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者”：马克思和恩格斯1
康加恩2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
本文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20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两位“多语者”。就个人特质而言，他们对语言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然而，对于两位经典作家来说，熟练掌握多语种的听、说、读、写能力，从来都不是目的本身。因为，作为活跃于国际舞台的政治理论家和工人运动的领导者，通晓多种语言是其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的必要前提：既有益于管理和协调国际工人组织事务、推动国际劳工运动的交流与合作，又有利于深入研读各国文献史料以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规律。因而，经典作家对语言的学习与运用，早已超越了单纯的个人兴趣和学术追求，始终深深植根于对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承诺中。
1852年，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开篇便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3因为，当前发生的一切均是对过去政治历史的反映。而回顾和阐释历史以满足现实需要，必须借助“语言”这一媒介。然而，语言并非天然存在，它是社会建构的产物，其词汇和语法皆建基于过去意识形态的语言遗产之上。在此，马克思专门将政治语言的习得过程类比为自然语言的掌握过程。他表示：“就像一个刚学会外国语的人总是要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一样；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翻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4
以上论述充分彰显了马克思在意识形态话语领域的理论深度和思维敏感度。一方面，作为一名政治散文大师，马克思深知，若想准确把握资产阶级社会的运行逻辑，必须深入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事务究竟是如何依据特定阶级利益进行理论阐述、政治宣传以及语言表达的。另一方面，这也从个人维度折射出马克思个人对语言的浓厚兴趣。因为，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提出一个初学者可以通过将新语言转译为自己的母语来学习的方法，并非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是对自身多语种学习经验的凝练总结。
一“多语者”：马克思
作为19世纪德国中学（Gymnasium）的一名学生，青年时期的马克思必须认真学习古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因为，德国中学结业考试（Abitur）明确要求学生需要掌握多语种文本的互译能力，例如，将德语译为法语，将古希腊语译为德语，以及将德语译为拉丁语。不仅如此，学校还要求他们能够用拉丁语独立撰写文章。5正因此，马克思的中学毕业证书中就记载了如下评语：该生（即马克思）“古代语言、德语和历史学习很勤勉……法语学习不够勤勉”6，而关于希腊语和拉丁语，评语特别指出：“该生对在校所学古典作家作品较容易的地方，不经准备也能熟练而严谨地翻译和解释”7。
大学期间，马克思从未停止对语言的研习。他在1837年写给父亲的信中就提到，在大学的第一学期，他“翻译了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一部分”8，“翻译了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亚》和奥维狄乌斯的《哀歌》，并且开始自学，即根据文法学习英文和意大利文”9。不仅如此，这一时期（1835—1836年），由弗里德里希·戈特利布·韦尔克（Friedrich Gottlieb Welcker）教授讲授的“希腊和罗马神话”以及奥古斯特·威廉·冯·施勒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教授讲授的“荷马问题”和“普罗佩尔提乌斯的《挽歌》”等大学课程均要求熟练运用希腊语和拉丁语。10而且马克思关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博士论文更是直接印证其对古代语言的精通。多年后，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仍能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创作整理希腊文原著摘录，其中包括了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自然观章节以及第欧根尼·拉尔修著作中关于留基伯、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等的相关论述。11
