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笔记》文本视域内的生产力问题研究

田笑楠

载《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提要

《布鲁塞尔笔记》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前夜的思想实验之一，成为马克思形成“生产力”概念重要的理论支撑。借助工业生产的研究转域，马克思开始从劳动话语走向生产话语，发现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存在生产力历史质性和功能水平的差异。经过“机器和制造问题”专题性研究，马克思越发遭遇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双重效应，理解分工和共同活动的现实内容。本文旨对《布鲁塞尔笔记》进行文本学考察，梳理可能对马克思建构“生产力”概念产生影响的摘录内容，有助于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关系的出场及规定。

作者简介

田笑楠，山东临沂人，东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布鲁塞尔笔记》是形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重要的经济学支撑之一，它对马克思提炼和建构“生产力”概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马克思处于方法论变革的关键时期，开始站在工业生产的历史地坪对物质生产进行关系性透视，马克思通过生产力功能水平的现实差别发现农业劳作与工业生产的历史性差异。这种理解离不开第二次经济学摘录和“机器和制造问题”等研究对工业生产的历史透视，原先抽象的分工逻辑、共同活动等问题得以具象化，促使马克思从劳动话语向生产话语转化，在透视资产阶级社会一般结果的同时，“生产力”概念获得极为重要的理论推进。

工业生产与研究生产力问题的话语转换

《布鲁塞尔笔记》一改高扬的哲学批判话语，马克思再次跳回经济学研究，从现实的逻辑出发，关注到更多的理论细节。此次摘录使马克思体认到工业生产背后的历史内容，与原先的哲学思考产生矛盾，开始反思、挪用和改造经济学话语。正如张一兵先生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突现的生产话语可能并不是传统哲学观念本身的更新或发展，而是一种来自学术异域的话语挪移。更准确地说，是来自社会生活现实的哲学话语重塑。”实际上，作为生产话语之一的生产力，它的自觉出场经历了从劳动话语向生产话语的理论过渡，这有赖于马克思从第二次经济学研究提炼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基点。其中，工业生产的历史指认构成新的研究地坪，这导致马克思原先的哲学认知产生了松动，开始从劳动走向现实的物质生产，成为把握生产力问题的理论前提。

其一，生产有用性的活动开始成为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心。第一笔记本伊始，马克思摘录了路易·萨伊（Louis Say），主要厘清了有用性和效用概念。所谓有用性，即“大多数事物或多或少地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或欲望”，国家财富则是“有用性的所有事物的集合”。但是，劳动的有用性又是萨伊理论建构过程的特例，这也是马克思极为感兴趣的内容。马克思摘录道：“劳动即物理和智力力量的作用，作为劳动是没有用的，完成的劳动才有用。”因为作为工资的货币与工人交换的不是作为活动的劳动而只是劳动的结果。对此，萨伊指出：“有用性存在于生产中，而不存在于生产资料／生产方式中。”这一点的方法论启示恰如马克思摘录的第二章标题：“不从事物自己的有用性，而是从作为生产的手段或占有有用性的手段，来思考事物。”它承载了马克思“精神现象学”思想实验的关系性思考，从一般的物质存在透视出特定的非直观的社会性活动。作为结果的有用性，它是从主体的设定出发，经过劳动外化的中介，塑型为主体所用的关系性存在。整个过程由主体所架构，但是有用性关系变成主体活动的前提和结果，也就是说，劳动不再是抽象的主体外化，而是一定的、有目的的物质性活动。因此，劳动有了更为具体的现实规定，它是一种使客观对象为我所用的物质生产过程，更表征着一种视角的转换，从客体的向度来反向观察劳动过程。实际上，这就已经进入了社会唯物主义的逻辑序列，从感性存在物透视到非直观的活动过程，这种活动或手段就是经济生活的物质生产。

