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正东|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

青年恩格斯在《大纲》中把竞争当作私有制的表现形式，因而，他是通过对竞争关系的批判来展开对私有制的批判的。虽然由于他还没有从现实社会历史过程的角度来深化对竞争关系之具体性、历史性的理解，从而看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竞争关系之特定内涵及性质的决定性，但他对私有制条件下竞争关系之可怕后果的解读在当时所处的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维度上来看应该说是最深刻的。恩格斯不仅像当时的其他理论家那样，指出了陷入竞争关系中的所有人都处于异化的状态，而且还从生产力过剩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这种过剩而饿死这两种现象并存的角度，来阐述竞争关系的现实结果。“在竞争的波动不大，需求和供给、消费和生产几乎彼此相等的时候，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生产力大大过剩，结果，广大人民群众无以为生，人们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长期以来，英国就处于这种荒诞的状况中，处于这种极不合理的情况下。如果生产波动得厉害——这是这种状态的必然结果——，那么就会出现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应该说，恩格斯的这一思路已经初显生产力与社会关系内在矛盾思路的“苗头”。当然，他此时的确没有抓住这种新思路并把它发展出来，而是在主导思路上回到了竞争关系的视角，从个体利益与群体利益之对立的角度来解读上述这种现象。

但不管怎样，青年恩格斯是从竞争关系这一私有制关系之特定形式的角度来解读人民群众由于生产过剩而饿死这种荒诞现象的。这种解读视角从总体上说是属于社会关系的视角。虽然他此时更多地还是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社会关系的内涵，但这一视角本身已经足以让他看出英国庸俗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用“人口论”来解释这种现象的荒谬性。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说，“我认为，我可以正当地提出两条公理。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一旦接受了上述两项公理，我便可以说，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懂得一点算术的人都知道，同后者相比，前者的力量多么巨大。”在此基础上，他接着说，“这一法则制约着整个生物界，我看不出人类如何逃避这一法则的重压。任何空想出来的平等，任何大规模的土地调整，都不会消除这一法则的压力，甚至仅仅消除100年也不可能。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因此，如果我们的前提是正确的，则所得到的结论必然是否定全体人类的可完善性”。

在恩格斯看来，马尔萨斯的这种人口论甚至比当时的那种贫富对立的现实更加显得荒谬，这完全是因为马尔萨斯这样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敢承认这种贫富对立无非是竞争关系的结果。他生硬地用人口增长与土地产出的比率差额来解释穷人的贫困之现实，这种解读视角与青年恩格斯的那种竞争关系批判的视角相比，显然在私有制批判的维度上偏离了很多。人口、土地等要素虽说不是脱离社会过程而存在的孤立要素，但由于其所具有的经验实证的特性，因而是无法担负起私有制批判的理论任务的。事实上，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正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前提的。恩格斯指出，“从这种阐述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穷人过多，所以，除了尽可能减轻他们饿死的痛苦，使他们相信这是无法改变的，他们整个阶级的惟一出路是尽量减少生育，此外就不应该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或者，如果这样做不行，那么最好还是像‘马尔库斯’所建议的那样，建立一种国家机构，用无痛苦的办法把穷人的孩子杀死；按照他的建议，每一个工人家庭只能有两个半小孩，超过此数的孩子用无痛苦的办法杀死。”马尔萨斯不从批判的角度去研究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关系与穷人贫困之间的关联性，反而只是从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与土地的自然产出率之间的差额的角度去谈论贫困的根源及解决路径问题，这在恩格斯看来，是故意绕开了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那里体现了“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