1844年前后，马克思重启了对意大利语的学习。他利用1841年研究巴鲁克·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时使用的笔记本空白页，对卡尔·路德维希·卡内基塞尔（karl Ludwig Kannegieβer）的《意大利语语法》一书作了大量摘录，并详细研究了该书的每一讲。12值得注意的是，这部语法著作还收录了诸多其他意大利作家的文献选段，如托尔夸多·塔索（Torquato Tasso）、卢多维科·阿里奥斯托（Ludovico Ariosto）、卡洛·戈尔多尼（Carlo Goldoni）和彼得罗·梅塔斯塔西奥（pietro Metastasio）等。马克思的好友兼战友罗兰·丹尼尔斯（Roland Daniels）于1850年编制的马克思私人藏书目录（该目录大部分以法文记录）就表明：马克思拥有上述四位作家的意大利文原著。不仅如此，丹尼尔斯的目录还进一步载明：马克思还藏有尼古洛·比亚乔利（Niccolò Biagioli）的意大利语语法书的法译本、朱塞佩·菲利波·巴贝里（Giuseppe Filippo Barberi）的《法意词典》、博尼法西奥·索托斯·奥昌多（Bonifacio Sotos Ochando）的《西班牙语语法全集》（Grammaire complète de la langue espagnole）、阿德里安·贝布鲁格（Adrien Berbrugger）的《法西词典》、弗朗索瓦·德·萨利尼亚克·德·莫特·费内隆（Frans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Fénelon）的西班牙语自学书、约翰·克里斯蒂安·穆勒（Johann Christian Müller）的《葡萄牙语》、约翰·佩林（John Perrin）的《英语会话的要素》、约翰·奥古斯特·约克（Johann August Jöck）的《英语教学指南》以及一本《英德袖珍词典》和一本完整的《英德法词典》。13
除意大利语外，马克思似乎在19世纪40年代也对西班牙语萌生了兴趣。不过，直到50年代初，马克思才开始系统研习这门语言。如1853年，马克思就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他曾从朋友（恩斯特·德朗克[Ernst Dronke]——译者注）处借阅了一本简明的西班牙语语法书。141854年，马克思还进一步向恩格斯分享了其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等的阅读情况，他写道：“我现在正抽空学西班牙文，从卡德龙学起。歌德在写他的《浮士德》时不仅在个别地方，而且整场整场地汲取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家》——天主教的浮士德。此外，说来可怕，用法文不能阅读的东西，却用西班牙文读完了，如沙多勃利昂的《阿塔拉》和《勒奈》，贝尔纳丹·德·圣比埃尔的东西。现在我拼命读《唐·吉诃德》。我发现，学西班牙文的初期比学意大利文要更多地求助于字典。偶然得到一本《从庇护九世即位到放弃威尼斯的三年期间意大利问题文献》，比我读过的有关意大利革命党的所有文献都要好。”15
电影“青年马克思”剧照
马克思对西班牙语的系统学习成为助力其挖掘西班牙近代史料的一把钥匙。彼时，马克思正专注于研究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西班牙历史，希望能够探明西班牙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以给《纽约论坛报》撰写系列文章。而回顾此前数月间对西班牙语的专注与投入，马克思无不感叹道：“无论如何，我已经非常及时地着手研究《唐·吉诃德》……目前，我的科学研究能得到回报，这确实是一种进步。”16其中一个收获便是，在西班牙的史料中可以找到大量证据证明由拿破仑指挥的法国军队在法西战争中存在共和主义阴谋。不仅如此，多年后，西班牙语在马克思研究美洲殖民史时再次发挥了关键作用。17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同一时期，马克思已经开始用英语写作并发表政见。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巴黎时期，马克思还严重依赖英国政治经济学家著作的法文译本，但进入50年代，抵达伦敦后，马克思就意识到熟练掌握英语已成为他的当务之急。如1851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还表示“马克思英语说得不好”18。1853年1月，马克思就告知恩格斯，他“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19，还请了德国语言学家、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英译者弗里德里希·皮佩尔（Friedrich Pieper）校对了这篇文章，并表示“只要我弄到一本很好的语法书并大胆动手写下去，一定会写得相当顺利的”20。1853年3月，他在致信恩格斯时，进一步表示：“我认为，只要有一本弗吕格耳的词典、一本语法书和一名比皮佩尔先生更出色的校对员，我自己也有一些用英文写作的天分。”21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飞速进步倍感惊讶，在复信中称：“我简直难以相信，你竟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已经寄去七篇英文文章，如果你来这里……你一个星期学到的英语将比在皮佩尔先生那里六个星期学到的还要多。”221853年6月，恩格斯再次热情地致信马克思：“昨天我在4月初的一份旧《论坛报》上看了你评论《泰晤士报》和流亡者的文章（内有摘自但丁的引文）。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只是有几个词语用得不太合适，不过，你的文章中可以指出的缺陷也只此而已。在那里几乎看不到皮佩尔的痕迹，我不懂你为什么还需要他。”23
马克思谦虚地回应道：“你称赞我‘幼稚的’英文，使我大为鼓舞。我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第一，在语法上没有把握，第二，不能灵活运用辅助短语，而没有这些短语就不可能写得很生动。”24此时，马克思很可能还在依据他以往用法语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来评判自己在英语上的进步。其中最显著的例证就是他于1847年出版的回应蒲鲁东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大约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开始关注比较语言学，并从威廉·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54年出版的《语言学语法》一书中作了部分摘录。25