其二，马克思敏锐地意识到工业生产的历史质性消解了人与自然的原有对立。第三笔记本，马克思摘录了弗朗西斯·路易·奥古斯特·费里埃（Fransois Louis Auguste Ferrier）《政府在贸易关系问题上的考虑》。这部著作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具有相近的理论判断，马克思把其视为李斯特的观点来源。因此，经过《巴黎笔记》的“李斯特摘录”，马克思对费里埃的核心观点相对熟稔，此次更多着眼的是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的关系。费里埃提到“据斯密自己承认，欧洲工业的进步为土地的改善作出了有力的贡献。这种秩序与事物的本质非常吻合……农业的进步必须归功于工业的进步”。此处，费里埃概括了工业的特性和影响，即它产生了更贴近事物本质的全新秩序。一方面，工业创造新增的社会财富。纯粹的农业国自给自足，但是“耕地者耕种他的田地是因为他一定会使用收割的农产品”，人民并不比以前富裕。然而，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改变了生产的格局，引入了普遍的社会竞争，劳动者为己而利他，促进了财富和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生产力普遍增长，工业借助贸易扩大再生产，导致物质变换的社会熵化。“工业不仅涉及本地生产，而且涉及全世界的生产，其价值可以增加十倍、一百倍，其发展和完善手段均不受限制。它的领域随着需求的增长而增长，并且像想象力一样广阔，富于变化、富有成果，它的创造力没有限制。”这就使得工业发展在生产性质和发生规模等方面形成了与农业生产相异质的社会秩序。反过来，工业又使得原先的农业获得全新的组织方式，借助机器和自然科学控制自然力，改变物质的存在方式，加上稳定的劳动后备军，使其获得更大的市场需求，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其实，这条线索的背后表征着一种哲学视域的转变：工业生产消解了农业生产隐含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过渡到为我性的扩大再生产，使用重新对象化的机器和技术实现人对自然的控制。随着机器生产和世界贸易的发展，工业在更大范围内打破了农业生产的自然秩序，生产力增长成为普遍趋势，新的生产知识又建构起新的社会先验认知构架，使得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成为社会发展的主导。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其三，马克思开始透视工业生产背后的分工和协作，社会关系分析成为新的理论基点。第三笔记本摘录的亚历山大·德·拉傅德（AleXandre de Laborde）为马克思提供了极佳的例子。他把社会比作一个公司：“我们可以把社会想象成一个股东集体，每个股东都致力于各自的特定行业，聚集在一起联合运作他们无法管理的共同利益。”这种运作就是协作，致力于解决共同的生产和治理，“赋予其社会中每个孤立的成员一定的力量，并向这一群体赋予一切成功的手段”。然而，拉傅德强调工业组织或劳动者与工业家的联合才是一种有利于增长的真正协作。与此同时，他指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只与劳动力有关，但是观念中的劳动分工甚至更为重要”。实际上，这是分工和协作的逻辑泛化，并被推演为资产阶级组织生产的重要原则，也为人的类本质赋予了社会关系的真实内容。第五笔记本摘录的佩莱格里诺·罗西（Pellegrino Rossi）则为这种协作关系提供了历史性的参照：“社会进步不能只消灭所有的协作，而能用自愿、公平的协作取代过去强迫、压迫的协作……在这些极端条件之下，历史向我们展示了多样性和各种不同的细微差别。自愿协作中有完善的组织，这种组织通过工会来增加力量，而不会剥夺个人的力量、能量、道德和责任。”从个体的孤立状态到奴隶的被迫胁从再到工人的原子化，协作关系的历史更迭从侧面证伪了抽象的人之类本质。其中，工业的劳动分工是“自愿”的协作关系，这种现象不再只是劳动类本质的异化，而是历史分工的现实表现。虽然它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但足以为马克思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构序点。接着，马克思摘录道：“对于我们来说，人不是机器，即使在生产工作中，他也是特别的。”这种特别之处就在于人无法被简化为抽象的工序或者手段，因为人在其现实性上居有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和历史性。马克思也注意到罗西提供了与此相近的答案：“人属于社会生活……断言世界基本上只是一个大型市场或是一个大型车间，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除了指认生产过程隐含的社会关系外，马克思还遭遇了交换过程更为微观复杂的经济关系。比如，罗西认为“价值，就是关系；财富是这种关系实现自身的所有对象的集合”；西尼尔强调“贸易包含事物之间的关系”；西斯蒙第认为“价值，即所有人的需求与所有人的生产之间的关系”，等等。这种基于商业贸易的交往关系，借助货币的拜物教形式，衍生出更为复杂的劳动价值关系。政治经济学家们只是描述了经济交往的关系表象，但是无法识别出关系之间的性质、成因等差异。究其原因，社会唯物主义对关系的直观仍是一种知性反思，没有对关系本身形成本质认知。此时，马克思也只是体认到私有制社会的复杂性，还无法真正理解斯密“看不见的手”，更没有对劳动价值论形成正确的认知，而不得不错失进入经济物相化的入口。实际上，这种财富依赖关系构成斯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这是下一步讨论生产力问题必须廓清的理论问题。

