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预设论到内生性历史发生学
作者： 唐正东
在当前的学术状态下，通过方法论反思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已经成为不少学者的一种共识。但怎样进行方法论反思却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有的学者主张从逻辑脉络中的历史与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之间的积极互动的角度来深化对思想史的研究，应该说这的确是一条很好的思路。但细究下去不难看出，上述这两种“历史”恰恰是当代西方学者争论不休的两条对立的思路。按照福科的说法，历史本没有逻辑脉络，只是由于现代性的在场主义时间意识赋予了当下以优先性，具体地说就是自18世纪以来所建构起来的现代历史意识、历史哲学思想以及历史启蒙的理论路径，才使书写历史的主体从当下出发，把多样性的历史塞进了同一性的幻象之中，并建构或者说虚构出了所谓的逻辑脉络。福科所主张的对历史的谱系学研究，正是要走向纯粹的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但问题是，他的这种编年意义上的历史恰恰是无法与逻辑脉络中的历史构成积极互动的关系的，因为谱系学意义上的历史所要解释的只是文献的偶然发生。
尽管福科所提出的谱系学的历史观似有走极端之嫌，但他对现代性条件下的预设论历史观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的，并且也的确能给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在未来问题的压力下，当下显得非常突出，在自我陶醉过程中与过去建立起联系” ，只要想一下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路径上所经历的转变过程，就可以领悟上述这句话的深层内涵了。客观地说，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学科性质上的特殊性，因而论者们更多地会从“当下”的需要出发来演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读。前苏东的传统教科书模式为了契合当时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历史客观规律之间的必然联系，仅仅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客体向度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容，具体地说就是仅仅以唯物论加辩证法为理论支点，去回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是怎样一步步地向此支点靠拢的。我们说，尽管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的发展的确是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需求相呼应的，但如果倒过来，以从当下的理论视界所理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为支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仅仅理解为向这一当下理论支点的发展过程，那就真的会遁入西方学者所说的预设论的困境之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到底具有怎样的丰富内涵，这本身是需要通过马哲史的研究来得出的结论。只有以这种真实的思想史研究为基础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才可能是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才可能成为指导现实社会发展的思想指针。否则，只能成为现实意识形态需要的理论注解。如此一来，一旦意识形态风云变化，需要用另一种观点来做理论支撑的时候，便自然会产生对马哲史的另一种效果历史式的解读。这种学术场景尽管看起来异常的繁荣，但实则是理论研究退步的表现。
我国学术界在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时或多或少也受到了上述这种预设论历史观的影响，这与当代中国正处于现代性的语境中不无关系。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兴起的马哲史研究基本上沿袭了前苏东的解读模式，从单纯客体维度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的角度来梳理马哲史的内容，并在每一步的解读上都紧扣住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最终目标前进了多少。这导致了这样一种结果：譬如，在分析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时，片面地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为参照系，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马克思是否超越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一旦马克思克服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理论局限性，就简单地指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成熟了。这种解读思路忽视了马克思哲学语境的复杂性，把马克思复调式的哲学发生路径还原成了某种同一性的线索。作为一个以现实的个人和现实社会历史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家，马克思在哲学的维度上所要超越的远不止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个人，他同时还要超越亚当•斯密、李嘉图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哲学方法论。马克思超越了费尔巴哈，并不意味着他就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水平了，说不定他还只是停留在亚当•斯密的社会唯物主义的水平上。而在斯密与李嘉图之间，关于社会生活的理解水平又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当马克思站到李嘉图的水平上并扬弃了李嘉图的理论局限之后，他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比他刚超越费尔巴哈时的水平要远远地高出一筹。这样的解读路径在传统的马哲史解读模式中之所以没有显现，其原因正在于它所奉行的现代性条件下的预设论历史观。而事实上只有从上述那种解读思路出发，才可能真正解读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的辩证统一性。
