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实践关系场域走向社会生产结构：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视野的三次转移
原载《河北学刊》第45卷第5期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期创作的核心文本群（《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真实地记录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形成的三次核心逻辑位移轨迹。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强调“实践”概念的物质生产意义，以社会关系实践为突破口，实现了从感性现实的哲学直观到历史具体反思的认识论转向；《德意志意识形态》以“社会分工”为枢纽，剖析分工的双重属性———既是生产力发展的阶梯，也是阶级对抗的温床，揭示历史动力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使历史唯物主义从哲学宣言具体化为现实的历史科学分析；《哲学的贫困》通过批判蒲鲁东的形而上学方法论，确立了从共时性、“现在化”社会结构分析切入历史研究的认识逻辑，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诞生。三次转移以“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社会结构”为轴线，通过哲学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辩证融合，消解了传统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完成了从实践哲学向历史科学的范式转换，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科学化与革命化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社会结构；历史唯物主义
作者简介：
刘怀玉，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董坤，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书写的布鲁塞尔文本群（1845-1847）始终彰显出极具激发性的思想潜能。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恩格斯语），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与《哲学的贫困》则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从“未来哲学宣言”走向现实的历史科学理论视野的核心载体。就总体而论，1845-1847年的布鲁塞尔时期，标志着马克思在世界观上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分道扬镳，即从人本主义异化史观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型。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上述三个重要文本形成了几种立场迥异的解释路径：一是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主体向度”解读，强调实践哲学对传统唯物主义之超越和对资本主义物化意识的批判；二是以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化阐释为典型，着重发掘《形态》中的社会形态理论及其认识论革新；三是时下方兴未艾的政治哲学解读，试图从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文本中寻找马克思主义正义论的经典依据。这些研究虽成果丰硕，却均偏重概念的内涵辨析，有意无意间把三个文本分割为相互独立的研究单元，忽视了其内在的思想递进关系。这便是自20世纪“马克思学”兴起以来，对马克思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始终存在“连续”与“断裂”的方法论之争的滥觞。本文欲以证明的是，马克思于布鲁塞尔时期实际上展开了密集而激进的思想实验，他通过对社会关系、社会分工、社会结构的层层深入的解剖，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核心逻辑的三次嬗变。但这种焦点转移并非简单地对思辨哲学的否定与哲学的现实化、科学化实现，而是把抽象哲学逻辑体系转化为具体的历史科学研究方法，并绽放出革命的、批判的唯物辩证法精神。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论题8-11
一、社会实践关系场域：新世界观的初始核心逻辑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非对德国古典哲学传统线性继承的结果，亦非青年黑格尔派思辨王国内部的自我革命，而是对哲学史逻辑的根本突破与全新哲学视野的异质敞开。其发端就是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对作为纯粹哲学范畴的实践与劳动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重构。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已经初步确立了“劳动实践”概念的现实基石地位，并作出了同传统的形而上学抽象实体规定性相决裂的姿态，但他并未止步于这种人本主义意义上的“实践”原则而走向了物质生产关系场域。《神圣家族》指出：“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只要它把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把自然科学和工业排除在历史运动之外，它就能达到，哪怕是初步达到对历史现实的认识吗？难道批判的批判以为，它不把比如说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即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认识清楚，它就能真正地认清这个历史时期吗？”这不仅是对脱离一定社会历史与实践活动的意识形态的批判，也证明马克思进入了以历史现实关系理解实践活动的新阶段。在这里，马克思不再强调异化劳动所呈现出的实然存在与应然规范间的对立，而是从类存在转向现实历史运动中的实践，从对“人的实物存在”的直观走向对“人对人的社会关系”之透视。但此时的马克思尚未彻底摆脱人本主义哲学的桎梏，这一脱胎换骨式的转变将在《提纲》中通过“实践”概念的范式革命得以实现，即通过与以往的“人”的先验本质异化史观的告别，重建实践基础上的社会历史观，将社会关系的物质性与主体性辩证统一于人类的感性活动之中，从而开辟出理解社会存在的全新认识论视野。