而在19世纪60年代末的俄语学习过程中，比起写作，马克思更加注重俄语的阅读。1877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写道：“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26其中，尼古拉·弗莱罗夫斯基（Nikolai Flerovskii）关于俄国工人阶级的著作就是马克思阅读清单中的首批文献之一。此后，马克思不仅精读了车尔尼雪夫斯基27（Nikolay Chernyshevsky）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著作，28还阅读、摘录并翻译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地址的信》。除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俄国作家外，马克思还研读了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的系列文章。比如，马克思就从恩格斯处借阅了赫尔岑的俄文自传《往事与随想》。这卷书布满了旁注，其中主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记录的一系列词汇及其译文。29除此之外，马克西姆·科瓦列夫斯基（Maksim Kovalevsky）关于公有制历史的论著也深受马克思、恩格斯重视。马克思不仅通篇研读了这部俄文原著，还用德语对书中的内容作了详细摘录。30
目睹马克思学习西班牙语和俄语过程的威廉·李卜克内西（Wilhelm Liebknecht）在《忆马克思恩格斯》中写道：马克思非常注重“阅读”对掌握一门语言的重要作用，并表示马克思是一个“记忆力强的人（马克思的记忆力是罕见的，他从不忘记什么），只要多读，很快就能学得一种语言的成语和词汇。于是实际应用也就容易了”31。科瓦列夫斯基本人则称马克思是一名“多语者”，因为他“不仅能流利地讲德语、英语和法语，还能阅读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罗马尼亚语”。32
二“多语者”：恩格斯
1852年，马克思委托皮佩尔编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一章的译本样本。事后，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表示：“译文中有大量的错误和遗漏。不过，比起枯燥的翻译工作来，校订可以使你少费些事。”33几天后，恩格斯也抱怨道：“皮佩尔的译文使我费了好大的劲。”34恩格斯在仔细审读了皮佩尔的译文后，专门撰写了一份札记来探讨翻译的理论和实际运用等问题，并着重就专业翻译和“随意地用英文写作”之间的区别、依赖字典的局限性、选择文风时的潜在风险以及过度使用法语派生词可能导致英语母语者理解障碍等问题展开了论述。他强调，译者最艰巨的任务就是找到一种最佳表达方法使之既能忠实再现原文生动鲜活的意象,又能确保读者理解的流畅性。35
因此,马克思将恩格斯视作翻译领域的权威。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马克思知道,恩格斯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多语者”，且其潜心研习的语种甚至比马克思自身掌握的还要多。
恩格斯所接受的校内课程与马克思的大体相似。与之相同的是,在校期间,恩格斯也必须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和法语。但与之不同的是,1834—1835年,恩格斯还修读了一门希伯来语。其中,必修的希腊语课程（1836—1837）的阅读内容涵盖了荷马的《伊利亚特》、柏拉图的《会饮篇》以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大量经典文献。此外,恩格斯还自主阅读了赫西俄德（Hesiod）、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并参考了多种辅助资料,如弗朗茨·帕索（Franz Passo”）的《希腊语口袋词典》、戈特洛布·克里斯蒂安·克鲁修斯（Gottlob Christian Crusius）的《德语全词典》以及菲利普·布特曼（Philipp Buttmann）的《希腊语语法教程》等。36除此之外,在一本关于古代史的笔记中,恩格斯还摘录了包括古埃及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内容,摘录中还配有他绘制的方尖碑、金字塔以及象形文字的草图。37
恩格斯
其实,从1839年恩格斯致玛丽亚·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就不难看出恩格斯对语言的浓厚热情。在这封信中,恩格斯略显夸张地写道：自己阅读了“很多报纸,有荷兰的、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土耳其的和日本的。利用这个机会,我学了土耳其语和日语,这样,我现在懂得25种语言”38。不过,在柏林服兵役期间,在弗里德里希·谢林（Friedrich Schelling）的讲堂上,恩格斯或许已经接触到了同样多的语言。19世纪40年代初,恩格斯撰写了一篇《谢林论黑格尔》的短文,文中提及了谢林演讲过程中听众国际化的特征——“人们交相使用德语、法语、英语、匈牙利语、波兰语、俄语、现代希腊语和土耳其语谈话,人声嘈杂,但是,铃声响了,要人们静下来。于是,谢林登上了讲台”39。
19世纪40年代上半叶,由于频繁前往英国,恩格斯的英语水平已经足以在《新道德世界》和《北极星报》上撰写并发表关于普鲁士事件的文章。19世纪50年代,他再度将新的语种纳入学习计划以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视域。对此,恩格斯在1853年4月写于约瑟夫·魏德迈（Joseph Weydemeyer）的信中就表示：“我自己这个冬天在斯拉夫语言和军事知识方面有了显著进步,到年底差不多就能掌握俄语和南斯拉夫语。”40可就在一年前,恩格斯还曾向马克思坦言,他未能给予斯拉夫语应有的重视。此外,恩格斯对俄语也尤为关注,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古代斯拉夫公社所有制”41,也是为了有力地回击米塞尔·巴枯宁（Mikhail Bakunin）。因为在恩格斯看来“巴枯宁之所以捞到了一点东西,只是由于谁也不懂俄语”42。因此,恩格斯写道：“最近两个星期我在努力啃俄语,现在差不多学完了语法,再用两三个月丰富必要的词汇,我就可以开始学别的东西了。我必须今年学完斯拉夫语……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在下一场大型政治历史剧上演时,我们当中至少有一个人对那些恰好立即就会与之发生冲突的民族的语言、历史、文学以及社会制度的特点有所了解。”43