随着我国实践语境的转变，学界开始转换当下的理论支点，开始转向主体性的实践以及人的存在等等。随之而来的是对马哲史内涵的重新解读。客观地说，这样的解读新思路对于重新拾起以前的马哲史研究所遗忘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质点是很有帮助的。我也曾经以为，马哲史研究只能以如此的方式来不断地“耕犁”同一个对象，就像不同时代的演员必然会根据他当下的兴趣点来演绎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但现在我不这样看，尤其是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研究对象的时候更是如此。上述这种解读路径事实上只是对以前的理论支点的一种反拨，并由此而延伸出对马哲史的一种跟以前不一样的解释，而不是通过突破同一性逻辑线索的幻象，来对马哲史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梳理。这里有两个理论质点必须注意：第一、对预设论的自我关涉困境必须从两个方面来区别对待：一是书写主体对把握思想史的途径的控制；二是书写主体对思想史本身的控制。任何一个书写主体都无法回避自己的“前见”或“前理解”对于思想史研究产生的影响，这是应当承认的。但第二种“控制”却不同，所谓书写主体对思想史本身的控制，是说主体设定了一个当下的理论支点，然后借助虚构的同一性幻象来追溯此理论支点的起源与发展过程，并把它直接指认为思想史的内涵本身。当我们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研究对象时，我们重点要避免的是第二种“控制”。第二、当我们说，与纯客观性的历史规律相比，主体性的实践或人的存在等理论支点更契合于马克思当初的理论旨向，并以此为基础来证明从后两种理论支点出发能更好地、更真实地解读马克思的哲学原像的时候，我们应当注意到，我们在当下的实践语境中对“主体性的实践”或“人的存在”的本质内涵及重要意义的领悟，与马克思在当时的实践语境中对这两个概念的领悟是不相同的。在上世纪90年代初，学界之所以提出“主体性的实践”概念，主要目的在于对传统教科书模式忽视人的主体能动性的一种反拨，并以此来映照实践层面“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的现实诉求。而马克思当年之所以要从“感性的存在”推进到“感性的活动”的理论层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希望对现实主体性实践过程中的矛盾和发展动力进行研究。既然如此，马克思所理解的“主体性的实践”必然是一种负载着矛盾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主体的实践过程，即工人与资本家、地主与农民等社会主体的实践过程，从马克思对这一理论支点的关注中所折射出来的，不是对一般性的主体能动性的呼唤，而是对现实矛盾过程进行科学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精神的呼唤。
“人的存在”的问题也是一样。自上世纪90年代下半叶以来，我国学界的不少学者开始关注人的存在问题，应该说这是现实实践层面所产生的局部物化所带来的必然的理论效应。哲学理论界从这一切入点出发来思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使命问题，也是一种很有意义的理论努力。但问题是，如果以此概念为理论支点来反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内涵，就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偏差。因为我们在当下的语境中对“人的存在”的内涵的领悟主要集中在人的日常生活存在方面，这一概念更多地偏向于意义诉求的维度。而马克思当年的确也关注意义诉求维度上的人的存在，他对自由人联合体的向往便是佐证，但从其哲学发展的整体来看，马克思更关注现实维度上的人的存在，即雇佣工人等现实主体的社会性存在，他更多地关注这些现实主体怎样才能真实地走向最终的理想目标。因此，同样是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但内含的理论精神却是不尽相同的。历史语境的变迁与不同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某一个概念的领悟，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这样一来，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上只能走向预设论方法论的反面即结构主义甚至解构主义的方法论传统了呢？是否真的要把所有的“主义”或“意义”全部抛开，只剩下“历史”的素材在跳偶然性的舞蹈？或者像福科那样致力于挖掘历史中每一个个别的或者独特的结构后面的权力实践？绝对不是。即使是在一般性的历史研究中，福科的谱系学历史写作除了哈贝马斯已经指出的“缺乏反思、缺乏投入、缺乏激情”以及“在场主义、相对主义和潜在的规范主义” 等诸多局限外，它还无法面对真实存在的、由历史发展过程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性本质这一客观现实。更不要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这一特殊的研究对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始终背负着人类解放的理论使命，因此，他们的哲学发展史不可能是结构性文献素材的偶然排列。那么，到底应该怎样来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解读方法呢？我以为应当采用内在性历史发生学的方法。黑格尔的那种以神目观为基础的预设性历史发生学与我们在这里所讲的内生性历史发生学有本质的区别，后者指的是用一种彻底实证的文本分析法来解读一个其本身就有内在逻辑的思想史对象。这里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所说的马哲史的内在逻辑尽管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于研究者来说却是需要通过深层的文本解析来解读出来的，而不是论者在预先设定了理论支点之后通过追溯源头及发展路径的方法所得出来的。另一方面，就与解构主义方法论的比较而言，福科是不承认历史本身有内在逻辑的，他希望把历史从所有的“图像”中解脱出来。但殊不知，如果从一定的时间跨度来看，历史本身恰恰是有内在逻辑的。由于上述所论及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种思想史更是有“逻辑”的。因此，就这一研究对象而言，如果走向了文献素材的偶然性排列，这反而是不深刻和不准确的。只要并且也只有从彻底的文本分析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住马哲史的内在逻辑以及深层内涵。这就是我们所主张的内在性历史发生学的解读方法。事实上，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学界的部分学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运用这种内生性的历史发生学方法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对这种解读方法的内涵及意义加以更加深入的了解，并更自觉地把它运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去。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文献素材从预设论所建构的同一性幻像中解脱出来，是为了让这些素材更好地“说”出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是强迫它们跳偶然性的“舞蹈”；把马哲史的内在性历史发生学的解读方法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区别开来，是为了让马哲史上所有的文献素材真正凸显其内在的逻辑线索及理论意义，而不是把它们推入预设论的解读线索之中。查尔斯•泰勒说得好：“需要在那种死气沉沉的和苍白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形式和重新使这些经验充满生气的形式之间作出区分” 。以内在性历史发生学为方法论原则所解读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逻辑线索，正是这种能使马哲史上的文献素材充满生气的理论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