（一）作为社会关系生成场域的实践
《提纲》并非普通的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式的实践哲学宣言（如A.麦金泰尔的美德伦理学）或康德式的主体哲学转向，而是对实践概念作出了具有特殊规定性的阐释，由此超越了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从前的”哲学家。首先，马克思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形形色色的哲学家（尤其是曾对马克思产生深刻影响的摩西·赫斯）的实践概念。赫斯继切什考夫斯基之后再次明确提出“行动的哲学”概念，从实践哲学本体论的预设出发恢复被黑格尔所泯灭的主体性，把实践视为费尔巴哈式的类本质哲学概念，将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与货币交往关系视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寄希望于用“自由行动”实现“爱的联合”。而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与费尔巴哈抑或别的什么理论观点的简单结合，而是从批判的现实出发，并从同时期的《布鲁塞尔笔记》关于工业史和贸易史研究的灵感中获得了新的哲学经验。其次，马克思的实践概念不是一种本体论或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一种从“实践”出发的思维方式；换言之，马克思不是在用“实践”认识和思考世界。进入实践话语后，他始终坚持将实践与具体的分析和特定的历史阶段结合起来，“而由实践所代表的现代思想史中的伟大成果，却正是哲学具体的历史意义以及哲学和历史的同一”。由此也引申出马克思对实践特殊规定性的最重要的定义，就是要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实践。社会关系既非黑格尔式的精神外化的产物，亦非费尔巴哈所预设的静态自然联系，而是人类通过物质生产实践不断重构的“对象性活动场域”。在此场域中，动态生成性将历史地消解所有把社会关系视为人之先验固有本质的形而上学预设。
（二）从社会关系具体理解人的本质
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曾对人的本质作如下定义：“一般只是指带有他的需要、感觉、心思的人，只是指作为个人的人，异于他的精神，一般地说，异于他的一般社会性质——例如异于艺术家、思想家、著作家、法官，似乎人所特具有的基本特性并不在于他是思想家、艺术家、法官等等，似乎艺术界、科学界等等各界的人是在他之外的。”在这里，费尔巴哈把人的社会本质当作思辨哲学的抽象实体加以批判，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客观而现实的社会本质：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费尔巴哈没有对这种现实的本质进行批判，因此他不得不：
（１）撇开历史的进程，把宗教感情固定为独立的东西，并假定有一种抽象的——孤立的——人的个体。
（２）因此，本质只能被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
通过这一论断，马克思首先颠覆了费尔巴哈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类存在物”的理想化倾向，将本质问题从自然属性转向社会属性，又通过“总和”概念的设定强调社会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个体作为“社会关系的纽结”，始终被编织在一定的具体的关系网络之中。换言之，《提纲》的“真正的断裂点，其决定性环节在于第六条论题中引入了一个真正创新的概念——复数形式的‘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 Verhältnisse]。这个概念宣告了哲学家们先前以单数形式思考‘社会联系’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效的”，也就是判定了从自我意识出发来想象社会现实的思辨唯心主义历史观之非正当性。
更要紧的是，“现实性”一词将本质问题锚定于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实践，即使“宗教感情”本身也是社会的产物。这里传达出马克思方法论革命的声音：对社会关系的科学分析，不能停留于意识形态的“神圣形象”批判（如宗教异化），而必须揭示其赖以存在的“非神圣形象”——现实社会关系的矛盾结构。这种批判路径在《提纲》中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实践不是脱离外部客观条件的单纯主体活动，而是在对社会关系问题的分析中展开的，质言之，实践必须也只能在社会关系中获得自我实现。
在《提纲》中，马克思通过对主体与客体在实践中的双向对象化机制的刻画，将这种互动关系嵌置于“革命的实践”这一特定历史情境——它既非黑格尔绝对精神自我运动的环节，亦非费尔巴哈预设的永恒自然联系，而是在特定生产方式下社会关系的动态再生产过程。他将实践的本质规定性从抽象的活动范畴提升为“历史的、现实的和具体的”社会关系场域，既扬弃了青年黑格尔派将实践等同于精神外化的观念论传统（如赫斯将劳动异化归结为“类本质”的丧失），又超越了费尔巴哈把人视为“感性对象”而非“感性活动”的直观唯物主义。《提纲》强调，新唯物主义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这意味着社会关系既非先验本质的展开，亦非主体意志的投射，而是通过物质生产不断重构的历史性存在。
这场根本性的哲学革命，实质上宣告了所有逻辑本体论的终结，而确立了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后来从《提纲》中所发现的“实践的逻辑”。马克思不仅要否定费尔巴哈建立在生物学类本质上的抽象人性论，更要彻底瓦解以往所有将存在归结为某种终极本原（无论是“物质”“精神”还是“劳动”）的形而上学传统。《提纲》的关键就在于将社会关系分析从“逻辑优先”转向“实践优先”。这种范式转换对西方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根本性挑战。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实质上是“后形而上学思想”（哈贝马斯语）的早期形态——它拒绝将存在理解为某种先验本质的自我实现，而是将其把握为在具体社会关系中展开的历史过程。
（三）社会关系式的辩证生成
