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到政治经济学：异化劳动话语的困惑——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A对人本主义的延续与反思

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

在马克思的《布鲁塞尔笔记》A中，人本主义仍然是马克思头脑中的主导逻辑，“人本主义唯物主义Ⅱ”仍然统摄着马克思的第二次经济学系统研究。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对劳动的异化状态十分关注，并试图为异化劳动理论寻找理论和现实支撑。然而，人本主义的方法论并不能为马克思解答现实中的矛盾现象，更不能为马克思指明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与此同时，马克思对机器问题的理解是一知半解的，尚未进行工艺学研究的他只能跟着西斯蒙第和比雷（Eugène Buret）的思路去简单地否定和拒斥机器化大生产与技术的发明，并选择性地忽略了机器对于社会生产发展的积极作用。不过，对于机器的批判和困惑也促使了马克思将注意力逐渐从个体性的劳动领域转向社会性的生产领域，为《评李斯特》的撰写提供了理论可能。

作者简介

孔伟宇，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克思生产话语的生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经济学语境中经历了复杂的逻辑转换。从文献上来看，MEGA2编委会依据马克思此时的书信来往和笔记特征判断，布鲁塞尔笔记的6个笔记本共分为两大部分：前2个笔记本是和《评李斯特》同时写作的，时间不早于1845年4月，而后4个笔记本是马克思从巴黎回来之后写作的，时间为1845年7月之前。我国学者张一兵教授根据文献和内容将《布鲁塞尔笔记》分为“A”和“B”，马克思在其中断之处写作了《评李斯特》和《提纲》。笔者认为，这一写作顺序基本符合该笔记的理论内容。从理论上来看，在《巴黎笔记》和《1844年手稿》的经济学研究中，“劳动”或者说“异化劳动”话语是马克思试图在哲学层面对古典经济学透视和超越的理论核心，这一理论进展并没有在随后的《布鲁塞尔笔记》中立刻消失，而是在《布鲁塞尔笔记》第一、二、六笔记本中经历了延续、反思和困惑的消解过程，这直接导致了马克思对“生产”范畴的关注一直持续到生产话语的萌芽。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和社会唯物主义理论的再次深入研究是这一理论逻辑转换的主要动力。

对劳动概念的持续关注与人本主义的延续

在《布鲁塞尔笔记》前两个笔记本中，异化劳动理论的人本主义价值悬设并未消失，仍然在经济学研究中延续和深化。让我们设想一下马克思当时面临的状况：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还踌躇满志地要用异化劳动理论去批驳和超越古典经济学，通过这一扬弃达到共产主义，甚至还在1845年2月出版的《神圣家族》中透露出人本主义的理论倾向，人本主义价值悬设仍是马克思的主导逻辑。马克思是否有可能立刻转变话语逻辑？又是什么动力能够促使马克思直接放弃这一重要哲学创造？

青年马克思

其实，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即第一、二、六笔记本）中仍然延续使用了他熟悉的异化劳动话语，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仍然是马克思的主导逻辑。在这里，马克思受到了人本主义经济学家西斯蒙第和比雷的重要影响。马克思用德语直接概括西斯蒙第的观点道：“整个赚钱术的体系（这就是西斯蒙第所说的旧经济学，它关注的是抽象的财富，而不是与人有关的财富）简化为：为了财富的增长，要大量生产，要尽可能多地制造支出。因此，社会对此作出相应的调整，即从经济走向经济；社会尽可能多地吸引了各行各业的人，同时，它强迫那些让他们以更少的工资做更多工作的人。它一直以最经济的方式为人们提供营养，用面包代替肉，用土豆代替面包。”尽管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马克思对经济学内容仍然延续了一种“失语”的状态，不过他对于西斯蒙第的人本主义批判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西斯蒙第将旧政治经济学批判性地概括为只关注物性的财富，而不关心人。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西斯蒙第是一致的，这也可能是两者思想的交汇点，促使马克思大量摘录和研究西斯蒙第。不过由于评论的内容较少，我们只能通过摘录的内容来推测马克思的关注点和思考点。

