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空间
随着毁灭机器的发明，进攻也随之发生变化
——埃拉德
（ 译者按：本文译自保罗•维利里奥的奠基之作《地堡考古学》。该书法文第一版出版于1975年。）
军事领域一直就是行动的领域——决斗的行动，战斗的行动。随着地理学家对地壳的和地貌之运动的介入，军事专家则叠加了他针对军队使用场地、使用各种沟通方式和毁灭方式之潜能的介入。军队的地理学就是动力的地理学(dynamic geography)，而且——似乎战士对这个世界的观念是享有特权的——指出下述事实是有好处的：自十六世纪不可胜数的欧洲战争以来，地形学上的演进已然来临——似乎武器和军演的演进带来了领土表征（territorial representation）的演进；似乎武器的功能和眼睛的功能被无差别地视为同一的、相同的。从菲律普•阿皮安（Philipp Apian）在1579年的地图，到塞萨尔-弗朗索瓦•德•萨雷（César-François Cassini de Thury）的地图在1755年的地图，再到著名的英国地理测量局在1832年绘制继而在1931年修改的地图，再到美国航天局(NASA)的观测卫星的电子地图学（electronic cartography），其实在军队的地缘政治学上，随着对这个生命栖居之世界的越发完整的披露，人们所关心的事从来都是一样的。
一直以来，控制持续扩张之领土的必要性，以及（当遭逢障碍的概率越来越小后）从不同方向浏览领土的必要性（并且，就现在来说，是从三维角度浏览），这二者已经使交通和沟通工具的穿透速度（penetration speed）、以及兵工厂的发射物（projectiles）速度这两种速度的越来越快获得了合法性：一开始是在骑兵时代，通过最短路线的几何学组织（geometrical organization）——基础设施的路线——然后是随着合成能源的发明，通过所有载具的持续加速。
这样的序列：从一个基础设施建设至关重要的时代，到我们的时代——这个时代里只有提高载具和发射物的速度，是唯一受到重视的事——这一序列怎么估计都不过分。这样的序列对当代社会空间之地位的研究实在是兴趣盎然。伴随着农民们的“持久战”，从现在开始，就有了技术人员和科学家的“压缩战”。
历史性地去看，如果说障碍和距离的消减（reduction）一直以来是军事空间的核心问题，今天的我们已经处于断裂点之上：发射物和载具之间已经不再有区分。我只需要举此为例即可证明：洛克希德公司（Lockheed）的载人侦察机SR-71,其飞行速度已经达到三倍音速，这就是子弹的速度……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不过，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轰炸机第一次起飞以来，通过引进空军，直到第一个平流层火箭，发射物和载具已经达成了结合（Coalesecnce），而控制论系统（Cybernetics）通过在武器系统中排除人的因素，使这样的结合越发纯粹。
战争的经济学，到现在为止，一直都在试图通过防御工事的一致性（congruence）将人类景观转换成“防守阵地”(defensive redoubt)，如今则在试图通过将军事目标转换成转换成发射物，以减少武器差异（arms disparities）。
事实上，在现代武器库中，每一种武器的运动都越来越快；一种手段和另一种手段之间的差别正在消逝。在当带军事结构中，一种均质化的进程正在进行，即便在三种武器规范——空、水、陆、——之间，随着航空学（的结合（aeronautical coalescence）的兴起（这种航空学明显减少了陆军特殊性），三者差别也在减少。但是，这样一种战争中的战斗技术和战斗工具的均质化运动，是和之前的另一运动耦合的。此即，通过“武器-载具”之间的紧缩（contraction），以及系统的控制论化，军事目标的体积的消减：微型化（miniaturization）。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军事空间正在经历一种激进的转换。通过军事和科技人员来“征服空间”，它不再是曾经的对人类栖息地的征服，而是已经成了对原初统一体（original continuum）的发现，后者只与地理现实之间保留了遥远的联系。从现在开始，战士们在原子物理学的无限缩小的空间内行动，同时在无限扩大的外在空间内行动。战争目标的减少以及性能的越发精良，给军事机构带来了全知全能（omniscience）与无所不在(omnipresence)，而这种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是军事机构从一开始就希望获取的。
从古代的拓殖，到高速公路时代，速度确认（confirm）了起初是包含在地域重组（territorial reorganization）中的每一件事。直线预示着高速；两级之间的、两个城市之间的标记的笔直预期着高速载具的追踪，预期着汽车轮胎的辙印，预期着喷气机尾气在天空中留下的痕迹。
