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理论革命
节选自阿尔都塞等：《读〈资本论〉》——（阿尔都塞）《〈资本论〉的对象》，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24年，第462-479页。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现在我们可以回过来分析过去，以便对马克思和他的先驱者、他的对象和这些先驱者的对象之间的区别作出评价。
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不再谈人本学的问题。人本学在政治经济学中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关于经济的理论）来论证经济现象的经济性质，同时论证这些经济现象在既定存在的同质空间的存在。去掉人本学的“既定存在”，剩下的就是这个使我们感兴趣的空间。现在这个空间不再能够从人本学方面得到证明，那么它的存在会发生什么变化呢？人本学的消失会对它产生什么影响呢？
政治经济学把经济现象思考为从平面空间产生的，在这个空间里，直接的机械因果关系居统治地位，因此某种特定的结果是同原因客体即另一个现象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结果的内在必然性只能在一种既定存在的序列中得到理解。这个空间的同质性、它的平面性质、它的作为既定存在的属性、它的直线性因果关系，所有这些理论规定在其体系上构成了这样一个理论总问题结构，也就是说，构成了理解它的对象并且同时向它提出（由这个总问题本身规定的）关于它自己的存在的问题的特定方式，即提前规定好答案形式（度的模式）的方式，总之，这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总问题。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同这种观点是完全对立的。这种对立不是指马克思的理论是这种观点的颠倒。马克思的理论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在理论上同这种观点毫不相干，因此是同这种观点的彻底决裂。马克思通过他的概念来规定经济的时候（我们暂时用空间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思想），他不是在同质的平面空间的无限性中，而是在区域结构所规定的、并且是总的结构的组成部分的特定领域中来说明经济现象的。因此他是把经济现象看作是一个复杂和深刻的空间，而这个空间又是另一个复杂而深刻的空间的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抛开这个空间比喻，因为它的作用在刚才那个对比中已经发挥完了。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深刻性或者更严格地说，这种复杂性。用经济现象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就是用这种复杂性概念，也就是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来说明经济现象。因为总结构决定（区域）结构，而这个区域结构作为经济学的对象构成并决定着处于整体结构的特定位置的这一特定区域的现象。从严格意义的经济学角度来看，构成和决定经济学对象结构的是下述结构，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结构的概念不能在生产方式的总结构概念范围之外来说明。
马克思基本理论概念的简单确立，即这些概念在理论叙述的统一中的确立直接产生了某些重要后果：
第一，经济不可能具备（直接可以看到的，可以观察到的）既定存在的性质，因为它的确证要求经济结构的概念，而经济结构的概念又要求生产方式结构（它的各个层次以及各个层次之间的特殊联系）的概念，因为它的确证要以它的概念的构成为前提。必须为每一种生产方式建立经济概念，正像必须为生产方式的每个其他“层次”如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建立概念一样。因此整个经济科学就像一切其他科学一样也取决于它的对象的概念的建立。在这种条件下，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之间根本不存在矛盾。相反，经济理论是从属于历史理论的一个区域。当然，这里指的不是历史主义或经验主义意义上的历史理论，而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概述过的这种历史理论。任何没有制定自己对象的概念却企求在可以看得见的历史现象的“领域”中直接“读出”这种概念的“历史”，不管它愿意不愿意，都会打上经验主义的印记，同这种历史一样，任何没有构成自己的对象而直接走向“事物本身”即走向“具体”“既定存在”的政治经济学，不管它愿意不愿意，都会陷入经验主义的意识形态，经常会受到它的真正的“对象”即它自身目的（不管这种目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还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劳动的理想）的再现的威胁。