除俄语外，恩格斯还学习了塞尔维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捷克语。44他甚至还计划撰写一部关于斯拉夫语的比较语法书。不过，当他发现米克洛稀奇·弗兰蒂舍克（Franzvon Miklosich）已出版相关主题的论著后，便放弃了这一念头。45其实，在1852年以前，恩格斯都是自学俄语的，后来才跟俄国流亡者爱德华·平达（Edward Pindar）学习了会话。而且，恩格斯在研究俄语语法时，一直都十分注重阅读。他广泛阅读了普希金（并翻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青铜骑士》的部分章节）、格里鲍耶陀夫（Alexander Griboyedov）和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等的俄文原著，并根据原文整理了相应的词汇表。此外，恩格斯还阅读了约翰·鲍林（John Bowring）的《俄国诗人选集》，并从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Mikhail Lomonosov）、加夫里拉·杰尔查文（Gavrila Derzhavin）、尼古拉·卡拉姆津（Nikolai Karamzin）等俄国诗人和作家的作品中做了大量摘录。46为了更好地掌握斯拉夫语，恩格斯还拜托马克思帮忙搜集有关斯拉夫历史和语言学的文献资料。为此，马克思专门给恩格斯列举了详细的参考书目及摘要。
至于中东语言，尽管恩格斯发现阿拉伯语的学习难度着实令人泄气，却仍表示有足够的信心能学好波斯语。1853年6月，他在致马克思的信中表示：“既然我已经陷在东方问题的废纸堆中好几个星期，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来学习波斯语。我不学阿拉伯语的原因，一方面是我生来厌恶闪语，另一方面则是，对这种有4000个词根和有两三千年发展史的如此丰富的语言，不花费大量时间是不能获得一点成绩的。相比之下，波斯语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儿戏。这种该死的阿拉伯字母表中，往往一连六个字母看起来是一个样子，而且没有元音，如果不是这样，我准能在48小时内学完全部语法……我给自己规定学波斯语的最大期限是三个星期……”47
除此之外，恩格斯还从威·琼斯的《波斯语语法》中做了大量摘录，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该书的五个部分即字母、辅音、元音、名词和形容词，并以一种独创的方法用拉丁语音译了部分波斯字母。48
恩格斯之所以对波斯语感兴趣，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历史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1857年指出的那样，英俄两国为在波斯湾、里海和东亚地区争夺霸权，致使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进而引发了波斯的抵抗运动和中国的反对声音。49这一社会现实就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对当地的社会结构和历史环境有更深入的了解。
其实，早在1853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对话中，恩格斯就曾提及自己读过查理·福斯特（Charles Forster）牧师著的《阿拉伯的历史地理学》，并向马克思简要阐述了书中关于部落文化以及东方宗教重要性的观点。50马克思回信道：“你来信中关于希伯来人和阿拉伯人的那一部分使我很感兴趣。”并追问道：“为什么东方的历史表现为各种宗教的历史？”51恩格斯复信回应：“不存在土地私有制，的确是了解整个东方的一把钥匙。”并继而写道：“这是东方全部政治史和宗教史的基础。但是东方各民族为什么没有达到土地私有制，甚至没有达到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特别是由于大沙漠地带，这个地带从撒哈拉起横贯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靶直到亚洲高原的最高地区。在这里，农业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而这是村社、省或中央政府的事。”52后来，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用学术语言将这一观察概念化。
19世纪50年代，恩格斯在对社会财产关系和生产方法进行理论反思的同时，对中欧和北欧的历史与语言也展开了研究。1859年，恩格斯告诉马克思，他正在阅读西哥特主教乌尔菲拉（Ulfilas）于四世纪编译的哥特语版《圣经》，称“总有一天要把该死的哥特语搞通”，并计划在研究明白哥特语后，“再去研究古挪威语和盎格鲁-撒克逊语”。不过，恩格斯补充道：“到目前为止，我的工作一直没有辞典或任何工具书：我只有哥特语读本和格林的书，但是这个老家伙的确了不起。为此，我很需要格林的《德意志语言史》，你能否再把它寄给我？”53后来，恩格斯搁置了对该语言的研究。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初，当需要对日耳曼的财产关系加以研究时，恩格斯再度回到对中欧及北欧语言的研究中，并对法兰克方言投以格外关注。54
19世纪60年代初，恩格斯阅读了一本古丹麦诗歌集——《英雄诗歌集》——并不时对其片段进行翻译。他将其中一篇译文（可能是《提德曼老爷》）寄给了他的同事卡尔·济贝尔（Carl Siebel），同时坦言：“可惜我没有能充分表达原文那种无拘无束、泼辣欢乐的调子……可是，你只好满足于这个译文了”，但是该文“（几乎是逐字逐句译出的）。我想，这篇小东西还没有人译成德文。”55
