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开“现实抽象”之谜？——论莫里斯·戈德利耶对《资本论》方法的阐释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作者简介

周满，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法国理论家莫里斯·戈德利耶在其理论生涯早期，阐释了《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并将之细分为“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在此基础上，戈德利耶形成了对社会关系结构功能及社会历史制度变迁的独到见解，并借用“无意识结构”概念强调了“现实抽象”在揭示社会生产关系结构及功能性构序中的作用。尽管戈德利耶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他对《资本论》的理论叙述逻辑的把握是准确的。此外，他对“社会无意识结构”和社会历史制度变迁机制的独到见解，也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关系的“现实抽象”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

法国学者莫里斯·戈德利耶，被盛誉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奠基人”，是一位有着深厚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的学者。《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Rationalité et Irrationalité en économie）是他在正式投身人类学研究之前的理论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分析了《资本论》的研究对象和体系结构，具体阐释了《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进一步将之具体划分为“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两种方法。在戈德利耶看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理论家在构建科学的社会理论时必须采取的方法。通过这一科学理性的认识论方法，我们得以深刻理解社会关系结构及其运作的深层逻辑，并揭示社会历史制度变迁背后隐藏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关系中固有的无意识性质”。关于这一“无意识性质”，戈德利耶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结构”概念，在《资本论》中，指的是资本这一“现实抽象”。

一、“抽象”和“假设—演绎法”

戈德利耶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构建的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体系的科学理论，而《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体系这一“由历史规定的经济结构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有机整体在《资本论》中具有抽象现实性，是一个现实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在思维中的反映，“是一系列具体的实践关系……组织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方式”，是时时刻刻在历史运动中的具体现实。戈德利耶指出，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质时，借助了古典经济学确立的经济范畴，“它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一个‘理想的对象’，是反思意识的产物，这种意识创造了它”。经济范畴，如价格、工资、利润、地租等，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日常生活实践的那些可计量的经济事实中观察得来的，但古典经济学家无法揭示隐藏在经济事实背后的社会关系，因为经济事实表面的关系遮蔽了真正决定着社会经济体系本质的关系。

在戈德利耶看来，《资本论》的方法是“按照一定顺序组织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方法，这种顺序使得《资本论》成为资本主义理论的阐释”。尽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体系时采用了概念化的经济范畴，但他既不像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停留在经验事实层面，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卖弄抽象思辨的把戏，颠倒了思维抽象和现实的关系。“马克思的方法运用概念，分析范畴，但它并非其所阐述的概念的理论，也不是‘概念的逻辑’。它是现实的逻辑，换句话说，它关注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所指向的对象。”因此，虽然马克思在构建资本主义理论时，不可避免地使用了概念化的经济范畴，但由于马克思始终解释的是历史规定中的具体现实，并深入到经验现实表象的背后挖掘现实的抽象关系，所以“对于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即商品生产的生产关系来说，这些范畴是有社会效力的、因而是客观的思维形式”。

科学合理地运用概念范畴来构建科学理论体系，除了始终牢记概念范畴的现实根基，还要合理地安排这些概念范畴在理论阐述中的顺序，“这种顺序反映了体系的内容及其内部组织方式，即体系的规律。这些范畴的顺序‘再现了’被分析的经济体系的实际顺序。”这种顺序体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叙述方法。对于戈德利耶来说，只有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我们才能在理论上揭示所探讨的客观现实本质。他强调自己是站在认识论的立场分析《资本论》的方法，“分析的是政治经济学科中科学理性认识所采用的程序和抽象工具”。戈德利耶把这一“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具体划分为“假设—演绎法”和“辩证法”两种方法。他在具体分析《资本论》方法的过程中，不仅回答了《资本论》为何要以“商品”为叙述起点，也回答了《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安排问题。通过对“抽象”的分析，戈德利耶还发现了社会关系结构隐藏的无意识结构，帮助他深入社会关系结构并揭示社会历史变迁的动力和机制。

《资本论》方法在阐释理论时所借助的各概念范畴是抽象的，因此理论对现实的阐释是在抽象的思维领域进行的。沿着戈德利耶的分析思路，我们试着具体谈谈“假设—演绎法”的抽象性和现实性是如何体现的。