西斯蒙第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工业生产的研究转域，开始从劳动话语转向生产话语，越发指认生产力发展背后隐含的历史差异，这也成为其建构生产力概念的现实旨向及方法论前提。在迫近现实的经济过程之际，马克思逐渐认识到传统的哲学话语，无论是劳动异化批判，还是主体对象化展开，都无法真正解决无产阶级的现实困境并实现解放。劳动对象化的先验构架遭遇了现实的疑难，他必须深入现实的物质生活以探求更为基始性的逻辑起点。《布鲁塞尔笔记》的摘录研究已经涉及对交换过程和生产过程的分析，虽然马克思还无法理解和提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也无法以此透视和统摄经济运作的深层逻辑，但他开始从现实出发深化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现象学批判。政治经济学的交换过程（经济物相化的复杂场境）证伪了主体的直接作用，生产过程（工业形成劳动的非及物结构）从主体的劳动结构转变为客体的机器生产，甚至主体被打上“无用”的标签。主体劳动变成非直观的在场物，劳动话语已无法进一步透视和分析商业交往的经济现象。对此，马克思回到广义的社会发展，开始意识到“怎样生产”的方式存在差异。它是一定的、社会定在的历史规定，这有赖于对社会关系的非物相化透视。此时，马克思的方法论变革是偏向自觉的，开始形成对一般感性确定性的理论反思，观察视角也从主体向度转向客体向度，从劳动话语的哲学批判开始转向生产话语对物质生活的实证研究。这种转变可以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微妙态度窥得一二。比如，第六笔记本，马克思摘录约瑟·佩奇奥（Joseph Pecchio）时转变了对英国经济学的看法视其为“准确的科学性语言”。当然，这并不代表马克思赞同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而是表示他已经承认经济学话语对于分析社会生活的重要性。实际上，这也隐含着马克思对市民社会的理解变化，从政治批判过渡到对需要体系的社会关系分析。原先的哲学话语受制于以农业劳作的自然财富生产为基础的社会先验构架，当遭遇以工业生产和商业交往为主导的社会财富时，它已经无法描述和反映社会现实的历史本质。因此，旧哲学话语的含混性、错位感要求马克思再次反思和吸纳经济学范畴，现实地反映和把握社会生活，结合新的哲学思考将其改造为生产话语。恰是此时，“生产力”概念被马克思捕捉，原先含混的内涵逐渐被予以历史性的理论界划及提升。

生产力问题的理论透视与历史认识论提升

经济学对“生产力”概念的使用被视为不证自明的理论共识，但是它具有复杂的理论前提。当从马克思的“精神现象学”思想实验透视《布鲁塞尔笔记》的经济学摘录，我们可以站在工业生产的历史地基之上捕捉和提炼“生产力”的复杂层级，发现“生产力”是对生产功能水平的历史性指认，它表征着一种历史认识论的提升。接下来，笔者试从四个方面予以简要说明。

其一，生产力是对主导生产动因的一种非直观透视和理论抽象。回到萨伊对效用成因的分析。他指出：“非物相资本有两种，即：人或自然的能动力，和智力能力，后者是在技艺领域中最有效利用力量来产生效用的知识能力……产生财富的是非物相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作用。”此处，透视它的理论前提，我们可以发现机械力的发生结构存在着历史差异，这对应了从自然财富向社会财富的过渡。以往是自然力或人力的直接作用，而今是主体力量的对象化即机器及科学技术对物质资本的作用关系。同为生产结果，前者是基于手工业的一般效用，后者是基于机器大工业生产的社会效用。虽然两者保持了相似的有用性外观或功能水平，但是它们的发生机制存在着异质性内容。如果停留在感性确定性层面，我们就无法体认其背后的历史性差异。只有借助非直观的透视，我们才可以捕捉生产现象背后的抽象力。这种力被表述为“知识能力”“智力”“协作力”“机器力”等，它的现身或最有效的应用场景就是机器工业的生产过程。