马克思在《提纲》中构建起的社会关系的辩证分析框架，以实践为枢纽，将社会关系的静态结构分析与动态历史生成统一于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批判之中，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奠定了基石。当马克思指出宗教异化的根源在于“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时，他实际上确立了社会关系分析的辩证法原则：对于任何社会形态的意识形态表象（如宗教、法律或道德），都必须追溯到其赖以存在的物质关系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矛盾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表现为双重运动：一方面，商品交换关系创造出“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另一方面，雇佣劳动制度不断再生产出阶级对立的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物化形式（如货币、资本）正是通过实践活动的异化，将自身投射为超历史的永恒范畴。
因此，社会关系既不是先验的逻辑设定，也不是主体意志的任意创造或主体间性沟通，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类感性活动客观化、对象化的过程。当费尔巴哈将“市民社会”中原子化个人的竞争关系视为永恒的自然秩序时，马克思却敏锐地洞察到这种关系形态的历史暂时性，揭露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普遍化的认识论谬误。他不仅否定了将社会关系归结为某种实体性存在（如“经济人”假设）的还原论倾向，还拒绝对社会关系进行非历史的逻辑演绎，坚持从“现实个人的现实活动”出发的具体分析方法。
马舍雷认为，透过马克思于《提纲》中连珠炮般呈现出的论题，“可以辨别出两大动向——其一从论题1延伸至论题5，旨在识别他与费尔巴哈在理论上的主要分歧点；其二始于论题6，把关于费尔巴哈立场的讨论转向一个可称为实践层面的新维度，并以此取代纯粹本体论和认识论性质的问题探讨，转而强调具有历史社会属性的新规定性”。这个判断是精准的。总之，马克思哲学新视界的核心突破在于将“社会关系”确立为理解人类存在与历史发展的根本维度，彻底颠覆了传统哲学对人的抽象化认知。在德国古典哲学谱系中，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直至费尔巴哈的“类存在”，均把人的本质凝固为某种超历史的实体。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标志着哲学视域的根本转向——人的本质不再是被直观把握的自然实体，而是在物质生产实践中动态生成的关系网络。这种客观的关系网络具有物质性、历史性与结构性特征：它产生于人类物质生产的实践互动，作为“看不见的手”制约着个体的行为与意识，并通过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代际传承形成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种方法论不仅解构了“个人-社会”的二元对立，更建立起社会形态分析的科学框架——从原始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历史的每次跃迁本质上都是社会关系结构的整体转型。正是通过对社会关系的唯物主义阐释，马克思实现了哲学从解释世界到改造世界的根本转向。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二、社会交往分工：历史动力机制的解密
如果说《提纲》通过实践范畴的革命性重构，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认识论基础，那么《形态》则以交往分工为枢纽，将对社会关系的静态分析转化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动力机制考察，从而实现了对黑格尔历史哲学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双重超越。这一认识飞跃得益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验观察与哲学批判的深度融合——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结果，又是生产关系矛盾的具体表现；既承载着人类文明进步的普遍性，又裹挟着阶级对抗的特殊性。
（一）分工的双重属性：生产力发展的阶梯与阶级对抗的温床
在《形态》中，分工始终作为“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贯穿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全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分工与其说出于人类追求效率最大化的偏好或天性，不如说源始于物质生产的客观矛盾运动，是人与自然物质变换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原始共同体面临生存资料匮乏的压力时，自然形成的性别分工便开始向更复杂的社会分工演化。这种运动在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与产业的分离）中达到顶点，“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此时，分工已不再是单纯的技术性安排，而是演变为支配社会成员生存方式的强制性力量——个人被终身固定于特定的劳动领域，其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遭到系统性剥夺。当然，分工的强制性特征并非人类社会的永恒宿命，而是特定历史阶段物质生产矛盾的必然产物。也就是说，“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