“假设—演绎法”的抽象性首先体现在抽象的假设上。通常而言，经济分析使用的前提假设要么是理论家通过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总结归纳出的，要么是理论家为顺利构建理论模型而主观预设的。无论是通过经验归纳还是通过理性预设的方式，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似乎从一开始就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出理性抽象的特征。在戈德利耶看来，科学理论的假设在思维把握现实的叙述过程中是有必要的，它确保了理论的科学性、严密性。因此，戈德利耶认为《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分析是通过“理想化的假设”进行的。他具体划分了三种类型的假设，第一种是简化的总体性假设，这一假设预先规定了《资本论》理论分析的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戈德利耶认为，马克思“不是在研究某个特定国家或特定时代的资本主义，而是在探讨那些赋予资本主义以明确经济‘体系’特征、使其具有典型的统一性和同一性的经济关系的本质”。可以发现，戈德利耶并不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分析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实。哪怕两个国家同为资本主义国家，各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程度不同，呈现出来的具体社会关系结构也有可能不同。虽然这一假设并不保证理论分析的经济关系结构能够完全符合社会经济现实的关系，但是戈德利耶认为，“通过设定假设，思维能够构建出经济结构的纯粹理论，并把握其本质：即形成对这些经济结构的概念性理解”。

至于第二种假设，戈德利耶并没有详细展开分析，这种假设具有普遍性，但并不具有第一种假设的整体性，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提出的简单再生产假设。在戈德利耶看来，尽管“简单再生产”假设只是表现为一个抽象，甚至在历史上并不存在，但是为了分析与资本主义体系相适应的再生产模式——扩大再生产，这一假设在构建理论时是有操作的必要性的。或许对戈德利耶来说，第三种假设更能体现他对《资本论》方法阐释的特色。在他看来，第三种假设虽然相比前两种假设，在应用范围上相对狭窄，但却是《资本论》最常见的假设。“这类假设涉及对经济结构间的某些功能关系进行研究，这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进而调整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每个这样的假设都关系到一个或多个变量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可以是连续发生的，也可以是同时发生的。”由于第三种假设涉及数学计算，因此他强调，这要求概念关系到的现实结构必须是可量化的。

其次，“假设—演绎法”的抽象性还体现在演绎推演的过程中。在简化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在抽象思维领域，运用抽象概念进行理性的演绎推演。在戈德利耶这里，存在两种演绎推演过程，其一是对经济体系结构可能性的推演，其二是与《资本论》总体结构相关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绎。第一种演绎推演和第三种假设有关，通过这种演绎推演，我们可以把握经济体系的规律，理解经济体系结构内那些有可能发生功能变化的关系是如何变化的。我们总是会推演出结构运行的多种可能，而“现实总会‘实现’一种特定的运行情况，这种运行情况会‘表现’为系统可能性之一的实现”。戈德利耶在此提醒我们警惕一种理论思维会产生的思辨幻觉，尽管他在这里说现实总会实现思维推演的一种可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思维能够推导出现实。换言之，现实并不是由理论思维确立起来的。经济结构的“可能性是基本经济结构可变组合的结果，而这些基本经济结构本身的必然性是预先定义的”。在经济结构范畴构建起来时，结构的必然性就确定了，因此，戈德利耶说，“结构上的‘可能性’取决于结构上的‘必然性’。”通过结构必然性和可能性之间的关系，戈德利耶似乎弥合了认识社会历史现实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理论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思维结构，一个必然性和可能性的混合体，使我们能够从必然性和偶然性两个方面来描绘现实。”戈德利耶指出：“从认识论的视角来看，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思维将经验中的现实转化为‘实现的可能性’。”当我们从这一抽象思维结构去分析社会现实时，我们会穿越社会现实繁杂而瞬息万变的经验表象，直达社会现实深处的抽象本质结构。

最后，我们可以简单谈谈“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演绎是如何体现在《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安排上的了。对于戈德利耶来说，《资本论》三卷结构的安排顺序体现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是《资本论》总体结构的秘密。《资本论》的结构安排顺序“是基于从剩余价值‘推导’出某些范畴的。剩余价值作为无形的起点，是企业利润、利息、地租等有形范畴的起源……因此，为了理解利润的本质，必须通过剩余价值入手，从而从抽象出发，重新发现具体”。戈德利耶指出，《资本论》第一卷分析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形成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最抽象的，也是最本质的。可以说，《资本论》第一卷是最抽象的，从经济上最简单又最抽象的“商品”开始分析，与之相关的简单而抽象的社会关系——买卖关系，逐步揭示资本诞生的秘密。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基础上，《资本论》第二卷讨论的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形成了资本积累理论。最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分析的是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分析了剩余价值在经济现实中的具体形式，即利润、利息、地租等形式。因此，《资本论》三卷的结构安排顺序体现了从抽象向具体现实的总体推进。