第二，如果经济现象的“领域”不再具有无限平面的同质性，那么它的对象理所当然不再在所有场合是同质的，因而不再能够以同一尺度进行比较和计量。但是，计量、数学方法及其特有的模型应用的可能性并没有因此而被排除出经济领域。这种可能性现在注定要取决于可计量的对象的领域和界限的概念规定，也要取决于其他数学手段（例如经济计量学或其他公式）可以应用的领域和界限。数学公式只能从属于概念公式而存在。因此，政治经济学同经验主义乃至形式主义的分界线也就是（理论）对象概念和“具体”对象以及把握具体对象所用的数学公式的分界线。
这个原则的实践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它们在解决计划的“技术”问题时表现出来了。这种解决乐于把只是产生于对象概念的不出现即产生于经济经验主义的问题当作真正的“技术问题”。那些知识阶层的“技术官僚”津津乐道于这种混淆，对此争论不休，但是一个根本不存在或是错误地提出的问题是永远无法得到解决的。
第三，如果经济现象不再是那种平面空间而是深刻的和复杂的空间，如果经济现象由它们的复杂性（也就是它们的结构）决定，那么就不再可以把直线性因果关系概念应用于这些经济现象。这样，就需要另一个概念来说明这种因果关系的新形式，这种新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新的规定所要求的，是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复杂性，也就是它的特殊规定即结构的规定所要求的。
这第三个结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因为它会把我们引导到一个全新的理论领域。对象不能通过它的可以直接看到和感觉到的现象来规定，对象必须迂回地通过它的概念来把握，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至少这是古典哲学在某种程度上对现代科学的全部历史的思考所告诉我们的，尽管这种思考是在超验的（笛卡儿）、先验的（康德、胡塞尔）或者“客观”唯心主义（黑格尔）等经验主义基础上进行的。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作出巨大的理论努力，才能够克服上升为“认识论”并且统治西方哲学的各种形式的经验主义，以便同它的主体（我思）和客体的总问题以及主体和客体的一切变化形式决裂。但是，尽管所有这些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经验主义很固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中“隐约地感觉到”现实科学的理论实践迫使它们接受的这样一种现实必然性，也就是说，现实对象的认识无须通过与“具体”的直接接触，而是通过这种对象（指认识对象）的概念的生产即理论可能性的绝对条件来实现的。从形式上说，如果马克思要求我们为了建立政治经济学理论而生产出经济概念，如果他要求我们通过对象的概念来规定这一对象的数学化的有效范围、界限和条件，那么马克思要求我们做的恰恰是同西方批判哲学的全部唯心主义—经验主义传统决裂，而决不是同现实科学实践决裂。相反，马克思正是在一个新的领域重新提出了他的要求，而这些要求很早以来就是向已经实现其独立性的科学的实践提出的。如果说这些要求往往要受到过去和现在都统治着经济科学的、深深地打着经验主义意识形态印记的实践的阻碍，那么这无疑是因为这门“科学”太年轻，也因为“经济科学”首当其冲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压力。社会科学不像数学科学那样纯洁，霍布斯就曾指出，几何学把人们联结起来，社会科学把人们分开。“经济科学”是历史上重大政治斗争的角逐场所。
霍布斯
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和要求的情况完全不同，它使我们必须把经济现象看作由（区域）结构决定的，而区域结构本身又是由生产方式的（总）结构决定的。这个要求向马克思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科学问题，即属于（一定）科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的理论实践问题，而且是理论问题或哲学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显然涉及概念和概念体系的产生，由此必然影响到现有的科学性和（理论）理性的形式，这些形式在一定的时刻决定着总理论本身，也就是决定着哲学对象。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历史理论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严格表述所不可缺少的理论（哲学）概念的产生：尚未以概念形式存在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哲学概念的产生。