《形态》所构建的分工历史形态学，成为理解社会结构演进的关键密码。首先，《形态》将分工的初级形态表述为“自然形成的分工”，其典型特征是劳动活动基于生理差异（性别、年龄等）和地理环境的自然划分。这种分工形式虽然促进了劳动工具的改良，但尚未突破原始共同体的血缘纽带。“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地’形成的分工。”此时，个人与共同体的关系仍呈现为“原始的丰富性”，阶级分化尚未获得物质基础。其次，随后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离标志着分工进入文明创造阶段。这种分离“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导致了两大历史性后果：一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分离，标志着分工进入社会性阶段；二是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分离，这种空间分化不仅改变了人类的聚居形态，而且重塑了社会权力结构。在此阶段，分工开始获得自我强化的内在动力：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催生新技术，新技术推动新产业部门的出现，而新产业又反过来深化分工体系。这种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达到第一个高峰，并为机器大工业的诞生准备了技术条件。最后，世界市场的形成将分工推向了全球化维度。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时，分工便突破地域限制，演变为国际劳动分工体系。这种全球化分工一方面通过资源配置的优化极大地提升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将资本主义矛盾扩展到世界范围，使得“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分工纳入异化劳动的分析框架，分工被简单归结为“类本质”的异化，其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遮蔽。《形态》不再从抽象的人性尺度评判分工，而是将其置于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中考察其历史合理性。“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于是，异化不再被归结为主客体的形而上学对立，而是被把握为特定生产关系下社会力量统治个人的客观现实。这种统治关系的物质基础，正是分工所导致的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的分离。
（二）社会分工与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形态》中，分工首先呈现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与核心动力：“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一论断蕴含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命题：分工既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又是其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但马克思的深刻性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对分工与生产力之关系的线性描述，而是通过揭示分工内部的结构性矛盾，打开了理解历史发展的辩证视野——分工既是文明进步的阶梯，又是社会对抗的温床，正是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为历史向更高阶段的跃迁提供了动力：“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由此，分工从经验描述层面上升为历史辩证法的核心范畴。
在《提纲》中，马克思已突破康德式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将人类实践确立为连接自然与社会的历史性中介。但实践范畴作为哲学革命的关键，仍需在具体的历史分析中展开其现实维度。当马克思进入社会历史领域时，实践必然分化为多层次的物质生产系统，其中生产与再生产过程构成了社会存在的基始性要素。而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旨在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强调物质生产作为永恒的自然必然性构成社会存在的根本基础。它通过“劳动的社会分工”概念，将历史划分为自然形成的社会、自发形成的社会与自由联合的社会三大阶段，并指出生产力的历史积累最终导向异化的扬弃。《形态》以分工为线索，勾勒出从部落所有制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演进逻辑，揭示了阶级对抗的物质根源，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观念领域移植到现实历史土壤，通过“生产—分工—交往形式”的分析框架，将社会发展规律归结为物质生活的内在矛盾运动。我们由此认为，《形态》确立了广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确证物质生产的首要地位，区分永恒自然必然性与历史特殊形态，强调生产方式作为抽象本质只能在具体的社会关系中被把握。这就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形态必须进一步从广义的历史逻辑把握具体化为对资本主义特殊社会历史逻辑的科学透视，从而实现广义原理与狭义分析、本质抽象与具体现象的辩证统一。真正的社会批判既要揭示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又要解剖特定生产方式的特殊矛盾，这正是马克思超越传统哲学与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之所在。
《形态》基于社会分工理论形成的历史观，并不局限于对以往历史逻辑的分析和把握，且必然导向对现实社会的革命诉求。“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做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这些前提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真正的人类解放必须依托世界市场形成的全球性联系，这种全球交往不仅打破了民族国家的狭隘界限，更使得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世界历史性运动：“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当旧式分工被消灭后，“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劳动将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转化为自主活动的实现形式。这种转变并非意味着分工的完全消失，而是消除其固定化、强制性的异己性质，使社会生产真正成为“自由联合体”的自觉调节过程：“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这种扬弃路径，标志着马克思真正完成了从哲学批判向科学社会主义的方法论跨越。总之，“分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起着第一位的作用……对于整个意识形态理论和整个科学理论具有决定的意义”。
