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人们已经讲了很长时间。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认真追问过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这个“历史”究竟意指什么？人们误以为，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的历史规定仅仅就是常识中的社会历史领域之意，就这样，这个似乎无需证明的“常识”就无思性地以讹传讹了这么多年。我发现，认真面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的内在运演语境，也就是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哲学新世界观的原初语境来看，马克思在哲学总体上确定的这个“历史”并非单单是一种狭义的社会历史领域，同时还具有一种更重要的哲学本体性规定。这也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总体哲学视域和新的历史话语，即马克思恩格斯自己明确指认的历史科学，而政治经济学则是这一科学产生的重要基地。
一、马克思的“历史科学”话语和历史规定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第四手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０页，注３。）。马克思这里的语境边界非常清楚，“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在第一章手稿中，马克思没有直接使用“历史唯物主义”，但多处指认这是一种与唯心主义相对立的“历史理论”（德文为geschichtsauffassung）。关键在于，这个历史科学的语义究竟指向什么？对此，我们先不抽象地进行理论设定，而是先从文本的语境来着手分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最先写下的第一章第一手稿的第１页的第一自然段，马克思是这样提出对历史的指认的：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家关于人的“解放”的主观思想视域（鲍威尔、费尔巴哈的神学批判中的人的解放，施蒂纳的“类哲学”批判中的“个人解放”等），马克思区分了哲学的解放和真正的解放即现实的解放（第１页第二个边注）。马克思指出哲学的解放哪怕再彻底（施蒂纳近乎虚无主义的“无”），“‘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从这个语义规定，我们看出马克思的现实解放就是人的感性物质活动构成的社会实践。所以马克思会进一步具体证明：“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吃喝穿住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８页。）。“历史（Geschichte）”在马克思的新视域中第一次重新出场了：一是与思想活动相对立的历史活动，这不是简单的物质现实之持续性，而是人类实践造成的现实运动。所以，当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克指认，马克思新哲学视域中的“历史并不是曾经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时，他基本是准确的（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８页。）。众所周知，历史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在德国，从赫尔德、康德到黑格尔，历史发展的思想是一条重要的线索。马克思的发现在于，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设想，“但就是不涉及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２页，注１。）。马克思的历史是现实人类社会实践的历史。这里直接承袭不久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
二是历史关系，这不是人们一般的存在状况及其关系，而主要是“工业”、“农业”、“商业”和“交往”状况构成的关系，实际上这是生产和“经济”关系，特别是现代实践──工业所创造的社会关系。这也就是说，马克思这里的“历史”主要是工业生产之上的人类主体主导的历史情境，即由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创造的新的社会存在。这不是工业以前那种人只是周围自然过程的一个被动因素的生存。这个“历史”规定的经济学基础不是农业社会，甚至不是重商主义的，而是古典经济学所认可的工业和工业之上的现代经济过程。在大工业生产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人只是自然活动中的一个能动因素，主体上人还是在土地上优选和协助自然物质生产。而工业才第一次创造了人在其中居主导地位的新存在。财富的主体不再是外部自然的结果（“自然财富”），而直接是人的活动的结果（“社会财富”。）。所以马克思此时眼里的实践主要是工业（从３月写下的《评李斯特》一文中工业力抽象和提升出来的实践）。工业实践也是一种新的物质存在，人类自己真正的社会历史存在。我以为，这个“历史”是经过马克思重新设定的“本体性”规定。也是在这个语境中，马克思才立刻接着说，德国当时是一个“只有很可怜的历史发展”或“历史发展不足”国家（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９页。）。德国有的是农业生产之上悠久的历史性持存，没有的是现代工业、商业和交往（交换）的现代历史生存！
很显然，这个以工业实践为基础的历史，是以往任何哲学（黑格尔、费尔巴哈、施蒂纳和赫斯）都无法包容的。我不得不说，马克思这里的“历史”语境是由他此时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成果支持的。这就是古典经济学背后的那种社会唯物主义前提。
第一手稿的文本在这里遗失了五页多。第８页一开始，马克思正在批评费尔巴哈。从第８页一直到第１０页最后，马克思是直接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第１０页最后的小结中，我们知道。马克思重点在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２页。）。小结中有一段很著名的文字：“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 。这个历史与唯物主义的关系十分重要。
在过去的解读中，马克思的这一界说被诠释为，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中是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中是唯心主义，因此恩格斯说费尔巴哈是“半截子”的唯物主义。我以为，这种理解并没有呈现马克思这里的真实语境。关键还是在于这里对历史的理解。依我们上面的解读，马克思的历史规定不仅仅是指狭义的社会历史领域，而且是在哲学本体的语境中确认人类现实的社会实践进程构筑的历史性进程。因此，马克思这里批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第一个方面，是要说明他面对物质世界时，根本没有意识到，只要是人去面对自然物质，就永远只能是“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０页。）。费尔巴哈虽然承认了自然物质的第一性，但这个自然物质却被设定为是可以直接达及的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则要告诉我们，人类视域中的自然界总是历史的（青年卢卡奇将这一点夸大成“自然是一个历史性范畴”，就造成了某种本体论越界，简单地否定“自然辩证法”则是其逻辑必然。马克思的原意并非如此，他只是想说明，自人类产生以来，进入实践境域中的客体自然对象只能是随着人的历史情境逐步呈现出来）。由此，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本身在更深的层面上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因为一切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中的直观物质都一种非历史的主观假定（所以，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规定的社会存在中那种抽象的非历史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同样是历史唯心主义的）。
