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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乔喻：一个学术史“局外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孤独探索——索恩-雷特尔思想小传

作者：日期：2017-05-02 浏览次数：

摘要：近来，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正在经历一个重新被发现的过程。本文选取了五个关键性时间节点或方面，对其思想人生予以简要综述：第一，学生时代带着康德认识论问题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读；第二，早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旅居期间提出的“坏了的哲学”，及其与今天以奈格里、维尔诺为代表的意大利新政治经济学派对“现实抽象”概念当代诠释之间的关联；第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为得到法兰克福学派学术权威的认可而写作，遭霍克海默拒斥，后与阿多诺保持终身友情，70年代后重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关注的对象，直到今天与阿多诺门徒们发起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相关联；第四，在英国伯明翰流亡期间，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乔治·汤普森之间的相互影响；第五，对法国语境中的莫斯、阿尔都塞和科学史认识论思想的借鉴和阐释，及其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解读与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话语之间存在的微妙关联。通过以上综述，证明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的学术意义，并阐明其思想中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密切相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线索。

关键词：索恩-雷特尔；现实抽象；自动化假设；坏了的哲学；一般智力

一

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 1899-1990）是一个尽其毕生精力，用同一个“固有观念（idée fixe）”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却因得不到当时学术权威认可，当了一辈子学术“局外人（outsider）”[1] xiii的孤独思想者。确实，我们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正史中看不到他的名字，然而，索恩-雷特尔在后期理论建构中使用的一个核心概念“现实抽象（real abstraction, Realabstraktion）”，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逐渐被学术界所关注。自齐泽克在他的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对象》中援引这一概念用于说明意识形态独有的形式客观性之后，人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长久以来处于学术边缘的人物。近来，经由以维尔诺为代表的意大利激进话语的中介，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概念更进一步与“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等流行概念连在一起，成为人们在今天不断变化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资源。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大学出版社于2015年翻译出版了索恩-雷特尔的代表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西方历史的认识论》[2]。在索恩-雷特尔的思想被译介到国内之际，本文围绕五个关键时间节点对其思想人生进行概要综述，成此小传，供国内学界参考。

索恩-雷特尔生于19世纪的最后一年，辞世于20世纪90年代初，在91年的人生里，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见证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时代遭遇的最大灾难，同时也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最全速发展。他的世纪人生并不顺遂：因战争逃亡，辗转三个国家，历经三次婚姻；没有稳定的职业，不得不为了生存长期中断学术研究（中断期加起来甚至比研究期还要长[1]xiii）；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多个代表人物在思想上深入交流，却由于霍克海默的反对意见，被拒在了学术场的大门之外；直到71岁（1970年），形成于20岁的思想才得以付梓出版[3]；73岁（1972年），在朋友推荐下在不莱梅大学数学系任客座教授，终于得以结束因逃亡开始的旅居生活，从英国返回自己的祖国，德国；直至79岁高龄（1978年），才谋得德国不莱梅大学社会哲学的终身教授职位；同年，由其子马丁·索恩-雷特尔（Martin Sohn-Rethel）翻译的英文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认识论批判》[1]在美国出版，逐渐获得国际影响。

正如索恩-雷特尔自己所言，他的学术研究在长期的中断甚至停滞中艰难进行。由于索恩-雷特尔在思想发展上的这一非连贯性特征，再加上他在讨论主题上的单一性（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批判），思想人生综述通常所采取的以时间为线索的详细传记式描述在这一案例上并不适用。在这里，我只想突出他思想人生中的五个重要节点或方面。

二

首先，也是索恩-雷特尔思想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节点，是他在学生时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关注，这对他整个一生的思想形成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带着康德问题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精心研读，二是写作批判熊彼特边际效用理论的博士论文。

索恩-雷特尔出身油画世家，身为油画家的父亲不想让儿子再当个画匠，而是将学龄期间的索恩-雷特尔送到了实业家朋友彭茨更（Ernst Poensgen）家中寄养（1908-1912）。他的母亲出身显赫富有家族，与商业巨头交往甚密。在艺术与商业的家境与成长环境中，他却在未成年时萌生出对哲学，尤其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极大兴趣。16岁那年，他要求一套《资本论》三卷本作为自己的圣诞礼物，并表现出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浓厚兴趣。

