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夏凡（1972-），男，江苏南通人，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本文试图通过对恩斯特•布洛赫文化哲学的形成轨迹的历史描述来呈现其基本逻辑框架。本文认为，布洛赫文化哲学的核心范畴是“文化遗产”和“文化生产”。前者指的是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尚未实现的乌托邦因素，后者则是指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过程。布洛赫文化哲学的基本论题是，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既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的“虚假意识”，又包含着超越了特定经济基础的文化剩余物，即文化遗产。文化生产意味着剔除前人的文化产品中的意识形态成分，从中提炼出乌托邦性质的文化剩余物。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意识形态 乌托邦剩余物 文化生产
正如英国新左派的后起之秀佩里•安德森说的那样，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大贡献来自“形式的转移”和“主题的创新”。所谓“形式的转移”，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经典马克思主义最关心的经济学、政治学走向了哲学；所谓“主题的创新”，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文化艺术、意识形态等等经典马克思主义关注较少或未曾涉猎的领域做出了理论贡献 。应当说，安德森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象特征还是描述得比较准确的。不难推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理应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中之重。
不过，在我们传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研究中，较多关注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文化工业”理论、本雅明的“文化复制”理论、马尔库塞对“单向度文化”的批判及其对“非压抑性文明”的憧憬等等，相比之下，对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的文化哲学的研究基本上属于一片空白。特别是，在近年来对布洛赫本人的哲学思想的研究有所加强的情况下，这种空白就显得格外显眼。本文正是弥补这一空白的初步尝试。
布洛赫文化哲学的发生、发展与其乌托邦哲学和希望哲学的发展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乌托邦精神》（1918，1923）和《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1921）是布洛赫文化哲学的发源地。布洛赫提出人类历史上的优秀文化都指向了某个尚未实现的乌托邦，德国农民战争是这种“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布洛赫在《当代遗产》（1935）和《希望原理》（写于1938-1944年）中明确提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超越了意识形态欺骗的“乌托邦剩余物”——希望，这标志着布洛赫文化哲学的正式形成。在晚年出版的《唯物主义问题》中，布洛赫对其文化哲学做了总结性的系统论述，并且提出了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问题，即文化生产问题。
“乌托邦精神”：文化遗产的发源地
《乌托邦精神》是布洛赫第一部重要的著作，也是他的成名作。它不仅是布洛赫哲学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更是奠定了布洛赫文化哲学探讨的基本主题。要理解布洛赫的文化哲学，就得从《乌托邦精神》的写作背景说起。
《乌托邦精神》写于1915年到1916年，首次出版于1918年。但是在1923年，布洛赫对此书进行了比较大的删减和修改。布洛赫修改《乌托邦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德国的11月革命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在欧洲爆发的最大的一次革命，是战后欧洲革命浪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德国共产党成立了，并奋不顾身地努力使革命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但终究被社会民主党右派扼杀。11月革命带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但仍然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作为德国人，布洛赫对11月革命的感受当然远远超过了对俄国十月革命的感受，真正使他转向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十月革命，而是德国11月革命。《乌托邦精神》的《题旨》说得明白：“战争结束了，革命开始了，随着革命，大门打开了。当然，很快又关上了。” 这当然是指德国11月革命的失败。更要命的是，随着11月革命的失败，魏玛民国的资本主义世界死气沉沉。《凡尔赛和约》使得战后德国的经济举步维艰，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物价飞涨，失业率增加。饥饿和贫穷，带来了道德腐败，带来了失望和幻灭的情绪。面对此情此景，布洛赫当然要思索：如何解救欧洲文明和人类的精神危机？
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提出，唯有唤醒我们内在的乌托邦精神才能拯救欧洲、拯救人类。“乌托邦精神”何处寻？布洛赫认为它就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布洛赫从一个旧瓦罐谈起，考察了古埃及、希腊和哥特式的装饰艺术，并花费了一百多页的篇幅追溯音乐的理论和历史。随后，布洛赫几乎翻遍了人类历史文化的各个角落——从犹太神秘主义派别卡巴拉到佛罗利斯的约阿西姆（Joachim di Fiore，12世纪的基督教神学家），从基督教到诺斯替教，从康德、黑格尔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寻找其中隐藏的“乌托邦精神”。显然，这是布洛赫的“文化遗产”概念的真正发源地，虽然他在《乌托邦精神》中还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说法。