这样，马克思才会批评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０页。）。“周围的感性世界”取代了费尔巴哈不准确的单纯直观中的一般感性自然，马克思用历史来规定这个自然唯物主义的前提。因为，这种我们周围的自然存在中的“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人类历史情境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对象之表象，都是历史的。“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因为自然科学只能是“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１页。）。自然观中的自然图景不是康德所指认的认识之现象界，也不是黑格尔所虚构的异化之物相，而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定历史性存在中的自然！任何在人类历史情境中出现的对象，都“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的时期的这种活动”才可能为我们所感知。这里会出现一个极重要的学科界定，即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当然包含历史性的自然观，马克思并没有离开了具体历史情境之外的抽象自然观（如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的那种非历史的抽象物质。）。这也表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是一个总体性哲学规定。
第二个方面，马克思说费尔巴哈去探讨历史时（指的主要是人的存在），他却直接是唯心主义的。实际上，这一点也不能简单理解为费尔巴哈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中就是观念决定论，因为，费尔巴哈恰恰反对黑格尔将人视为观念的工具性实现，而唯物主义地将人理解为“感性的”客观存在。可是，在马克思看来，人仅仅是“感性对象”是不够的。人的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性活动”（这是对《提纲》的补充，那里只说明对象应理解为感性活动。），即实践的社会历史性的物质活动存在，以及由这种历史活动造成的一定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一定的社会关系建构着现实的人的历史本质。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的主体不是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地理环境”和“人口”这样的物质实体对象，而是实践的历史活动。这样，实践的历史活动就同时成为人类周围的自然界和人本身的存在基础。马克思说：“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哪怕它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１页。）。在后面的第二卷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中，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不是自然界的正确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６２页。）。而所谓“‘人类的自然联系’是每天都在被人们改造着的历史的产物，这种产物向来都是十分自然的，－－虽然它不仅在‘人’看来，而且在任何一个革命后代看来，都会显得多么惨无人道和违反自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５６７页。）。后来，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的错误恰恰就在于他在面对我们周围的感性世界时，“以唯心主义的方式使之独立化了，没有把它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一定的、暂时的阶段的产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３９７页。）。从劳动活动出发，从生产出发，从工业和商业出发来阐释这个世界，这不是从任何过去的哲学唯物主义中能够导引出来的逻辑。这是马克思承认古典经济学中社会唯物主义的直接结果。
同时我还要指出，在７－８月马克思写下《曼彻斯特笔记》之后，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特别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基于现实经济变革之上的批判思路此时也极大地影响到马克思。由此，马克思才直接提出，他的新世界观同时就是一种基于历史变革之上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prartischen Materialisten）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在世界革命化，实际上反对并改变现在的事物”（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９页。）。历史唯物主义另一个根本性的要义就是由于人类社会实践造成的历史客观变易。这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真实基础。所以马克思又批评费尔巴哈之类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２页。）。这也就是说，仅仅看到社会生活中客观存在优先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本身就要求不断地客观改变现存历史。