1917年，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那年，索恩-雷特尔迫于父母的压力先在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学习化学，但后来在他本人的强烈反抗下，又于同年转学到海德堡，学习哲学、经济、历史和社会学。在海德堡大学读书期间，有一个事件，对索恩-雷特尔后来的思想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即在柏林听当时著名的康德研究专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rer）有关康德与认识论问题的讲座。正是这里听到的关于康德在认识论上提出的“先验问题”，成为后来索恩-雷特尔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努力寻求历史唯物主义解答的核心主题。1921-22年，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逐字逐句研读《资本论》，他如此回忆这段经历：

“我写下成山的笔记，抓住《资本论》前60页中出现的每一个关键用语，反复斟酌它们的定义，尤其关注它们的喻意，将它们分解，然后再重新整合”。[1] xii-xiii

可见，学生时代的索恩-雷特尔，带着康德的“先验问题”仔细阅读和研究马克思《资本论》有关“商品分析”的部分，形成了贯穿一生的“固定观念”，即“在商品结构的最内在核心处，存在着‘先验主体’”，换句话说，“在商品形式与思维形式之间存在秘密的同一性”[1] xiii。此时他对“先验”、“商品结构”和“形式”概念的特别关注和创造性使用，也淋漓尽致地体现在后来的写作之中。

另一个与其学生时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密切相关的事件，是索恩-雷特尔的博士论文写作。1928年，索恩-雷特尔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莱德尔（Emil Lederer）的指导下写作题目为《从经济活动分析到国民经济学理论：对熊彼特理论的方法论研究》[4]的博士论文。这篇文章的批判和对话对象是边际效用理论，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当时受到的最大挑战。从索恩-雷特尔在该文中采取的批判路径，能够看出他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解上显露出的一些原初取向。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边际效用理论作为一种自称全新的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一种狭隘的主观功用原则，因为它只是在玩弄一种在理论上含糊其辞的数字观。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是，马克思与边际效用理论之间的争论核心，即劳动对价值的决定作用是否必然有效，却并没有构成索恩-雷特尔的考察重点。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关注的“经济活动”，也并不是生产劳动，而更多的是商业贸易活动。可见，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路径，从一开始便远离构成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核心的基于生产过程的劳动价值论与价值规律。这为他在后期理论建构中将交换抽象作为社会化构形（社会综合）的基础，将交换活动当中发生的现实抽象视为思维抽象的基础，认为劳动的抽象性在根本上来自于交换领域的抽象等具体观点，埋下了伏笔。

三

为了解索恩-雷特尔晚年有关垄断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讨论，值得关注他早年在意大利那不勒斯（Naples）旅居时期（1924-26）的一个有趣的思想细节。这个细节，由当今左翼批判理论的重要旗手之一，意大利思想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在他的2009年著作《裸体》[5]中提及。意大利人典型的热情奔放和自由不羁，在那不勒斯这座由古希腊人建造、孕育了西方古代文明的著名城市中，得到了形式上更为精致的体现。在那不勒斯的短短两三年时间，应该是索恩-雷特尔一生中最放松的时段，没有战争、逃亡和生活上的窘迫。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几篇与技术思想相关的论文，成为他晚年关于自动化和工业社会的讨论中进一步展开的重要思想线索。

阿甘本特别关注的，是其中一篇题为《坏了的理念》[6]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索恩-雷特尔将那不勒斯人的技术观总结为“坏了的哲学（Philosophy of the Broken, Philosophie des Kaputten）”。他注意到，那不勒斯人在面对能够正常运转的自动化机器时，往往不知从何下手，感到“烦躁”，甚至特意“回避”机器的使用。反而当机器出现故障，坏了的时候，那不勒斯人才表现出极大的兴致和特殊的本事：通过“塞个小木条”，或是“在关键时刻拍打一下”等做法，让无聊的机器“依照他们的欲望工作”。在索恩-雷特尔看来，这体现出一种比常规定义“更高的技术范式”：

“真正的技术，在人们能够反抗机器的盲目、充满敌意的自动化，以及当人们学会将机器带入未知的领域和使用时才开始。比如，卡布里大街上的那个年轻人，将坏了的摩托车发动机变成了奶油打泡设备。在这个例子中，发动机在某种程度上继续运转，但却从新欲望和新需要的视角出发。在这里，非运行性不是停滞在设备本身，而是变成了开口（opening），指向一种全新可能性使用的‘芝麻开门’。”[5] 99-100

