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兵 | 阿尔都塞:生产-剥削的劳动意识形态批判

阿尔都塞认为，关于劳动的社会分工和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技术关系，马克思和列宁都有过详尽的说明。他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

先应该作一个特设说明，阿尔都塞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没有区分马克思在不同理论构境中无意设定的双重逻辑构式，即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依我的观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创立的一般哲学方法论，它确立了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是一个社会定在和发展的基础，怎样生产的方式和生产力规制了一定社会的关系场境存在，整个社会定在决定意识等一系列基本原则。

而狭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则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经济学研究过程中，不自觉地构式出来的关于经济的社会赋型中存在的复杂社会构序-构式，其中关键性的内容，包括工业生产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改变了人们改变世界的方式，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产生的经济力量成为社会定在主导方面，充分劳动分工基础之上商品-市场经济活动中，人与人的劳动交换关系事物化地颠倒为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进而产生经济拜物教等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象学批判的内容。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真区分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界限，导致了第二国际以来传统马克思主义解释框架的误认，即错误地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构境中一些关于经济社会赋型中的特设说明，非历史地扩展为整个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才会导致所谓“经济决定论”的失误，以及将只是在经济的社会赋型中才会出现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畸变为贯穿全部社会历史全程的“社会基本矛盾”等问题。

我以为，阿尔都塞在这里犯了同样的错误，他在从生产方式一般的讨论中，直接过渡到劳动分工和技术关系，并没有界划二者的历史性，即充分的劳动分工和现代性的技术关系都是资本主义工业生产进程中的特定历史产物。这已经是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象，而不是贯穿整个社会历史进程的哲学一般概念。这一观点，是我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1995）[3]一书中首先提出具体逻辑界划的，而在《回到马克思》（1999）一书中，则进一步说明了二者的详细理论所指。

弄清楚这一点后，我们再来看阿尔都塞的观点。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发生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出现的劳动的社会分工和技术关系。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逻辑构式中，这并不错。阿尔都塞说，在1964年发表的《大学生的难题》[4]一文中，他率先提出了“劳动的社会分工”（division sociale du travail）概念，它区分于“劳动的技术分工”（division technique du travail）。这里的劳动的社会分工概念，不同于马克思原来使用的工业与农业或者工业不同部门之间社会分工概念。依阿尔都塞的解释，他这里提出的劳动的社会分工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试图遮蔽起来的剥削关系。他告诉我们，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一切生产方式都将劳动过程进行了组合（combinaison），这种组合要求某些规定的操作要由合格的当事人通过严格的构序（ordre rigoureusement），在严格规定了的形式（formes rigoureusement définies）下去完成”。[5]乍听起来，这似乎是在讨论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构序-构式，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生产关系的技术关系层面，甚至是生产力的构成方面。

比如农耕劳动中耕犁与播种的协作，再比如斯密已经看到的，工场手工业内部发生的制作铁钉不同工种之间的劳动分工。通常，我们不会在这些劳动的技术协作中发现阶级关系或者奴役性支配，但阿尔都塞却让我们深一步反思：不要放过看起来没有阶级性的生产和技术！阿尔都塞承认，“对于每一个劳动过程来说，这要求一种在不同的规定岗位（postes définis）上的技术分工，要求一种组织（organisation），从而要求对规定劳动的分工组织进行管理”。[6]这些现象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里，都只是一种“纯技术现象”（phénomènes purement techniques），可是阿尔都塞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劳动的纯技术分工、纯技术组织和纯技术管理的‘显而易见性’，纯粹是一种幻象，说得更坏一点，纯粹是一种欺骗，完全是资本家的阶级斗争用来反对工人的阶级斗争的手段，目的在于让工人继续留在自己的被剥削状态中”。[7]阿尔都塞提高声调说，这种观点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欺骗（l'imposture idéologique）。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来看阿尔都塞的具体分析。在阿尔都塞看来，看起来纯技术的劳动分工和工艺学管理的背后，实质上存在截然不同的阶级归属，因为，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分工中，工人始终处于体力劳动和某些低级管理岗位上，稍微高级一些的管理岗位被工程师和技术管理人员占有，最高的控制权则会落在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手中。阿尔都塞说，“可见，社会阶级的划分出现在生产过程的分工、组织和管理中，因为那些占据不同岗位的个人，根据其阶级归属（以及他们相应所接受的或长或短的学校‘教育’）被分派了不同的岗位”。[8]这也就是说，工人由于没有受到“教育”，永远只能在体力劳动和低端管理岗位，注定被高高在上的资本家盘剥，而工程师和经理们虽然表面上也是作为“雇佣关系”的身份出现在资产阶级经济关系中，但他们“却是通过对剩余价值的投机获得的再分配，参与了资本主义的剥削”[9]。这充分说明，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不同的“技术”岗位的人，已经是一种阶级划分。阿尔都塞很深地暗示，这种出现在技术分工中的划分，来源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教育装置。这一点，将内在关联于下面他将要提出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新命题。