最后，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戈德利耶的理论阐释语境下，《资本论》的研究对象体现为一个现实抽象的有机功能结构，《资本论》的方法呈现思维抽象的特征。但是，基于戈德利耶反复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假设是全部社会科学工作必要的理性基础，我们需要同时从抽象性和现实性两方面来理解他对社会关系结构以及《资本论》方法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哲学假设的基础意义：第一，不能抽象地理解经济范畴的含义，而是要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出发来理解那些构建理论的经济范畴，即“关注的不是概念本身，而是概念所指向的对象”。第二，结合社会体系内部的无意识结构来看，这一无意识结构决定了结构之间是否相容，若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某一结构与这一无意识结构产生的对抗性矛盾达到不可调和的程度，那么，资本主义体系结构的暂时稳定性就会被打破，社会制度就会发生变迁。换言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结构是有其历史边界的。第三，深入分析“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具体叙述过程，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叙述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从客观现实出发的，不存在全然抽象、脱离客观现实的环节。

二、辩证分析商品交换的现实抽象

前面我们提到，《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而戈德利耶认为剩余价值是无形的起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其他有形经济范畴都是它的具体派生形式。可为什么《资本论》的实际叙述起点，是“商品”呢？

在戈德利耶这里，剩余价值虽然是理论的“逻辑”起点，却并非理论叙述的真正起点。他指出：“正是对‘商品’这一范畴的分析，才使得我们能够理解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统一性和内在意义。”我们认为，是发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现实抽象使“商品”成为经济上最简单又最抽象之物，它承载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生产商品的全部社会活动的可理解性。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析使用价值无法把握商品生产过程的特征，我们只能从交换价值入手。进入商品交换的商品是无所谓质的差别的，只需要在量上进行衡量就可以，“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为了商品交换的顺利进行，不管商品在质的方面有何差别，都必须有可以衡量交换的共同之处。只有抽象的社会劳动能够在量上衡量交换双方的商品，因此，一定数量的商品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一定数量的劳动之间的交换。这时我们发现，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的质的物质内容被抽象掉了，只剩下量的劳动，形成了一种客观抽象的价值关系。

随着商品交换扩大，我们需要一个媒介来衡量不同商品之间的价值关系，于是，货币这一衡量商品价值关系的物性中介便历史地出现了。货币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独占权”。这时，我们发现，充当货币的物在商品交换中成为客观抽象的价值关系的经济实物。它既在自然界中作为客观的物存在，又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表征了抽象的价值关系，成为一种经济物相化的事物。沿着商品交换的逻辑继续分析，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可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产生价值的物都会变成商品，甚至连商品生产者本身也是商品，其劳动力成为商品构成了货币实现增殖，进阶成为资本的秘密所在。戈德利耶指出：“为了理解资本的结构及资本的特殊本质，我们必须认识到资本是货币的一种特殊形式，并认识到后者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种发达形式。”通过对比货币在流通中的两种运动形式，即 C—M—C 和 M—C—M（C = 商品，M = 货币），戈德利耶指出价值理论是资本理论的基础假设，在认识论层面上是首先被分析的，能够使我们“把握作为系统存在的资本主义结构的功能统一性和平衡性”。

对戈德利耶而言，货币向资本的转化是理论上勾连起从商品到剩余价值再到地租等剩余价值分配形式的重要环节，“正是这一环节确保了理论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如前所述，货币本质上是一种商品，简单分析与货币相关的两种运动形式，即 C—M—C 和 M—C—M。可以发现，货币在 C—M—C 的运动中是作为物性中介参与了简单商品流通，此时的货币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它被用来衡量商品的价值，对于货币的支出方面而言，这部分货币最终被花费掉了。而在 M—C—M 的运动中，货币的支出者在把货币投入流通的那一刻就预备着收回这部分货币，甚至是收回更多的货币。因此，M—C—M 要实现“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起初投入的货币”，那么，M—C—M 的完整形式应该是 M—C—M'，其中 M' = M + △M（△M 是剩余价值）。在这一运动中，货币不仅没有被花费掉，还实现了价值增殖，因此货币是作为资本参与流通的。戈德利耶把公式 M—M' 称为一切资本的通用公式，也就是说，只有实现价值增殖的货币才是资本。但是，让货币实现增殖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在流通中产生的，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因此，在剩余价值的形成上，必然有某种在流通中看不到的情况发生在流通的背后”。