但这样一来，读者不禁要问，如果这一切是源于古典经济学中的社会唯物主义，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什么？对，这是问题的关键。在其它讨论中，我们分析了作为早期政治经济学隐性哲学构架的社会唯物主义，其三个理论层级分别从物质生产到对社会经济关系的科学抽象，都指认了一种在社会历史领域中承认非直观的社会物质条件对观念和其它社会生活的基础性（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哲学观点并没有超出社会唯物主义），用马克思自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界说，即“在政治经济学里已经提出了一种思想：主要的剥削关系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是由整个生产决定的，单独的个人都面临着这些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第４８３页。）。这种思想正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前提。可是我认为，第一，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假定了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所谓的“自然”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自然”表征了一种永恒性，这是非历史的和特定意识形态的。第二，也由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社会唯物主义必然会将由一定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造成的经济力量对人的主导性决定状况，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交换关系，假象式地当成是自然的一般的社会运转，构成以拜物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并将这种意识形态统统唯心主义地看成是永恒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就是说，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社会唯物主义仍然是历史唯心主义！所以马克思后来说，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以前是有历史的，但一俟进入资本主义就没有历史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人类社会存在的根本性基础是永远不会停止的、不断自我否定向前的实践过程，这就是人类历史性存在的本真内涵。这一点是由马克思才真正发现的东西。正是基于这一点，马克思才创造出异质于社会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还要特别说明一点的是，李嘉图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虽然提出了超越资本主义历史的必要性，但这种否定却仅仅发生在承认现有的经济生产方式的前提下，改变部分经济关系（主要是分配关系）的要求之中。这样，他们的理论同样是不彻底的，也无法真正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界划开来。
总之，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基础显然不是自然唯物主义（那怕是消除了机械性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不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承认物质条件的基始性的社会唯物主义，而是一种基于马克思自己重新规定的人的历史性存在之上的新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新哲学的基本规定──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种新的科学的历史话语。可是，目前这还只是马克思的一种逻辑指认，他的新世界观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特别是社会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还有待于新的历史话语的具体逻辑建构。历史是什么？马克思作出了自己正面的规定。
二、人类历史性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１章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建构，是从第１手稿第１１页开始的。以我的解读定位，这是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表述。在此，马克思是从人类社会整体存在的四重原初关系来规定历史的。
一是马克思称之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第一个历史活动”的规定，这就是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具体说，即作为历史性存在的第一个原初关系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马克思在这里加了第一个边注：“历史”）。“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此处，马克思加了第二个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以我的看法，这是马克思后来所作的补充，因为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的绪论中，已经讨论了世界历史的地质条件。这个补充直接反映在第四手稿中。）。马克思说：“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erste geschichtliche Tat）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３页。）。这比实践那种总体规定要更进一步了，也比上面的哲学设定具体了，历史的发生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国内学者徐亦让先生注意到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哲学思路从实践向生产的过渡。但他以此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批评过于简单了。徐亦让：《人道主义到唯物史观》，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８４页。）。这一点不可能基于任何旧哲学，而只能是古典经济学（具体地说是配第和重农学派之后）中的社会唯物主义的第一层级。马克思将这个重要的人类物质生存现实，第一次自觉提升到哲学总体的高度。这种科学逻辑上的自觉性是古典经济学不可能具有的。“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的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很显然，新世界观，这种新的历史话语的基始性规定不是从哲学家的思辨开始的，而是从一个孩童都知晓的常识开始的。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人类为了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生活的第一个需要就是吃喝穿住这样的物质条件。人与动物的区别，不是对自然物的现成采用，而是创造性的物质生产。这是历史存在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马克思历史原初规定中首先是人的客观能动性。这是人类生存的本体与基始。不是笛卡尔－黑格尔的我思故我在，也不是费尔巴哈的我感性故我在，而是我们生产故历史在。这里当然有本体和基始性之意。这也是马克思历史话语的唯物主义基础。人类真实基始性历史存在来于物质生产，而不首先是思想、政治。后来的晚年毛泽东与前苏俄“切文古尔镇”式的共产主义者都忘记了这一点。这种人与物的实践生存关系，后来被海德格尔说成是此在从上手状态环顾周围世界的“在世间”的原初关系。