1969年，阿尔都塞从正在写作的《论再生产》手稿中精心摘要组合了《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装置》[10]（Idéologie et Appareils Idéologiques d'Etat）一文。[11]在此处，阿尔都塞只是通过两个注释先期说明了技术分工背后的深层次缘起。他告诉我们，在技术分工处于有利岗位上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他们在学校里受到一套意识形态训练，而这种意识形态又碰巧在他们逐鹿的企业中占主导地位，我们怎么能指望他们不把自己的意识形态‘体验’为‘事物的自然状态’呢”？[5]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系统，“根据个人的出身，对他们进行或多或少的‘教育’，并强化着实践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禁令（文化）”。[6]他承认，这个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通过教育装置的再生产问题，是布尔迪厄[12]已经研究过的，并且，这正是“红色五月风暴”[13]深刻拒斥的对象。

有意思的是，阿尔都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逐渐地转向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并深入到生产的技术过程本身对工人的控制和压迫。这两点，多少与他和学生福柯即将开始的规训权力批判相接近。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阿尔都塞的这本《论再生产》，在理论逻辑构式上有着两个没有直接出场的对话者，即都是他曾经的学生的布尔迪厄和福柯。前者，是对资产阶级教育体制的批判，得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秘密，在于大学中统治阶级后备军的培养和再生产，这是阿尔都塞后来意识形态国家装置中最重要的内容；后者，则是通过对知识与权力在资产阶级文化认知型中同谋关系的反思，进而揭露资本主义生产进程的规训和自我惩戒功能。这两个方面，都是阿尔都塞此处的理论聚焦之处。

首先，知识的垄断与否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技术分工的等级化结构。在阿尔都塞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劳动的技术分工，实际上让看起来都是“被雇佣者”的人群中客观地存在着一条分界线：

在这条“技术分工”的分界线两边，由于知识的获得和掌握不同（以后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国家教育装置”），一面是筋疲力尽的“无知”工人，一面是在从事知识运作（savoir-faire的法文原意）的专业技术人员，阿尔都塞说，“这种内在于所有生产过程的分隔，给一切所谓的劳动技术分工深深打上了‘社会’性质的烙印”。显然，这已经是一种无法跨越的社会“区隔”。布尔迪厄后来写有二卷的《区隔》一书。[5]阿尔都塞在这里是想说明，资产阶级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所谓技术分工，客观上已经生成一个阶级分隔：

这样，纯粹的技术分工背后显影出抽象劳动分工的假象，但这一切都是由于一部分人对知识的官方垄断，而另一部分人则因无知而被打入终生劳作的底层。由此，马克思没有触碰到的资产阶级剥削更深一层的秘密就大白于天下了。这一点，又极其深刻地链接于阿尔都塞下面要讨论的意识形态国家装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是在教育等非暴力装置中再生产出来的。我觉得，阿尔都塞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有二：一是知识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的主导性作用，是一个历史性的现象，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已经直接讨论过这样的问题；二是在资本主义后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中，无知识的体力劳动者会越来越少，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生产的状态下，剩余价值的来源和阶级等级的问题都会有新的变化。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其次，发生在工厂中的统治认同与无声镇压。因为知识占有的区隔，纯粹技术的分工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已经造成了生产过程中的阶级等级，但资产阶级是如何让被压迫者安于被奴役状态之中的？阿尔都塞的答案是，“如果没有对这种阶级统治的认可（sanction），没有与警察完全无关的镇压（répression），就没有对劳动过程的组织”。[15]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是被统治阶级对统治的认可，这是自葛兰西开始的隐性霸权问题；二是与有脸的警察暴力无关的无形镇压。这两点都是与后面他将重点讨论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相内联。阿尔都塞没有展开对第一点的说明，对于第二点，他具体解释说，之所以发生在生产过程中的镇压与警察无关，因为这种压迫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恰恰是生产当事人中的一部分来执行的。阿尔都塞十分形象地分析道：