如果我们现在提出这样的看法，即认为任何新的科学的产生必然会提出这类理论（哲学）问题，也许为时过早，但恩格斯就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们考察数学在希腊的产生，伽利略物理学以及微积分、化学、生物学等等建立以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在上述许多情况下，我们都会看到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哲学思考对基本的科学发现的“再把握”以及新的理性形式通过哲学的产生（继公元前4世纪和5世纪的数学家的发现之后出现了柏拉图，继伽利略之后出现了笛卡儿，莱布尼茨同微积分的出现，等等）。这种哲学的“再把握”以及新的理论概念通过哲学的这种产生，解决了那些即使没有被明确提出，至少也以“实践状态”包含在上述伟大科学发现中的理论问题，并标志着总理论的历史即哲学史的各个大的阶段。但是，某些科学学科（心理生理学、心理学等等）看起来能够通过现有的理性形式的简单扩大建立起来，或者说，自认为建立起来。这就意味着，不是任何一种科学的建立都能够在实际上引起总理论的革命。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推断，引起总理论革命的是这样一种科学的建立，这种科学的建立的任务是在实际上改变存在于总理论中的总问题，以便思考它的对象，因为哲学能够在总理论中通过提出新的理性形式（科学性、必然性等等），思考由于这一科学的出现而引起的变革，因而哲学以其存在标志着决定性的划分即总理论史的革命。
如果我们记住我们在另一个地方谈到的关于在哲学上产生这种新的理性所需要的时期，也就是记住某些理论革命要受到的历史束缚，那么，马克思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一方面的范例。马克思由于彻底改变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提出的认识论问题可以表述如下：通过何种概念人们可以思考新的决定类型，也就是刚才论证的由区域结构决定这一区域的现象？更一般地说，用何种概念和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结构的各个要素、这些要素之间的结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的一切后果由这一结构的作用决定？进一步说，用何种概念和通过何种概念体系人们可以思考从属的结构由支配的结构决定？或者说，如何说明结构的因果性概念？
这个简单的理论问题本身可以归结为马克思的巨大的科学发现：历史理论的发现，政治经济学的发现，《资本论》的发现。但是这个问题把这种发现概括为以“实践形式”包含在马克思的科学发现中的巨大理论问题，也就是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在实践上”所研究的问题。他写作他的科学著作就是为了对这一问题作出回答，但没有在具有同样严格意义的哲学著作中生产出这一问题的概念。
这个简单的问题是一个新的意想不到的问题，以致它包含着有可能推翻关于因果性的一切古典理论的要素，或者包含着有可能使人对它产生误解、忽视它、在它产生之前就把它埋葬的要素。
极其概括地说，古典哲学（现有的总理论）大体具有两个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概念体系。笛卡儿的机械论体系，这个体系把因果性归结为传递的、分析的作用：这种作用除非以异常的扭曲为代价（我们在笛卡儿的“心理学”和生物学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否则就不能用于思考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但是我们还有第二个体系，这个体系被设想出来完全是为了说明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莱布尼茨的表现概念。正是这一模式完全支配着黑格尔的思想。但是黑格尔在原则上假定他所谈到的整体可以归结为唯一的内在性原则，也就是归结为内在本质，因而整体的各个要素仅仅是内在本质的现象表现形式。由于本质的内在原则存在于整体的每一个点上，人们在每一时刻都可以书写直接相应的等式：某一要素（黑格尔著作中的经济、政治、法律、文学、宗教等等要素）等于整体的内在本质。我们在这里就有了一个使我们能够思考整体对它的每一个要素的作用的模式。但是这个有关内在本质—外在现象的范畴为了能够在所有的地方和所有的时刻被用于属于上述整体的每一个现象，它要以某种整体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要以精神整体的这种性质为前提，在这种精神整体中，每一个要素作为“整体的组成部分”都是整个整体的表现。换句话说，我们在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著作中看到了整体对它的各个要素或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这一范畴，但是整体在他们那里绝对不是结构。
如果整体被看作结构，也就是被看作具有完全不同于精神整体的统一类型的统一类型，那么问题就完全不同了：我们不仅不能用分析的和传递的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结构对各个要素的决定作用，而且也不能用现象所固有的内在本质的普遍表现因果关系这一范畴来思考这种决定作用。如果我们提出思考整体的结构对整体的各个要素的决定作用，这就是提出一个理论上最困难的全新的问题，因为我们还没有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哲学概念。斯宾诺莎提出了这一问题并作出了初步的解决，他是唯一具有这种空前勇气的理论家，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使他隐没在黑暗之中，我们只是通过马克思（然而他对斯宾诺莎并不了解）才隐约看出他的真实面目。
斯宾诺莎