说到这里，马克思立刻又作了一个出自身边的现实说明：德国人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所以德国“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马克思这里使用的历史学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家，而是面对真实社会经济生产现实的历史学家。相反，马克思直接指认了英国和法国人对“这个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geschichtschreibung）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同上，第２３页。）。马克思在这里直接指认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基础，这就是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这段话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政治的思想束缚下”。），虽然没有弄清楚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历史地位，但他们还是写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史（“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这种“片面的”历史描述，却是我们真实面对历史“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尝试”。所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经济（生产）优先的社会唯物主义，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
历史的第二个原初关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再生产。这是对第一个人与物的原初关系给予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参数。在这里，马克思又用了一个“第一个历史活动”，但这一次是历史“本体性”的动态过程之意。“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新需要是生产的历史结果，但又是生产运动和推进的内在要求，而这种新的需要的实现则构成再生产过程。当然这里的再生产不仅仅是一般的简单再生产，而是由工具新需要构成的生产质的发展。这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性存在同时包含着一种内在时间。这种时间不是抽象的持续性，而由人类具体的当下的生产力的变革构成的。对于这一点，本雅明有过一个表述，他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是一种结构的主体，其发生地点不是同质的、空虚的时间，而是由当下的存在所填充的时间”，这种时间恰恰是由打破抽象的连续性而获得的（本雅明：《历史哲学文集》，转引自刘北城：《本雅明思想肖像》，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１０页。）。所以，马克思这里的历史存在与时间处于同一个本体逻辑平面上（马克思在后来的第四手稿中再一次具体说明了这一时间，以及个人在这一历史时间中的有限的能动存在）。海德格尔后来的《存在与时间》正是建立在这个深层本体逻辑之上的。我发现，这种以工具新需要的再生产为基础的历史过程性同样也是与过去任何旧哲学无法联接的，这个再生产的历史过程性还是只能有一个出处──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在５－７月马克思写下的《布鲁塞尔笔记》的第二部分中，通过对日拉丹的《机器》、拜比吉的《关于机器和工厂的经济学性质》和乌尔的《工厂哲学》等论著的研究，马克思此时已经从政治经济学中深刻地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手工业和工业的工具系统的改变之生产进步，才是历史时间性的根本。这种生产性的时间建构着人类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过程的根本，这是比观念的时间、政治的时间、文学的时间要更真实的历史时间。
写到这里，马克思自然还是不能放过“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过程性是德国人文化命名的传统，但马克思指出，历史过程性最现实的基础是滚滚向前的物质生产进程。所以，德国人“伟大的历史智慧”本质是虚假的，他们的历史不过是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观念悬设。马克思认为，德国人的“历史思辨”并没有找到过渡到真正的历史的现实道路。
马克思指认的历史的第三个原初关系是人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现实起点，但它并不是人类社会存在的直接目的，生产是为了维系“人的生存”，使之“能够生活”。所以同样属于历史性存在也是生产本身的第三个方面（“关系”）即是人类主体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人的生产也包含双重因素，一是人类主体自身的自然生产过程，二是主体之间的某种自然关系（“主体际”联系）。这是后来海德格尔“共在”的起始点。前面讨论的生产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里生产中出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关系，这也是人超出动物界的历史性存在。人的自然生产即是通过生育，而人的主体关系一开始是从人的自然（血缘关系）开始的。“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长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就成为从属的关系了”（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４页。）。其实在第一方面，家庭也是最早的生产单位，在人类历史的原始阶段上，人的生产恰恰成为主导的因素，物质生产不过是从属的方面。但随着生产本身的发展，这一状态很快就被打破了（关于这两种生产的关系的科学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在多年以后重新做了更加精细的分析）。而在第二方面，马克思已经注意到从家庭关系向新的社会关系的历史转换。
写到这里，马克思概括说这已经是社会历史活动的三个方面，不是三个阶段，“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就是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以马克思的规定，历史的发生正是由这两种生产的三个方面共同构成的，这个总体性的历史规定也被马克思称之为人的“生命的生产”。