首先，马克思十分关心工人的劳动问题，并试图用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理论来加以理解。在马克思用德语评述路易斯·萨伊（Louis Say）的部分，萨伊以在矿山中挖铜的矿工为例写道：“这名矿工除了为他的家人提供食物外，没有为他自己挖过任何东西。他只在劳动中看到了这种结果”，这其实与异化劳动理论中的劳动者创造的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的思路如出一辙。萨伊在这里论述了劳动产品的有用性问题，马克思只看到了这种有用性只是给消费者带来乐趣，而忽略了这一“有用性”与劳动对使用价值的塑造有重大意义，人本主义的窠臼让马克思继续停留在工人劳动的“应然”层面。并且，曾被马克思视为人的本质的劳动却在现实中成为一种看似下等的活动，他不加摘录地用德语将西斯蒙第的观点直接概括如下：“只要将劳动视为有辱人格的偏见依然盛行，物理学家，自然学家，力学家，数学家就假装以一种毫无兴趣的方式研究科学。他们会为利用缪斯女神的低利润而感到羞耻；为了了解内容和数量的性质，他们对科学本身进行探究，他们顶多会偶尔允许自己将其用于国家工作或维护健康。化学家竭尽全力从沦为药剂师的危险中跑出来，机械师从沦为钟表师的危险中跑出来。科学只能通过获得自由的教育而保持，所有这些人都认为，一旦他们为从事奴役工作的人服务，他们就会感到自己被辱。”马克思发现，劳动竟然被视为一种有辱人格的活动，似乎所有人都在逃避劳动。现实与马克思设想的状态截然相反，他在1844年给出的解答是私有制带来了劳动自身的异化，而在这里，马克思首先试图在经济学中深化劳动异化理论的现实性。马克思不仅出于人本主义的情怀，用法语评论西斯蒙第，“工人再也无法享受劳动的乐趣：他看不到手指下出现的东西；他孜孜不倦地疲倦，什么也没创造”，而且他看到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绝对的对立和分离，由此工人失去劳动工具和产品，工人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量来维持生计，劳动得越多，得到的越少。从异化结果到劳动具体过程的探究，促使马克思对劳动话语进行反思。而马克思此时对异化劳动理论寻找的原因是劳资关系中的“分离”状态，他用法语概括比雷的观点并评论道：“农民的利益是以更低的成本生产更多的产品……我们认为，工人阶级最致命的经济事实将是绝对分离，越来越完全地分离。这种绝对分离发生在生产的两个要素之间，即资本和劳动力之间，从而构成了永久的敌对、利益的争夺。工厂的工人永远无法获得劳动工具的所有权。”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试图从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工人对劳动工具的丧失、分工等方面解释异化现象的来源，比雷在这里分析了劳动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异化状态，即一种绝对的分离，而这种分离主要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劳资分离。尽管此时的马克思仍然在“人本主义唯物主义Ⅱ”的主导话语之中去摘录人本主义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将马克思对异化的思考引导到分工和劳资关系之上，有可能促使他去思考其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如何发生的。

