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嘉昕|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

无需赘言，批判理论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批判理论直接相关，或者说可以作为其同义词的一个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法兰克福学派是以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为基础的。但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学者的研究和观点，并不能直接等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或批判理论。暂且抛开20世纪60年代之后，以哈贝马斯的理论转向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转型不谈，单就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早期历史而言，我们可以看到：批判理论本身是在霍克海默的主导下，于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逐渐形成的一种不同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一般来说，批判理论范式的奠定或者说形成的标志，是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上文提到的《启蒙辩证法》以及1966年阿多诺出版的《否定辩证法》，可以被看作是批判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经典著作。

针对霍克海默所倡导的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研究之间的区别，学界主要有这样两种分析。

首先是关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首任所长卡尔·格律恩贝格和他的继任者即霍克海默之间在理论旨趣和逻辑方法上的差异。一种常见的观点是，因为关注政治经济学问题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格律恩贝格所主导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更多带有第二国际的理论特征。而1931年霍克海默就任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后，一方面强调跨学科的研究，另一方面则远离了政治经济学和现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走向了关注哲学意识形态批判的批判理论。

在此过程中，亨里克·格罗斯曼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关系的转变往往被作为一个重要的例证。作为格律恩贝格的学生和助手，格罗斯曼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是社会研究所的重要成员，并于1929年出版了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和崩溃规律》一书。在批判理论范式确立后，格罗斯曼与霍克海默等人渐行渐远，并于1940年退出社会研究所进而与霍克海默在理论上分道扬镳。

与上述讨论相关，另一种分析强调的是霍克海默所主导的批判理论范式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变化和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理解上与格律恩贝格时代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以及以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早期发展之间的差异。以莫伊舍·普殊同为代表，甚至提出了“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的观点。在《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一书中，莫伊舍·普殊同指出：“阿多诺、霍克海默、洛文塔尔、马尔库塞、波洛克，再加上那些聚集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及其《社会研究杂志》周围的作者们，一起构造了批判理论的基本框架。” “在试图构建一种更为充分的批判时，批判理论遭遇了严重的理论难点与困境。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发生的理论转向，这些困境变得愈发明显。当时，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开始被视为一个受到完全控制的、严整的、单向度的社会，不再为社会解放提供任何内在的可能性。”

的确，通读霍克海默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我们可以发现，该文在对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展开批判的意义上，受到了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尤其是其中物化批判的显著影响，但是卢卡奇将无产阶级视为历史的主客体同一的看法却被霍克海默放弃了。针对这种所谓的“悲观论转向”，普殊同从波洛克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误解及其对霍克海默的影响角度进行了阐述。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涉及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早期研究的差别时，上述两种分析指向了一个共同的理论问题，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回顾学术史，对于这一问题，在西方特别是英美学界的既有研究中，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

简单说来，一种常见的理论倾向是否定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的思想关联，认为批判理论远离了政治经济学代之以哲学批判。持这一倾向的研究有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1976），戈兰·瑟伯恩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性读本》撰写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文（1976），以及汤姆·巴特摩尔的《法兰克福学派》（1984）等。客观说来，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是最先被翻译成中文的系统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国内学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认知大多受到了佩里·安德森的影响，系统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关联的研究并不多见。

与之相对，另一种理论倾向是关注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形成的历史语境，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思想关联。在20世纪70、80年代，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阿拉托和格布哈特编辑的《法兰克福学派精粹》（1975）、贾科莫·马拉马奥的《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1975）一文、杰里米·艾恩斯的博士论文《辩证美学理论》（1985）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一理论倾向得到了显著增强，越来越多的西方新一代学者开始关注探讨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问题。