在完成了关于历史的三个原初关系的理论设定之后，马克思立即进行了一个极重要的事情，这就是对历史的生产规定进行深一层的科学抽象。两种生产的本质被同时指认出两种重要的关系：无论是由劳动完成的自己生命的生产和还是由生育完成的他人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同上。）。在物质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物的历史的自然关系，另一方面这种生产从来就是由人们共同活动结合起来的，这又是历史的社会关系；在人的自身生产中，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历史的自然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又是人与人之间历史地构成的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主体是以生产为核心的非实体的历史活动，而社会存在的本质是关系，这是将黑格尔、费尔巴哈回落到经济现实的结果。研究社会存在，更深地面对不能直观的但却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运动的规律，这同样是政治经济学科学抽象的贡献。马克思的创造性，就在于深刻地从新的现实经济（“多”）中再一次抽象出来本质（“一”）来。这一次哲学的革命，不是从爱利亚学派的理性抽象中走向柏拉图、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而是走向历史现实的深处。海德格尔的“此在”（已经是在物中。）与“共在”，是从这里出发的。“此在”的发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即通过劳动发动和实现出来的生产。在同时就是共在，即人与人的关系。这个一定的“在世间”是颠覆形而上学的基础。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规定性，也是他根本上超出政治经济学社会唯物主义的质点，是他对社会关系本身的理论抽象：什么是社会关系呢？这已经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将物化了的经济关系神化了的拜物教，而是作为历史本质性规定的社会关系。在这里主要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三个“由此可见”来迅速说明他的这个重要的规定：第一，“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第二，“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态，因而，始终必然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第三，“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４－２５页。）。
在这里，马克思对历史的规定的深层语境终于直接呈现出来了：他在《提纲》之后，在第一手稿中第一次集中使用了三个“一定的”（bestimmte）这个关键词。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一定的”也构成《提纲》的核心历史语境。我要说，正是这个“一定的”历史语境，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过去的一切形而上学界划开来，也使他的新视域真正超出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在这里，黑格尔的历史具体性和“定在”说（正是这个Dasein，后来在海德格尔体系中成了全部存在的出发点，不过这一次，“定在”被翻译成了“此在”或“亲在”）被马克思设定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本质质点和唯一出发点。我将其概括为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存在。因此，当还是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胡克又说对过一句话，即马克思新哲学视域中的“历史并不是由整块布料作成的，而是在确定的、限定的条件下创造出来的”时，他基本是准确的（胡克：《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８页。）。并且，这个历史性的特殊语境不是抽象和空洞的。用马克思这里的规定，它恰恰是由一定的个人，以一定的方式构成的生产活动为基础的（在后面的第四手稿中，马克思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的视角来确证这一质点。）。如果说，前三个原初关系都讲的物质生产活动，而这里则是从生产活动中抽象出构成一定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即一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写道：“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５注１页。）。这也就是说，人们如何共同构成一定的生产活动的方式（结构），这个特定的有序结构是构成“一定的”这个历史语境的根本，而马克思直截了当地说，这个“共同活动的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produktivkraft）”！
这也是我们在马克思新历史话语中第一次遭遇生产力这个重要规定。马克思在生产力一词上打上引号有两个意思，一是这句话赫斯曾有过相近表述，二是他第一次正面肯定李斯特在经济学上使用的生产力。可是马克思这里使用生产力一词的语义却是全新的。首先，马克思这里说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显然已经不是赫斯在一般“类的”交往（交换）意义上使用的语义，这是指在物质生产中形成的特定的共同生产劳动的结构。其次，马克思这里的生产力也不是李斯特所宽泛指认的社会创造能力，而明确定位于物质生产的结构性功能因素，即人对自然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实践功能度。（参见我的研究：《实践功能度》，《天府新论》１９８９年第２期；《实践格局》，《社会科学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３期；《实践构序》，《福建论坛》１９９２年第１期。）。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中规定的生产力就是一定的生产方式的表现。生产力是一个功能性规定，即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结构在实际运作中发挥出来的程度、能力和水平。这证明，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用马克思说明劳动过程的三个实体性的方面（即劳动者、工具和对象）来实体性地指认生产力完全是误读。
这样，马克思实际上在自己新的理论逻辑中从现实生活的最深层进一步规定了人的历史性存在。所以他立刻会接着说，人们所历史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这个社会状况是马克思指认的历史原初关系的第四个因素。前三个关系中抽象出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它是决定着社会总体的归根到底的本体。所以，始终必须把“人类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同时，在历史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物质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人的“类本质”，因为人的交往正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即由更基始性的生产力决定的。人的关系的历史与人本身的历史一样长久，而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人们看得见的“历史”。
马克思忘记不了，德国人写不出这样的“历史”。因为在当时的德国没有大工业和商业所建构出来的历史（现代生产力）。所以，由于莱茵河彼岸没有发生这种历史，也就不可能的历史的“感性确定性”和经验，也必然导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想斗士对历史“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２５页。）。