其实，1864年德丹战争结束不久，恩格斯就前往了什列斯维希（Schleswig）的宗德堡（Sønderborg）（这里原属丹麦，后被普鲁士吞并），亲自了解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在1964年寄给马克思的信中，恩格斯便提到：我近期“稍微研究了一下弗里西安—英格兰—朱特—斯堪的那维亚的语言学和考古学”56，并同马克思分享了他对当地人日常用语的一些细微观察，他发现：“语言和民族的相互关系是非常特殊的。在弗伦兹堡，根据丹麦的资料，它的前一部分，特别是港湾部分，是丹麦的，可是所有在港湾玩耍的儿童（数量很多）却说低地德意志方言。相反，在弗仑兹堡以北，人民说的是丹麦的，即下丹麦的方言，我对于这种方言几乎一句也不懂。在宗迭维特，农民在小饭馆里交替使用丹麦语、低地德意志方言和高地德意志方言；可是在那里以及在宗德堡，我常常用丹麦语同别人谈话，对方却总是用德语来回答。”57
除丹麦语外，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末还学习了荷兰语、弗利西亚语、凯尔特语和爱尔兰语，其中爱尔兰语对理解北欧古老的亲属关系、习俗和法律结构尤为重要。58
除了科学研究之外，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多语能力在政治工作中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866年，在讨论国际工人协会日内瓦代表大会的组织事宜时，马克思就致信约翰·菲利浦·贝克尔（Johann Philipp Becker），强调道：鉴于此次参会的有来自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的60名代表，大会需要一名“会说几种语言的人……这至少是为了节省时间”，“总书记必须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正是基于这一原因，马克思表示：“荣克当代表大会的主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他能说三种语言——英语、法语和德语。”59
19世纪70年代初，恩格斯无论是在处理个人事务还是在组织工作中，都忙于解决协会中一些和语言相关的问题。1871年，他在致保罗·拉法格（Paul Lafargue）的信中讲道：“我这个可怜的人还要用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写一封又一封的长信，而这两种语言我又只懂一点儿。”601872年，他在协调联合会组织成员的问题时，提出了如下建议：“我们有意不想任命德国人当丹麦书记，我们的法国人大部分不会用英文写信，而我们又不知道法文通信对你们是否合适，所以我们只好挑选了一个英国人，因为你们给我们写信是用英文……当然，您将用丹麦文给我写信，我完全懂您的语言，因为我读过许多斯堪的纳维亚的文献，遗憾的是，我不能用丹麦文给您回信，因为我从来没有在这方面实践的机会。也许以后会有机会！除我之外，还有马克思懂丹麦文，在总委员会里恐怕再没有别人了。”61
从19世纪60年代末起，恩格斯重新投身于精深理论的翻译工作上来。此时，编撰马克思《资本论》英译本和法译本的重任提上恩格斯的工作日程。恩格斯认为赛米尔·穆尔（Samuel Moore）是编译《资本论》英文版的不二人选，因为“他现在的德文水平能够毫不费劲地阅读海涅的作品，并且会很快地熟悉你的风格……自然，全部工作将在我的直接监督下进行”62。不过，英译《资本论》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显著难点，那就是马克思的辩证风格。为此，恩格斯反复思考如何翻译马克思黑格尔的表述，并期望马克思本人能给出一些建议。不仅如此，恩格斯甚至还希望马克思能够用英文重写商品和货币的相关章节。对此，恩格斯就问道：“是否有一些可以从中找到术语材料的培根以前或甚至洛克以前的旧英文哲学著作？我觉得似乎有这类东西。把黑格尔用语译成英文的尝试怎样？”63
尽管马克思“是严格按照辩证法为德国科学界写作的”，但在翻译过程中，不论是该书的英译本还是法译本，都“落入蠢材之手”。恩格斯半开玩笑地指出：“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只好怨自己了”，问题都源自你的辩证风格。64
马克思在审校完鲁瓦·约瑟夫（Joseph Roy）编译的《资本论》法译本后，致信俄文译者尼古拉·丹尼尔逊（Nikolai Danielson）称：尽管鲁瓦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行家”65，且是“费尔巴哈著作的译者”66，但由于其过度直译，“我不得不对法译文整段整段地加以改写，以便使法国读者读懂”，只有这样“今后再把它从法文译成英语和各种罗曼语，就更容易了”。67恩格斯则不同意马克思“用法译本作为英译本的基础”68的想法。因为在他看来，法译本本身就存在缺陷。例如，在读完工厂立法章节的法译本后，恩格斯遗憾地表示，德文原文中所蕴含的“力量、活力、生命力——统统见鬼去了”。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指出：“平庸的作家为了能够用某种优雅的形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是不惜阉割语言的。用这种拘谨的现代法语，是愈来愈难以表述思想了。学究怯的形怯逻辑几乎到处都要求把语句重新排列，单是这一点就使叙述失去了鲜明性和生动性……用英语不需要削弱原作的表现力。在真正辩证叙述的某些地方不免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在其他方面英语的强劲和简洁将予以补偿。”69
恩格斯晚年还认为：“意大利文比法文更适于作辩证的叙述。”70这一认识起初是恩格斯对帕·马尔提涅蒂（Pasquale Martignetti）的回应。1883年，马尔提涅蒂联系到恩格斯，并寄去自己翻译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意大利语译稿。由于不擅长德语，马尔提涅蒂的译稿是以拉法格的法译本为蓝本的。恩格斯用意大利语给马尔提涅蒂写了回信，建议马尔提涅蒂能对译稿进行大幅修改。71不过，恩格斯自己也坦言，“自己也没有把握”，“因为我的意大利文不大好，并且没有用过”。72马尔提涅蒂还希望恩格斯能推荐一些德语学习材料以提升德语水平。从恩格斯的复信看，马尔提涅蒂似乎对阿恩·约翰·弗兰茨（Johann Franz Ahn）的德语教材相对较为熟悉，该教材特别注重短篇文本在原文和译文间的同步翻译，而非单纯的词汇记忆。不过，恩格斯对阿恩的词典“一无所知”73。尽管如此，恩格斯还是向其分享了自己从零学习语言的方法。恩格斯表示：“我在学习一种语文时总是采用这样的方法：不研究语法（变格、变位和代词除外），而是靠着查字典阅读所能找到的古典作家的最困难的作品。例如，我从但丁、佩脱拉克和阿里欧斯托的作品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从塞万提斯和卡德龙的作品开始学西班牙文，从普希金的作品开始学俄文。以后我读报纸等。至于学德文，我认为可以向您介绍读歌德《浮士德》的头一部分——这部分基本上是用民间文体写的，而您认为困难的那些地方，对德国读者来说，没有注解也是同样困难的。”74