阿甘本引述的这一索恩-雷特尔的早期思想，在两方面与其后来的思想发展及其影响产生跨越时空的关联。一方面，体现在索恩-雷特尔晚年对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特性的泰勒制和福特工厂流水线的分析。在其中，索恩-雷特尔提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概念，即“自动化假设”[1] 139-188。他认为，自动化，无论是以简单商品交换建构起的社会形式化系统，还是以严格的时间结构分析制造的科学管理体系，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获得功能与生命的必然性假设与条件。同时，他乐观地推断，在资本主义自动化的高度发展中，工人在自动化体系中将有机会重新获得脑体合一的可能性。可见，内在于机器自动化的革命可能性，穿越时间与空间，成为贯穿索恩-雷特尔思想始终的一个重要命题。

另一方面，体现在当今意大利的左翼政治经济学学者们对索恩-雷特尔思想，尤其是“现实抽象”概念的关注与借用。以维尔诺（Paulo Virno）、希拉里奥（Lorenzo Cillario）和托斯卡诺（Alberto Toscano，巴迪欧研究专家）为代表，围绕“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 labor）”、“认知资本主义（cognitive capitalism）”等概念展开的讨论，纷纷借助索恩-雷特尔的思想和概念加以说明。当然，索恩-雷特尔在今天意大利学界产生的影响，与其早年意大利时期的思考与写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一部分借助索恩-雷特尔思想阐发的当代讨论，正是我们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全新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与科学和技术密切相关的批判性和建设性思考。

四

索恩-雷特尔思想人生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关键性节点，是他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系。早在意大利时期，索恩-雷特尔就结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几个重要代表人物：布洛赫（1920年）、本雅明（1921年）、克拉考尔和阿多诺（1924年）。可以说，索恩-雷特尔思想的最初形成，正是在与几位十分优秀的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的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且，这一影响并非单方面的，至少在索恩-雷特尔与阿多诺之间，产生了深远的交互式影响。

1936年，在阿多诺的提议下，索恩-雷特尔撰写了第一份“研究草案”（《功能社会化理论草案：致特奥多·W. 阿多诺的信》[2]）。阿多诺答应将其呈给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时任所长霍克海默，为正在逃亡中的索恩-雷特尔争取获得研究所的资助，并由此获得进入学术场的重要通行证。这份草案引发的结果颇具戏剧性。阿多诺在收到草案后，激动不已，惊呼找到了思想上难得的知己，立即回信给索恩-雷特尔：“亲爱的阿尔弗莱德，毫不夸张地说，你的信带给我在哲学中经历过的最强烈的精神震撼，而这样的经历，只有在第一次遭遇本杰明的著作时才有过——那已经是1923年了！”（阿多诺1936年11月17日致索恩-雷特尔的信[7]）阿多诺认为，他在索恩-雷特尔的研究中，看到了与自己在社会批判理论方向上的契合，这种契合

“根本存在于辩证唯物主义中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内在转换（die kritisch-immanente Überführung）[=辩证同一性（dialektische Identifikation）之中；存在于这样一种认识之中：并非真理被包含在历史之中，而是历史被包含在真理之中；存在于你文章中的一种逻辑起源史之中。”（阿多诺1936年11月17日致索恩-雷特尔的信[7]）

阿多诺随即致信霍克海默，极力推荐索恩-雷特尔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希望能够得到研究所的直接资助。然而，霍克海默却很快否定了阿多诺的判断，并将索恩-雷特尔拒斥在了法兰克福学派和当时的学术话语场门外。他在写给阿多诺的回信中，将索恩-雷特尔的思想概括为“真理的三位一体的形式、物质和实践问题”，这不过是“夸张的唯心主义表述”。并且，霍克海默将索恩雷特尔草案中最为核心的“起源与有效性”关系问题，视为“无聊和无趣透顶”。在阿多诺称赞草案中“真正的历史研究”的地方，霍克海默却评价为“在充满沉重内容的乏味词句背后存在着如此巨大的思想力量，但那只是历史本身，或者只是属于雅斯贝斯或某位其他教授”[8]。霍克海默认为，索恩-雷特尔对政治经济学的重释不过是将真正的批判降格为庸俗的实证主义。归根结底，霍克海默最大的担心在于，“从批判理论退回到另一种永恒系统是十分成问题的。”[9]746

尽管遭到霍克海默的严词否定，阿多诺还是坚持为索恩-雷特尔争取资助，以帮助其缓解在流亡艰难条件中的生活困难。最终，霍克海默答应为几份打印的草案稿支付酬劳，并于1937年9月末，在索恩-雷特尔从巴黎辗转到伦敦时，为其争取到一份由学术援助委员会发放的奖学金。[10]222 阿多诺在其最重要的著作《否定辩证法》（1966）中，还特别提到索恩-雷特尔及其核心思想：