马克思在确证出历史原初关系的四个方面后说，“我们发现：人还有‘意识’”。因为我已经专门讨论过马克思在这里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意识理论，这里我们对此不作具体分析（参见拙文：《我对我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天府新论》１９９２第５期。）。这里只指出关键性的一点，马克思说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６页。）。这个无历史无发展的指认，不是说意识真的没有自己发展过程，而是“无本体”之意！没有历史等于非基始性。这也算是马克思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解决。
三、现实的个人与历史性生存
如果说，在第一手稿中马克思是从客观的社会总体来确定人类（“人们”）的历史性生存，而马克思在后来重写的第四手稿中则转换了一种角度，即从人类个体（“现实的个人”）的视角再一次对历史进行了一般逻辑建构。以我的看法，这种从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向主体向度的转换，当然是考虑到施蒂纳对“类哲学”批判的合理性。
与第一手稿中马克思强调德国人不注意的以工业、商业为核心的总体历史现实不同，这一次马克思说明德国人忘记的现实前提是：“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wirklichen Individuen），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马克思专门说明，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０页。）。这里的理论语境有三层意思：一是现实的个人，这是对第一手稿中以工业为本质的历史性生存的进一步界说，因为工业、商业不是离开人的神怪式的东西，历史性生存也不是抽象的人类生存，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才是构成历史的真实主体。第二，现实的个人不是指他们的肉体存在，而主要是个人的物质活动，即生产活动，生产活动是构成个人生存的基础。第三是由这种活动承袭的以往的制约性物质生存条件和个人在这种条件之下创造出来的新的生存。
这个第三点是马克思在个人生存情境中界定的历史性存在的本质。这还是那个“一定的”历史规定：现实的个人总是遭遇到一定的物质生存条件，所以，“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５页。）。与施蒂纳那种无条件的绝对自由的个人不同，这是在现实中的个人；与费尔巴哈那种来自自然物质的感性受动性不同，这是一种历史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受动性和制约性。具体地说，也就是每一个个人所无法回避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３７页。）。这是规定每一个历史时代中个人“人的本质”的现实基础。这永远是一定的历史性的本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在这里突出说明的历史性生存的另一关键性层面，即每个时代的个人又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的历史规定性中没有在显性语义上指认的。可是，作为历史性生存的内里规定──生产，本身就是创造。当马克思用工具和生产的方式之变革来说明历史进步时，这自然是在说明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创造性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似乎直接界定了历史性生存中个人的一定的历史性创造性。用马克思后来写下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个人在“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所以，“历史不外是各个时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环境”（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同上。）。十分清楚，马克思这里说明的历史性生存绝不是简单地单向性的持续性时间，而是一种将过去扬弃在自身内部，同时创造现在走向未来的历史时间。我注意到，后来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正从这个意义上生长起来的。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似乎就是在讨论这个一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创造性生存问题。
还应该指出，马克思这里对现实的个人与历史性生存的讨论，明显也是受益于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发展史的影响，否则，“大量生产力、资金”的前提（经济学中再生产视域中的积累与“资本预付”）是不可能进入马克思的历史话语讨论的。更何况，“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这句话，直接就是配第、麦克库洛赫等人在指证政治经济学所谓“科学”方法时的原文复录了。当然，我们很快将会看到，在对人类历史性生存的具体规定上，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早就远远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社会唯物主义。
第四手稿接下去是对以现实的个人为尺度的历史性生存的具体逻辑确证。马克思说：“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显然与第一手稿中的说明有了差别，马克思在第一手稿第一个原初关系的讨论作了边注，个人的肉体存在与自然条件成了第一个前提（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前提）。当然，马克思立即界划道，他所说的人类历史性生存并不是指认人的自然存在和人与自然的一般关系，“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０页。）。这是马克思对第一手稿中批判费尔巴哈感性对象的自然存在和自然人的一种正面界定：自然肉体存在意义上的人口与作为自然条件的地理环境都不是人类历史意义上的社会存在。这当然不是说人口与地理环境不是人类社会生存的物质基础，而是说，处于生产结果位置上的人与自然条件才是社会存在的直接物质基础。