更重要的是，布洛赫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是隐藏于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乌托邦精神”的真正继承人。在《乌托邦精神》中题为《社会主义的概念》的一节里，布洛赫强调：欧洲文明即将永远死去，是因为欧洲资产阶级没有很好地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他首先描绘了魏玛民国的精神枯萎状况：大资产阶级四处放火；小资产阶级一如既往地助纣为虐，裹足不前；非无产阶级的青年变得粗鄙愚蠢；大学真正成了埋葬精神的沃土，充满了僵尸腐坏的霉臭味。总之，“一切过时的东西又飘了回来”。布洛赫指出，近来的浪漫主义 “既不切实际，也无热情可言，更没有任何普世精神，只不过是麻木不仁、夜郎自大，丧失了灵魂，摈弃了基督”，这种麻木不仁的浪漫主义只看见魔幻月夜中的骑士城堡，“为的是阻止关于未来的思想雏形，为的是把反动的黑市欺骗变成更美妙的意识形态”，所以它只能招致“西方的没落、动物般的愚蠢，不信宗教的幻灭”，只能招致“文明萎缩症、海军、史料编纂学的悲观主义”。布洛赫认为，罪魁祸首在于这种文化图景无视真正的德国民众的传统——农民战争。相反，“社会主义者至少从一个世纪以来的现实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马克思已经将所有无根据的、抽象的狂热以及单纯的雅各宾主义从社会主义计划中彻底剔除了出去，我们没有忘记前面提到的康德和巴德尔的精神。”布洛赫这里谈到的“康德和巴德尔的精神”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形而上学的精神，是关于自由和爱的“乌托邦精神”。布洛赫对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不仅与他对人类解放的未来前景息息相关，也和他对文化史的独特理解相关。在布洛赫眼中，马克思谈论的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和康德、巴德尔、魏特林、托尔斯泰、陀思妥也夫斯基等人所谈论的道德王国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见，布洛赫对“文化遗产”的挖掘，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文化考古学，甚至也不仅仅是以古鉴今的文化谱系学，而是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乃至人类解放密切相关的“未来考古学”。人类的历史文化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和合法性基础。换言之，在考察布洛赫的文化哲学时，我们不能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境和逻辑。这是布洛赫文化哲学的基本特色。
闵采尔的千年王国论：“文化遗产”的个案描述
布洛赫在《乌托邦精神》中已经强调了16世纪的德国农民战争作为“真正的民众的传统”的意义。在1921年写下的《革命神学家托马斯•闵采尔》一书中，布洛赫进一步将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农民战争的文化遗产联系了起来。布洛赫比较了德国农民战争的领袖闵采尔的宗教观和马克思主义，力图阐发出社会革命家马克思与宗教革命家闵采尔之间的共同点。
布洛赫把闵采尔和马克思联系起来的一个理由，是他常引用的一句闵采尔的话：闵采尔说他的观念是“伟大的梦想”。闵采尔的农民革命以“基督再次降临”的千年王国梦作为原动力，他坚持有必要“推翻无上帝的宝座，让劳苦大众上去”，建立一个“上帝的孩子们的自由统治” 。闵采尔说：“人是上帝之子，基督是最高的上帝之子。经过基督化成人，肉和土做的人也可以成为上帝，实际上我们完全变成了他，为的是让世俗的生活升上天堂。” 除了闵采尔，布洛赫还求助于许多“革命神学家”：捷克的胡斯教派、英国的平等派和十八世纪反对法国国王的新教徒（Camisard），都成了千年王国论者。最终，布洛赫把马克思的自由王国和闵采尔等人的千年王国联系了起来：“在废墟和文化衰败的领域之上，乌托邦的精神世界恰得其所地高高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条件的梦想最终就这样统一于同一条道路、同一项行动规划之中。作为我们周围这个令人失魂落魄的世界的终结，作为成了该进程的动力；作为人间天国的重建和该王国的召唤、创造和实施，闵采尔和所有千年主义者都要求这种暴风骤雨的天国路程。” 。他认为所有马克思也是千年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言说的自由王国也就是“上帝的孩子们的自由的开端”。
在布洛赫看来，马克思主义和托马斯•闵采尔等千年王国论者的激进信仰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并不单纯建立在经济的基础上。因此，布洛赫批判考茨基《新社会主义的先驱》（Vorläufer des neuen Sozialismus）对马克思主义的狭隘经济论解读，反对把闵采尔的丰富性还原为“农民”的刻版印象。我以为，这也是在影射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认为德国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闵采尔缺乏无产阶级目标。相反，布洛赫认为农民已经具有了宗教革命的意识。布洛赫对闵采尔等人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为的是从中找出被“现代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或者说“粗鄙的马克思主义”所丢弃了的东西——“伟大的梦想”。
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的“乌托邦剩余物”
自1923年修订《乌托邦精神》之后，布洛赫下一部较重要的著作是写于1924－1935年之间的文化和政治评论集《当代遗产》（1935年在柏林出版）。《当代遗产》是社会和文化分析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好书。在书中，布洛赫怀着痛楚的嘲讽回顾了魏玛民国的资产阶级文化，即所谓“金色的二十年代”，对诗歌、戏剧、美术（现代派艺术）、电影、建筑、哲学、音乐、大众文化、物理学以及政治学在当代取得的新进展作出了中肯的评价。在这部著作中，对纳粹现象做了文化上、心理上和社会学的分析批判，初步揭示了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布洛赫认为，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后阶段。可见，布洛赫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也是对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批判。《当代遗产》不仅将《乌托邦精神》以来朦朦胧胧提出的思想予以主题化，而且首次明确了文化遗产问题的极度复杂性。其标志在于布洛赫正式提出了“文化遗产”和“文化剩余物”这两个重要的范畴。
