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科斯塔斯·阿克塞洛斯（Kostas Axelos，1924-2010），法国希腊裔哲学家、翻译家和学术活动家。20世纪后半叶“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或“海德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开放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之一。他是赫拉克利特、马克思、荷尔德林和马拉美的研究专家，曾于1962—1973年在索邦大学任教，2010年2月4日在巴黎逝世。

两性关系和家庭

人是一种类存在物，他按照自己的本性反抗大写的自然，以便满足自身的需要。他在改造他的对立物的过程中也改造了自身。因此，“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每一种积极的满足都会带来新的需要，而新的需要又反过来寻求新的满足，如此循环往复。因此，人的生活——由于人的本质是共同的，因此准确地说应该是人类的生活——就是对人类的既有之物和现存状态的永恒的实现与超越。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是如何把握历史的三个原初条件中的前两个。第一个历史条件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第二个历史条件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使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全部历史的这两个条件和前提共同构成“第一个历史活动”，而与前两者相联系的“第三个”前提是作为第三种关系的自然－社会关系。但是，人们必须把这三个“因素”看作一个整体。马克思指出：“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接着，马克思明确阐述了这三个历史条件的相互联系：“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明白，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以来，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因此，人类史——它既是自然的又是社会的——和产生它的各种条件与关系蕴含着一种双重的生产：通过劳动进行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和通过生殖进行的人的生命的生产。生产工具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再生产的器官。因此，人们是借助自然纽带和社会纽带将人与人、人与大写的自然联系起来的。

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承认存在一种二元性的力量推动着人的历史本性的发展。一方面是饥饿，另一方面是爱的情况并不存在。性的力量也不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生殖，即人的再生产，是历史生成的必要条件，但它仍然首先是——尽管不是唯一的——一种自然功能。历史（它不只是一种演化）的生成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生产力的使用、创造和发展，这种生产力决定着普遍性的人与人的关系和特殊性的两性关系的人的内容和形式。人从一开始就是历史存在物，因而不只是自然存在物。因此，两性关系和家庭关系的发展是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制约的。

正如人的生产劳动的分工将资产者和压迫者同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上，人的生殖“劳动”及其所处的关系也将相互分离的主人和奴隶嵌入家庭之中。马克思甚至认为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 。似乎从一开始就存在一种两性斗争，而且这种两性斗争一直延续到我们的现时代，并同阶级斗争相适应，由阶级斗争所决定。由于两种相互吸引的“对立物”即男性和女性的相遇以及他们的极端差异的结合，于是，人类诞生了。人类是对立物的对立统一的产物。然而，人类不单是诞生于大写的自然，也诞生于生活在一个大写的社会中的两种人。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就是劳动分工和人对人的剥削。“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

而且，私有财产的不断发展制约着家庭生活的诸形式的发展。私有财产和分工使共同体中的家庭变得孤立起来，使之成为一种私人的现实而非共同体的现实。私有财产的运动直接决定了一种分离的国民经济。市民社会和国家以家庭为前提和基础。由于私有财产关系将虚假共同体及其成员同自然的对象世界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将前者同后者在异化中联系起来，因此，婚姻看起来就是“一种排他性的私有财产的形式”。私有财产、婚姻和家庭是资产阶级的统治得以确立的实践基础。（资产阶级）家庭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经验问题，即经济问题。而家庭的真正主体是财富状况。促使人们结婚的通常是厌倦无聊和金钱利益的结合，而不是家庭的自主有效性。因此，尽管家庭的解体实际上已经发生，现实的分裂行动变得越来越普遍，但是，这一制度仍然会存续下去，因为家庭同市民社会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联系使它的存在成为必要的。而且，家庭的解体已经由英法社会主义者们和法国小说家们在理论上宣告了。甚至德国哲学家们也已经注意到这一点，马克思更是予以讽刺。现在，家庭的解体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实际发生的现实的解体，因为资产阶级本身就是这一解体的主角；二是必要的解体，也就是说，对于这一情势的有意识的认知和通过去异化的无产阶级运动对家庭及其资产阶级形式的废除。

家庭在理论上能够继续存在且仍然相对完整，正是因为它在实践上是资产阶级确立其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一。由于资产阶级在本质上是虚伪的，因此，资产阶级并没有严格遵守这种制度，但这种制度却被普遍地保留下来。在个人层面上，婚姻和家庭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被否定的；但在社会层面上，它们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被保留下来。异化存在的无聊和空虚、金钱利益、对婚姻和家庭的理论批判以及它们的实际分解是家庭和婚姻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绝不会导致——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框架中——有效的解体和超越。资产阶级存在的普遍伪善将两性关系的物化（和非人化）的肮脏存在提升为一个神圣的世界。这种建立在直接的经验条件之上的伪善找到了逃生路线和紧急出口，尤其是在通奸和卖淫方面。