说实话，尽管自近代工业社会以来，可怕的贫困及令人疲惫不堪的劳动一直困扰着人类社会，但真正像马尔萨斯这样从人口增长率的维度来解读这一现象的人还真不多。就当时的理论界来说，德国哲学家（如赫斯）大多从生命活动的交往之缺失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现象；法国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蒲鲁东）从所有权导致的地位不平等的角度来展开这一解读；英国的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如约翰•布雷）则从不平等的交换制度的角度来推进对这一现象的解读。也就是说，这些理论家基本上都能够从超越于人口增长或土地产出量的经济学（或人口学）的层面来谈论穷人的贫困这一社会历史现象。正因为如此，在当时的批判理论界，真正在意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人不是太多。英国的李嘉图派空想社会主义者威廉•汤普逊算是其中的一个。在其代表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中，汤普逊把马尔萨斯称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两个派别即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中的后者的代表人物，“迄今以来，一切考察、研究政治经济学及其有关学科并在这一方面有所著述的人，都可以被分为两派——精神学派和机械学派。就晚近时期我国的情况而论，在精神学派的玄想家或哲学家当中，突出的人物是《政治正义论》的作者葛德文先生。在机械学派的理论家当中，同样有名的是马尔萨斯先生，特别是他的早期著作《人口论》几乎已经成为一派政治经济学的教科书。”不过，汤普逊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持批判态度的。在他看来，马尔萨斯等机械学派的理论家们把人当作一种机械的东西来看待，而完全无视了人身上所具有的智慧、仁慈、互助合作等崇高的东西，这就决定了这些理论家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不可能达到真理，“所有被苦心提出来当作从人口的原因产生的——目的是为了替无保障制度的重大危害辩解并掩盖人们的眼目（无疑地有时那些说教者自己就是瞎子）使他们看不到这些危害——对于人类进步的障碍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伪的命题之上的，那就是：‘生活的提高必然会引起无节制的生育。’一切历史事实和一切对于人类动机的研究都证明这一命题的完全错误”。

鉴于恩格斯在《大纲》中曾两次提到汤普逊的这一著作，因此，我有理由认为，青年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汤普逊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人都从超越人口维度的社会制度层面来切入对马尔萨斯的批判这一点上看出来。恩格斯把马尔萨斯所研究的穷人的贫困问题归结为作为私有制之表现形式的竞争关系，汤普逊则把贫困问题归结为私有财产条件下的无保障制度，应该说，这两种解读路径之间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同时必须指出的是，相似不等于相同。青年恩格斯此时在对私有制度之内涵的理解上显然要比汤普逊来得深刻。汤普逊眼中的私有财产制度在本质上只是一种法权制度，他既没有看出特定的私有制形式对社会阶级关系的决定性，更不可能看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内涵对私有制形式的决定作用。因此，对于他来说，私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制度、个人竞争与个人竞争的生产制度是分割开来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青年恩格斯在对私有制的理解上似乎与汤普逊相同，即也是从个人竞争关系的角度来理解私有制度的内涵的，但仔细研究不难发现，恩格斯的私有制概念决不仅仅只是一个法权概念，它在本质上已经是一个基于劳资对立或矛盾关系的政治学概念。对于恩格斯来说，不可能出现废除私有财产制度但保留私有财产、废除个人竞争的生产制度但保留个人竞争的事情，因为不管是个人竞争还是私有制本身都内含着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对立。当然，我也承认，此时的恩格斯在对私有制的理解上也没有达到社会历史观的层次，即还没有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解读私有制度的具体的历史性内涵。但必须看到的是，明确的社会主义革命立场使他站在工人阶级的政治立场上，越出简单的法权维度来推进对私有制概念的理解。虽然由于缺乏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因而在对私有制条件下劳资对立关系的理解上尚处在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层面上，但恩格斯从革命的政治学维度对私有制度的解读，不仅使他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上区别于汤普逊等人，而且也为他以后的私有制批判理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如果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最大问题在于没有把人口、土地的生产力等经济要素放在生产方式的层面上来加以看待，而只是把这两种要素放在单纯的经济学维度上来加以解读。也就是说，马尔萨斯眼里的人口问题只是一个单纯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社会历史观的问题。这种狭隘的视域决定了马尔萨斯不可能在人口问题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从根本上说，人口是社会历史观中的一个要素。《大纲》时期的青年恩格斯尽管还无法完全达到这种唯物史观的解读层面，但他也已经能够越出单纯经济学的维度，站在基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批判经济学的维度上来审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恩格斯首先对马尔萨斯关于土地的生产能力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土地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是随着外在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它的增长比率不可能像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天然地落后于人口增长的比率。恩格斯此时显然已经把土地的生产能力这一经济学的问题置放在了现实社会的语境中来加以考虑，即引入了资本、劳动、科学等维度的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正确地理解生产力问题提供了初步的理论基础。由此，当他在思考土地的生产能力与人口的增长压力之间的关系时，自然就能够比马尔萨斯看得更深。对此时的青年恩格斯来说，这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土地生产能力的增长比率的相对落后，而恰恰在于现实条件下土地的生产能力所置于其中的社会关系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恩格斯是从竞争关系的角度来理解这种社会关系之内容的，对他来说，正是因为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所以，处于这种竞争关系之中的人类生产能力才只能在对立或矛盾之中发挥作用。“要是让竞争自由发展，它虽然也会起同样的作用，然而是在对立之中起作用。一部分土地进行精耕细作，而另一部分土地——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3000万英亩好地——却荒芜着。一部分资本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周转，而另一部分资本却闲置在钱柜里。……整个国家因财富过多、人口过剩而备尝痛苦”。