《哲学的贫困》
三、发现社会生产的结构：哲学革命的真正完成
在《形态》中，马克思的思考仍处于哲学思辨与经济实证间的紧张状态：一边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宣言，一边是对资本原始积累的实证分析，就像未完成的交响乐章中两个尚未协调的声部。协调哲学与经济学矛盾的结合部便是基于经济学范畴分析来科学认识现实社会结构秘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马克思在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坦言，政治经济学研究构成了理解现代社会形态的锁钥：当他在布鲁塞尔图书馆研读李嘉图时，经济学范畴不再仅仅是批判对象，反而成为解剖社会结构的精密仪器。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社会结构概念锻造成理论武器。他揭示出蒲鲁东“永恒公平”幻象背后的秘密———将特定历史阶段的生产关系错认为“自然”法则。当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时，他实际上已建立了社会形态分析的坐标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些后来构成历史唯物主义基石的原理，在此首次获得经济学具体事实分析的支撑。马克思不再满足于用哲学话语批判经济学，而是让经济学语言成为哲学革命的推进器。对劳动价值论的重构、对货币本质的剖析，这些看似专业的经济学讨论，实则是新世界观在具体科学领域的投射。这种范式融合所产生的理论效应在于：当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构成价值”理论时，他同时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改造，经济学范畴的辩证运动不再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展开，而是社会结构矛盾运动的现实反映。
（一）从《贫困的哲学》到《哲学的贫困》
在19世纪中叶的欧洲思想界，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蒲鲁东曾风光显赫一时。他在《贫困的哲学》中用黑格尔哲学构建起政治经济学体系，不仅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掠夺本质加以激烈批判，而且试图从经济生活法则中寻找社会变革的出路。这些表层诉求曾得到早期马克思的有限认可，但当马克思完成哲学革命后，他敏锐地发现了蒲鲁东理论内核的双重唯心主义本质：在“显性”层面，其唯心主义表现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误用，蒲鲁东虽自称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问题，但其实是将“普遍理性”“永恒本质”等黑格尔式的思辨概念直接嫁接到经济学研究中；在“隐性”层面，其唯心主义体现为其方法论的非历史性，蒲鲁东将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如货币、信用、所有权）视为永恒的自然法则，他“不是直接肯定资产阶级生活对他说来是永恒的真理。他间接地说出了这一点，因为他神化了以观念形式表现资产阶级关系的范畴。既然资产阶级社会的产物被他想象为范畴形式、观念形式，他就把这些产物视为自行产生的、具有自己的生命的、永恒的东西。可见，他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的视野”，这种立场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共享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前提。马克思揭示了其悖反性：蒲鲁东表面上批判资本主义，而实质上通过范畴永恒化论证了资本主义的不可超越性，这种矛盾源于他没有看到“经济关系只是这些现实范畴的抽象”。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不是简单的哲学论战，而是旨在阐述一种科学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方法。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系统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具体性。马克思以“社会是交互作用的产物”为起点，彻底颠覆了蒲鲁东的理性预设，强调任何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形式、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既定的”而非“创制的”，这种认识使马克思超越了启蒙主义的人本学想象。
二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制约性。马克思用三个“决定于”的措辞揭示了社会结构的动力学机制：“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这种分析把黑格尔“理性的狡计”解码为“生产力的规定”：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始终被纳入既有的物质条件网络，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正因其是适应既存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关系体系。这种认识使得马克思的批判既不同于道德谴责，又有别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构想。
三是经济范畴的历史暂时性。针对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错误，马克思提出了“历史性范畴”理论：“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这种动态分析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本质：将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如资本、工资、利润）伪装成永恒的自然法则。马克思特别指出，蒲鲁东试图通过“系列辩证法”调和经济矛盾的做法，本质上是用观念运动替代真实的历史运动。
