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作者： 唐正东
内容提要：《资本论》在马克思哲学思想史上的意义不是仅仅体现为中期已经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在经济逻辑体系中的运用，而是应该把它理解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用能动的实践概念界定了具体的社会生活过程的内容，《德意志意识形态》对这种具体的生活过程的本质作出了阐释，《57－58年手稿》从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统一的角度对上述社会生活过程的本质内涵进行了深层的解剖，而《资本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三卷则完成了在具体的生活过程的层面把其本质凸显出来的理论使命，可以说，《资本论》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关键词：《资本论》 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 第四个阶段
以前，我们大多只是立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阐释《资本论》在哲学维度上的内涵及意义，似乎马克思只是用这种科学方法论来建构起了一定的经济学范畴体系，而在具体的哲学观点上并没有多少思想建树。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依我之见，《资本论》恰恰是马克思哲学之途中的一个重要归宿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完成的是把已经揭示出来的历史本质放回到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层面来加以理解，这是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唯物论的理论层面。就马克思一生所从事的哲学探讨来说，他的这一步理论努力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在批判唯心史观的基础上建构起了以主体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核心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鉴于他此时还没有展开对这种社会实践活动之内在本质的探讨，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此时的理论成就主要在于凸显了作为具体的生活世界而存在的人类实践活动的哲学价值。这一理论质点对于批判历史唯心主义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探讨的第一步。从《德意志意识形态》开始，马克思致力于探询社会实践活动之本质，这就是他所找到的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一关于历史本质的观点经过《哲学的贫困》、《伦敦笔记》，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下简称《57－58年手稿》）时期就已经完全成熟了。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探讨的第二步。在《57－58年手稿》中，马克思除了完成对作为历史唯物主义客体向度的历史本质论的理论建构外，还完成了把这种客体向度与新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有机结合起来的理论使命。这意味着马克思在这一阶段关于具体的生活世界之内在本质的观点已经变得非常丰满和充实了。这应该可以被指认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探讨的第三步。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开始，一直到后面的《资本论》，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除了展开其复杂的经济学论述之外，还着重把自己的思路重新拉回到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层面，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是简单地指认这种具体的生活世界对于批判唯心史观的重要性，而是致力于探询历史的深层本质是如何在具体的生活世界的层面上展现出来的。作为个人，我们每天所面对的只是具体的生活世界，这就使我们很容易遁入生活世界的假象之中，而作为哲学家，马克思所要剖析的恰恰就是这种生活世界是如何凸显其本质的。这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探讨的第四步。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期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思路的一种回复，但实质上却是已经站到了一个更深的层面来解读同一个现实对象。
一
恩格斯在给《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言中称这一卷是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的“最重要的章节” ，这一判断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这一卷之所以“最重要”，其原因有二：一、就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而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就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所展开的论述，是在撇开了这两个过程之外的其他各种因素所能引起的一切影响的前提下进行的，只是到了第三卷中，马克思才真正从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具体形式的层面来阐述资本的运动过程和生活过程。而一旦到达这一层面，资本的实际运动过程就要比原先想像的复杂的多。马克思的《资本论》尽管是从论述资本的内在本质出发的，但其最终的落脚点必然是资本的生活过程，也就是说，《资本论》的最准确的含义必然是“资本的生活过程论”，而不仅仅是“资本的内在本质论”。因此，《资本论》第三卷不是前两卷内容的一种简单延伸，而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即唯物史观的一次再提升。二、就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态而言，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仅以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为座标系，那么，资本关系对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束缚应该说还不是特别厉害的，也就是说，在生产当事人的观念中，资本世界的颠倒性还并没有十分强烈的表现出来。资本家在这一阶段还能够“意识到”并且还能够“接受”资本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这一资本运行过程的“实际的联系” ，资本家为了工作日的界限而与工人之间发生的激烈的斗争就是对这一点的有力证明。而一旦进入到资本的流通领域，尤其是进入到资本的具体生活过程的领域，剩余价值的真实来源的问题就会被彻底的掩盖掉，致使作为个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包括工人在内）无法准确地理解资本的内在本质，而是把资本在社会表面上所呈现出来的样子指认为一种客观的现实来加以接受，即致使观念形态的资本拜物教得以完成。我们知道，在马克思的整个哲学运思中，对历史客体的科学解剖与对历史主体的价值指认是有机地统一在一起的，因此，如果不能正视资本拜物教观念形态的剥离问题，那么，即使对资本主义现实解剖得再彻底，也不足于完成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性的科学证明。所以，《资本论》第三卷在马克思的哲学逻辑中必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来说，资本的神秘化过程、资本作为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客观现实。