那么，从现实的个人生存出发，如何来看待历史性的内在规定呢？马克思先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现状说，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因为，费尔巴哈、鲍威尔等是以人的情感关系和异化了的宗教为基本点来区别人与动物，施蒂纳是以在观念上摆脱了一切理性类总体性的利己主义来规定个人的。这都没有走出过去一切旧哲学从观念幻影层面唯心主义地对人的诠释。在马克思的历史话语中，只有“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请注意，这里的与个人生存直接相关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实际上是经济学的精确术语。人最初的生产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一个精通经济学特别通晓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专家才能界定出来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这个历史性生存的规定，已经不再是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费尔巴哈的类本质、《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自己那种自由自主的劳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先验设定（赫斯），而是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地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起，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地获得了这种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规定性。人类社会历史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突现的。我们再一次看到，转换到现实的个人生存的尺度，这个历史性的存在还是从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开始的，显然，这个历史不是一般的物质发展史，而是特设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这是人的历史性社会存在的本义。与第一手稿的写作不同的是，马克思这一次没有直接用“工业”和“商业”来直接指认生产，这使得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一般真正抽象出来了。
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一书中，我已经说明过，从生产来规定历史，这确证了人不再象动物那样直接取之于自在的自然母亲（直接的自然依存性），而是通过生产（实践）的中介，获得“他们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这里包括自然基础“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自然也因此丧失其自在性成为新的人的生存物质条件）。同时，更重要的是不断扩大并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由人“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条件”。人不再从属于自在的自然过程总体，而因生产活动本身“间接地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需要说明的是，人类在自身发生的初期，社会历史并不是直接的有意识地建构的，而是自然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这里的“间接地”一词使用是相当精确的。这指出了历史性生存的原生状态。正是历史发生的生产才使人最终脱离了动物（自然界），也由于生产才造成了人类社会历史性生存的开天辟地。有了历史性的生产，才有了动物所没有的超验于感性之上的社会交往工具－－抽象的意识和语言（黑格尔），才有了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宗教（鲍威尔）和其它一切人所独有的“类”东西（费尔巴哈和赫斯）。马克思反讽式地谈到施蒂纳，因为每天他都在吃着世界历史，“世界历史又每天生产他，生产他那作为他的产物的唯一者，因为他必须吃、喝、穿”（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３３页注２。）。这是说，没有了物质生产，施蒂纳就不可能真实的存在，更谈不到他的理论狂想了。这是马克思从根本上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批判。
通过这一历史规定，马克思在向我们表明，人的确是具体的现实的个体，但人的总体规定性却不是个体的特性，而是由物的生产形成的新的群体生活。人是个体，但社会生活中结合起来的人才是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人之所以确立成为历史主体恰恰由于他自身构成的社会性生产活动。这是马克思转而使用“人们”来说明生产的原因。
马克思以生产来界定个人，用生产来说明人类的历史性生存，这还是社会存在的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这个规定在表面上似乎尚没有超出社会唯物主义的生产基础论。而实际上，马克思面对生产，不是仅仅停留在生产的混沌无序的总体之中，因为任何生产实践都是具体的有序的，不过是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作为一定历史生存本质的生产方式，即马克思所说的，在社会生产活动中存在着的“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这个生产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在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同时，也与“个人的肉体存在的再生产”有关，更重要的是这个生产方式“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 、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第１０－１１页。）。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的有序结构是生活物质资料的历史特性决定的，这是前面所讲的历史性前提；可另一方面，生产方式更表现了人们创造社会历史的主体活动的新的有序性，这是人类生存的历史创造性。所以马克思综述道：人是什么，就是与生产相一致，这种一致不是外在的相同，而是一种内在的生产有序性，这实际还是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讲的生产力！也就是所谓“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的生产能力和水平。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马克思在第一手稿中说明的那个至关重要的“一定的”生产活动的历史性生存的规定性之本意。
正是这个人的活动中形成的生产方式历史地制约着人，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之外的全部生活和各种社会交往关系（含思想关系）。而这个由一定生产方式制约的全部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本质。我认为，这就是马克思对自己哲学新视域中历史话语最重要的逻辑本质的确认。这也是马克思第一次做出这种对人类社会历史性存在的一般性描述，并以这种客观的历史本质的确认，来取代他在此之前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的应然的前提。这一点，被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极大的遮蔽了。
我们知道，作为共产主义和实践的唯物主义者，马克思这个时候更关心的绝不是满足于对历史的一般描述，而仍然是以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为理论指归的。我还要指出，马克思在一般理论逻辑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逻辑确认，并不是直接批判性的。可是，马克思科学地描述历史并不是目的，他还是要批判资本主义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