货币是无法自主增殖的，劳动力商品的历史出现才是货币成为资本的隐秘。工人在生产中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地占有了，才形成了剩余价值，钱生钱的背后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只不过这种剥削是隐秘地发生的，被看似公平的雇佣劳动交易遮蔽了。资本的通用公式 M—M' 表明，作为资本的货币在流通中的唯一目的就是实现价值增殖，这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底层逻辑。当为价值而生产成为唯一目的时，抽象的资本关系就拥有了统治商品经济社会的力量，这便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所指认的“抽象成为统治”的现象。因此，M—M' 表面看起来似乎是流通中的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但背后实际上是生产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资本是这两种人之间的关系，一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二是没有生产资料但拥有特殊的商品——劳动力——的人。”在戈德利耶看来，这一关系不仅是经济的关系，而且是社会的关系。在经济过程中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关系，其背后是人与人在社会上承担的功能角色之间的关系。处于一定社会中的人总会担任一定的社会角色，这是由人在不同社会关系场域中承担的社会功能决定的。社会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是抽象的人的关系，他们的关系一定是在历史中的、社会规定中的关系。这时，我们发现货币身上真是迷雾重重。作为特殊的商品，货币在商品交换中表征了由抽象劳动生成的客观抽象的价值关系；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其背后更是隐藏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即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关系。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戈德利耶会说“商品”这一范畴承载了资本主义体系的可理解性了。对戈德利耶来说，“商品→货币→资本”的辩证分析向我们揭示了《资本论》的理论构序逻辑，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表明了资本主义体系是按商品生产—市场交换的功能关系在历史中生成的特定社会经济结构。因此，对于代表了商品生产最发达形式的资本主义体系来说，“当商品的内在本质被揭示时，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本质就变得完全清晰了。”

最后，简要总结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的多重抽象：一是体现在商品上的抽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质被抽象掉，商品交换中被考虑的只有抽象社会劳动的量，这形成了商品交换的抽象价值关系。二是体现在特殊商品——货币上的抽象价值关系。这使货币成为社会经济体系中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的抽象实体。在这个意义上，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中劳动关系的现实抽象。三是货币作为资本时背后隐藏的抽象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这一抽象的资本关系使资本拥有了统治商品经济社会的力量。“货币主义的幻觉……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为避免在商品交换问题上陷入抽象思辨的误区，模糊理论构建与历史现实的界限，戈德利耶强调：“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并不是在阐述使人成为商品生产者的历史过程的具体起源。相反，他给我们提供的是一种理想的起源，这种理想的起源揭示了一种抽象的、普遍的关系。”因此，对于戈德利耶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商品”为起点的理论叙述为我们呈现的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为我们理解社会关系结构及其深层机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原则。

三、社会关系的“无意识结构”

通过分析资本主义体系复杂的经济关系，戈德利耶形成了对社会关系结构功能及社会历史制度变迁的独到见解。1972年，《经济的理性与非理性》英文版由布莱恩·皮尔斯（Brian Pearce）翻译出版，戈德利耶为此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中，戈德利耶结合结构人类学与功能主义的理论优势，试图通过揭示“社会无意识结构”来分析社会制度及其变迁背后的深层动力机制。虽然戈德利耶并没有详细解释“社会无意识结构”这一概念，但我们可以试着结合戈德利耶的思想理论背景来理解。戈德利耶是一位具有丰富思想理论背景的学者，在深入分析并还原其理论家面貌时，我们难免会面临众多思想理论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这要求我们进一步理清他的思想理论图谱。

戈德利耶认为，社会关系结构是一个“在功能上一体化并以此进行自我复制的整体”，“社会的无意识结构”则决定了共同构成这一整体的社会关系在功能上是否相容，规定了社会制度发展的历史界限。换言之，他试图以“社会的无意识结构”来解释组成社会关系总结构的各社会关系在系统中的功能性整合机制。他指出：“任何制度都只能在一定的界限内存在或进行自我再生产——这些界限只不过是这些无意识性质以及由它们决定的功能性相容和不相容关系的表现方式。”之所以把戈德利耶提到的“无意识”称为“社会的无意识结构”，是由于戈德利耶对“无意识”和“结构”的理解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