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除了包括资本家以外，理应还包括作为个体而存在的雇佣工人。马克思对这一理论质点的论述尽管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已经展开了，但必须指出的是，根据马克思在第三卷中的观点，他在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对资本的颠倒性症状的揭示，其实只是指向这种颠倒性的第一和第二个层次的。这两个层次的颠倒性在具体的资本生活过程中还只是作为“抽象”的东西而存在的，而作为“具体”的颠倒性的，是上述这种颠倒的更为高级的发展形态。这里涉及到了马克思资本关系之颠倒性的多重样态的观点。在马克思看来，体现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那种主客体之颠倒性是第一层次的颠倒，这种颠倒具体显现为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在这一层面上，资本就“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象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象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 。等到流通过程加进来之后，上述颠倒性便进入到了第二个层次。由于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必须在流通过程中才能以实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种第二层次的颠倒性是必然到来的。在这一流通过程中，资本甚至农业资本的一切部分，都会被卷入到这一过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中来，而原始的价值生产的关系会完全退居到次要的地位。这一现象还会由于流通过程中的让渡利润和流通时间这两个因素的介入而显得更为令人迷惑。上述颠倒性的第三层次体现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在这里，由于介入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即资本的平均化过程，具体地说就是由于利润转化成了平均利润，价值转化成了生产价格，因此，“这个过程使商品的相对平均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分离，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同特殊资本对劳动的实际剥削相分离。在这里，不仅看起来是这样，而且事实上商品的平均价格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因而不同于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同于这个资本从它所雇佣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以平均利润形式而存在的剩余价值似乎已经摆脱了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成了某种拥有独立来源的存在物。资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神秘化了，与此相关的是劳动主体与作为劳动成果而存在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之颠倒性也越来越严重了。如果说作为企业主收入而存在的平均利润已经具有很大的迷惑性的话，那么，利润中的另外一部分即利息的部分则更是把资本的神秘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企业主收入而言，至多只不过是把它从资本关系中分离出来，不把它看作是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劳动，而把它视为来源于资本家本人所从事的劳动。但利息则不同了。同样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由于商业利润及货币经营业利润的加入，资本世界之颠倒性被向了极致。因为上述两种利润都是以流通为基础的，因此，利息似乎成了某种既不与工人的雇佣劳动相关，也不与资本家本人的劳动相关，而只是来源于资本本身的某种东西。这就是马克思思路中关于上述颠倒性的第四个层次的内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在这一层面上，即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取得了它最异化最特别的形式” 。
上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主客体关系之颠倒性的四个层次的内容，对马克思来说，既是以物质形态而存在的资本拜物教的不断深化过程，也是以观念形态而存在的资本拜物教的不断展开过程。就资本拜物教的观念而言，马克思有这样一个明确的观点：在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和内在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之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当事人是必然要受到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的。尽管在整个《资本论》的论述中，马克思主要是把资本家指认为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的（这无疑是与《资本论》的写作目的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直接相关的），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马克思实际上也是把雇佣工人及小农等劳动者包括在内的。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曾明确地指出，雇佣工人是会受到资本拜物教观念这样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所束缚的 ，他们从这种拜物教观念中解脱出来，本身是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所推动的。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则对小农这种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受资本主义观念所支配和束缚的现象进行了阐述 。应该说，在马克思的思路中，上述这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受到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束缚的现象是必然和普遍的，因为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能够揭示资本之内部有机本质的那些范畴和规律“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示的本质的东西”，而那些直接对应于资本之外部生活关系的范畴“却会在现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正像恩格斯在给《资本论》第三卷所写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自己其实也清楚地意识到并且承认了“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 。在马克思看来，且不说作为个体而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各种当事人，即使是像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古典经济学的最优秀的代表，也都无法彻底地摆脱资本拜物教这一假象世界对其观念的束缚，他们也还或多或少地被束缚在他们曾批判地予以揭穿的假象世界中。