其次，恩格斯对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在恩格斯看来，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过剩的观点，就像他关于土地生产能力的观点一样，都有仅停留在单纯经济学维度上的方法论局限。马尔萨斯的确把人口问题与劳动力问题、人口过剩与劳动力过剩联系了起来，这使他不是停留在人类学的维度而是站到了经济学的维度上。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其实是肯定会这样做的。马尔萨斯甚至还从生活资料与就业手段相关联的角度谈到了劳动力由竞争规律所调节的观点，恩格斯在《大纲》中对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还加以了肯定，“劳动力的产生迄今为止由竞争的规律来调节，因而也同样要经受周期性危机和波动，这是事实，确定这一事实是马尔萨斯的功绩。”但在恩格斯看来，马尔萨斯在此处的最大问题是:虽然他从竞争的角度来解读了劳动力过剩或人口过剩的问题，但他的竞争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维度上的竞争，即只从实证的层面看到了竞争关系的经验事实，并把这种事实当作了私有制社会的天然的、当然的前提来看待。马尔萨斯没有意识到这种竞争关系其实是体现了私有制的不道德性的，这是基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的青年恩格斯与基于资产阶级政治立场上的马尔萨斯在竞争关系认知上的根本不同。

在此时的恩格斯看来，从私有制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的视角入手，我们就能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其实是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等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马尔萨斯不这样片面地看问题，那么他必定会看到，人口过剩或劳动力过剩是始终与财富过剩、资本过剩和地产过剩联系着的。只有在整个生产力过大的地方，人口才会过多。从马尔萨斯开始写作时起，任何人口过剩的国家的情况，尤其是英国的情况，都极其明显地证实了这一点。这是马尔萨斯应当从总体上加以考察的事实，而对这些事实的考察必然会得出正确的结论；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只选出一个事实，对其他事实不予考虑，因而得出荒谬的结论。”恩格斯指出，马尔萨斯观点的荒谬性就在于他居然把劳动者人数、就业机会、资本投资当作纯粹的经济学要素来看待了，而没有看出所谓的劳动者人数过剩恰恰不是因为单纯经济学维度上的因资本投资相对不足而导致的就业机会不足，而是因为私有制条件下不道德的竞争关系使一部分工人每天16小时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人则因无活可干而活活饿死。这种劳动力过剩决不是像马尔萨斯所说的是纯粹的、当然的经济学现象，而是由私有制条件下不道德的竞争关系所推动产生的一种政治一社会现象。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人口过剩其实是与因一部分工人无活可干而活活饿死所导致的财富相对过剩、资本相对过剩等现象紧密相联的，只有在生产力过大的地方才会出现人口过多。