依据帕特里克·穆雷的分析，在这些研究中又存在着两种相互关联但又有所区别的理论路向。一种路向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德语学界持续推进、近年来在英语学界产生初步影响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这一运动源起于阿多诺的学生和助手，他们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特别是价值形式理论之于批判理论的基础性作用，并对哈贝马斯主导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转型持批判态度。其中代表性的理论家有阿尔弗雷德·施密特、汉斯-格奥尔格·巴克豪斯、海尔穆特·莱希尔特、汉斯-于尔根·卡拉尔以及维尔纳·伯纳菲尔德、克里斯蒂安·洛茨等。另一种路向则是强调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中格罗斯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在这一路向上产生影响的学者有保罗·马蒂克父子、罗曼·罗斯多尔斯基以及上文提到的普殊同和新辩证法学派的弗雷德·莫斯利等。

显然，上述两种理论路向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之间的关系，而是力图揭示政治经济学批判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理论探索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地位，进而重塑一条不同于霍克海默、阿多诺、哈贝马斯、霍奈特的批判理论历史线索。格罗斯曼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霍克海默批判理论的关系、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不同化用，是其中的焦点话题。

聚焦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关系问题，结合普殊同给出的“批判理论的悲观论转向”评论，我们尝试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霍克海默、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切入点和中间环节，把握批判理论的形成与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化用之间的理论关系。在下文中，我们将首先回顾批判理论形成前后霍克海默论述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相关文献，进而探讨波洛克的从计划经济到国家资本主义的研究对霍克海默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尝试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的视角回应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困境问题，并对重新发现法兰克福学派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给出一种推断和说明。

客观来说，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专门论述并不多见。按照一般的理解，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成员中，只有三个人接受的是经济学的学术训练。这三个人是社会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格律恩贝格、格律恩贝格的学生和助手格罗斯曼、波洛克。霍克海默本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学术训练，1919年至1922年间，霍克海默在慕尼黑、法兰克福和弗莱堡求学，期间结识了胡塞尔和海德格尔，1922年在汉斯·科内利乌斯指导下以《论目的论判断力的二律背反》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霍克海默以论文《论康德〈判断力批判〉——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联系环节》获得法兰克福大学授课资格。其后，霍克海默从事的是西方近代哲学史领域的教学与研究，重点是对近代资产阶级的起源以及德国古典哲学的唯物主义阐释。1930年霍克海默被任命为社会哲学教授，并接替身体状况欠佳的格律恩贝格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同年，他发表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起源》。简言之，就成为社会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之前的霍克海默来说，其理论探索中的思想资源和背景是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现象学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兴趣.

结合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以及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传统，即便霍克海默没有接受专门的经济学训练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但是存在这样三重因素促使他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其一是在他自己的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研究中，已经内在地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问题。对于德国古典哲学来说，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中都包含社会历史的分析。而这除了道德哲学和法哲学的讨论外，还涉及到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二是霍克海默与波洛克的交往。1911年，二人结识并结成了“思想同盟”。德国十一月革命失败后，波洛克前往法兰克福学习经济学和心理学，并于1923年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获得博士学位。下文我们将详述《启蒙辩证法》出版之前波洛克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以说明波洛克对霍克海默的影响。其三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理论氛围和问题导向。格律恩贝格所坚持的就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注重资本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1929年危机爆发后，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主义现状问题更是成为社会研究所讨论的焦点问题。1936年，包括霍克海默、波洛克、赫伯特·马尔库塞、艾利希·弗洛姆等在内的社会研究所成员，曾专门围绕“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分析当代危机的适用性”进行学术讨论。其中直接涉及到价值学说、利润率下降规律等政治经济学问题。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讨论，1968年施密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认识论概念》一文中，曾指出“迄今为止，它（叙述方式问题之于马克思概念范畴的重要性）并未得到正确的对待，霍克海默在30年代撰写的文章是个例外”。

综合既有研究我们发现，除《启蒙辩证法》外，从霍克海默担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开始到《启蒙辩证法》出版这一段时间内，霍克海默直接论述或涉及政治经济学批判问题的文献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六篇。