其次，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还重点考察了资产阶级社会分工条件下的交换过程对劳动的颠倒。马克思摘录西斯蒙第道：“随着财富的发展，出现了不同地位的划分和职业的分工。交换的对象不再是每个人的剩余而是生活资料本身了……在这种新情况下，对进行劳动和生产的人来说，起定性作用的不是竞争，不是他劳动的成就，而是售卖。”令马克思气愤的是，劳动的异化已经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地步。在分工的条件下，人们交换的不再是自己生产的剩余，而是自己的生活资料和劳动本身。更严重的是，在交换过程中，似乎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不在于马克思关注的劳动过程。这有可能会动摇马克思对劳动基础性的看法，促使他去思考究竟什么能够成为一种社会的基础性内容。于是，马克思“失语”地跟着西斯蒙第进行思考，他用德语概括了西斯蒙第对资产阶级社会交换过程的批判：“从人与人之间引入贸易、职业分化，每个人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社会工作的那一刻起，他对劳动的补偿，对事物欣赏的有用性概念就被交换价值的概念所取代。有用性是每个人在假设他自己会使用事物的前提下对事物的欣赏。价值是社会必须通过将获得者随后将获得的乐趣与获得它的手段进行比较而作出的评估。价值（交换）也是对有价物品的比较评估，不是特定的物品，而是每一件物品。因此，价值是一种社会性观念，其取代了个人观念。更重要的是，抽象的观念代替了肯定性的观念。这是未知数量之间的比较。”在西斯蒙第看来，当人的劳动不是“为己”，而是“为他”的时候，价值从个体性的有用性变成了社会性（这里的社会性是贬义的）的交换，他追求的有用性就被交换替代了。不过西斯蒙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为己”的有用性会被“为他”的交换所替代，也没有给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西斯蒙第试图做的，就是孤立地恢复“有用性”的基础性地位，因为他发现“引入商业贸易之前，生产的物品数量的增加就是财富的直接增加。……毫无疑问，这是对财富、享受和有用性的真正评价。在人们试图通过货币制度来衡量价值时，有用性的概念完全被搁置了。人们考虑的仅仅是劳动，是为获得相互交换的两样东西而付出的必要努力。在此基础上，卖方的需求和买方的出价都可以计算出来。前者可能会断言该物品花费了他10个工作日，但如果对方意识到从现在起只需8个工作日就能完成，双方一致同意这一点，那么市场价格就会降低到只需8个工作日的价值。双方都认为该物品是有用的，是有需求的，没有需求就不会有销售；但价格的确定与有用性无关。”西斯蒙第对比了商业引进之前的“真正的享用”和商业引进后人们被迫为了整个社会而劳动的现象，其理论的核心，就在于恢复有用性的概念。因此货币制度、商业制度、机器这些有利于交换领域的活动与事物，都是他批判的对象。此外，马克思还在这里对“劳动”一词添加了下划线，他发现有用性似乎与劳动无法构成直接的关联，在商业过程中的“劳动”已经被交换过程提前支配和决定了，价格只取决于需求，与有用性无关了。这也有可能促使马克思重新思考劳动的内涵以及有用性的真正来源，从而一步步走近生产的概念。

西斯蒙第

不过，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A的人本主义研究并非在原地踏步，他在从异化劳动理论的立场批判交换制度的同时，“第二条逻辑”也在更广阔的经济学土壤中生根，推动了马克思对劳动话语产生疑惑。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第六笔记本中批判了建立在商业交换基础上的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他用德语概括麦克库洛赫的观点并评论道：“他们（重商主义和货币主义）混淆了自己关于财富的观念，因此没有寻求国家财富的来源或资源。……将地球视为唯一的财富来源，因为商品所包含的所有物质最初都必须来自地球。因此，它假设财富是由物质组成的，而处于自然状态的物质很少具有直接和非间接的用处，而在这种状态下，它总是被剥夺其价值。只有通过施加劳动，它才能获得交换价值并成为财富的要素。”马克思批评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混淆了财富的概念，舍本逐末般地不去追求财富的来源，而却追求财富的符号代表－“货币”本身，以及交换的对象化产物－贸易和交换。而马克思要去寻求财富的来源，这与《1844年手稿》中在私有财产中寻找主体本质的路径是一致的。马克思看到，自然物质是不能对人类“有用”的，只有施加劳动，自然物质才能变成财富，才能被人类所用，因此有用性是劳动赋予的。这与马克思在第二笔记本中摘录的西斯蒙第关于劳动与有用性的观点相矛盾。有用性的基础到底是什么？从人本主义出发的劳动话语必然解答不了现实之问。理论的困惑逼迫着马克思反思异化劳动话语，在现实中寻找新的理论出发点。

劳动概念在人本主义和现实之间的矛盾

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尽管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原创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人本主义逻辑，但是现实的矛盾却使他不得不去反思自身的理论基础，包括人本主义的价值悬设，以及工业化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概念问题。他在第二笔记本研究比雷时提出了一个疑问：“今天，不再存在私有财产是否应该存在、家庭是否应该存在的问题了。如果要保留现有条件，则必须完整保留它们。那么：财产和贫困应该存在吗？婚姻和卖淫、有家和无家可归应该存在吗？”他用四个“应该”对人本主义价值悬设提出了疑问，更是自觉地对黑格尔“存在即合理”进行质疑。“应该”的人本主义逻辑究竟能否扬弃现实生活？对这一问题的解答需要他重思机器化大生产现实中的劳动概念。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劳动概念开始消解，从人本主义出发的“第一条逻辑”也伴随着这一过程逐渐失去了其主导地位。

