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工业是最完善的劳动形式。这个庞大的生产机构允许人在有效对抗自然中确立自身。城乡的决定性分离导致生产与商业的分离，这又反过来推动了制造业的发展。商业、航海和制造业的扩大加速了流动资本的积累，并催生了大工业。正是大工业完成了城市对乡村的胜利，产生出大量的生产力，使竞争普遍化，建立起交往手段和世界市场，实现对商业的控制，将一切资本都转化为工业资本，导致金融体系的发展和资本的集聚。现代世界的女神“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

因此，工业主义的系统化和自动化消解了每一种自然关系，并将人们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活中的“本性”贬低到一无是处。机械化、工业化和技术主义无疑构成了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征服，构成了全部征服的核心。然而，它们致使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明达到一种完成的不宜居住的形式。所有这些征服也加强和扩展了异化的悲剧，把人的实践活动的外在性和人的存在的外化推向它们的最终结果。在工业将历史转化为普遍历史的同时，一切似乎都变为陌生的、外在的、敌对的和异化的。赋予人以生命的自然似乎已经被决定性地击败了，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征服的人们才应该投入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资本家和工业家的伟大战斗中。而这场战斗应该建立在这样一种矛盾之上，即工业生产力的巨大的片面发展和私有财产的结构之间的矛盾。

作为浪漫主义者的马克思在工业化和去自然化的过程中所看到的“痛惜”之事正是作为实证主义者的马克思所欣赏的东西。工业制度给所有文明打上了积极的印记。工业已经使经济生活普遍化，并使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统一起来，这是以前的统治秩序，比如野蛮的、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统治秩序所无法实现的。将一个经济的历史的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区别开来的不是它生产或制造的东西，而是它生产或制造的方式。因此，工业时代的生产资料规定了整个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技术时代。技术的生成构成了通向工业机械化的不断前进的运动，而人们曾经用来满足自身需要的简单工具在文明时代的过程中已经转变为现代技术。然而，尽管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技术注定会根据自身的性质（自然的和反自然的性质）而融入自然、利用自然，但技术还没有实现它的命运。技术文明已经使生活和劳动变得令人不堪忍受技术文明已经将人类活动的作用贬低为自由工人的角色，即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那些拥有生产资料并将其作为私有财产的人。技术将生产和劳动与财产的组织形式之间的矛盾推到极端。因此，技术使社会生活的基础变得越来越广阔，同时也使那些决定生产关系的封闭循环越来越狭窄。在这一过程中，技术文明阻碍了生产力的全面和谐发展，同时扼杀了工业劳动者和工业本身的真正创造性的社会的可能性。生命、城市和人的技巧活动和工业活动在异化的技术文明构架中不再获得确证。马克思经常伤感地怀念过去，总是对现在充满恐惧和满怀希望地展望未来。于是，他从一般层面上对工业机械化和技术文明如是写道：“（大工业）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还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 （马克思甚至谈到了自然形成的城市）。”

这些技术的和技术化的、已经异化的和正在异化的人的生命和城市构成了进步这枚硬币的反面。人们不再享受他们的劳动产品，因为工人只能得到维持他的物质生活和继续出卖他的劳动力所必需的东西。那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们把他们的产品作为诱饵，通过创造和唤醒人们的需要和欲望——往往是人为的需要和欲望——来搜取别人的金钱，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真正的需要远没有得到真正的满足，大量的人为需要是被人为制造和人为满足的。“这种异化也部分地表现在：一方面出现的需要的精致化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却在另一方面造成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彻底的、粗陋的、抽象的简单化。”一切事物都已变成粗陋的、一致的、无意识的和机械的。量的统治、抽象的量的统治将人类的大地扩展和改造成文明的沙漠。但是，富人走进这片沙漠的方式同穷人是不一样的。“生产对富人所具有的意义，明显地表现在生产对穷人所具有的意义中；对于上层来说总是表现得讲究、隐蔽、含糊，是表象，而对于下层来说则表现得粗陋、明白、坦率，是本质。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利来源。”

因此，工业文明和技术文明是从需要和劳动的粗陋野蛮的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遭受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严酷的剥削，需要只得到粗陋的人为的满足，因而仍未得到真正的满足。这种粗陋的过度文明的野蛮行为是一种双重思辨的领域：文明的“支柱”既推测需要的精致性，也推测需要的粗陋性，一种被人为制造出来的粗陋，因此，作为享受而被提供的东西只是一种眩晕和对真正的丰富需要所做的表面而虚幻的满足。所以，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明向人们掩盖了物质世界的一切真正的财富，使需要、生产和满足需要的手段变得机械化，用人造的、异化的和技术化发展到极点的世界，用同建造它并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相疏离和敌对的世界，取代了自然的和社会的世界，真正的属人的世界。历史生成的资本主义阶段所释放出来的“文明的卑鄙的瘟疫气息”证明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这一阶段所达到的腐朽程度。那么，一切还会沿着同一方向继续发展下去吗？资本主义的技术主义使一切事物都中毒和异化，只有触及其本质的否定性才能够提供解药，使人同一种社会的属人的文明与技术相和解。

一旦技术异化被克服，技术就能在整个人类共同体的控制之下以一种非异化的方式得到充分发展。对技术生产的计划应该防止它成为剥削和混乱的根源。

资本主义社会，在使劳动一般化和为整体的技术发展奠定基础的过程中，已经准备好要废除它。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使劳动普遍化使劳动发生最大程度的异化，并建立起一种在总体的漠不关心中运作的抽象劳动的实际现实。技术劳动不再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在它的抽象的普遍性中强加于每个人。它不再同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场合，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种情况已经在美国发生，并且由于其他原因也在俄国出现了。马克思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不过，这种最现代的社会、最发达的工业化、征服性的机械化的统治和最具技术含量的文明所具有的特征在一种技术不发达的社会中也会出现吗？马克思接着说：“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例如在俄国人那里，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但是，首先，是野蛮人具有能被使用于一切的素质，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劳动的最大程度的机械化和自动化，一切现存事物和已经完成的事物向一种工业机械化的诸构成部分的转变，抽象的和自动的技术主义都已经在最现代的社会中发展到极致，并侵袭了技术不发达的国家，所有这些都将导向它们自身的否定。这种情况——把所有人都变为能够自由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的工人和对劳动方式完全漠不关心的发展——能够且必然导致所有劳动者的解放，超越传统劳动和现代劳动。但是，劳动者的解放是同生产力的解放相一致的，因为资本主义技术不仅是正在异化着的，而且是已经自我异化了的。

注｜本文选自《马克思：技术思想家》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