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现实的资本世界本身正在发生颠倒，即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正在不断地发展着，马克思认为，从这种现实的颠倒关系出发，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作为个体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当然是不可能拥有这种科学方法论的，而马克思整个《资本论》的工作就是要运用这种科学方法论为共产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那么，“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 ，“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在《资本论》（尤其是其中的第三卷）中，马克思从不同的层面对上述这种必然性做出了论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层面，马克思指出，就单个资本家而言，他所唯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与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如可变资本之间的特定关系，他不仅不关心，而且尽力掩盖这种特定关系还是他的利益之所在。就单个工人而言，他所关心的也只是与自己的活劳动相对应的收入形式即工资的多少，而不是自己的劳动价值与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推进，“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在资本的生活过程的第二个层面即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层面，马克思指出，自己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这个流通领域的论述，只是就它所产生的各种形式规定进行了说明，论证了资本的形态在流通领域内的继续发展，“但是事实上，这个领域是一个竞争的领域，就每一个别情况来看，这个领域是偶然性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在这个领域中，通过这些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调节着这些偶然性的内部规律，只有在对这些偶然性进行大量概括的基础上才能看到。因此，对单个的生产当事人本身来说，这种内部规律仍然是看不出来，不能理解的。” 就资本的生活过程的第三个层面即最为具体的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层面，马克思指出，由于在这一层面上发生了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等复杂的社会过程，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生产关系和它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直接融合在一起的现象已经完成了，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这个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中到处兴妖作怪，而实际的生产当事人对这个颠倒的世界所具有的异化的、不合理的形式却感到很自在，马克思说，“这也同样是自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在这些假象的形式中活动的，他们每天都要和这些形式打交道。” 当马克思说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当事人的日常观念进行了教条式的翻译的时候，他所批判的是庸俗经济学的非科学性，而并不意味着他对包括工人在内的生产当事人受资本拜物教观念的束缚这一事实的否认。所以，关于资本的生活过程，我们首先应该指认的一个理论质点是：它是一个必然出现的颠倒的世界。
二
上述关于资本世界的颠倒性的证明是否意味着资本的生活过程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呢？马克思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这同样可以从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这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而且这两个方面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之基础上的。就资本世界的物质形态而言，马克思指出，尽管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过程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资本会不断地越出其内部的有机本质并进入到外部的生活关系之中，并进而把前者越来越巧妙地掩盖起来，但问题的关键是：资本的内部有机本质依然存在在那儿，它始终没有改变。这一本质不会因为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以表面事实的身份呈现出来，或者因为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形态被生产当事人当作自然的观念来接受而自我消解掉，相反，它必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推进而越来越清楚地凸显自己。能够看出这一本质的存在是必须依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的，马克思在整个《资本论》中从商品的价值这一范畴出发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批判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虚伪性及古典经济学的不彻底性，来深刻地阐明资本的内在本质与其外部的生活关系之间的有机联系，从而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崩溃性。在经验实证的方法论维度上，资本的世界更多地显现出其外部的生活关系，即凸显为一种着了魔的颠倒的世界的形象；可在以社会历史感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维度上，这一世界所显示的却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各种转型而已。这一具有必然性的内在本质及其自身的规律通过经验层面的各种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过程，就是资本自身的历史发展把附加在它身上的各种真实的假象剥离开来的过程。也就是说，资本世界的内在本质在具体生活过程中的浮现，这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产物。当马克思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深层的解剖与剥离的时候，他所完成的不仅是对资本世界的逻辑上的剥离，而且也是历史发生学维度上的剥离。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由于所涉及的还只是资本主义的直接生产过程，马克思在这里所分析的还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及资本的积累问题，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具体过程还尚未展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在这里还只是表现为由剩余价值的剥夺、资本的积累所带来的雇佣工人对资本统治的反抗与斗争，“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而到了《资本论》第三卷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则有了更为具体的体现，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和规律。