恩格斯指出，如果越出不道德的竞争关系及作为其基础的私有制关系，那就不难发现，对生活资料的消费不再是马尔萨斯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所说的人为的消费，而是每个人的真正的现实需求与消费。而与这种消费相对应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能力即整个社会的生产力，也不再如马尔萨斯所说的那样是落后于人口增长的比率的。“但是，如果事实是这样:每一个成年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本人所消费的东西；小孩像树木一样能够绰绰有余地偿还花在他身上的费用——难道这不是事实？——，那么就应该认为，每一个工人必定能够生产出远远多于他所需要的东西，因此，社会必定会乐意供给他所必需的一切；同时也应该认为，大家庭必定是非常值得社会向往的礼物。”如果把这段话与恩格斯前面所说的因资本、劳动和科学的应用而无限提高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在自由竞争的条件下只能在对立中起作用的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出，恩格斯此处是想表明：生产力的发展能力其实是无限估量的，只是因为自由竞争关系的束缚才表现出了与所谓的人口过剩相对应的财富过剩。其实，在本质上来说，这里既不是人口增长比率过快的问题，也不是生活资料即财富增长比率过慢的问题，而是自由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问题。也就是说，这种不道德的自由竞争关系是不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的，生产力发展的这种需求其实是在呼唤新的社会关系的出现的。

应该说，恩格斯此时在批判马尔萨斯人口论以及批判私有制竞争关系时的方法论，已经站到了生产力与竞争关系的矛盾的层面上。这在当时的理论界是很超前的，即使是恩格斯在《大纲》中多次提到的威廉•汤普逊、约翰•布雷等英国李嘉图派社会主义者也没能达到这样的方法论高度。布雷只是强调竞争是由放肆的利己主义所导致的个人行为，因而必须建立一种基于人的本性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在布雷的解读思路中，只有竞争关系的非人性的维度，而不存在竞争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的维度。应该说，这代表了当时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者在竞争关系批判以及整个私有制批判问题上的方法论思路。相对而言，汤普逊在这一批理论家中是比较突出的，这表现在他已经触及了竞争与生产力发展的关系维度。“我们已经看到，个人竞争的制度比起强制与非自愿的制度来，具有许多优越性。无限制的个人竞争制度能产生大量的财富，并发展一切才能。问题是，有没有一种方法既能取得这些利益，又能避免最好的个人竞争也无法避免的流弊呢？更进一步说，我们能不能找到一种符合保障原则的劳动方式，不但能避免个人竞争制度的流弊，而且能提供比安排得最好的个人竞争制度所能提供的还多得多的特有的利益——丰富的生产和一切才能的发展——呢？”可惜的是，汤普逊并没有展开生产能力与竞争关系的矛盾的解读思路，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能创造出足够的财富，而是在创造出财富之后不能对它进行很好的分配。正因为如此，他的解读思路只是聚焦于对个人竞争制度的改善上，致力于建立互助合作的劳动制度，以便让个人竞争的制度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法制的保护下自由地发挥作用。

恩格斯由于是把马尔萨斯所谓的人口过剩问题与私有制条件下竞争关系的不道德性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提出的解决人口过剩问题的方法就一定不可能像马尔萨斯那样从单纯的经济学维度入手，提出所谓的限制穷人生育或用某种办法将他们消灭掉的观点。在恩格斯看来，解决人口过剩的办法只有一种，那就是解决私有制条件下竞争关系的矛盾性，即消灭私有制。“我们干脆用扬弃矛盾的方法消灭矛盾。只要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一方面的人口过剩和另一方面的财富过剩之间的对立就会消失，关于一国人民纯粹由于富裕和过剩而必定饿死这种不可思议的事实，这种比一切宗教中的一切奇迹的总和更不可思议的事实就会消失，那种认为土地无力养活人们的荒谬见解也就会消失。”对此时的恩格斯来说，竞争关系就意味着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意味着会出现穷人因财富过剩而活活饿死的不可思议的事实。因此，扬弃竞争关系的矛盾当然就要通过把对立的利益融合起来的办法来加以实现。