首先，马克思的困惑在于工业生产中劳资关系的异化现象。如果说在《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工人劳动得越多，收获却越少？那么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马克思则在这一问题后继续追问：为什么工人通过劳动获得愈发少量的工资，却又不得不为资本家付出更多的劳动？马克思用德语评论比雷道：“工业成功解决了经济问题：减少工人的工资，因为他要劳动更多。”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现象，劳动量增多，劳动的价格（工资）就会降低，劳动量与工资成反比，但是工人却在生存的压力下不得不去付出更多的劳动，由此形成工资愈发降低的恶循环。而这一现象正是发生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之中。针对这种矛盾的现象，比雷认为是工业推动了这一悲惨现状：“这些不可靠的工人、不完美的工人，不能、不知道或不想做任何事情的人，在我们的社会和工业中一直在增加。这样构成的工业在大力推动这一悲惨的进步。”而西斯蒙第将矛盾转移到了生产和需求的不平衡发展之中：“作为一切生产之父的劳动，在60年前仍然无法满足世界的需求。穷人、资本和应用于艺术的科学都不足以满足消费的需求；而且，尽管工业受到轻视，但它却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就像魔术师的扫帚总能变出新的运水工具一样：生产持续快速增长，没有规律可循。”马克思从西斯蒙第的描述中看到，劳动是生产之父。但是他却无法解答为什么劳动永远无法满足需求，劳动永远无法得到丰厚的回报；尽管工业不是生产之父，却总能得到丰厚的回报。带着对这一问题的疑惑，马克思必须去继续探究劳动与财富、价值的真实关系。

《布鲁塞尔笔记》

其次，马克思的困惑在于劳动与价值形成、变化的关系。在《布鲁塞尔笔记》的开头，马克思摘录的很多内容都是与“劳动”概念密切相关的，但是路易斯·萨伊却首先给马克思泼了“一盆冷水”：“劳动即物理和智力力量的作用，作为劳动是没有用的，完成的劳动才有用。这不是因为我们付钱给工人使他工作，而是因为他做了我们需要做的事情。为了交换他的劳动，我们付钱给工人并不是为了交换他的劳动，而是为了交换他的劳动产品：这适用于所有的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有用性存在于产品中，而不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式中。”萨伊从有用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没有进入使用和交换环节、处于初始状态的劳动本身，是没有用的，即劳动行为和过程是没有用的，只有当劳动作为完成的劳动产品在需要关系中交换的时候，才是有用的。这对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冲击是巨大的，萨伊直接否定了马克思从劳动现象进入劳动本质分析从而扬弃现象的合法性，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马克思暂时放弃劳动概念，也促使马克思去思考新的理论入口。同时，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关于劳动的论述再次撼动了马克思对劳动的看法。在马克思的法语摘录中，西尼尔分析了价值的构成与劳动的关系，他发现交换价值与劳动本身没有直接性的关联，劳动的变化并不一定导致价值的变化，甚至在不同的时空、不同的交易条件中，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可能随时变化，所以西尼尔认为价值并非取决于劳动。这让马克思渐渐认识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交换原则中，劳动无法构成国家和社会整体价值和财富坚实的基础，价值不会随着劳动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必须寻找新的基础。更重要的是，马克思随后用法文摘录了西尼尔的一句话：“通过使用该劳动产品和这些工具的产品作为新的生产手段，可以无限地增加劳动和其他创造财富的工具的力量。”少见的是，短短一句话，马克思却对其中的“使用该劳动产品”“新的生产手段”“无限地”“创造财富的工具”几处添加了下划线，这种超越个体劳动的无限性生产财富的过程完全不同于马克思过去简单的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这种话语对于马克思来说是即将进入的全新领域。更令马克思费解的是，劳动与价值的关系在不同的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比例关系。他摘录比雷道：“随着工人阶级的贫穷，资本被转移到奢侈品和国外消费上。除移民外，英格兰再也没有其他任何有效的贫困救济方法。它今天在困境中大声疾呼：为什么一个无知的野蛮人，在海洋的另一端具有很高的价值，而一个英国人却只有零价值，没有人想要他的力量、他的工作，相反，国家有义务支付高额溢价，以使人们从中获利。”马克思看到，英国的贫富差距变大导致劳动力移民，相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竟然可以转换成不同的价值。马克思有可能从这一点认识到，在不同的时空中，劳动本身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生产方式和资本，这可能促使他去思考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价值的根基。也是从这里开始，人本主义的异化劳动话语开始真正消解。