一是《社会哲学的目前形势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年），也就是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讲。在这篇文献中，霍克海默提出了社会研究所的未来研究规划。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其中政治经济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正如霍克海默自己所说：“当前的问题是把由当代哲学问题所提出的那些研究系统地整合起来。在此过程中，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以及精神分析学家们因为这些哲学问题而集合为一个永久的合作团队，共同开展工作。不像在其他领域中，这种工作可以在实验室中单独进行。简单地说，这一任务就是做那些真正的研究者迄今为止都在做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最精确的科学方法基础上研究更宏大的哲学问题，并在开展这种坚实研究的过程中修订、升华这些问题，同时在不忽略更大语境的条件下发展出新的研究方法。”

二是《关于真理问题》（1935年），这是霍克海默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第4卷上的一篇论述批判的知识社会学的文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有一处注释，专门提到“。足见这篇文章对于理解霍克海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及其批判理论逻辑建构的意义和价值。从辩证方法的讨论中，霍克海默引出了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问题的集中阐述。文中写到：“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当下社会形式的把握。基于纯粹理论的建构，价值概念产生于基础性的一般性的商品概念。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发展出了货币和资本的范畴；包括资本集中、利润率下降、失业和危机等在内的这一经济形式的所有历史趋势，都同这一概念相联系并被连续演绎推论出来。……根据这一理论意图，暂且不论其能够实现与否，经济的、政治的和所有其他文化领域的社会过程的知识，都经过那种初始认识的中介。这一在观念的内在必然连续性的封闭形式中将理论贯彻到底的尝试，具有一种客观化（对象化）的意义。理论的必然性是对这个时代人的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发生的现实的强制性，经济力量面对人类所获得的自主性，以及所有社会群体对经济机器自我调节的依赖性的镜像反射。……因此，从与作为当代社会发展线索的同一原则和必然性中推测未来社会的事件是错误的做法。……范畴的意义将随着它们所由以得出并参与描述的社会结构的改变而改变。”

三是《马克思的方法及其分析当代危机的适用性学术研讨》（1936年）。如前文所述，这一讨论是在社会研究所到达美国并在纽约安顿下来以后进行的一系列内部学术讨论，主题直接涉及政治经济学。在1936年的讨论中，主题直接涉及政治经济学。根据研讨记录和编者注释，这些讨论包括以下主题：（1）关于价值学说（I）：价值与交换价值；（2）关于价值学说（II）：价值与总的社会再生产；（3）关于价值学说（III）：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差别（I）：范畴的历史规定性；（4）马克思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差别（II）：“规律”的理论地位；（5）马克思的方法与自然科学方法之间的差别（III）：人的活动的作用；（6）事实、概念、规律和总理论之间的关系；（7）奈特对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批判（I）：资本的概念；（8）奈特对奥地利边际效用学派的批判（II）：竞争的意义、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价值的可确定性。

四是《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1937年），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范式的奠基之作。在后文的分析中，我们将集中围绕这篇文献展开讨论。我们注意到，除了上文提到的那处有关“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逻辑结构”的注释外，霍克海默在此前有一处表述集中展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批判理论之间的思想关联。当他说到“但是，存在着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其对象的人类活动”时，霍克海默加了一个注释说：“在以下段落中，这种活动被称为‘批判’活动。在这里，我不是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的意义上来使用这个术语。它直指辩证社会理论的根本方面。”回到前文提到的那处注释，霍克海默在正文中意在强调：“社会批判理论同样始于抽象的规定；在研究当代时，它则以对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特征的描述为出发点。……因此，社会批判理论始于直接商品交换的观念，并借助于相对普遍的概念来对之加以定义。随后，它利用可能得到的全部知识，并从他人的研究和专门的研究中选取合适的材料，以便阐明交换经济是如何必然导致各种社会紧张关系的加剧，而这些紧张关系在当今的历史时代里又必然导致战争和革命。”