我在这里以最一般的形式重新提出基本的戏剧性的理论问题。关于这个理论问题，前面的叙述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确切的概念。我说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因为很显然，当代理论（精神分析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如生物学，甚至还包括物理学）通过其他道路最终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但却没有意识到，马克思早在它以前就在真正意义上“生产”了这一理论问题。我说这是一个戏剧性理论问题，因为马克思“生产”了这一问题，但是没有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他在没有掌握这一问题的概念的情况下，力图在实践上解决这一问题。他虽然表现出非凡的机智，但仍然没有完全避免堕入前人的那些与这一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大相径庭的公式。我们在《导言》中可以看到，马克思力图用一些术语来说明这个问题，也就是力图找出这些术语：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这段文字涉及的问题是：某些从属的生产结构由起支配作用的生产结构决定，从而一种结构由另一种结构决定，也就是说，从属结构的要素由起支配作用因而起决定作用的结构决定。我以前力图用超决定概念说明这一现象，这种超决定概念是从精神分析学借用来的。我们可以设想，这种分析性概念被转移到马克思的理论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借用，而是一种必然的借用，因为在这两种场合所涉及的都是同一个理论问题：用何种概念来思考一个要素和一种结构由另一种结构决定的问题。马克思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用比喻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他用普照的光即以太作比喻，一切物体，一种特殊的结构对对象的地位、作用和关系（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说，就是关系、关系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对这些对象的特点和比重的支配作用所引起的一系列变化都沐浴在这种普照的光中。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始终现实地存在着，我们前面关于马克思的术语和思维形式的严格分析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完全可以用“表现”这一马克思的全部价值理论的关键性认识论概念来概括。这一问题的目的恰恰是说明结构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方式，从而说明结构因果性本身。
我们单独提出“表现”这一概念，并不是因为它是马克思用来思考结构作用的唯一概念：只要读一读《资本论》的前30页就可以看到，马克思为了说明在他之前没有被思考过的这一特殊现实，他使用了许多具有比喻性的术语。我们强调这一概念，是因为这一概念比喻性最少，而又最接近于马克思在既表示空缺又表示存在即结构通过其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时所设想的概念。
这一点对于避免堕入（哪怕是无意地堕入）关于经济对象的古典概念，避免认为马克思关于经济对象的概念由非经济结构从外部决定，是非常重要的。结构不是外在于经济现象的这样一种本质，这种本质会改变经济现象的外观、形式和关系，会作为空缺的原因对经济现象发生作用。这里说本质是空缺的原因，是因为原因外在于经济现象。在结构对它的作用的“替代性因果关系”中的原因的空缺，不是结构与经济现象相比而言的外在性的结果，相反，是结构作为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中的存在形式本身。这里包含的意思是，作用不是外在于结构的，作用不是结构会打上自己的印记的那些预先存在的对象、要素、空间。相反，结构内在于它的作用，是内在于它的作用的原因。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全部结构的存在在于它的作用，总之，结构只是它自己的要素的特殊的结合，除了结构的作用，它什么也不是。
这一具体说明对于认识马克思在发现这一现实以及寻找表述这一现实的术语时所采用的有时是奇特的形式，是非常重要的。为了理解这一奇特的形式，我们有必要指出，结构对于它的作用来说的外在性可以理解为纯粹的外在性，也可以理解为内在性，唯一的前提是，这种外在性或者这种内在性应该作为不同于结构的作用的东西被提出来。这种区别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经常采取古典的形式，即内在和外在的区别，事物的“内在本质”和事物的现象“外观”的区别，事物的“内在”关系、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同一些事物的外在关系、外在联系的区别。