再次，不同流派的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与财富关系的争论使马克思困惑。西尼尔在其著作中概括并点评了过去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劳动与财富的不同观点，马克思对这一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摘录和评论。其一，在斯密看来，“斯密根据生产性工人与非生产性工人之间的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财富。……必须寻求储蓄与支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通过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而是要区分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其二，在李嘉图看来，“李嘉图承认，单个的物纯粹是通过稀有性获得价值的，但是它们的数量如此之少，微不足道，以至于经济学不会涉及他们。”其三，根据马克思的摘录，“麦克库洛赫先生说：‘人应该拥有一切具有可交换价值的价值，才能工作，独自工作’”。最后，西尼尔自己点评道：“首先，作为劳动成果的事物价值很少与旨在生产这些事物的劳动所构成的劳动成比例。如果价值取决于劳动，我们如何解释劳动本身改变价值的事实？为什么一个人一个小时的劳动价值一盎司黄金，而另一个人的劳动仅占谷物的十分之一呢？还是一个人用一个小时的劳动就能购买成千上万的其他人一个小时的劳动呢？”通过对财富构成的争论，马克思渐渐认识到，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无法构成国家和社会整体价值和财富坚实的基础。在财富的构成上，关键似乎不在于劳动本身，而在于该劳动是否具有生产性。而价值和劳动不成比例更是触动了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石。其实，马克思在这里陷入了经济学的假象中，人本主义的劳动概念无法破解经济学难题，也无法解答价值的来源。当他后来在《伦敦笔记》中再次遭遇这一难题时，他将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地平线上，通过价值增量与劳动的关系进行破题。

与此同时，加尼尔也对财富与劳动的关系进行了讨论。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笔记》的第六笔记本中用法语摘录道：“在当前的文明状态下，劳动仅是通过交换才为我们所知……在这种特殊的、普遍的交换中，在不确定的刺激下，所有人都孜孜不倦地工作、竭尽全力，发挥所有作用，发挥所有技能……没有交换的劳动不可能产生任何财富。”马克思看到，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是被交换支配的，人们劳动的动力是交换，劳动也变成了为他性。这使马克思警醒，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劳动本身似乎并不能直接创造财富，而只有交换的劳动才创造财富。这当然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虚假判断，他们没有看到交换本身也是由现实的劳动构成的，劳动可以脱离交换而单独存在，而交换却离不开劳动和劳动产品，交换过程反而在经济学家的粉饰中成了决定性环节。不过，马克思此时的异化劳动理论并不能对这一观点进行有力的抨击，他用德语评论道：“劳动的成果既不取决于其产品的丰富性，也不取决于其效用的高低，也不取决于任何特殊的考虑，而仅取决于规定交换的准则：单单这些准则就决定了劳动的硕果累累，还是颗粒无收。”此时的马克思不得不承认，在资产阶级社会现实运行过程中，劳动被交换支配了，即目的与手段颠倒了。所以马克思要重新思考劳动概念，并考虑交换的基础是什么。这可能促使马克思逐渐将注意力从劳动转移到生产，从而使生产话语开始萌芽。