四是把现实社会理解为有机体的总体性方法。马克思针对蒲鲁东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独立社会的虚假辩证法做法，指出总体的范畴决不是把它的各个环节归结为无差别的统一性、同一性，而是认为这些环节彼此间处于一种动态的辩证的关系。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研究社会时，不应“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否则就不能正确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机体”。
所谓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的全部生活，并不是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看作是孤立的、分散的存在，也不是把社会看作是各个不同领域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而是将其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其中每一个领域又都按其自身独立的规律发挥作用）。“辩证方法的本质在于……全部的总体都包含在每一个被辩证地、正确地把握的环节之中，在于整个的方法可以从每一个环节发展而来”，即“个别的环节不是机械的总体的部件……而是在个别的环节中隐藏着从其本身发展出总体的全部丰富内容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批判最终指向对思辨哲学的经验厘定，通过将黑格尔辩证法“倒置”为历史辩证法，实现了方法论的转换：从观念的自我运动到现实社会结构矛盾的展开，从逻辑范畴推演到现实关系解剖，从永恒真理建构到历史暂时性认知。历史并不是黑格尔所谓的观念逻辑自我否定过程，而是有现实结构的现实过程，而社会结构则是有历史变化的现实结构。这种转换使得辩证法不再是构造体系的工具，而成为解剖具体社会形态的手术刀。蒲鲁东的失败在于将现实矛盾转化为“他头脑中的排列秩序”，而真正的辩证法必须从“实在主体”（即特定社会结构）出发。蒲鲁东方法论困境的阶级根源在于，他既不满资本主义的现实后果，又无力突破其经济范畴的意识形态牢笼，这种矛盾导致其理论呈现出“批判的表象与保守的实质”的悖论。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内在矛盾及其必然崩溃逻辑的科学分析，使得社会主义从道德理想转化为历史必然。
（二）作为批判方法的“社会结构”
在《哲学的贫困》中，围绕“社会结构”概念展开的批判性思考构成了对蒲鲁东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进行系统清算的理论枢纽。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重构了社会结构的动态分析框架，揭穿了蒲鲁东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的形而上学谬误。其独特理论贡献在于，将社会结构从蒲鲁东式的抽象概念体系中解放出来，还原为特定历史阶段物质生产关系的总和。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始于对价值理论的根本性解构。当蒲鲁东试图通过“构成价值”理论调和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矛盾时，马克思敏锐地指出这种理论构造的本质缺陷：它完全脱离现实社会结构的历史演进，把交换视为超时空的永恒范畴。在《哲学的贫困》第一章中，马克思凭借对交换关系的历史谱系的重构，揭示了蒲鲁东理论的非历史性本质：在中世纪交换仅限于剩余品流通，工业革命后交换渗透到整个生产领域，直至资本主义时期一切社会关系都被卷入商品交换网络——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表明，任何经济范畴都深深植根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形态。马克思此时的突破在于将社会视为“有内在联系的系统整体”，这种整体性思维使得他能够穿透蒲鲁东表面辩证法的迷雾，揭露其理论中潜藏的唯心主义内核。在哲学方法论层面，马克思创造性地将社会结构概念发展为解剖资本主义的手术刀。针对蒲鲁东将经济范畴视为“永恒理性”产物的形而上学倾向，马克思强调，“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种关系并非如蒲鲁东想象的那样可以随意重组，而是受制于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阶段。蒲鲁东试图通过头脑中的概念革命来改造现实，马克思则坚持必须从现存社会结构的物质矛盾出发。这种根本分歧在对待李嘉图理论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蒲鲁东将劳动价值论抽象为伦理诉求的载体，马克思却从中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客观规律。正是这种社会结构视角，使马克思能够洞察到“李嘉图的价值论是对现代经济生活的科学解释”，而蒲鲁东的“构成价值”不过是乌托邦式的理论呓语。从社会结构的历史性维度出发，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蒲鲁东改良主义方案的空想本质。蒲鲁东试图通过货币改革、无息信贷等制度设计消除资本主义弊端，这种改良主义幻想的根本错误在于将社会结构视为可以任意拼装的机械装置。马克思通过分析英国社会主义者布雷等人的失败尝试指出，“要想在不过是这个社会美化了的影子的基础上来改造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批判的深刻性在于，它不仅揭露了蒲鲁东理论的经济学谬误，更从社会结构再生产的角度论证了资本主义矛盾的内在必然性。当李嘉图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自然化时，马克思则将其历史化；当蒲鲁东试图用道德批判替代科学分析时，马克思则坚持从社会结构的客观矛盾中寻找变革的动力。