然而，就男人把女人当作满足快感肉欲的俘虏和婢女而言，他表现出了他的无限堕落和异化。在婚外两性关系中，特别是在卖淫中，这种人的真正社会本性的异化以更加无耻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卖淫建立在一种商业关系之上，而这种商业关系使卖淫者比嫖娼者更加异化了的和异化着的。因此，货币——它拥有通过购买而占有任何事物的权力——也能买到“爱”。作为普遍的娼妓、人类需要的普遍中介，货币混淆、颠倒和调换了普遍的共同的人类的一切自然属性。货币能“迫使仇敌互相亲吻”。

相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等等。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如果你在恋爱，但没有引起对方的爱，也就是说，如果你的爱作为爱没有使对方产生相应的爱，如果你作为恋爱者通过你的生命表现[不是以异化和外化的形式]没有使你成为被爱的人，那么你的爱就是无力的，就是不幸 [这种不幸内在于人类的境况中，而不再内在于社会制度中] 。”为了能够废除两性关系的异化，（资产阶级的）婚姻以及所有制约、从屈和伴随它的东西都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上加以改变。因为家庭只是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并受到它的一般规律的影响。因此，消灭私有制和单个分开的经济生活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在马克思看来，积极有效地废除私有财产就意味着占有真正的人的生活（总体性的类生活）和彻底废除一切异化。由此，家庭成员才能复归人的存在，即不可分割的个人的和共同体的存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私有财产的废除和消灭，而不在于私有财产的普遍化和扩展。因此，消灭婚姻绝不意味着规定女性的公共地位，好像她们应该成为共同财产，就像每一种“相当粗陋的毫无思想的共产主义”所设定的目标那样。马克思批判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对人的个性的否定，并将人的个性嵌入一种同人的真正本质相对立的平均化过程之中。克服人在性爱方面的异化，将促使人向“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

马克思的确说过“肉体的最高功能是生殖活动”，但马克思绝没有将人的生殖活动看作一种纯粹的动物功能。真正的性爱不能被简化为精液分泌这种肉体行为。马克思揭示了合乎人性的生殖活动在私有财产的令人窒息的统治下所遭受的异化、扭曲和压抑。马克思远不想通过将私有财产普遍化而使特殊的东西普遍化，而是想用具体的东西来反映普遍的东西。因此，他指出：“把妇女当作共同淫欲的虏获物和婢女来对待，这表现了人在对待自身方面的无限的退化，因为这种关系的秘密（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Geheimnis[秘密]”一词）在男人对妇女的关系上，以及在对直接的、自然的类关系的理解方式上，都毫不含糊地、确凿无疑地、明显地、露骨地表现出来。人对人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人对妇女的关系。在这种自然的类关系中，人对大写的自然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人的关系，正像人对人的关系直接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就是他自己的自然的规定。因此，这种关系通过感性的形式，作为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表现出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或者自然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具有的人的本质。因此，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自己来说成为并把自身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人对妇女的关系是人对人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是合乎人性的，或者，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人来说成为自然的本质，他的人的本性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自然。这种关系还表明，人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合乎人性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最具有个体性的定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

马克思——他曾给从青年时代就陷入热恋，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忠实伴侣和孩子的母亲的女孩写过情书和诗歌——从未把真正的亦即合乎人性的性欲与爱情（激情之爱）分离开来，就像他从未在更一般的层面上将自然与人、人与人类、个人与社会、主体性和客体性分离开来一样。他反对那些试图削弱爱情之情欲力量的人们，同时也批判那些批判的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和思辨的非人性的唯心主义者。“爱情是一种情欲，而对认识的宁静说来，再没有比情欲更危险的东西了……绝对的主观性、纯粹的活动、‘纯’批判怎么能不把爱情看作令人讨厌的东西，看作撒旦的现身呢！因为爱情第一次真正地教人相信自己身外的物质世界（实物世界），它不仅把人变成对象，甚至把对象变成了人！ ”

实际上，爱情的情欲是爱情的“内在的、隐藏在脑子里面的、而且是可以感触得到的客体”，它的发展是无法被先验地建构的，因为这是一种从一开始就发生在影响着具体的个人的感性世界中的现实的物质的发展。正因如此，便没有关于爱情的理论的思辨的建构。爱情－情欲的内在发展，即它的起源和目的，似乎无法被辩证地加以研究，也不能为其制定计划。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任何可能妨碍爱情绽放和人的性欲获得充分而丰富的展现的东西都应该通过废除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来实现去异化，从而把“它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当作一个完全开放的问题。马克思暗示道，一旦资产阶级婚姻和家庭被废除，男人和女人将会自由而平等地结为夫妻。女人将不再是一种娱乐或（再）生产的工具，孩子将主要由共同体来养育。女人将不再依附于男人，夫妻将不再倚赖经济形势和国内形势，孩子将不再依赖他们的父母。但是，需要重申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女人会成为一种共有之物和普遍欲望的社会化——这是粗陋的共产主义所希冀的而资产阶级所害怕的东西。在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之后，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做了更多阐释：“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须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这里，马克思对两性关系、爱情、婚姻和家庭的分析和拒斥再一次比对它们的肯定和治疗更加有力。它始终是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马克思的根本思想——出发的：人们创造自己的生活，并彼此互相生产，因此，有人可能会说，人类既是生产者又是产品。在这个生产、再生产和多产的过程中，人们始终紧紧抓住一种历史性的自然，因此，人类史恰恰也是自然的。在人类的生成过程中，人类的存在和行为变为去自然化的、非人化的、异化了的和异化着的，因而使人类发生异化、非人化和去自然化。任何事物在这个进步的普遍化的演进过程中都变得死板、僵化和物化。劳动和爱情遭受了同样的命运。重要的是，马克思将性欲与技术联系起来，甚至将（生殖的）性行为看作劳动分工的首要表现。因此，技术的发展构成了整个人的自然史（亦即反自然的历史）的秘密，同时也阐明了爱情的生成。技术在越来越远离大写的自然以便更好地驾驭自然的同时，也使人越来越远离人自身的本性。无疑，技术在本质上就是反自然的，但是在人类史即异化史的进程中，技术甚至丧失了同它的对立物之间的联系：它变为自主的，并使全部生命都变得空虚。