萨伊

其二，生产力是对生产现象的一种实证式表达。比如，罗西对生产作了更为本质性的描述：“生产是力量的运用，从而产生了一种满足人类需求的东西。”换句话说，生产是使用力量满足人类需求的物性过程。第五笔记本，马克思摘录并改写了罗西的判断：“在生产现象中包含三个要素：力、应用方式和结果，或原因、效果和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通过原因必须发挥的作用才能产生效果。”其中，力是能够引起物质发生形态变换的原因，是物质生产的实践前提。但是，这种力是一种可控的机械力，它的应用方式及效果也是被设定好的，旨在生产满足特定需求的物质结果。究其原因，这种力的发生条件改由人的劳动塑形和构序活动提供和调整，不再受制于自然力先天的条件限制。所以，工业可以通过破解“从原因到结果的转换”的知识来掌握“怎样生产”的工序，以此调整再生产的规模和地域范围。最终，工业生产的过程和结果就成为现成性的、可重复性的，生产现象也是可以被观察的景观，这就已经符合一种实证科学的特征。

其三，生产力是对经济过程的一种现象学透视。除了借助力来理解生产，罗西还强调：“生产现象（概念）将所有的经济现象结合在一起。消费、交换甚至分配都是在生产中定义的。”因为生产是力量的应用，经济现象又是生产现象的结合，那么力量的应用就可以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这就为生产力提供了基始性的说明，且重构了对生产手段、生产资料等范畴的理解。对于生产手段，他在分析人为手段时，指出农民和水手的肌肉力量是不同的：“一个年轻农民的肌肉力是自然性力量，他什么也没学，甚至没有通过本能来动臂。水手的肌肉力含有制作的力量，他是通过做学徒习得的。”换句话说，社会化的规训和技艺使得原为自然力形式的肌肉力获得异质性规定。对于生产资料，他指出“没有一种生产工具处于原始和自然状态，而不与资本混合”。这是极为深刻的指认，自然和人为的二分法已经无法适用，任何工具能够唤起的生产力都不是一种原始的自然力，都须与资本粘连，变成为我性的机械力。所以，“一种新的方法、发明和工业进步足以把每天都要改变的整个分类法抛到脑后”。这也表明工业生产带来的认识论变革，生产力成为透视经济过程的新基点。另外，罗西还对生产力进行了特别说明。一方面，无论发生作用的形式如何，生产力都与所有权相互勾连。“生产是假定所有权为前提，并引起所有权……这些东西，例如道路、河流、海岸、港口、锚地……也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生产力。”这就使生产过程的抽象力具象化为社会关系即所有权的运动描述。另一方面，人类劳动的构序能力被放大，成为新生产方式的主导力量。“人类劳动是特殊的生产力，是经济学家将它区别于其他所有生产力的一种力量。”如前所述的肌肉力既包含作为物种的自然力，也有社会分工特定化的力，劳动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复合了这两种力，但是只有后者才是使其异质化的根源。实际上，这揭示了如何从力的角度去透视和把握劳动各种层级的生产性本质，生产力概念的出场使劳动背后复杂的社会历史性得以展现。