人本主义逻辑对机器与技术的否定

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马克思的理想劳动状态还停留在斯密所描述的手工业阶段，同时受到了西斯蒙第、比雷等人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影响，因此在第一、二、六笔记本中对机器大生产持简单否定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西斯蒙第、比雷在其原著中分析了机器的积极和消极作用，但是马克思对积极作用主观忽略，只在笔记中摘录了其中的消极作用，包括机器大生产间接导致的工人劳动量增加、工人不断被淘汰、加速两极分化等，并赞扬了英国最古老的制造业城镇一直阻止机器的引进。由于马克思的注意力此时还停留在个体性的劳动话语上，其主导逻辑仍是人本主义价值悬设的逻辑，所以他选择性地忽视了机器大生产对生产力的革命性作用。

第一，马克思重点关注了机器与技术引起的工人贫困状况。首先，机器直接导致了工人的收入降低。马克思摘录西斯蒙第道：“生产效率不断提高，以及不断代替迄今使用的机器，……他增加自己的生产，而减少资本家、工厂主、制造商、他的同行、他自己以及所有工人的收入。对于某些人来说，这种做法是致命的。……他的繁荣兴旺对于事物也好，对于人也好，都是一场灾难。……社会收入遭到损失，因为存钱的利息减少了，工业的利润减少了，所有变得无用了的工厂和机器损失了，工人的总人数和每一个工人的工资减少了。”马克思没有摘录西斯蒙第关于机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评述，只是摘录了关于机器对生产的弊端的内容，基本只涉及机器对于机械工人、制造商、旧机器的负面作用，即机器不断淘汰以前的人和事物。在马克思的摘录中，引进机器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对使用该机器的厂家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其他尚未引进机器的厂家是致命的，这将引起更多厂家的破产和行业内部的垄断。因此尽管机器能促进生产的发展，西斯蒙第也是反对引进新机器的，而马克思在此影响下对于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的现象也持否定态度。与此相一致的是，马克思摘录比雷道：“工业成功解决了经济问题：减少工人的工资，因为他要工作更多。”这也就是说，机器化大工业为资产阶级社会解决了经济的问题，为大资本家带来了更多的财富，却以牺牲工人的工资为代价，工人不得不为了生活而去付出更多的劳动。这里马克思对于劳资关系的异化现象给出了一个片面的答案－是工业带来了异化劳动与工人的愈发贫困。马克思沿着比雷的思路概括道：“贫困对应于文明，就好像农奴制对应于封建制度。正是在农奴制被废除的时候，封建制度才取而代之并随处可见。在英国最古老的制造业城镇诺里奇，迄今为止，工人一直在阻止机器的引进。”马克思看到了时代性的变迁，只有在封建制度中才会有农奴制度产生，只有在文明即资产阶级社会中才会有所谓的贫困出现。这是十分重要的。不过，马克思在比雷的影响下以人本主义的主导逻辑来考察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从而得出结论：是工业大生产的出现导致了现在工人阶级的贫困。尽管此时马克思与《巴黎笔记》时期一致，人本主义的“第一条逻辑”占据上风，同样否定机器化大生产，然而上述摘录内容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既然是工业生产导致了无产阶级的贫困，那么马克思就必须去考察工业生产的具体过程，要对现代社会进行彻底剖析和批判，就绝不可能避开机器化大工业的现实问题。这可能导致马克思开始脱离异化劳动的话语，渐渐将目光聚焦于特定的生产过程，即机器大生产的历史语境。