“不只是纯粹的‘我’由经验的‘我’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被传递，纯粹理性概念演绎的清晰无误的原初模型、超验原则自身、与实体相对的哲学所谓的‘第一’，也在同样的方式上被传递。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是第一个人，指出在思想的一般和必要活动中，隐藏着不可异化的社会本质。”[11]177

索恩-雷特尔也将阿多诺视为自己最大的支持者，并且认为后者以不同的方式与自己在相同的思想轨迹上前行，只不过阿多诺并没有将政治经济学作为主要的写作和思考主题。[1]xiii索恩-雷特尔在一次接受访问时说道：“阿多诺的去世（1969年8月6日），对我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因为他是我在德国的最重要支持者。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我飞到法兰克福，参加了他的葬礼。”[10]538 最终，正是在阿多诺的葬礼上，索恩-雷特尔获得了通向学术场的一张迟到的通行证，此时他已70岁高龄。同时参加葬礼的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Suhrkamp）编辑温塞尔德（Siegfried Unseld）鼓励索恩-雷特尔将一生思想成书出版，因此，便有了随即在德国出版的索恩-雷特尔的第一部正式著作《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70）[3]。

然而，不得不注意到的是，在阿多诺与索恩-雷特尔后来的关系中，也出现了一些分歧。受霍克海默的影响，实际上，阿多诺对索恩-雷特尔的态度后来逐渐开始发生转变，从他们之后的通信来看，阿多诺并没有能够保持最初的热情。[15]二者的通信中间有过两次长时间的中断（分别是1944-1958年和1958-1962年）。其中，1958年的一次短暂的接触，暴露出二人在哲学道路上的根本分歧。当时，索恩-雷特尔想要在访问德国期间去东德统治下的柏林洪堡大学做一次讲座，阿多诺表达了强烈的反对意见。他警告索恩-雷特尔，作为苏联的卫星国，那里只有庸俗唯物主义和压抑一切真理讨论的意识形态统治。然而，仍然坚持前往的索恩-雷特尔在讲座之后向阿多诺讲述了完全相反的情形：

“批判并非指向我的命题，而知识集中在真实经济根源的特殊本质上。因为，在此基础上，将可能决定我们能否希望商品经济的消失将带来脑体分工的消除。只有这一对立消失，才有可能实现无阶级社会。在我看来，这是清算民主的重要条件。”（索恩-雷特尔1958年11月9日致阿多诺的信[7]129）

索恩-雷特尔后来的一段自述，更加能够体现他与阿多诺，甚至法兰克福学派和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思想分歧。在1970年德文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序言中，索恩雷特尔将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总结为“一场从未发生的革命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并暗示他们只是关注了“上层建筑问题”，而忽视了“本应作为基础的物质与经济基础”。[1]xii应该说，索恩-雷特尔与阿多诺之间的区别，不只体现在思想对象的表面差异上，而是位于更深层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诠释和定位上。可能，霍克海默当年正是预见到了这一根本性的差异，才表现出坚定回绝的态度。不过，索恩-雷特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这段关联，确实值得关注，它有可能向我们展示较少有人关注的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思想上的差异性。

索恩-雷特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关联，后来一直在某种程度上延续，甚至直到今天。20世纪70-80年代，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开始将索恩-雷特尔有关工业社会、泰勒制和流水线的分析作为重要的关注对象和讨论主题。今天，从法兰克福学派衍生出的“新马克思阅读（Die Neue Marx-Lektüre）”，也与索思-雷特尔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当然，这其中可能并不像很多学者所言的直接内在影响和借鉴，而是由于二者共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社会文化批判形象之外强调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回归，让研究者们往往在二者之间不自觉地建立起外在的关联。归根结底，纵观索恩-雷特尔的整个思想人生，他确实是名符其实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同路人”。

五

索恩-雷特尔思想形成中的又一个重要节点，是他在英国伯明翰时期与历史唯物主义史学家乔治·汤普森在思想上的相互影响。汤普森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公元前七世纪在古希腊爱奥尼亚铸币的出现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巴门尼德提出的第一个哲学本体论概念“一”，便来自于铸币自身所代表的同一性。这一思想立即在索恩-雷特尔的思想中产生了共鸣，他将汤普森有关古希腊的这一部分历史分析纳入自己对西方科学和知识认识论的社会历史渊源的考察之中。并且，之前在阿多诺和本雅明的影响下，一直强调“剥削关系史”的索恩-雷特尔，在之后的写作中将视角更加明确地转向对商品经济交换关系的形式分析上。同时，汤普森也在自己的历史研究中吸收了索恩-雷特尔的认识论批判思想，将知识的起源更进一步明确为交换关系中建构起的“社会综合”。二者相互影响的结果，是两部在20世纪50年代写成的著作，索恩-雷特尔的第一部英文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1951）和汤普森的《最早的哲学家们：古希腊社会研究》（1955）；汤普森的著作在一家马克思主义出版社出版[12]，而索恩-雷特尔的著作却遭到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杂志的同时拒绝：马克思主义出版社的理由是他的理论“非正统”，资产阶级出版社的理由是他的讨论过于“激进马克思主义”。[1] xi