其四，生产力是对生产功能水平的历史性指认。实际上，生产发展的功能水平之差异能够被感性直观到，马克思的贡献在于将其归基为一种历史性差异。第三笔记本，马克思在摘录亨利·施托尔希（Henri Storch）时明确注意到生产劳动的性质变化。“经济学家仅将生产劳动的概念局限于农业劳动：斯密将其扩展到所有工业劳动……只要它产生了价值，任何劳动都是有生产性的。”此处，马克思使用斜体标识了“生产劳动”概念。问题的核心是，生产性的内容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满足最初的生物性需求，而是创造价值。对此，马克思评述道：“‘如果人不容易接受人为的需求，就不会产生这种效果’（第65页）。总的来说，这种情形不会在动物身上发生，因为它们个体的行动完全可以满足自然赋予它们的需求。”他无意识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第二个历史活动－人的生产和再生产提出新需求，意识到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在“生产什么”方面存在的差异。另外，施托尔希指出，人类能力的多样性导致交换和分工的产生，使得需求变成可交换的价值。与此同时，“怎样生产”也发生了变化：“分工已施加了以下限制：（1）劳动性质，（2）产品的销售。”实际上，这种理解是把生产视为一定社会关系的结果，分工和交换等交往形式成为生产的前提。摘录的最后几页，在“国家财富的自然进步”的标题下，马克思枚举了施托尔希分析农业的生产率低于制造业的原因。施托尔希从分工、时间性、运输、效率等方面，展现了农业与工业在生产功能水平上的差异。对于英国工业的发展，施托尔希提出“它建立在事物的本质上；相对于我们所处的状态，这是事物实际繁荣程度的必然结果”。这是更为深层的逻辑指认，工业更符合自然性的组织方式，更为直观地发挥和表现生产力的功能水平。第三笔记本，马克思摘录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时曾注意到生产力发展的可能动因。“斯密将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归因于劳动分工，其他经济学家认为，使用工具是主要原因。”这是一种含混的描述，前者对应斯密对手工业的描述，后者对应李嘉图对机器大工业的总结。遗憾的是，马克思此时也无法对机器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作出历史区分，从而无法对生产力从知性反思上升到本质反思，区分出以社会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的生产力、机器的生产力、分工和协作的新生产力之间的差异。当然，很多经济学家也没有厘清这种逻辑差异。对照《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马克思可能更加倾向西尼尔的折中方案。西尼尔认为劳动分工和工具改进共同构成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摘录了该判断：“力学上的每一项伟大发明都伴随着更大的劳动分工，劳动分工的每一次增加反过来又带来了新的机械发明。”在一定程度上，它综合了斯密和舒尔茨对生产力的规定。其实，此处隐含着重要的历史认识论推进：当从社会关系出发，无论是劳动分工，还是机器发展，它们就会显现为一种非直观的、功能性的历史结果。实际上，通过农业和工业之间的生产力差异，马克思开始考察组织生产的社会关系，这是走向提升“怎样生产”即共同活动方式的关键一步。然而，这也暴露出马克思在工艺学研究方面的稚嫩，他没有意识到简单的劳动分工与机器大工业协作之间的逻辑差异。但是，马克思此时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开始超越经济学，带有浓厚的哲学思考，彰显偏向实证的历史性内蕴。

机器生产和制造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影响

马克思对工业生产的理论追问既承载了马克思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又开启了《布鲁塞尔笔记》的“机器和制造问题”专题。有趣的是，《布鲁塞尔笔记》A仍将机器对人的奴役视为灾难，保持了一贯的批判态度，但是《布鲁塞尔笔记》B转而分析机器生产的积极作用。前者对应的是农业向工业过渡时期人被奴役的现实情况，如摘录让·沙尔·列奥尔·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éonard Simonde de Sismondi）、欧仁·毕莱（Eugène Buret）等，后者对应的是机器工业对提升生产力的作用，如摘录查理·拜比吉（Charles Babbage）、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等。这种理论态度的前后变化足见机器生产问题对其摘录逻辑的影响，它为马克思提供了思考生产力问题的理论参照。