“无意识”这一概念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指的是人类那些非理性的本能冲动，但对列维-斯特劳斯来说，“无意识”却和隐藏在经验背后的理性形式结构有关。至于“结构”，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是经验表象背后起决定作用的模式，在他这里，“社会关系是用来建立能够显现社会结构本身的模型的原材料。”因此，在现实社会的经验表象层面无法直接观察到社会结构。结构人类学家的任务是要透过混乱的社会文化表象，揭示社会文化表象背后的“无意识结构”。列维-斯特劳斯通过“无意识结构”寻求的是人类社会文化在结构意义上的同构性，而要认识这一“无意识结构”就要建立概念化的理性模式。戈德利耶借鉴了列维-斯特劳斯的“无意识结构”，用以理解组织起社会经济生活结构性安排的社会关系要素，即寻求社会经济和制度在结构上的同构性。虽然戈德利耶深受列维-斯特劳斯的影响，但他十分清楚结构人类学面临的历史困境，他直言：“我希望通过揭示无意识的社会结构来分析经济和社会制度，但我却无法采用结构人类学的观点。因为我意识到，无论是结构主义还是功能主义，在研究制度在历史上出现和消失的条件，即形成历史概念方面，它们都没有明显的优势（尽管它们的原因各不相同）。”结构人类学把“无意识结构”视为历史的真正基础，试图以“无意识结构”为核心的逻辑—演绎模式重组现实，揭示社会文化现象的内在秩序。但是从混乱文化现象抽象出“无意识结构”，这种以“共时性研究”为主的研究方法无法面对真正的历史现实。这让戈德利耶意识到我们迫切地需要在人文科学领域发起一场理论革命，在他看来，“今日这场理论革命必须建立在彻底摒弃庸俗唯物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通过重建这些科学来进行。一旦这场理论革命得以完成，那些堆积如山的未解之谜便有望得到解答。”

莫里斯·戈德利耶于1979年在巴鲁亚。

在戈德利耶看来，处于一定历史中的社会是一个由生产关系决定的社会关系有机整合而成的生产方式总结构。这一总结构在《资本论》中具体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结构，对马克思而言，资本是统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力量，但这种统治一切的力量并不是一种物性力量。因为资本不是物，而是两个阶级之间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对于戈德利耶而言，资本关系便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无意识结构”。需要注意的是，和结构主义抽象的、不变的“无意识结构”不同，马克思在商品、货币、资本背后看到的是历史生成的社会关系。“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因此，社会生产方式总结构只是具有暂时的稳定性，其内部必然包含着结构解体的要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内在要求。戈德利耶声称要把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结合起来，构建一门“历时的结构科学”。可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戈德利耶提供的是从社会关系历史地分析社会历史及其变迁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旨在同时掌握功能、形式和存在条件的基础与理由（以及社会关系的兴起与演变，而社会关系只是作为具有客观性质的结构而存在），为科学学科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富有成效的关系提供了严格的指导。”可以说，正是对这一方法的掌握，促使戈德利耶对“经济决定论”和“经济理性”的问题有了新的理解。

后来，在多年田野调查工作的基础上，戈德利耶得出结论：“不存在真正的经济理性，问题在于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分析，如此我们便能依次分析‘结构的因果关系’，特别是不同社会结构下生产方式的因果关系，从而理解其再生产和变化的机制。”可以肯定的是，对社会关系进行结构分析确实对戈德利耶而言有着重要的认识论意义，但是后来戈德利耶对社会生产方式的理解逐渐脱离了物质生产方式的范畴。在他看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并不预设历史上已知的各种社会中真实经济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它们的生产方式并不是可以通过经验直接认知的对象，而是必须通过在那些庸俗和抽象的经济和社会概念没有介入的领域——即在政治或宗教或亲属关系的运作中——去发现它们，才能‘认识’的现实。”我们发现，戈德利耶打破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严格区分，在他这里，社会生产方式结构有可能在上层建筑结构中。社会关系的结构功能会发生变化，而结构的功能变化会引起结构在系统的位置变化，因此，经济关系结构并非固定地承担社会的基础作用。这种对社会生产方式的彻底重构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上出现的不同社会生产方式，但是我们无法忽略的是，社会生产方式对社会生活的作用要通过具体的物质生产活动实现。如若抽掉物质生产实践的中介作用，社会生产方式的作用就会变得难以理解了。而且，戈德利耶把社会视为生产方式总结构的做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在马克思这里，社会生产方式只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结合起来的结构，只是社会如何进行生产的方式，而不等同于整个社会。

基于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性及资本关系的抽象统治作用，戈德利耶需要用一个概念来指称其他社会中组织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结构，因此，他才声称要通过揭示“社会无意识结构”来分析社会经济和社会制度。不过，在对社会历史不同生产方式的分析中，戈德利耶的“无意识结构”过于依赖抽象的功能演绎逻辑，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理解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视野。因为社会现实制度的历史变革始终扎根于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过程，而非在抽象的结构自主发展运动中。

结语

总体而言，尽管戈德利耶对社会关系结构及其功能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准确，但他至少准确把握了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叙述逻辑。此外，他对“社会无意识结构”及社会历史制度变迁机制的独特见解，也促进了我们对社会关系“现实抽象”的深入理解，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因此，我认为，尽管戈德利耶的观点有许多有待商榷之处，但他至少洞察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采取的理论叙述方法的科学性。这对于戈德利耶后来投身人类学，并推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