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实践证明，妨碍我们理解叙述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真实面貌与过程的因素，主要不是某些外在强制命令，也不是文献的掌握研究不够，而是某些不正当的研究方法论对解释者的所造成的内在强制。比如，原来我们一直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某个“现成的”体系，哲学史的任务就是在历史中找到这个“体系”、论证这个“体系” 。再如，相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就是一个寻找、证明“真理”的过程，是一个“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过程。前一种方法就是学界人所共知的“原理反注原著论”；而后者乃是一种直线发展论思想史观。这两种方法都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个“原理体系”是如何历史地生成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是从什么样的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呈现出的?
事实上，马克思哲学的创立与发展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是一个被历史地情境化地建构起来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目的论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是真理的探索者，但不是真理的人格化身。我们撰写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就应该把马克思作一个生活在具体情境中、可以平等对话的“有错者”，打破马克思“无错论”的神话。正像阿尔都塞曾说过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那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立场去重新开始青年马克思的批判历程，越过阻碍我们认识现实的幻想迷雾，最后到达唯一的出生地：历史，以便在历史中终于找到在批判的密切注视下所达到的现实和科学的协调”。[1]（P10）“教条主义的结束使我们面对以下的现实：马克思通过创立他的历史理论，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但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2]（P11）这里首要的任务是要为我们直接阅读经典著作做好阅读方法前提的批判。要真正历史地进入到马克思自身的问题与思想深处，回到马克思当年思考与提出革命性理论的具体语境――经济学与社会主义、历史研究等等中去，研究马克思如何从当年所处的强大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襁褓中挣脱出来，走向现实的科学的视野。必须承认真实历史对意识形态本身的影响，而不能“内在目的论”式地研究马克思。
所以，我们面临的任务就是回到马克思当年写作与思考的初始语境或原初的思想视野。在这种研究视野中，马克思并非一个前后观点一贯的、自觉连续的思想主体；没有一个统一的连贯的、作为自我意识与观念主体的抽象的“马克思”；而只有处于具体语境下的、读着各种不同著作与各种话语系统打交道的，有着具体的阅读心理与生活感受的，处于各种阅读无意识结构支配下的“偶然存在的”马克思，或者说，只有一个肉体化的“定在的”或者“偶在的”马克思！“马克思的命运是由一些具体思想家之间的辩论所决定的”。[1]（P45）“马克思开端的偶然性在于，他诞生时被包裹在一块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而他成功地从这块沉重的襁褓中解脱了出来。”[1]（P55）进一步来看，问题不在于马克思自觉地明确地表达了什么观点，问题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马克思的哲学观点究竟是如何“无意识”地形成的。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一段研究方法论论述，同样适用于我们今天对他的思想史研究。他说，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彻底的代表李嘉图却在自己的著作中俨然以重农学派口气说话，他相信“只有农业体系里才能首先发现经济领域里的三个阶级及其相互关系”。所以， “对一个著作家来说，把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只是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这甚至于对于哲学体系也是适用的：例如，斯宾诺沙认为是自己体系的基石的东西和实际上构成这种基石的东西，两者完全不同。”[2]（P631）
由此来看，我们就无法把马克思哲学的真实发生过程想象成一部马克思哲学观点与哲学范畴的系统的、一贯的、连续的演变史，反倒应该把它比喻作由一连串的不同话语结构的冲突、突破与转换所组成的差异化的“踪迹”。分析马克思哲学的基本单位，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时代、著作、概念、主题，而是“话语”，即实践中的思想的无意识结构与实践的语言体系，是支配着马克思自觉思想观念背后的那种无意识的深层次的语言结构，是各种权力-话语结构。阿尔都塞称之为总问题或者问题式（problematic）。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在于，他在批判自己思想先驱的理论框架或者问题式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式；马克思是在颠覆德国古典哲学的人本主义问题式或者理论总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框架。
其次，深化马克思哲学史研究，就应当“从头开始”，跟着马克思的思想发生过程重新把马克思的哲学创新经验再理解再解释一遍。要找到马克思哲学真正特殊性的地方，真正“个人”的思想，不可替代的个人创造性，也就是重现马克思个人独创性的思想范式形成的过程与关键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并非某些抽象而无主体的“时代精神综合”或以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哲学体系成果的“集大成”。哲学史不是自闭于某种哲学逻辑体系中的概念范畴的推演史、罗列史，也不是对某个时代流行的大观念思想史的叙述，而是对哲学家本人以普遍的概念与问题方式所表达的（同时也是自己特殊处境的掩盖）某个独特意义世界的解释-再现。刚刚故去的解释学大师利科说过这样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哲学家总是对他的处境保持沉默”。“哲学著作的特点在于把哲学家体验到的所有非常特殊的问题转变为一个普遍的问题”。哲学史上最完善的著作是掩盖的东西最多的著作，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总是能够超越特殊处境与经验而成为开放的普遍的意义世界。“哲学史不是以结果或反映的方式和历史联系在一起，而是形成了一个始终超越本身的历史因果关系的有意义的世界”。[3]（P58―60）撰写马克思哲学发生史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深层地描绘、解释马克思哲学是如何以某种普遍抽象的提问方式 “超越”自己特殊处境而具有哲学史普遍意义的，也就是真实地再现马克思哲学“原创的”特殊根源。马克思哲学之所以“有”历史、“成”历史，就是因为它的“原创”意义总是在被不断地“误解”、“混同”、“重现”，因而超越其特殊处境而具有哲学史的一般意义。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者，我们都不是“清白无辜”的旁观者，而是马克思的债务人与当代的还债者。我们不可能没有债务关系地理解马克思运用马克思。要历史地说明马克思思想文本中哪些才是马克思本人独创的，而哪些是他借用别人的。正像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每一句话都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同样不能把他们在千差万别的语境下所说的话都看成是“开天辟地第一次”的东西。要找到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思想原创，找到马克思哲学范式革命的原像。要进行创新，就要马克思以什么样的提问方式，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何种程度上超过了前人与同时代人的？