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德文著作的困难同样体现在《共产党宣言》外文版本的编译过程中。由于将德文译成“规范的、语法正确的英文”是极为困难的，因此恩格斯表示：如果能用英文发表，自己将亲自承担英文翻译的重任。而且，在《共产党宣言》众多的外文译本中，恩格斯表示，“俄译本是目前我看到的所有译本中最好的译本”。75
出乎恩格斯意料的是，19世纪90年代，美籍俄裔犹太移民、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卡恩·阿伯拉罕（Abraham Cahan）联系到恩格斯，希望能为《共产党宣言》编译意第绪语译本。听闻这一消息后，恩格斯承诺为该版本作序。据悉，当时身为英国犹太劳工运动积极分子的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正是此次会面的引荐人。相关材料表明，恩格斯在接待卡恩时，还特意用意第绪语朗读了犹太裔美国报纸《工人报》（Arbeter Zeitung）的几行内容。其实，卡恩的这一提议让恩格斯十分欣喜，因为他们都谴责反犹主义，并对1891年社会主义大会上关于“犹太人问题”模棱两可的立场持批评态度。76早在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就在《反杜林论》中抨击了欧根·杜林的语言沙文主义和犹太恐惧症。而他们认为,正是在反对反犹太主义的政治斗争背景下,犹太人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对此，恩格斯表示：“反犹太主义无非是中世纪的、垂死的社会阶层反对主要由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组成的现代社会的一股反动逆流;因此,反犹太主义戴上伪装的社会主义假面具,只为反动的目的效劳;这是封建社会主义的畸形变种,我们同它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在英国这里和在美国由于东欧的反犹太主义者,在土耳其由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有成千成万的犹太无产者,而且正是这些犹太工人在受着最残酷的剥削,过着最贫困的生活。在我们这里,即在英国,最近一年里发生了三起犹太工人罢工事件,怎么能把反犹太主义说成是反对资本的斗争手段呢？”77
恩格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精通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直至其晚年,恩格斯仍在坚持学习语言,甚至尝试学习新语言。正如1894年,恩格斯在写给劳拉·拉法格（Laura Lafargue）的信中所提到的：我每天都会阅读来自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的报纸以及各种周刊，“我收到的周报有：德国两份,奥地利七份,法国一份,美国三份（两份是英文的,一份是德文的）,意大利两份,以及波兰、保加利亚、西班牙和捷克的各一份,这几种文字中有三种我现在还在逐步掌握。”78
对于恩格斯对语言的造诣,拉法格在对恩格斯的回忆录中如是写道：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他访问了“国际”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全国委员会。在那里,有人告诉他：有个叫“昂格尔”（Angel）的人可以“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和“道地的葡萄牙文”写信,他甚至还“精通意大利文”。这个人就是恩格斯！而且“当你注意到这几种文字之间的一致性和细微的差别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诣是多么惊人啊！”79爱德华·艾弗林（Edward Aveling）也回忆称,恩格斯的家中常有各个国家的大量社会主义者造访，“恩格斯可以用他们各自的语言与他们交流。像马克思一样，他（恩格斯）精通德语、法语和英语;接近完美地掌握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丹麦语,能阅读、应付俄语、波兰语和罗马尼亚语,更不用说像拉丁语和希腊语这样的‘小事’了”80。
三 结语
综上所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熟练地掌握听、说、读、写能力从来都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对语言的浓厚兴趣,确实存在,但他们始终将其作为科学研究与政治实践的工具而存在。因为,社会主义者的国际性质在某种程度上要求他们必须通晓多种语言,这不仅是为了更好地交流和理解国际劳工运动的各种文化和经验,还是为了能够直接接触到不同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文献,加深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解。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语言的掌握,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学术追求或个人兴趣,而是深深植根于他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政治承诺之中。
注释
1.原文标题为“Mar x and Engels as Polyglots”，载于《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4,volume 75,Number 09（February 2024）。