其一，机器工业表征的生产力发展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第五笔记本，马克思摘录了奥古斯特·德·加斯帕兰（Auguste de Gasparin），提到机器与自由的关系。“建立在事实和幸福之上的自由就是人类通过发明机器，利用自己的智力……使用自然力所获得的自由。”此处是从人与自然对立的角度来讨论自由，它的本质是人借助主体力量的对象化即机器生产和技术应用达到对自然力的控制。这种非及物的生产结构，代替人直接参与改变质料存在方式的及物活动，不仅可以使人远离工作的险情，还有诸多裨益，如马克思摘录拜比吉时归纳道：“（1）增加了人的力量；（2）节省劳动者的时间；（3）将看起来普通而无用的东西转变为有商业价值的产品。”对此，拜比吉提供了商品平均价格的变化图表予以现实性说明。比如，一种伯明翰的铜制锁扣价格降低明显，源于“制造上的节约，生产这种锁扣的车床现在是由蒸汽机推动了。因此，工人就减轻了劳动，这使他们能够比先前快20倍”。如此，机器生产可以使人从部分的对象化活动抽身，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社会生活。更深层的是，生产活动的主导力量从直接上手性的肉身施动变成一代代人积累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先验座架。所以，工人将会不断减少体力劳动，生产力提升的同时获得物质和时间的双重解放。对此，加斯帕兰高呼“人类的解放正由工业机器的轰鸣声所宣告着”。同时，机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发展切实提供了新的构序方式，这也是对主体能力的再次确证，它不再是观念或精神的抽象规定，而是服务于现实物质生产的创造性能力。因此，加斯帕兰指出“（虽然）哲学和宗教轮流宣扬着自由和平等，但仍然无力流行起来。新的社会秩序必然产生于人的科学努力”，但是，他又话锋一转：“大众所盼望的大解放还无法解释清楚”。实际上，这也透露出生产力解放的复杂性：如果仅从客体向度讨论人类自由，这容易陷入机器或生产力决定论；然而，生产力发展无法回避与交往关系的复杂矛盾，比如，工厂主与工人的阶级冲突，这都使加斯帕兰无法展望解放的具体路径。换句话说，无产阶级解放离不开阶级斗争的主体向度，当然这是马克思后来才意识到的问题。但是，摘录的最后，马克思已经流露出对机器解放的担忧，用下划线标识了“机器－人将会取代人－机器”。对此，马克思认为加斯帕兰是“机器的绝对崇拜者”，该判断也侧面反映了自身的思想进展。一方面，该现象表现的是人之地位从主导机器转变为从属于机器的客观颠倒。马克思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特征，无法指认这种基于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存在论根基和交往形式的变化。另一方面，机器或生产力解放论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谓解放的本质是一种资产阶级社会的合理化，外部表现为推翻落后的生产形式，内部追求生产效率的最大化，提高生产力的目的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工业利益，编织私有制自然永恒性的迷梦。这也正是马克思予以批判的地方，但是，如果要使这种无产阶级立场更加科学化，马克思“必须重新思考机器大工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交往形式）的关系及其对人类解放的现实意义”。