从思想史维度来看，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展现的社会结构理论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它既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具体运用，又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成熟经济学批判开辟了道路。当马克思断言“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时，他实际上确立了分析社会结构的三大原则：历史性原则强调社会结构的暂时性特征；总体性原则要求把握经济、政治、文化的系统关联；而矛盾性原则又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内在运动规律。这些原则所构成的对蒲鲁东批判的三重维度，使马克思得以彻底颠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三）历史科学的出场与哲学革命的可能
当马克思以反讽的口吻宣称（自己）从英国经济学家“变成德国哲学家”时，他实际上在方法论层面完成了对经济学的哲学重构——既超越了蒲鲁东用黑格尔辩证法炮制政治经济学的伪辩证法，也突破了李嘉图将社会关系物化为永恒范畴的经验主义局限。这一双重批判的实质是通过对社会结构的深层分析，揭示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本质，进而确立生产关系作为社会存在基础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批判锋芒首先指向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形而上学本质。他通过引入历史性维度，指出经济范畴不过是特定生产关系的理论抽象，每个经济范畴都带着具体历史阶段的物质生产特征的烙印。这种认识论转向彻底瓦解了资产阶级经济学永恒范畴的神话，将政治经济学从静态的范畴体系转化为动态的历史科学。在对蒲鲁东的批判中，马克思揭示了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哲学根源。蒲鲁东试图用黑格尔辩证法调和经济学范畴的矛盾，却陷入概念游戏的泥潭。他既未理解李嘉图所揭示的物化社会关系的客观性，也未能把握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而是将现实的经济矛盾消解于思辨的范畴序列之中。历史唯物主义的突破性在于，它将社会结构理解为生产关系的动态总体。马克思强调，研究现代社会的关键不在于范畴在观念中的排列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这种结构分析方法要求将生产视为具体历史阶段的社会过程，把经济关系看作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而非先验的存在。当马克思指出“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时，他实际上颠覆了从观念出发解释历史的唯心主义传统。在方法论层面，马克思实现了对经验主义与思辨哲学的双重超越：他既批判经济学家们将经验事实永恒化的实证主义倾向，也反对蒲鲁东用哲学范畴替代现实关系的唯心主义谬误。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现实的世俗的历史”出发，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社会形态的演进规律。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不仅体现为分配领域的阶级对抗，更植根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根本冲突。当工业生产力突破封建生产关系时，它同样为资本主义的自我扬弃埋下伏笔。这种方法论革命最终导向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自觉。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在于将贫困抽象化，未能洞察其作为“革命破坏力量”的历史意义；而古典经济学的人道学派与博爱学派则试图通过改良来调和根本矛盾。与之相对，历史唯物主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运动中揭示出社会革命的物质条件—当生产力在资产主义框架内发展到极限时，生产关系的变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这种认识使社会主义从道德诉求升华为科学理论，将无产阶级斗争纳入客观历史进程。正如马克思所言，真正的革命科学产生于“对历史运动的批判的认识”，而非先验的构想“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式。
从表面上看，《哲学的贫困》旨在用政治经济学否定或取代思辨哲学。故此，列斐伏尔曾不恰当地断言，该书有一些段落对黑格尔“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的方法“尤为敌视”。但实际上，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马克思正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唯物主义立场改造与运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即用抽象的逻辑范畴把握社会关系的客观本质的现实。正是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批判性重构，马克思确立了不是从永恒的范畴规定出发，而是从共时性、“现在化”的社会结构分析切入历史研究的科学路径，为解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利器。这种将哲学批判、经济学分析与社会形态研究熔为一炉的理论创新，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真正诞生。从《提纲》冲决人本主义逻辑束缚的社会实践关系，到《形态》克服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自我意识幻觉的社会交往分工，再到《哲学的贫困》同时破除黑格尔思辨哲学抽象与古典经济学非历史非批判方法局限的社会生产结构，马克思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视野的三次转移：哲学不再是自我证明的逻辑，也不仅仅是自我证实的科学，而是指导科学并内在于社会科学、用以批判认识现实、进而变革现实的方法。虽然这只是马克思从哲学走向经济学的初步探索（这一理论行程直至10年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方告完成），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这里，科学的方法论逐步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