然而我们知道，这种对立原则上可以归结为关于本质和现象的古典的区别，也就是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区别，这一区别把存在本身和现实本身的内在的东西即它的概念置于存在本身之中，置于现实本身之中，从而把存在和现实本身同具体现象的“外观”相对立，这一区别把不是属于这一现实对象的区别即层次或者各个部分的差别移入现实对象本身之中，因为这里涉及的是把这一现实的概念和认识同作为现存对象的现实区分开来的区别。我们知道，这种对立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本质与现象没有差别，如果本质的内在与非本质或现象的外在没有差别，那就不需要科学了。我们同样知道，这一独特的论述可以从马克思的全部论述中得到印证。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向我们展示了概念的发展即从抽象向具体的过渡，也就是原则上抽象的本质内在性向可见的、可感觉的外在具体规定的过渡，归根结底就是第一卷向第三卷的过渡。一切含混不清的论证都是因为混淆了被思维的具体（马克思在《导言》中把被思维的具体同现实具体完全区分开来）和这一现实具体。因此，《资本论》第三卷的具体即对地租、利润和利息的认识，像任何认识一样，实际上不是经验具体而是概念，因而仍然是抽象：这就是我可以和应该称为“一般性Ⅲ”的东西。我这样说是为了指出，这仍然是思维的产物，是对经验存在的认识，而不是这种经验存在本身。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严格的结论：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的过渡不是从思维抽象向现实具体的过渡，不是认识所不可缺少的思维抽象向经验具体的过渡。从《资本论》第一卷到第三卷，我们从未离开过抽象、认识、“思维和理解的产物”，我们从未离开过概念。我们只是在认识的抽象内部，从结构概念和结构的最一般的作用的概念过渡到结构的特殊作用的概念。我们从来没有跨越把概念的“发展”或特殊化同事物的发展和特殊化区分开来的绝对不可逾越的界限，理由是，这个界限理所当然是不可逾越的，因为它不是界限，它不可能是界限，因为它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概念抽象和这一事物的经验具体之间的共同的同质的空间（精神或现实），只有这种同质空间才使我们有权利使用界限这一概念。
《资本论》手稿
如果说我在这里强调了这一模糊不清的问题，那么这是为了表明，当马克思不得不在真正反思的概念中思考他自己生产出来的认识论问题时，他面临着何等的困难。这个认识论问题是，如何在理论上说明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这个困难产生了后果。我曾经指出，马克思以前的理论思考大体上提供了两种对作用问题进行思考的模式：一种模式是伽利略和笛卡尔的传递因果关系，另一种模式是黑格尔从莱布尼茨那里因袭的表现因果关系。由于所使用的概念含混不清，这两种模式很容易在本质一现象这一对概念的古典对立中发现共同的基础。这些概念的含混不清是显而易见的：本质实际上会引导出现象，但与此同时也会悄悄地引导出非本质。现象实际上会引导出它所表现的本质，但同时也会悄悄地引导出某种似乎是经验主体的东西，引导出感知，从而引导出可能的经验主体的经验感情。因此很容易在现实本身中积累这些含混不清的规定并在现实本身中肯定这样一种区别，这种区别只有作为外在于现实的区别才有意义，因为它把现实和对现实的认识区别开来了。马克思在寻找概念，以便思考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这一独特的现实时，常常使用（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本质和现象这一对古典概念，因而不得不肯定这些含混不清的概念并且在现实的“内在和外在”“现实运动和现象运动”“内在本质”和主体所感知和掌握的具体现象规定的形式上，把对现实的认识和这一现实本身之间的认识论差别移入现实之中。这一点对科学的概念并非没有影响，当马克思谈到他的先驱者发现和遗漏的概念或者谈到把他同他的先驱者区别开来的概念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但是这一模糊不清的问题同样对于解释马克思所说的“拜物教”现象产生了后果。人们指出，拜物教不是起源于经济过程当事人的幻想或感知的主观现象，因此不能把拜物教归结为经济主体由于自身在过程中的地位和结构中的位置所产生的主观作用。但是，马克思的许多著作向我们指出，拜物教是一种仅仅同“意识”有关的“表象”和幻想。这些著作指出，过程的现实的内在的运动，在同一些主体的“意识”的拜物教形式中“表现为”表面的运动形式。而马克思的另一些著作却肯定说，这种表象不是主观的，相反完全是客观的。“意识”的“幻想”和感知的“幻想”本身是第二位的，因此在结构上应该同这种纯粹客观的“幻想”区分开。我们在这里可以最清楚地看到，在必然是矛盾的运动中，马克思在那些与自己的对象不一致的有关概念中左冲右突，一会儿接受这些概念，一会儿抛弃这些概念。
但是马克思往往要根据这些矛盾的思想来为他所说的话辩护：于是他生产出那些同自己的对象相一致的概念，但这一切是在一瞬间完成的。他没有从理论上系统分析他所生产的东西，没有思考这种东西以便把它纳入他的分析的整体，例如他在研究利润率时写道：