其二，机器生产的组织方式与共同活动的现实基础。第五笔记本摘录了有关机器分工和协作的具体分析，帮助马克思从狭义的物质生产把握共同活动的现实形式，进一步体认生产力表征的功能水平。一方面，拜比吉把机器的原则扩展为工业生产的组织方式。首先，机器是工序分工和工具联合的结果，由发动机驱动简单工具的集合以达到特殊的操作工序。其次，根据产品的制造工艺，把生产过程划分为能够利益最大化的操作工序。每个工序再“通过将工作划分为更多的不同操作，其中每一种操作需要不同程度的熟练技能和力量，工厂主就能够准确地购买每一操作工序所必需的技能和力量的数量”。因此，劳动和机器的力量配比、生产费用也相继确定，成为一定时期内最有利的生产方式。整个过程，人通过分工实施力量，包括精神操作和身体操作，按照客体工艺制作的协作要求发生作用，使力量抽象化为步骤，也使其对象化在生产过程之中。反过来，分工持续形成的技艺和生产知识又是国力持续增长的力量。“知识和经验的持续进步是我们的巨大力量，是我们胜过任何试图同英国的工业进行竞争的国家的巨大优势。”实际上，这种理解还只是对工场手工业特定阶段的经验概括，无法科学指认生产知识表征的“精神生产力”是主体生产性的反向对象化，无法总体把握分工和协作的生产组织方式所唤起的生产力总和及其功能水平，但是它明确意识到生产过程产生了一种巨大力量。另一方面，尤尔则为马克思展示了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在工艺学上，英语中的工厂制度这个术语是指，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这个术语的准确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这充分表明了机器大工业的生产特征：生产的动力是源源不断的，工人的职责不再是直接生产的施动者，而是借助协作保证机器不间断活动的看管者，从而实现一种机械的自动化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现代工厂是围绕机器与对象的作用关系构建起的客体形态变换（包含塑形和脱形）的程序。换句话说，生产过程的主导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自然力或主体的直接力量，因而也打破了体力劳动的自然限度。同时，工业体系是受自行发动的力的驱使，使得生产力的性质和结果都趋于一种无限性。因此，无论是负熵源还是表现出的功能水平，这种共同活动方式实现的生产力都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突显。加斯帕兰、拜比吉、尤尔对机器生产微观机制的分析，既歌颂现代工业的生产力发展，也揭露出私有制导致生产力的片面发展奴役人的存在基础，这种矛盾性更是对生产力发展之双重效应的表达。第一，生产力发展与工人的生活处境。首先，工人被机器替代处于一种竞争力下降的生活劣势。“尽管机器的使用会最初具有替代劳动的趋势，但是，随着降低的价格而增加的需求几乎会很快吸收相当一部分的或者整个被替代的和转入新的工业部门的手工劳动。”其次，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是本质性趋势。任何机器改良都会对劳动水平提出更高要求，“那些熟悉旧的操作方式的工人并不总是具备新工作所要求的能力……这种突然的抑制在普通工人阶级中会产生一种长久的影响”。最后，机器生产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每一种新机器更容易满足其他需求，它创造了新的娱乐需求，这种需求将持续的享受乐趣转化为首要的必要需求。”工人的生存处境没有因物质生产的解放获得更多改善，处于一种社会相对贫困之中：“这个不幸的阶级（工人）日复一日地维持生计……现在正遭受着由工业产品的消费而带来的一阵阵凉意。”第二，生产力发展与物役性现象的突显。从主体手艺到机器工序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背后是工人生产地位之骤降。手工业按照生产对象的性质及主体能力的差异进行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主体能动的对象化水平决定了外化结果的功能水平。但是，现代工厂完全围绕机器打造，借助机器和工具将原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工序链，减少根据人之技艺或能力的分工，将人的施动分解为特定的机械操作，仅保留最少的人手操作，看管机器使其成为自动运行的机器体系。因此，人与人的关系从根据主体能力设定的分工关系，变成根据机器客体工序分工的协作关系。虽然它仍以人为摹本预设，但是人只是作为一种特定动作的执行者或旁观者的伪主体存在，最终“现代工厂主的最大目标，就是通过科学和资本的结合，将工人的作用降低到仅仅使用他们的注意力和灵活性”。第三，生产力的发展带来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冲突。首先，手工业和大工业在劳动资料的使用方式、生产规模和地域交往等方面都有所区别。然而，这些差异决定了工人与工厂主的阶级状态，是否可以联合或对抗。其次，工人的生活完全依赖于社会竞争。“当资本招募科学为它服务的时候，难治的工人总会学会温顺。”只有不断让渡和规训自身力量才能保障生存，最终成为拿最少工资的“铁人”。最后，机器的改良或生产力的发展，有赖于生产关系的重新分配，对生产规模和资本流通量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正如拜比吉指出的，“一种工业中的生产过剩并不总是导致新的机械改进的发明，或者新的生产方式的产生”。同时，这种生产体系是以外部的世界贸易和金融信贷为条件的，资本和生产力隐含着世界历史性的发展倾向。

小结

经过《布鲁塞尔笔记》的文本学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在劳动话语转向生产话语的理论过程中越发体认生产力概念的历史内涵。一方面，马克思借助经济学语境的转域，以工业生产力的全新构序，遭遇资产阶级社会全新的生产布展，逐渐增强从现实出发的理论逻辑。另一方面，马克思通过对“机器和制造问题”的研究发现分工和协作隐含着“怎样生产”的组织方式，承接了原先劳动异化批判的主体向度，转而透视生产力的双重效应，后来将其提升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对此，马克思认识到生产力代表了一种功能水平，它是对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之历史差异的指认，更是对生产过程和交往关系的一种现象学透视和实证式描述。当然，我们要注意生产话语对应着马克思此时经济学研究的理论水平和历史限度，它根植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工业生产基础之上，不适用原始社会的共同体模式，也无法应对复杂的信贷金融的经济现实。因此，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有其极为限定的出场域。但是，毫无疑问，《布鲁塞尔笔记》开启的第二次经济学研究使马克思对工业问题的现实追问摆脱了传统哲学的理论限制，开始发觉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之间存在历史质性和功能水平之差异，为科学建构生产力概念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