2.作者简介：康加恩（Kaan Kangal）,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为辩证哲学、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哲学和数学哲学。译者简介：何欣鸿,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发展史研究。译文系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资本逻辑视域下社会加速批判理论”（编号：2022BKY014）;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视域下的精神政治学与人的精神现代化研究”（编号：2022BKY020）的研究成果。
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21页。
5.Michael Heinrich,Karl Marx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The Life of Marx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Work（1818 -1841）,vol.1,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9,p.101.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32页。
7.同上书,第932页。
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页。
9.同上书,第14页。
10.Michael Heinrich,KarlMarx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Society:The Life of Marx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is Work（1818-1841）,vol.1,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9,pp.126-127.
1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530页。
12.Karl Marx,“Exzerpte aus Karl Ludwig Kannegieβer:Italienische Grammatik”，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5,Berlin:De Gruyter,2015,PP.651-700.
13.卡尔·马克思图书馆目录的编纂者为罗兰·丹尼尔斯。参见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5,Berlin:De Gruyter,2015,PP.295-306。
1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88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5页。
16.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39,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480.此处未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因为此处对“paid for”和“pay off”的理解有分歧。作者将其理解为“回报”即学习西班牙文有所回报,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将其理解为“报酬”，即“目前,我的科学研究能得到报酬,这确实是一种进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88页。——译者注。
17.参见Hans-peter Harstick（ed.）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 Produktion,Frankfurt:CamPus Verlag,1977.
1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03页。
19.2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42页。
2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60页。
22.同上书,第364页。
23.同上书,第411页。
24.同上书,第413页。
25.karl Marx,“Exzerpte aus William Barnes”,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2,Berlin:Akademie Verlag,2007,PP.364-66.
2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27.车尔尼雪夫斯基·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Nikolaj Gavrilovi č Cernyševskij），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作家和文艺批评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译者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98页。
28.Nikolaj Gavrilovi č Cernyševskij:Pis'ma bez adresas[Unveröffentlichtes ManuskriPt.],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8,Berlin:De Gruyter,2019,P.1142.