发生在工厂车间中的镇压，不是通过举着警棍的警察来执行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那些拥有知识的人。应该说，这是一个新的观点。因为不仅马克思没有讨论过这一点，即使是后来的福柯，在涉及资本主义企业内部的纪律规训与惩罚时，也没有直接指明镇压的具体承担者是谁。一是代替外部警察的内部镇压者，恰恰是上述由于对知识占有而居阶级区隔上端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资本家通过工资雇佣他们，并不是为了直接生产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们受过很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心理学”教育，通过工厂和企业中专门设立的监视和管理岗位，从事具体的技术和科学管理（统治）；二是资本家通过非常具体的制度化管理，在生产和劳动过程中通过罚款、奖金、换岗和开除，让劳动者屈从于生产过程中的具体控制。应该说，这些东西都是马克思那个时代并没有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现象，如同青年卢卡奇和福柯共同关注到的生产流水线对工人的物化肉体规训和齐一化控制。

其三，作为对雇佣劳动进行政治控制出场的科学管理。其实，这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已经涉及的问题，即工具理性从奴役和控制自然反转到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管理时，科学管理恰恰是资产阶级奴役社会的法宝。[16]

这一点，从资产阶级方法论大师韦伯、法约尔创立科学管理学那一刻就是如此。阿尔都塞认为，发生在工厂和企业内部的镇压，通常就是资产阶级特有的制度化的科学管理学，而这种打着客观性幌子的科学管理的本质正是阶级管理。他认为，

应该说，此时的阿尔都塞还是有了较大的思想转变。相对于1965年那个简单主张社会历史是一个无主体过程的科学主义者，活生生的“红色五月风暴”，让“不上街”的他不得不面对社会现实斗争，现在，当阿尔都塞具体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现实统治中来时，他的思考是深刻和具有透视感的，而技术分工背后揭露出来的阶级斗争，肯定不再是无人的“社会职务”之间的较量，而是不同被雇佣者之间面对面的斗争了。

这是令人感叹的改变。在阿尔都塞眼里，韦伯和法约尔创立的价值中立的科学管理，恰恰是资产阶级在工厂和企业内部进行无形镇压的规制，虽然也是有脸的镇压，但与马克思那个时代不同，这种镇压和压迫不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执行，而是通过同样是拿资本家工资的被雇佣者——工程师和管理者来间接承担，他们的获得工资的“劳动”就是科学地进行管理（“镇压”）。所以，阿尔都塞原先已经提出的观点再一次得到深一层的证明：看起来纯技术的劳动分工，实质上是阶级分工的伪装。

阿尔都塞明确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是一种剥削关系，也是一种复杂的镇压关系，但是，通常情况下，这种剥削-镇压关系却被隐匿在“劳动的纯技术”伪分工（pseudo-division«purement technique du travail»）背后。这是对上述观点的进一步说明。

阿尔都塞分析说，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企业中，所有被雇佣的人可以分为三类：一是作为保障“生产功能”（fonctions de production）的劳动者，即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二是保障“剥削功能”（fonctions d'exploitation）的工程师、高级技术人员和生产经理；三是保障“镇压功能”（fonctions de répression）的工头和管理人员。18这里新出现的内容，是阿尔都塞将前面指认的在生产过程中承担阶级管理的资本家代理人一分为二：一是从事剥削功能的工程师和生产经理，这部分人与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规训显然更近一些；二是实施镇压功能的工头和管理者，这些人应该是通过奖金、处罚和解雇来进行管理的具体人员。在他看来，这后两类人虽然也是领取工资的被雇佣人员，但是他们却“发挥着各式各样的集剥削、生产和镇压为一体的功能”。我们可以留心注意一下，阿尔都塞这里所讨论的内容，并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关心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即商品交换中所历史性发生的商品-货币-资本逻辑，而是在生产过程中所发生的剥削和压迫，他将其指认为新型的生产-剥削（production-exploitation）逻辑。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阿尔都塞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的工厂里，生产-剥削得以发生，有如下一些基本保证。第一点，是马克思已经看到的“无产阶级和其他被雇佣者（autres salariés）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阿尔都塞说，正因为如此，生活所迫的雇佣者才会出现在“招工办公室”。一旦被雇佣，就会自动站好岗位，去实践“对自己进行剥削的生产”。[19]我觉得，阿尔都塞没有进一步分析这里他提出的工人之外“其他被雇佣者”的具体情况，这里，既有他们手中的知识是否是一种被无形占有的新型的特殊生产资料，这使他们虽然同是被雇佣者，但根本不属于无产阶级；也有在未来的资本主义后工业生产进程中，掌握了特定知识和技术的程序员沦落为新型技术无产阶级，成为生产全新剩余价值的活劳动（“数字劳动”）来源。