六

笔者想在索恩-雷特尔的人生历程中强调的第五个理论节点，是他与法语学术语境之间的关联。索恩-雷特尔精通法文，在英国伯明翰逃亡旅居期间，为了维持家人的日常生存，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主要职业是法语家庭教师。我们在他晚年陆续出版的著作中，能够看到他对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公认的“追溯鼻祖”莫斯《礼物》中相关思想的论述[2]63-66；在分析科学的非实践特征时，他又援引法国科学史认识论的开创者之一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e）的思想[1]125；在强调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认识论意义时，他还多次将自己的研究路径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照[2]10-11。

应该说，在索恩-雷特尔与法国语境之间，存在着某种特殊且微妙的关联。这种关联，并不应该武断化为法国的结构主义语境对索恩-雷特尔的直接影响，而是应该将其作为两个并行发生却在内容和方法上存在某种微妙共性的线索。正如福柯在相反的方向上对法兰克福学派做出的评价一样：

“如果我当时熟悉法兰克福学派，如果我当时意识到这一思想，我将不会说出一些愚蠢的事情，也将避免一些我在自己卑微的道路上走过的许多弯路——因为，路径已经被法兰克福学派打开。两种十分相似的思想方式（法兰克福学派与同时代的法国哲学，笔者注）之间的非穿透性，正是被这种相似性而说明，这是一个奇特的案例。遮蔽面对共同问题事实的最好途径，莫过于两个同时通向这一问题的并行方式。”[13]26

当然，作为法国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建构中最重要的一员干将，福柯的说法显然过于谦虚。但至少，福柯的评论印证了在同时期的法国与德国思想之间存在的深刻共性。这一共性，体现在“科学史，因此也是合理性历史的问题之中”[13]26。索恩-雷特尔应该也是在自身思想的发展过程当中，逐渐发现了这一存在于法国与德国语境间的某种契合。在这一意义上，齐泽克在《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一书中，将索恩-雷特尔的“现实抽象”概念与法国语境中作为后结构主义思想代表的拉康式精神分析相结合[14]9-18，就具有了历史合法性。

综上，我们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去重新“发现索恩-雷特尔”，回顾这个学术史上的“局外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孤独探索。这一“重新发现”的意义至少体现在四个方面：（一）关注被忽视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问题；（二），重新思考历史唯物主义中有关思想、科学与技术的主题，及其在当今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最新发展；（三）将索恩-雷特尔与法兰克福学派之间的特殊关联作为“裂缝”（拉康式精神分析意义上的用语），窥见法兰克福学派内部思想围绕“有效性与起源”问题的观点异质性；（四）将索恩-雷特尔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解读与法国语境中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对照，探索两种语境中激进哲学话语的当代发展。

参考文献：

[1] S OHN-RETHEL. Intellectual and Manual Labour: 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M]. Atlantic Highlands: Humanities Press,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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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OHN-RETHEL. Das Ideal des Kaputten[M]. Bremen: Wassmann, 1990.

[7]ADORNO. Theodor W. Adorno und Alfred Sohn-Rethel Briefwechsel 1936-1969[M]. Munich: Edition Text + Kritik, 1991.

[8]霍克海默1936年12月8日致阿多诺的信: HORKHEIMER. Adorno-Horkheimer Briefwechsel Band I[M].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3.

[9]霍克海默1936年11月25日致索恩-雷特尔的信: HORKHEIMER. Briefwechsel 1913-1936, Gesammelte Schriften Bd. 15[M]. Frankfurt am Main: Fischer, 1995,

[10]MULLER-DOOHM. Adorno: A Biography[M]. Cambridge: Polity, 2005.

[11]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M].London: Routledge, 1973.

[12]THOMSON. The First Philosophers: Studies in Ancient Greek Society[M].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55.

[13]FOUCAULT. Michel Foucault: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7-1984)[M].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14]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M]. London: Verso, 2008.

[15]TOSCANO. The Open Secret of Real Abstraction[J]. Rethinking Marxism Volume 20 Number 2, 2008.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