实际上，m/C这个比率表示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这就是说，按照剩余价值的概念上的、内在的联系和性质来说，这个比率表示可变资本的变动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马克思在这一段以及其他各段论述中，毫不含糊地“实践”了这一真理：内在性无非是“概念”，内在性不是现象的现实的“内在”，而是对现象的认识。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马克思所研究的现实就不再表现为具有两个层次即内在和外在的现实，因为内在等同于纯本质，外在等同于现象，而现象时而是纯主观的即“意识”的情感，时而是不纯的，因为它与本质格格不入或者说是非本质。如果说“内在”是概念，那么“外在”只能是概念的具体化，就像整体的结构的作用只能是结构的存在本身一样。例如马克思在谈到地租时指出：
为了科学地分析地租，即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独立的特有的经济形式，摆脱一切使地租歪曲和混杂的附属物，纯粹地考察地租，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为了理解土地所有权的实际影响，甚至为了从理论上了解同地租概念和性质相矛盾但仍然表现为地租的存在方式的大量事实，认识造成这种理论混乱的因素，也是同样重要的。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赋予他的分析的两重性。他分析了资本主义地租的纯粹形式，而这种纯粹形式无非就是资本主义地租的概念。马克思把这种纯粹性一方面思考为概念的纯粹形式，另一方面思考为概念的规定本身。与此同时，他把这种纯粹性思考为与经验的非纯粹性相区别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在进一步说明中又把这种经验的非纯粹性思考为地租本身概念的“各种存在形式”即地租本身概念的各种理论规定。在第二种理解中，我们摆脱了纯粹本质和非纯粹现象之间的经验主义区别。我们抛弃了关于纯粹性的经验主义观念，这种纯粹性不过是经验的纯净化（经验被剥离）的结果。我们实际上把纯粹性思考为概念的纯粹性，思考为与自身的对象相一致的认识的纯粹性，而把这一概念的各种规定思考为对地租的各种存在方式的实际认识。很清楚，这种说法本身就取消了内在和外在的区别并用概念和现实的区别，或者说（认识）对象和现实对象的区别取而代之。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看待这种必然的取代，那么我们就会达到科学实践及其对象的概念，而这种概念与经验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马克思在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明确地阐述了关于科学实践这一全新概念的原则。但是，说明这一概念是一回事，在关于结构对它的各个要素的作用的概念的生产这一前所未有的理论问题中应用这一概念则是另一回事。马克思使用“表现”一词来实际应用这一概念，并且用沐浴在以太中的各个对象的特殊比重和色彩的变化来描述这个概念。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这一概念有时在他用一种新的但却是非常准确的语言（比喻性语言）进行论述的某些段落中直接表现出来。这种比喻性语言中的比喻实际上已经是比较完备的概念，但是这些概念作为概念也许还有待我们去理解、掌握和发展。因此，马克思总是把资本主义体系看作机制、机械、机器体系、装置或者看作“社会物质变换”的体系。在所有这些场合，内在和外在的区别消失了，同样，现象的“内在”联系和现象的外在混乱之间的对立也消失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彻底摆脱了现象的主观性和本质的内在性的经验主义二律背反的一个新的形象、几乎全新的概念，是一个新的客观体系，是一个在其最具体的规定上由它的装置和机器体系的规律、由它的概念的各种具体形式决定的客观体系。这使我们想起“表现”这一高度征候性术语，并把它同“机器体系”联系起来考察，把它看作机器体系通过它的作用表现出来的存在本身，看作一出戏剧的舞台指挥的存在方式，而这出戏剧就是舞台、台词和演员的统一。这出戏的观众之所以偶然地成为观众，只是因为他们首先是被动的演员，受到台词和角色的束缚；他们不可能是台词和角色的作者，因为从本质上看，这是一出没有作者的戏剧。
这里难道还需要作更多的说明吗？马克思不断努力，打破现有理论的客观界限，以便创造出能够思考他的科学发现向哲学提出的问题。马克思的不断努力和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是他在我们之前很久单独地经历的理论戏剧的组成部分。我们只是根据我们时代的某些迹象开始模糊地意识到，他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问题，而且在长时期内是我们的问题，这一问题支配着我们的未来。由于孤独，他在自己的周围寻找同盟者和支持者。谁能责备他求助于黑格尔？我们应该感谢马克思，由于他，我们没有成为孤独者。我们的孤独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弄懂马克思所说的话。我们必须在我们以及一切认为超过马克思的人们中间谴责这种无知。我在这里指的仅仅是那些最杰出的人物，但他们也只是处于马克思发现和开辟的领域的边缘。我们甚至要感谢马克思使我们看到了他的弱点、空缺和疏忽：这些弱点、空缺和疏忽有助于说明他的伟大，因为我们只能在重新开始他的逝世所中断的叙述时，才能提到它们。我们知道《资本论》第三卷是怎样结束的：一个标题《社会各阶级》，只有二十行，然后就是沉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