29.Hanno Strauß,“Zu einigen Fragen des Studiums zeitgenössischer Verhältnisse in Rußland durch Marx und Engels in den 50er Jahren des 19.Jahrhunderts,”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Heft13,Hamburg:Argument,1982,P.56.
30.参见Hans-peter Harstick（ed.）Karl Marx über Formen vorkapitalistischerProduktion,Frankfurt:Campus Verlag,1977.
31.参见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恩格斯》，杨启瀵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46页。根据李卜克内西的说法，马克思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甚至想学阿拉伯文和土耳其文，但没有实现”。
32.Kovalevsky,“Meetings with Marx”，in Reminiscencesof Marx and Engel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7,P.294.
3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34.同上书，第221页。
35.同上书，第235—236页。
36.“präParation und Bemerkungen zu Homers Ilias”，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Berlin:Dietz,1976,P.937.
37.Friedrich Engels,“GeschichtsheftⅠ.Alte Geschichte”, 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Berlin:Dietz,1976,P.459.
3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3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98页。
4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80页。关于恩格斯俄语副词的简短列表（日期不详），参见the Marx-Engels Pap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J 62。恩格斯还编写了一些关于比较语言学的笔记（日期不详），关于这些，参见H170。
4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4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83页。
43.同上书，第82—83页。另见Kevin B.Anderson,Marx at the Margins:On Nationalism,Ethnicity,and Non-Western Societi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44-45;Aileen Kelly,MikhailBakunin:A Study in the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of Utopianism,Oxford:Clarendon,1982,PP.130-31.
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2页。
4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4页。
46.Hanno Strauß，“Zu einigen Fragen des Studiums zeitgenössischer Verhältnisse in Rußland durch Marx und Engels in den 50er Jahren des 19.Jahrhunderts”，in 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Heft13,Hamburg:Argument,1982,PP.48-50；社论：“Friedrich Engels an karl Marx,18.März 1852”，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II/5,Berlin:Dietz,1987,P.666;Engels，“Zur russischen Sprache und Literatur”，in 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0,Berlin:de Gruyter,2023,PP.603-4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782—783页。——译者注）
4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23—424页。
48.这些摘录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并计划在Marx-Engels-Gesamtausgabe（MEGA）IV/11中出版。参见Rolf Hecker（eds.）Beiträge zur Marx-Engels-Forschung;Neue Folge 2014-15,Hamburg:Argument,2016,PP.68-73.
4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5页。
5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7—409页。
5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14页。
52.同上书，第419页。
5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
5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64页。
5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21页。
5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页。
57.同上书，第7页。恩格斯还向马克思推荐一些关于古德语的资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8页。
58.关于恩格斯对查尔斯·瓦朗斯（charles Vallancey）《爱尔兰语法》的摘录，参见the Marx-Engels Papers at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ocial History,J 49,issg.amsterdam。
5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5—526页。
6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59页。
61.同上书，第416—417页。
6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4页。
63.同上书，第315页。
6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9页。
6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8页。
66.同上书，第365页。
67.同上书，第478页。
68.同上书，第100页。
69.同上书，第99—100页。
70.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1页。
71.作者原文称：“Engels suggested making significant changes of theⅠtalian text.”即“恩格斯建议马尔提涅蒂对译稿进行重大修改”。参见Marx and Engels,Collected Works,vol.47,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5,PP.37-38；而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此处的译文是：“我通读了一遍，建议您在某些地方稍作修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1885年5月，恩格斯在致马尔提涅蒂的一篇草稿中还进一步阐释道：“使我惊奇的是，您从未在德国生活过，也没有在德国研究过语言，却那么好地转达了我的思想。我只发现有几个略语、俗语和成语用错了；这些话对于一个不知道该国日常用语以至方言的人，是不能很好领会的，这些话无论在语法书上或词典里都是没有的。许多地方，只要您很好地领会了意思，我认为您可以译得更灵活更大胆些。”（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16页。）——译者注。
7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0页。
73.同上书，第52页。
74.同上书，第52—53页。19世纪80年代后期，马尔提涅蒂考虑移民美国或英国，并就英语口语问题再次向恩格斯咨询请教。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1页。
7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页。
76.Edmund Silberner,“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Jews”，in Jewish Social Studies,vol.11,no.4,1949,P.337,323,339.
7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9—60页。
7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28页。
79.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忆马克思恩格斯》，杨启瀵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5页。
80.Edward Aveling,Engels at Home,Reminiscences of Marx and Engels,Moscow: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1957,PP.310-3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