五是为马尔库塞《哲学的理论和批判的理论》所写的《跋》（1937年）。在这篇发表在《社会研究杂志》第6卷上的文献中，霍克海默集中阐述了批判理论与实证主义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问题。霍克海默这样提到：“批判理论经常被归结为的经济主义，并不在于过分重视经济，而是在于视野过于狭隘。……根据批判理论，当下的经济本质上是由人们超出自己需要所生产的货物是由私人占有并进行交换，而非直接交由社会手中这一事实所决定的。这一事实状态的消除指向的是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组织原则，而根本不是某种哲学乌托邦。……现实的社会化是否继续，一种更高级的经济生活的原则是否在现实中得到发展，举例说来，并不仅仅取决于特定财产关系的变化或新的社会化形式中生产力的提升。它取决于社会的本质与社会的发展，在其中上述特定的发展才能得以发生。这才是新的生产关系的真实本质。”

六是《权威国家》（1940年）。这篇1940年写成的文献后收入1942年社会研究所出版的本雅明纪念文集，它与波洛克1941年发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性和界限》有着密切的联系，霍克海默不仅提到“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当代的权威国家”，而且他为这篇文章最初拟定的标题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篇文献被普遍认为是霍克海默最为激进的作品之一，它不仅呈现了工具理性批判的政治语境和指向，而且蕴含着非同一性批判的维度以及后来在《启蒙辩证法》写作中放弃了的“帮会理论”的意蕴。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该文献最大的特点是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参照下，将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同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等同起来。霍克海默在论述了辩证法与线性进步史观的差异后说：“就像黑格尔从感性确定性上升到绝对知识一样，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引导出国家资本主义概念。……唯物主义思想不允许将这种同一性视为现实中确定的东西。……（对于唯心主义辩证法来说）观念和现实的同一被认为是历史的前提和目标。……（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来说）观念和现实的同一是普遍的剥削。……马克思在官方经济的解析中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的意识形态现实性。他发现了经济本身的秘密。”

三、波洛克论计划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

基于上述文献线索，我们可以看到霍克海默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这位批判理论的倡导者强调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上来理解“批判”的含义，这一点与批判理论对传统理论即以新康德主义和实证主义为典型的传统理论的反思直接相关。二是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及其逻辑结构的理解，首先是从价值理论或商品概念的自我运动出发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批判理论或唯物主义辩证法与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区别。三是在这位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思考中，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以说，在《权威国家》和《启蒙辩证法》中，国家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成为霍克海默理解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主要切入点。

与此同时，透过霍克海默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化用，我们可以发现社会研究所的理论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转变过程。塞拉·本哈比将这一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跨学科的唯物主义”阶段（1932年—1937年），特点是面向哲学和社会科学联盟的合作研究；中间是“批判理论”的确立阶段（1937年—1940年），“对科学的认识论基础进行哲学的批判”；最终走向的是“工具理性批判”或者说对西方文明的文化批判（1940年—1945年）。社会研究所在霍克海默的领导下，之所以会出现这样一种从“跨学科的唯物主义”，经过“批判理论”，走向“工具理性批判”的转变历程，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来说，是由1929年大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转型所决定的。而在直接的意义上，这种理论转型同社会研究所的学者对资本主义的现实变化的研究紧密相关。在此期间，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就是波洛克。

在既有的法兰克福学派研究中，波洛克被提及的频次要远远低于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等人，但是回顾社会研究所的创立和发展历程时，我们却发现波洛克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930年10月，就是波洛克作为资助人费里克斯·韦尔的全权代表任命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所长的。波洛克比霍克海默年长一岁，二人于1911年相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二人同情社会主义并参加了一些活动。1922年夏天，韦尔发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研讨周”，参加者有格奥尔格·卢卡奇、卡尔·佐尔格、康斯坦丁·蔡特金、卡尔·魏特夫以及波洛克等人。在此基础上，韦尔在波洛克等人的帮助下创建了社会研究所。参加“马克思主义研讨周”的很多人也成为了社会研究所的成员。

