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伯鍨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成果卓著，影响深远，其学术思想很难用一篇短文来加以概括。此处，我只是想从其中的一个角度，即科学性与革命性相统一的角度，来凸显孙先生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特点。
此套文存的第一卷收录了孙先生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一书。学界同仁大多知道，此书的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提出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思想发展中的“两条逻辑、两次转变”的观点。孙先生之所以特别关注马恩这一段思想史中抽象人本主义逻辑与立足于客观现实的科学逻辑之间的此消彼长的关系，以及他们两人的哲学观点从唯心主义向一般唯物主义再向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次转变历程，在我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孙先生始终认为必须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哲学”一词在英文中除了具有我们现在一般所理解的作为学科而存在的哲学的意思外，还具有人生观或人生态度的意思。如果你仅从后者的角度，尤其是仅从个人的生活态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那就很容易把马克思在1844年所得出的异化理论，解读为其哲学思想的最高峰，因为在这种论述中马克思已经对个人的异化状态作了清晰的描述和批判。但孙先生没这样看，在他看来，仅有对资本主义异化状态的人本主义式批判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所展开的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批判，因为只有站在后者的立场上，才能把历史观与现实工人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在此套文存第二卷收录的《卢卡奇与马克思》中，上述这一方法论特点也比较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在对物化与异化、自在之物与历史客体、总体性与辩证法等十一个问题的阐述中，孙先生始终贯彻了这样一种剖析方法，即卢卡奇之所以强调用哲学人本主义方法来主导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其背后的原因是他的救世主义思想在捣鬼。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则是建立在当下的主体只有随着历史的发展才能成为历史主体这一观点的基础上的。孙先生的这一解读思路也体现在他对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及西方哲学家的观点的评价上，这可以从收录在此套文存第三和第四卷中的论文中看出来。应该说，这种解读方法对于我们当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应该致力于现代性的批判，但必须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其他的方法来进行这种批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确应该研究现代性进程在个人身上产生的文化效应，但必须注意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这一问题，而不是从人类学或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学的角度来进行这种分析。我们只有认识到了这一点，才能在新时期始终保持哲学与现实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才能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科学性与革命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这一意义上，我认为，这套《孙伯鍨哲学文存》的理论意义已经越出了学术观点之启发的层面，而上升到了学术发展的方法论启迪的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