在恩格斯看来，这种利益的融合是一种必然的结果，因为，一方面，由竞争导致的利益对立关系所造就的人民因财富过剩而饿死的状况，无论如何都无法同理性相一致，“除非马尔萨斯理论的辩护人事先用这种理论的原则向我解释，人民怎么能够纯粹由于过剩而饿死，除非经济学家使这种解释同理性并同事实一致起来，我才会认为他是够资格的。”另一方面，马尔萨斯人口论所提出的限制人口增长的办法，赤裸裸地体现了私有制条件下人类的极端堕落。恩格斯指出，即使要谈论限制人类繁殖本能的问题，也要等到进行了消灭私有制的社会变革之后，“我们从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为社会变革汲取到最有力的经济论据，因为即使马尔萨斯完全正确，也必须立刻进行这种变革，原因是只有这种变革，只有通过这种变革来教育群众，才能够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而马尔萨斯本人也认为这种限制是对付人口过剩的最有效和最简易的办法。我们由于这个理论才开始明白人类的极端堕落，才了解这种堕落依存于竞争关系。”也就是说，在进行了社会变革之后的社会中，人们是作为社会主体而存在的，因此，他们完全有可能通过教育而自主地展开从道德上限制繁殖本能及调节人口生产。但马尔萨斯是在私有制竞争关系的前提下来谈论限制人口数量的问题，这就决定了他的人口论必然体现了人类的极端堕落。在青年恩格斯看来，既然私有制条件下的利益对立关系既与理性不一致，又与人性不一致（即体现了人类的极端堕落），那么，通过消灭私有制，用一种利益融合的关系来扬弃它，无疑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恩格斯的这种对人口生产进行调节的思想在他晚年曾再次提及。在1881年2月1日致考茨基的信中，他说，“人类数量增多到必须为其增长规定一个限度的这种抽象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那么正是这个社会，而且只有这个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做到这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有计划地达到现在法国和下奥地利在自发的无计划的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那种结果，在我看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恩格斯晚年的这段话在一些具体细节上的确对《大纲》中的观点做出了发展，譬如，明确地指出了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可能对人的生产进行调节，而在《大纲》中只是说等到进行了社会变革之后；明确地说共产主义社会中对人的生产的调节是一种有计划的调节，私有制条件下的调节只是自发的无计划的调节，而在《大纲》中只是笼统地说私有制条件下的人口增长是由竞争关系所推动的，进行了社会变革之后则是从道德上来限制繁殖本能。我以为，不能小看这些具体细节上的思想发展。恩格斯晚年在人口生产调节方面的上述思想显然是在生产方式内在矛盾运动的历史观之基础上形成的，否则，他不可能说出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无困难地对人口生产进行调节的观点。通过对恩格斯在《大纲》之后的思想发展进程的考察，我们会发现事实也是如此。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比在《大纲》中更为明确地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界定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论性质，把它视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公开宣战，“而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的宣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由此产生的新济贫法。关于马尔萨斯的理论我们已经谈过好几次。……这一理论现在已成为英国一切真正的资产者心爱的理论，这是完全自然的，因为这种理论对他们来说是最舒适的卧榻，而且对现存关系来说有许多方面是适合的。”此时的恩格斯在私有制批判思路上比《大纲》时期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不再满足于社会的生产能力与不道德的竞争关系之间的矛盾性的思路，而是推进到了工业革命与市民社会运动的层面上，并从这一角度来看待社会划分成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阵营的理论依据。“英国工人阶级的历史是从上个世纪后半期，随着蒸汽机和棉花加工机的发明而开始的。大家知道，这些发明推动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同时又推动了整个市民社会的变革，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只是现在才开始被认识。”也就是说，当此时的恩格斯把马尔萨斯人口论理解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宣战时，他已经不仅仅是从无产阶级政治立场的角度来说的，而是同时深入到了工业革命与市民社会变革的关系的层面上来谈论这一点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恩格斯的历史观推进到什么程度，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水平也就提高到什么程度。