1923年，波洛克在法兰克福大学以《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获得博士学位。1926年，波洛克发表了《桑巴特对马克思主义的拒斥》一文，批判桑巴特，捍卫社会主义。1928年，波洛克在《格律恩贝格文库》发表了《论马克思的货币理论》，在对布劳克《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一书的评论中，专门强调了马克思商品概念的理论意义。基于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社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合作，波洛克研究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于1929年出版了《1917年至1927年苏联计划经济的尝试》。在该书中，波洛克表达了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肯定。1929年大危机后，危机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成为社会研究所关注、研究的重点问题。波洛克发表了《资本主义的当代状况与经济重建计划的前景》（1932年）和《论经济危机》（1933年）两篇文章。其基本观点是：第一，危机之后，即将到来的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终结，而是自由资本主义的终结。也即是说，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对于这样一个阶段，可以用计划经济来加以分析。第二，针对资本主义危机发生的原因，波洛克并没有采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趋势来加以解释，而是采用了“比例失调”理论来加以说明。虽然波洛克遵循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即由“自我调节的”市场进行社会中介的私人占有来解释资本主义危机，但是在具体分析中，他认为危机的真正原因在于生产的无序状态。资本的积累和集中导致垄断出现，破坏市场机制，干扰经济的自我调节功能。第三，波洛克之所以接受“比例失调”理论，这与希法亭的影响有关。希法亭从“比例失调”的角度解释资本主义危机，认为金融资本的发展可以解决这一危机，但其代价是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剧。而在30年代初，波洛克基于现实的经验，注重分析的是计划经济的可能性问题。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为波洛克从这一角度出发进一步展开分析提供了现实依据。面对罗斯福新政的实施和凯恩斯主义的流行，以及纳粹即所谓民族社会主义的出现，波洛克发展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这就是在1941年出版的《国家资本主义：可能性和界限》和《民族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秩序吗？》等文章中提出的“国家资本主义”理论。

所谓国家资本主义，是波洛克在分析新出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念类型”。在1932年，波洛克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对立起来。而在1941年，他则把极权的与民主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作为资本主义新秩序的两种首要的“理念类型”。国家资本主义具有四个方面的特征，即“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的继承人；私人资本的重要功能由国家承担；利润收益仍发挥重要作用；国家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与私人资本主义的根本分野就在于国家对市场的替代，或者说政治的首要性取代了经济的首要性。实现这一替代的新的规则是：“（1）总计划引导生产、消费、储蓄和投资。（2）价格不再是经济过程的主导者，在所有重要部门价格都受到管制。（3）个体和团体的利润收益及其他特殊收益，都严格地附属于总计划或者起到相同作用的东西。（4）在全部国家行为领域中（在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这就意味着是在作为整体的全部社会生活领域中），猜测和随机让位于科学管理的原则。（5）国家权力强化了计划的执行，以致于不存在市场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作用的空间。”

简单概括起来，用普殊同的话说就是：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与格哈德·迈耶和库尔特·曼德尔鲍姆有关计划经济研究的合作中，波洛克首次提出了他的分析，并在之后十年里来对其不断加以延伸。面对大萧条以及之后国家在社会经济领域中扮演的越来越活跃的角色，再加上苏联的计划经验，波洛克总结并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政治领域已经彻底取代了经济领域，成为管理经济与表现社会问题的核心场所。他将这一转变描述为政治相对于经济的首要性。

据波洛克的看法，国家资本主义秩序的核心特征是政治领域取代了经济领域。国家取代市场，发挥平衡供需关系的功能。……国家设计了一套总计划并迫使它完成。结果是，私有财产、市场规律和其他经济“规律”——比如利润率的平均化及其降低的趋势——都不再保有它们之前的核心作用。在国家资本主义中不存在自治的、自动的经济领域。因此，行政管理的问题便取代了交换过程的问题。

波洛克理论的悲观论的根源在于，他将后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分析为一个不自由的但不具有矛盾性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