古往今来，战略的和战术的基础设施建设并无其它，不过就是“残酷遭逢的考古学”（archeology of the brutal encounter）；从碰撞中的冲击点，到道路上的连环车祸，基础设施设置了决斗（duel）（在商业“决斗”之前的不恰当手续交换）。在这个世界的紧缩之中，经由捷径（shortcut），战略路线阐述了第一时刻（the first moment），而这一切只会终结于现代战争的科学工具的强力。
从大炮的火药第一次出现开始，经由高性能的发射物（喷气机、火箭、卫星），防御工事系统的集中与同一（concentration and congruence）即宣告了地球栖息地自身的消减（reduction）。就像塞巴斯蒂安•德•沃邦（Sébastien de Vauban）所宣称的,“再没有比大炮更为公正的法官了，因为它们笔直地向目的点发射，且不能被腐蚀”（作为价值判断、作为最后手段（ultima ratio）的武器）。
现在，是有必要进一步研究下述情况了：运动的速度越来越快，速度越来越得到攀升，这一情况已然得到确认，就像一个唱片，它转动太慢，就不能让歌曲表现出足够的保真度。我们曾不得不等待当代载具的高速度，从而能足够去感知下述领域——即世界在战略上几何学化（strategic geometrizing）这一领域，及其悲剧人物的领域。
在历史的进程中，路线和壁垒的建设通过线的笔直标示出了能源的辐射，但是，驱动力的虚弱，伴随着人口学的虚弱，没有让世界因为缓慢转化成轨迹的织锦（carpet of trajectories）而令人不安。
速度一直以来都是战士的优点和特权。竞速和追逐是所有战斗的核心。因而，社会的历史中，存在着速度的等级制需要我们去发现，因为去拥有土地、去掌握领土也就是去拥有浏览（scan）土地的方式，从而去保护它，防卫它。不动产财富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它的穿透能力相关联,就像有些东西被从一个区域带到另一个区域就会在价值上发生变化，一个地点则是根据设施——有了这种设施此地点就能被穿越——而发生性质上的变化。客体的轨迹，以及主体的轨迹，携带着一种往往被忽略的价值，而且，在一种新的“基础设施-载具”（infrastructural-vehicular）体系来临后，总能在推翻一个社会的物质感觉和社会关系感觉——因而也是推翻其整个的社会空间感觉——之中，将这个社会革新。沟通与毁灭的不同手段中的更优速度是掌握在军队手中，这是一个秘密、持久的社会转化中的特权手段，对社会统一体的毁灭中的一个发射物，一种武器，一次内爆（implosive）。
因此，对能源和速度的科学征服其实就是对这个世界的消减与收缩的征服。相比较于军方兵工厂的爆炸(explosive)所造成的壮观破坏，内爆（implosive）所造成的毁坏看起来奇妙地隐藏在了视野之下。
今天，载具和发射物的技术性结合浓缩了两种消减的运动（movement of reduction）：例如，由于携带核弹的超音速喷气机的存在，整个地球成了一个“防守阵地”（人们这里只能承认，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之间的特殊协议使得它们的装备正常运转，尽管它们在边界上相互临近）；就炸弹而言，它瓦解了那些元素，即载具完全溶解于其中的元素。
是载具和发射物，而不是粒子，持续发展了能源领域（energy’s area）的。因而看起来，对土地的征服尤其就是对能源暴力（energy’s violence）的征服。事实上，元帅们在乎的机器就是一种暴力——将方向给予这种征服的暴力；发动机积累并凝结了能源暴力，从而让这样的征服范围更大，时间更长（能源推动着载具）；但是，这里我们有了一个不属于人类栖息地的统一体，它只是暴力的所在地，其辐射的所在地，并且，对剩余能源的获取只是在获取更大的暴力（因此也是一种损失，失去了一个更加克制的世界）。
在军事情报有必要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已经使自己成了能源的仆人，那就是说，成了暴力的仆人。就现代技术人员来说，太阳崇拜和对能源强力（energy’s power）的崇拜并没有特别不同。
不同的能源粒子，它们也迅速成为载具和发射物，因而导致了一种全球性的瓦解，那就是说，在生态学意义上和社会意义上的瓦解。这就是为什么在工业革命期间对于新的能源的获取其实只是达成了一种革命，那就是暴力的革命，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军事-工业”革命。科学与军事情报之间已经达成协议，而且，如果弗朗西斯•培根说过“知道即是掌控”，那么，经历了爱因斯坦和核子物理学的进步后，“知道即是毁灭”，因为将要出现的最后一种能源只会通过武器如此去做，而在以前，民用工具似乎才是第一个受益者。“能源危机”（energy crisis）其实并不是一个与经济供给问题相联系的关联性事件，它是人类版图和暴力统一体之间招致的破裂的标志。