其次，机器化大工业生产导致了生产工具与人的关系异化。马克思摘录比雷道：“在大工厂里……只有被雇佣的工人和资本的管理者。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工人只是生产的代理人，与机械代理人没有什么区别。”在比雷看来，原本机器是工人技术和劳动的对象化，但在现实中工人变成了机器的代表。不再是人控制机器，而是工人被机器所控制，成了失去“人性”的人，此时的马克思并没有足够的理论基础去解释这种异化现象。再次，新的技术与发明会为人与社会带来灾难。西斯蒙第对于技术的发明创造是持十分消极态度的，马克思用德语概括了西斯蒙第的观点：“一项新发明会用更方便或更经济的东西代替工人，新发明不仅会生产出所有的价值，而且人们发现，这种发明使商品减少了一半，从而使劳动减少了一半，而且工人的所有经验和学徒也全部废弃了。所有的固定资本，所有更昂贵的机器每天都变得无用；现在可以轮到要牺牲的土地了。”西斯蒙第抽象地推衍了技术对社会运行的“恶”的影响，甚至主张放弃新的发明和进步，提出“一切的进步都趋向于减低劳动力的价值和报酬，或者说减少了只能靠劳动谋生的人们的宽裕”。这在我们看来是十分天真的幻想，西斯蒙第人本主义的唯心史观甚至要违背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这种批判是十分“浪漫”的。从马克思对这一段的摘录来看，由于他并没有评论内容，我们只能认为他对西斯蒙第关于技术和机器对无产阶级影响的看法是十分关注的，有可能受到了西斯蒙第简单否定技术进步与机器化大生产的影响。不过，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西斯蒙第的批判，我们尚没有证据推测。但是马克思绝不会止步于某位经济学家的认识，他必须自己去探究机器与技术的微观机制及其对社会的作用，这可能促使马克思去进一步探究工艺学理论。

第二，马克思观察了机器化大工业生产的分工条件下人与人关系的对立。关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摘录比雷道：“机器……无处不在，可以替代进行大规模生产，以庞大车间取代小型工业。它把对生产作出贡献的人口分为两类不同的、对立的利益集团：资本家阶级和劳动工具所有者，受雇佣工人。”比雷认为，是机器的引进直接划分了两个“利益集团”：一方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家和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另一方则是无产阶级的工人，并且由于双方的利益在根本上是冲突的，这两个阶级之间产生了不可弥合的矛盾对立。关于工人与工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摘录了西斯蒙第关于工厂分工制度的人与人异化的论述：“如今，在从事工艺的人之间，每一个纽带都被打破了。他们是对手，是彼此的天敌；他们以前的组织使他们成为兄弟。这使他们集体地将自己努力的目标指向消费者，或者，如果可能的话，则指向社会的其余部分。”西斯蒙第认为，在机器化的工艺面前，一种天然的人与人之间的纽带被颠覆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联合的关系变成了敌对的关系，合作变成了分工，而在生产内部的每个人都成了彼此的敌人，这是工厂分工制度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颠倒。而马克思也看到，西斯蒙第在反对当前工业制度的同时，也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后工厂制度”：“西斯蒙第想要展示一种完全决定自身贸易的后制造业，而不必承担当前工厂制度的种种。”不过，西斯蒙第并没有给出切实可行的道路，马克思也并没有完全同意西斯蒙第的看法。然而，比雷和西斯蒙第从工业分工的角度去分析人与人关系的异化现象或许给予马克思异化理论一个新的启发，有可能促使其将人本主义话语主导下的批判性劳动异化理论转换为历史唯物主义生产话语主导下的分工批判理论，并在后来的经济学研究中进一步转换为科学的异化劳动理论和事物化批判，不同的主导性逻辑范式将赋予异化理论异质性的内涵

第三，马克思在对机器化大生产的分工的考察中逐渐注意到了生产和力的概念。马克思在摘录西尼尔的著作时注意到机器对于生产进步的作用：“曾在1824年质疑手工业者和机器的所有人，现在都同意了机器的改进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几年内，那些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东西变得毫无用处。力学/机械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马克思可能是在研究机器和批判分工的时候无意识地摘录到了这句话，但是其讲述的劳动分工方式和机器带来的生产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却是十分重要的。机器和力学并不是单方面直接地推动生产的发展，其重要性在于新的机器的引进将带来全新的劳动分工方式，新的分工促进了生产的发展，而生产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对机器和力学的研究和发明。此时的马克思尚未对这句话予以特别关注，因为此时占据其思想主导地位的仍是人本主义话语对机器的否定。不过对该内容的研究有可能促进马克思将注意力从劳动转向生产，开始去探究机器化大生产的具体过程（这在《巴黎笔记》中是被斯密的话语简单否定的），并在《布鲁塞尔笔记》A中开始关注“生产力”的概念，进一步消解了人本主义的劳动话语。并且，对机器化大生产的诸多疑惑和对异化劳动话语的矛盾立场，有可能构成了马克思前往曼彻斯特去一睹机器化大生产之真容的动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