因为技术同交换和商业都建立在同一基础之上，这同在两性关系中能够看到的那种商业形式是一致的。这种关系始终是一种商业关系，但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商业化的异化特征主要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变得昭然若揭。因此，马克思也试图弄清楚爱情的本质——这种本质在历史上还从未得到实现，它只有在废除一切异化的根源即私有财产之后才能实现——，考察资产阶级时代中爱情和家庭的现实。无论这种现实是异化了的，还是正在异化着的。因此，马克思一方面赞美爱情，即肉体之爱、激情之爱、精神之爱，“因而”总体之爱；另一方面，他描述了爱所具有的一切异化形式。然而，爱情从一开始就涉及分工和生产，因为性行为就依赖于一种分工形式。于是，有人就会问，爱情在废除社会分工之后将会得到充分展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在两性关系没有同爱情分开来的情况下，马克思真的把握到所谓爱情的意义了吗？如果他没有看到基督教对于个人的爱情的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那么，在一种非基督教的、绝对无神论的世界——这个世界将使个人普遍化——中，个人的爱情的自由展露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呢？继资本主义之后的人类社会将超越阶级斗争和性别斗争：男人和女人将变得平等。但是，这个社会也会废除私有财产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个体化形式。但是，我们需要追问，被普遍化了的爱情还是爱情吗？一旦人类不再是“生产者”和“劳动者”，那么，他或她在何种程度上还是再生产（生殖）者，甚至是爱人呢？他或她将会把什么东西作为“爱情”的“对象”呢？作为人类的去异化事业所必然经历的一步，在彻底废除一切分工之后，爱情和性行为（分工的原初形式）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在一种新的技术的和经济的生产方式中，我们会看到一种与之相应的新的再生产（生殖）方式吗？

马克思关于性欲和爱情（尽管他没有将两者等同起来，但也没有将它们分离开来）、婚姻和家庭及其子女的全部思想都是根据“人是制造工具和自我再生产（生殖）的动物”这一观念。通过将这种全面的总体的“类的”观念作为他的思想基础，马克思探究了现实中的人所经历的各种异化，并以救赎作为目标。然而，马克思在这样做的时候仍然依赖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既是马克思的剖析对象，也为他提供了以“超越”为目标的战斗武器。因此，他将全部批判扩展到过去两个世纪中有关爱情和家庭制度的各种社会形式中。他自己提到使家庭的基础发生动摇的十八世纪的批判和法国大革命。马克思继续推进了这一批判，使之激进化，将其推向最终结果，并使现代性的激进主义普遍化：障碍必将被消除，以便人类完全实现自身，人类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能够完全对象化，而无须任何形而上学的超越。所以，马克思的目标首先是废除资产阶级的家庭和婚姻，以便爱情能够在它作为爱情的普遍性中展现自身，“把人变成对象，把对象变成人”。在这个大写的主体和大写的客体构成的世界即现代世界中，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资产阶级形式是否定的，但这一过程的更深层趋势仍然是相同的：人类主体必须掌握一切事物，使其普遍化，使其自身同客体相一致。但是，在反对粗陋的机械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只是使私有财产普遍化，而不是彻底超越它——的过程中，马克思能够真正抛弃那种思想，提供一种能够建立一种新型联结方式的两性关系和爱情关系的视域吗？因为即使他拒斥有关妇女共同体的观点，他自己关于两性关系的去异化和去物化的“观点”仍然是以一种使现存事物普遍化的思想为轴心的。马克思的确避免了一种虚假的共产主义，但仍然没有成功从他所否定的对象中完全摆脱出来。结果就是，他否定了正在瓦解的东西即婚姻和家庭，而使贯穿于异化的一个构成要素，亦即对于客体的爱情－情欲普遍化了。马克思在他对爱情的全部赞美上蒙了一层阴影，而这种爱情似乎无法驱散它。

注｜本文选自《马克思：技术思想家》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