历史唯物主义确实是马克思的独创。但我们不能内在目的论地把马克思的思想形成史写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例如，我们无法在1845年之前的《手稿》及其他著作中寻找“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当时只有从启蒙思想家与古典经济学那里“借来的”广义的自然唯物主义、社会唯物主义）；我们也无法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寻找马克思哲学的“实践唯物主义”本质根据（那是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我们也无法直接从1850年《伦敦笔记》之前的马克思那里找到资本主义社会理论。到1846年为止，马克思只有从黑格尔、卢梭等人那里“借来的”、从私人物质利益出发的（与国家相对抗的）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理论，还没有从李嘉图的非人格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主义科学中抽象出“非人的”、以“资本”为“主义”的现代经济社会形态概念。
再如，不少西方马克思学家都认为《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的思想“顶峰”。与这种比较主观的“发现”相比，麦克莱伦的解释或许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事实――《手稿》不仅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甚至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而是“抄录”了赫斯与青年恩格斯的思想。[4]（P167，171）他认为，在1845年以前，马克思不过是青年黑格尔派中没有什么原创性的一名普通思想者。马克思是在不断地艰难地战胜与超越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人本主义与认真研究政治经济学过程中，才有了“自己的”思想与原创。显然，海德格尔、哈贝马斯等人在青年黑格尔派哲学史的框架内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意义，还是没有“面向思想事情本身”的。
再比如，《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就是马克思对自己曾经的费尔巴哈立场的自我哲学（《手稿》）批判（A?施米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语）。“致安年柯夫的信”与《哲学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则是马克思对自己青年黑格尔派与赫斯的人本主义更彻底地自我批判。（恩格斯与马克思多次讲《贫困》是“决定性的见解”，而《贫困》的发表就使得《形态》的发表没有“多大的必要”，这话并非胡说）。人们通常认为《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原创点，原则上没有错。但现在看来，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是在试图摆脱与战胜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影响焦虑”的强烈情绪中表达自己的新哲学观的。与《贫困》中那种轻松战胜蒲鲁东的自信、冷静与清楚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形态》则是处在一种刚刚发现新世界观的而又受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深度影响的不确定状态之中。所以，《形态》虽然形成了从工业社会现实出发的，从生产出发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本体论，却并没有自己的坚定的明晰的核心概念。马克思还在借用古典经济学的“分工”、“交往”和“生产力”概念来标界历史分期。原创性的“一定的历史的生产关系”概念则是后来在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深入批判的文本深处抽象出来的（《雇佣劳动与资本》）。
进一步看，在某种意义上，1857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则又是马克思对自己在《贫困》中因经济学知识贫困而不理解李嘉图的的一种自我批判。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区分了基础性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与主导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即首次明确区分了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基础性的“物质生产”与现代的最高发展形态的主导性的“再生产”。《贫困》只是经验主义地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容，而不理解“生产一般”抽象形式的当代客观统治本质。所以在《导言》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自己四十年代没有“现象与本质”区别的、没有“历史现象学”主体意识的、准经验主义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局限。在整个1850年代，马克思通过经济学研究才超越了根深蒂固的近代市民社会启蒙主义进步论的历史观（《雾月十八日》），而确立了以最发达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为制高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总体历史批判理论。
从更开阔地视野来看，如果说在1845年第二次研究经济学之前马克思尚没有“历史唯物主义”；那么，我们不妨还可以说，在1850年代之前马克思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辩证-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三位一体”。在马克思总结欧洲1848年革命失败和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意义之前，在他进行第三次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现代政治社会史研究之前，在他接受李嘉图和重新唯物主义理解黑格尔辩证法真实意义之前，马克思并没有构成“自己的”、“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作为现代性社会的自我批判的狭义历史唯物主义。这是马克思的哲学范式创新之处，是他的思想超过前人、超过同时代人并具有当代价值的地方。
一个人在思想史上的伟大往往是和他的对话者批判者们的杰出相映成趣的。如果我们过分低估了马克思理论对手们的思想水平、特别是隐性的唯心主义的理论水平，实际上就无法理解其哲学的新奇高妙之处。聪明的发达的唯物主义形态从来是和同样聪明而隐蔽的唯心主义结伴而生的。正像列宁所说的，聪明的唯心主义通常比粗俗愚蠢的唯物主义更接近真理，更接近聪明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历史，与其说是以往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直接累加史，不如说是对更高级形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扬弃史。或如马克思自己所说，唯心主义从与唯物主义相反的方向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有以唯物主义的方式才能真正理解这个“能动的方面”。
参考文献：
[1]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Ｍ］．顾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利科．历史与真理［Ｍ］．姜志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麦克莱伦．青年黑格尔派与马克思［Ｍ］．陈启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