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随着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会不断提高，从而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的前提下，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它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所证明了的“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必然导致加速资本的集中和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而这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必然还会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及资本过剩。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虽然会增加，但由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的限制，生产剩余价值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推进而日益增长，最后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 。这就是马克思在1859年2月1日致约瑟夫•魏德迈的信中所说的要“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 而进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最重要的理论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带来的资本内在本质的凸显决定了存在于资本的生活过程层面的那种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的必然灭亡，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颠倒的世界的一个重要结论。
三
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工人所具有的资本拜物教观念形态的消解问题。客观地说，这一问题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研究重点，因为《资本论》所关注的主要是物质形态的资本拜物教的消亡。即使在谈到观念形态的资本拜物教时，马克思也没有特别强调雇佣工人这一历史主体，而只是笼统地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从表面上看，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当事人”似乎还主要指向资本家，因为马克思在不少地方是把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视为上述这种生产当事人的“代理人”的。这是与《资本论》的总体写作宗旨（即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相一致的。马克思对工人这一生产当事人与资本拜物教观念形态的关系的论述只是存在于《资本论》的一些手稿，尤其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在《资本论》的正式文稿中马克思弱化了这一部分观点，这在逻辑上也是说得通的，但我们在分析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生活过程的观点时却不应忽视这一部分内容。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带来了资本拜物教物质形态的内在矛盾的必然爆发的同时，也必然带来工人身上的那种资本拜物教观念形态的消解。现实的社会物质形态的发展必然带动相应的观念形态的变化，这是马克思在思考这一问题时的一个基本观点。工人并不是生而就能看到资本拜物教观念形态的欺骗性的，但他却是一个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实践所推动出来的批判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和观念形态的历史主体。马克思说，“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 。而为什么只有工人才会起来反对这种观念形态，资本家却不能呢？马克思的解释是：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此，尽管他也身陷在资本的被颠倒了的关系之中，但他却体现了这种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因而“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被压迫的一方” ，所以，工人才会起来反抗资本的物质统治及观念统治。这里强烈地凸显出了一种历史发生学的思维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才说，工人认识到劳动产品是劳动者自己的产品、劳动同其实现条件之间的分离是不公平的，认识到资本拜物教的物质形态是颠倒性的、其观念形态是欺骗性的，这些都已经是一些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 。
应该说，马克思在工人的阶级意识问题上的上述观点是对他中期相关思想的一种重要发展。客观地说，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宣告了“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 之后，在其早期思想阶段，他并没有对工人的这种阶级意识与资本主义异化社会中的观念形态之间的历史性关系做出深层的剖析。直到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才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在阐述唯物史观的具体内容时，马克思指出，生产力的发展除了必然导致与交往方式之间的矛盾外，还会产生出无产阶级，“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个阶级还会在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使自身“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应该说，马克思此时在这一问题上已经具有了一定的历史发生学的思维构架，但显然还不具体，他还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所导致的工人对资本拜物教观念的解构的过程阐释清楚，这是与他此时在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线索上理解得还不够彻底有关的。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失败应该说给马克思一个很大的触动，它不仅推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形态进行深入的研究，而且也推动着他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的观念形态的变化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属于马克思所说的“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而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内容。在《资本论》手稿时期，历史发生学的思路已经彻底地贯彻到了马克思对工人的观念形态问题的研究之中，并使之与他对资本主义物质形态问题的研究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共同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的生活过程问题时的一套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思路。可以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不单单是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一种科学方法论，而且还是其自身能涌动出丰富的哲学内容（尤其是在资本生活过程的解剖问题上）的一种哲学方法论，在它身上最鲜明地体现了方法与内容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