经过《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观转型，即对唯物史观的明确建构，当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再次谈论起马尔萨斯人口论时，已经在方法论上显得非常驾轻就熟了。在1865年3月29日致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朗格的信中，他不仅把马尔萨斯人口论揭示出来的所谓经济规律视为只是一种“既会产生又会消失的历史性的规律”，而且还明确地把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加的关系问题置放在生产方式变革及内在矛盾运动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您自己提出了如何使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资料的增加相适应的问题；可是，除了序言中的一句话，我并没有发现您有解决这一问题的意图。我们的出发点是:创造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那些力量一蒸汽机、现代化的机器、大规模的殖民、铁路和轮船、世界贸易，现在已经由于接连不断的商业危机而使这个社会走向解体并且最后走向灭亡；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也足以在短时间内使比例关系翻转过来，把每个人的生产力提高到能生产出够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五个人或六个人消费的产品；……如果这些地区都已经开垦出来，可是还有匮乏现象，那才是该说应该警惕的时候。”在1875年11月12-17日致彼得•拉甫罗维奇•拉甫罗夫的信中，恩格斯在把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视为霍布斯的学说、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竞争学说及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混杂物及翻版的基础上，明确地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矛盾性的角度来谈论生存资料及发展资料的增加问题。“如果像目前这样，资本主义方式的生产所生产出来的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远比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消费的多得多，因为这种生产人为地使广大真正的生产者同这些生存资料和发展资料相隔绝；如果这个社会由于它自身的生存规律而不得不继续扩大对它来说已经过大的生产，并从而周期性地每隔10年不仅毁灭大批产品，而且毁灭生产力本身，那么，‘生存斗争’的空谈还有什么意义呢？在恩格斯看来，这已经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不是生存斗争的问题了。从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唯物史观的建构完成之后，在恩格斯的眼里，人口过剩与生活资料增加的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是转变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问题。

当我们从这种理论高度再来看《大纲》中恩格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时，我们就能得出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青年恩格斯此时明确地提出必须通过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才能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这充分体现了他已经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政治立场。我以为，尽管他只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才提出了马尔萨斯人口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公开宣战的观点，但这种思想其实在《大纲》中已经具有了。这种鲜明的政治立场是恩格斯的私有制批判理论不断向唯物史观方向发展的重要基础。不过，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青年恩格斯此时毕竟还不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方法，这表现在他只是从马尔萨斯人口论与理性及人性的要求不相一致的角度，来论证消灭作为这一理论之现实基础的私有制及竞争关系的必要性及必然性。这种论证方法从总体上说还带有人本主义方法论的特征，还没有从现实社会历史运动本身的角度来证明消灭私有制的历史必然性。这也是为什么当他在谈到消灭私有制竞争关系之后的社会现状时，只能用目前对立的利益能够融合这一点来加以说明，而不能上升到生产关系变革的层面上来加以阐述。

客观地说，与此相类似的思想观点在当时的威廉•汤普逊、约翰•布雷等人那里也有。譬如，布雷在《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一书中就曾指出，“追根求源，我们就将发现任何政府形式，任何社会的和政治的迫害都产生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制度——产生于现仍存在的私有制度。所以立即永远消灭现有的不公开和罪恶，必须彻底摧毁现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则的制度。”汤普逊在《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书中也曾提出用互助合作的劳动制度来取代个人自由竞争的劳动制度的观点，“其实已经有人提出了这种劳动方式，人们称之为互助合作的劳动制度。它的目标与效果，就是使共同劳动的一切成果在享受方面能完全做到自愿平等。”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仅就提出用消灭私有制的办法来实现利益融合的观点而言，恩格斯此时的观点算不上突出。

对于《大纲》时期的青年恩格斯来说，他在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以及对整个私有制竞争关系的批判问题上的思想亮点，并不在于提出消灭私有制这一结论，而恰恰在于把消灭私有制这一政治立场融入了对作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之当然前提的私有制竞争关系的批判与解读上。青年恩格斯清晰地越出了马尔萨斯在竞争关系理解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视角，站在无产阶级政治立场上，从政治一社会现象的维度来批判地解读私有制竞争关系的本质，并上升到生产力的发展与私有制竞争关系的矛盾性的方法论层面上来展开对自由竞争关系的批判。在当时的其他理论家只是从放肆的利己主义、自私原则的保持、不公正等角度来批判自由竞争关系的弊端时，恩格斯能从生产力与竞争关系矛盾的方法论层面上来展开论述，这充分体现了他在私有制批判理论上的思想深刻性及丰富性。此时的青年恩格斯在方法论上需要进一步推进的地方在于:把生产力与竞争关系之矛盾的解读思路置放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层面上来加以深化，一方面把生产力范畴从目前的人的生产能力的维度，推进到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产力之具体表现形式的维度，如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工业生产力等；另一方面也要把竞争关系范畴推进到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生产关系范畴的层面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住唯物史观维度上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运动规律的内容。这些工作事实上都是恩格斯在《大纲》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完成的。

本文发表于《南京社会科学》202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