如果说，在前工业化时期，不同载具的低速通过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使得社会景观结构化、几何学化，这样的结构化因为获取了高速，迅速发展。除非在有些时候，必需之物不再是可见之物。通讯手段和“载具-发射物”结合集中了新的“社会”（social）空间所必需的东西。因为能源（energy）的区域已经成了动力(power)的所在地，从现在开始，正是在这里，而不是在那里，真正关键的事浮出水面。能源的危机（energy crisis）在危机性能源(crisis energy)中表现出来，这意味着现实——人类栖息地的物质性（materialness））——与非现实——动力的去物质性（immaterialness），此种去物质性仅仅是建立在能源的暴力之上，建立在自身领域的持续扩张的延伸之上——这二者间的裂缝。从现在开始，军事机构讲不再是保卫所谓的“国家”领土，而是更加要保卫能源的领土，即暴力的领域（area of violence）。
军事机构是一种循环性精神病（cyclothymic）动物，在和平时期蛰伏，战争来临则苏醒。这种军事装置的双重节奏所带来的后果还没有被认真研究过，而这一“战争时间（time of war）”也还没有被清晰地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军事现象还存在着深层性的误解。
在工业革命以来，还有什么同时被带入我们的视野？此即“战争时间”（time of war）的消减。相比于对手，西方军队的能源获得了总体的、快速的成功。随着欧洲的民族战争发生以来，我们历经了越来越明显的“冲突的缩短（shortening of conflicts）”：从几年时间（1870，1914，1940），到几天时间（1967和1973年的近东地区），最终随着有限（limited）核冲突的可能性，将减少到几个小时（就像安德鲁•薄富尔将军（André Beaufre）所宣称的，“三个小时的核冲突以后，我们将迅速化为乌有”）。
一方面，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广泛的（extensive）战争（从欧洲大陆的因为国家领土而发生的斗争，到主要的世界性的战事），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了越来越密集的（intensive）攻击——与毁灭性能源的发展相关的攻击）（从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中的“金属风暴”到1945年的原子弹爆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年以后，大战所带来的“技术意外”（technical surprise）几乎因为军需品的缺少而戛然停止。今天，近东地区的有节制的战争只有十五天到三个星期的自主权——人们甚至听说过军事“手势”（gesticulation）——在此期间，敌对双方不可避免地转而求助于盟国的资源（就像在“赎罪日之战”中，那些俄国人和美国人在战场上所空投到交战国的）。
事实上，运动（movement）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清晰。在西方，“战争时间”(time of war)正在消失。这里是一些可以清晰阐明核现状的事。但是，西方军事机构仍然其道不孤；除了现代的“战争-制造”装置，另一波思想浪潮仍然存在；古老的思想进程坚守那些原始战斗中的一切。正如我们分析的近期的军队革命，我们忽略了零落犹存的古代军事思想和统治现代军事机构的系统情报这两者间的二元性（duality）。
最初的“现代”战争是拿破仑帝国时期的战争。在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多数的群众和无数的手段得到调度；在这片古老大陆的各处，整个国家为战争使命所召唤。然而，这样庞大的、改善了欧洲国家政策的胜利军队，却无可挽回地在西班牙遭遇了一场重大的挫折。这场失败更具有启示意义：极权主义群众及其强力在遭遇到古老的手段，即农民战的手段时，陷于无力。其后的历史一直在表明，尽管现代武器的摧毁能力急遽增强，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就会看到上述第一次失败的重演。越南战争就是近期的例子。
持久战（prolonged warfare）从未失效；中国式战术围绕着战争时间的延长，与此相对，西方装置则极力缩短战争时间。这种二元性，这种概念性的对决，组织起了技术发达的军队的新型战略思想；失效分析（Subversion analysis），就很明显地体现了西方军事知识阶层对于这种战争模型的理论家（从孙子到毛泽东，更不要说武元甲）的尊重，这告诉我们，要真正理解最近的军事革命，机构无能为力，只能求助于其它类型的武装干预的哲学范式。