第二点，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剥削得以发生，很重要的一个新情况，是由于出现了“生产资料的现实配置”（dispositif actuel des Moyens de production）对劳动者的规训，今天的资本家，恰恰因为“靠了逮住劳动者并以无可反抗的方式把自己的节奏强加给劳动者的‘流水线’（chaîne）”。[7]这当然也是马克思没有看到的新东西。[20]可以说，阿尔都塞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本身，因为机械流水线在生产活动中的运用，劳动者身心必然受制于流水线的时间节奏和规定动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奴役和压迫。这也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颠倒韦伯的工具合理性时在生产内部发现的劳动者物化（肉体和心理上的标准化和齐一化）[21]，后来，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则更加详细地讨论工厂内部的机器法则所产生“自我规训纪律”和弥散式的微观物理权力控制问题[22]。

第三点，也是阿尔都塞最想表达的一点，是“资产阶级的‘劳动’意识形态”（l'idéologie bourgeoise du«travail»）的作用。除去上述外部的生产资料的所有关系和来自机器流水线的规训，保障生产-剥削逻辑运行最关键的条件，是工人主体自身内部对生产-剥削逻辑的自觉承认和认同。在阿尔都塞看来，这种使生产-剥削逻辑得以成功的劳动意识形态，在本质上包含以下要素：

在阿尔都塞眼里，资产阶级用于欺骗工人的幻象，是一种伪饰劳动合法透明、合理公正和客观科学的劳动意识形态。一是它从资产阶级的法权体系中，公开证明雇佣关系在交换合同上的自愿和平等，却遮蔽了资本家只是支付了劳动力使用权的薪水这一阴毒的盘剥；二是通过职业道德精神的培养，让工人遵守维护剩余价值生产的契约，安于被剥削的现状；三是上面已经提及的技术-经济分工幻象，以科学管理的样式使工人处于生产-剥削逻辑构式的底层。一句话，劳动的意识形态就是让工人在平等、公正和科学的幻象中认命。

最后，阿尔都塞再一次回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上，他告诫我们，“不要把生产关系当作是纯技术的关系或法律关系”。原来，我们曾经将生产方式定义为“改造大自然的方式”，而现在我们发现，“这种‘改造’就是在生产关系的制约下运用生产力。在阶级社会中，这种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阶级社会（存在阶级分化的社会赋型）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的纯技术过程完全相反。生产的场所同时就是阶级剥削的场所（le lieu d'une exploitation de classe），也是阶级斗争的场所”。[6]这也是说，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框架中，我们从来不会在生产方式内部，特别是结合生产力本身讨论阶级斗争和剥削，也不可能意识到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流水线）过程本身存在的剥削和压迫问题。生产的场所就是阶级剥削的场所，就是阶级斗争的场所，可以说，这是阿尔都塞一个新的断言。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整本《论再生产》手稿的聚焦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除去马克思已经谈及的经济关系的再生产、暴力机器和可见的镇压，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关键性隐性基础，就是葛兰西开始关注的被压迫者对统治本身的他性认同，到了“红色五月风暴”的冲击，阿尔都塞的思考点必然从他前期的理论意识形态批判，转向社会现实中不可见意识形态支配的思考，即从资产阶级上层建筑出发的意识形态战略筑模，从而，家庭、教育和宗教等意识形态国家装置的生产机制就会突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