毁灭的手段、沟通的手段、以及与其生产相关的经济学这三者在科学和技术上的发展并不足以让我们清晰地了解军队“文明”的到来，也不足以在”总体战”（total war）时期之后，去清晰了解“总体和平时间”（time of total peace）的出现。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城市军事机构对于农场社群的军事思想的反驳：“总体和平中的军队文明就是对大众持久战的回应”。它趋向于以其“伪-永恒性”去涵括游击战争的旷日持久。我们在这里遭遇了交锋的军事思想的双重运动。在西方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中，战争的时间趋于消失。操作越发复杂的技术手段的必要性需要长时间的创新与生产。正如一个前空军参谋长在最近指出的，“这些新的武器种类使我们陷于一种约束性的逻辑之中：和平时期的永无止境的技术战争”。
对东方的军事-农业装置（military-rural apparatus）来说，它趋向于围绕着积极或消极的——直接或间接的——存活目标，通过将人群充分调动起来以延长战争时间，自然灾害、事故和有限冲突被视为同一战争——最终延伸到日常生活所有维度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今日世界，这两种思想战略方式的重叠并不仅仅属于地理学，那就是说，其实隶属于或多或少已经言明的东方-西方对抗。这种重叠尤其存在于更为根本性的城市-乡村对抗之中，存在于——那些被辖域化（territorialized）的人，以及在对元素整体（elemental totality）的征服之中和在纯粹空间性（海洋、天空和空白空间）之中不停地趋于消散（dissipate）的人——这两种人的对抗之中。
但是，在这种通往“战争时间”的路径之后，让我们回到和平的、以及战争的军事空间（military space）。
西方的循环性精神病强力（cyclothymic power）以不同的方式，在和平时期组织起了它的空间，以为战争时期做准备。比如，一旦战争爆发，兵营必须第一时间被清空；因而，他们的定位是与这种“动作-设入”（setting into motion）和“总体移动”（general mobilization）相关联的。
在古典冲突的开端，兵营在主要城市的郊区被清空，从而填充处于乡村外缘边界的防御工事。但是，为国家周边设防的不同体系再一次只是战争运动（war’s movement）中的往返切换。它们存在的目的不是在于防止敌人渗透到乡村，而是更在于减缓那不可避免的渗透（通过陆地、海洋和天空）。为了无风险地终结这一军事动物的无精打采，壁垒唤醒了武装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当这么多警报在告诫蛰伏者的时候，人们如此频繁地提起堡垒和碉堡：他需要毫发无损地从一个统一体过度到另一个统一体。这很困难。在1940年,当闪电战（lightning war）惊动了睡美人（Sleeping Beauty），它被证实了。自那以后，所有的现代武器的革命都志在避免这样的意外（surprise）（有了携带着热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醒来只是几分钟的事）。这就是两种军事装置时间（two times of military apparatus）之间到达断裂点（rupture point）的时刻。一方面，武器的持续复杂化趋向于去消除任何睡美人之沉睡的可能性——她会噩梦连连，且会睁着一只眼睛斜睨着危险。另一方面，理论上的对手拒绝“战争时间”/“和平时间”这种二元论，正如他会通过颠覆和恐怖主义来否认“平民的”/“军事的”这种二元论。
对老旧的哲学来说，正是因为，面对自然与人为的风险，必须着眼于生存的必要性，日常生活才被组织起来。比起城市化的、发达的秩序，社会的不安找到了另一种秩序。在遥远的过去，因为自身的虚弱和不充分发展，存在一种“直接性的与普遍的”（immediate and common）现实，以对抗灾变的与自然的力量，而这一现实如今已经变为欠发达社会——而欠发达社会仍然对一般性不幸（比如饥荒与传染病）、以及支配性强力引起的不幸非常敏感——的“间接性”（mediate）现实。
看起来，尽管我们正走向西方军事装置的两种时间之区分的终结，然而，这其中并不存在对农民的视野（peasants’ vision）的任何认同。一种主要的区分与对抗仍然存在：对军事-工业强力来说，将要占据统治地位的是“和平状态”（state of peace）；对军事-农业强力来说，将要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战争状态”（state of war）。昨天存在于同一国度中间的、存在于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二者之间的断裂，在明天就会割裂这个世界。
顺便提及，是谁发明了和平（Peace）？
（译者信息：郑兴，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