布洛赫明确提出“文化遗产”概念的直接动因是法西斯主义在德国的“胜利”。原本应该团结在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周围的青年人、农民甚至无产阶级，居然被法西斯主义吸引，支持纳粹党上台。这是为什么？布洛赫认为，这是因为法西斯主义利用了“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古老而浪漫的片断”，这些片断表现为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他者”的朦胧渴望，因而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遗产》中，布洛赫具体分析了纳粹提出的口号“第三帝国”，认为它源于约阿希姆 。早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就曾提到过约阿希姆，当时还没有纳粹党呢。约阿希姆把基督教讨论上帝、基督和圣灵之间关系的三一论（三位一体论），变成了一种三阶段式的历史三一论。圣父、圣子、圣灵的不同身位，其实是三个历史的王国，三者的更替是一个历史过程、人类行进的三个阶段：旧约中的父神之国基于律法和敬畏，新约中的圣子之国基于恩典和信仰，随后将有由爱充满的圣灵之国（第三王国）的历史阶段。约阿希姆的历史三一论是一种福音主义，把如今人类所处的历史阶段称之为圣子王国，即将来临的是圣灵王国。圣灵是永恒的福音，将带给人类终极的福祉世界。在《当代遗产》中，布洛赫认为，圣灵的福音传说深深埋在德国民众的心底，纳粹只是唤起了这些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乌托邦梦想”就是“文化剩余物”。
文化剩余物这个概念和文化遗产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简单说来，如果说圣灵的福音传说、第三帝国的形象及其对新世界的憧憬是“文化遗产”的话，那么只有当这些遗产被欺骗性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利用的时候，才成为包裹在意识形态外衣下的“文化剩余物”。布洛赫指出，这些非理性的渴望本身绝不是虚假意识，因为它们不仅出现在法西斯主义之中，也出现在闵采尔的农民战争中，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中。另一方面，“文化剩余物”这个概念本身就说明了在意识形态中，除了被盗用的“文化遗产”，更主要的是欺骗性的虚假意识。正如布洛赫所指出的那样，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不等同于约阿希姆的梦想。它看似是反资本主义的，实则是维护资本主义秩序的。法西斯主义并不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以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纳粹之所以能够得逞，完全是因为社会主义毁弃了过去的革命记忆，结果在“幻想”方面长期营养不良，最终不仅闵采尔等千禧年传统的象征被纳粹盗取了，“连红旗、五一、镰刀锤子也都被纳粹窃为己有。”
显然，布洛赫提出“文化剩余物”概念的目的，恰恰是要挽救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下的“乌托邦内核”，然后把它转交给进步的左派政治力量。布洛赫不赞成以卢卡奇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对法西斯主义的简单批判（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其没落阶段的极端表现形式），而是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复杂的、矛盾的现象，其中有光也有影，有意识形态幻象，也有乌托邦的“合理内核”。布洛赫之所以对法西斯主义采取上述立场，原因在于布洛赫本人对启蒙理性的批判立场。早在《乌托邦精神》中，布洛赫提出“救赎”来自我们朝向完满实现的乌托邦冲动，它居于日常生活、装饰艺术乃至社会主义之中。这种说法往往被指责为“神秘主义”。但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布洛赫的所谓“神秘主义”不过是理性主义、实证主义眼中的神秘主义。自从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以来，西方世界被理性“祛魅”了。在理性主义的视角下，凡是不能被“经验”证实的东西就是无根据的，这导致了现代世界中理性的虚假权威。布洛赫要求用更高级的乌托邦精神填补“祛魅”后留下的空场，也就是“返魅”。但是“浅陋的马克思主义”并不理解乌托邦梦想的普遍性和潜能。结果就是乌托邦的“文化遗产”被法西斯主义窃取，成为虚假的意识形态内的“文化剩余物”。
在《当代遗产》中，布洛赫还援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明自己的“文化剩余物”概念。布洛赫强调，文化产品的社会生产过程是由生产力和社会交往形式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文化和经济利益相关。但布洛赫更强调文化产品中不仅仅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不仅仅属于那个特定经济基础和特定时代的部分。这部分就是“文化剩余物”。布洛赫认为，乌托邦居于存在之中，是这个世界上的文化剩余物（意思是说它们不是由特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不属于特定的时代，而是超历史的）。社会主义（自由王国）也恰恰是历史上那些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未实现的梦想的实现，是对文化剩余物的恢复。社会主义的魅力就在于它指向了未来的乌托邦形象，即包含了古代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文化“遗产”——乌托邦剩余物。
辩证的希望：文化遗产的二重性
布洛赫在《当代遗产》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分析和“文化剩余物”概念的提出，使得他在《乌托邦精神》中首次提出的文化遗产概念发生了一场意义重大的转折。在《乌托邦精神》里，布洛赫认为社会主义意味着要实现那些在历史上已经出现、但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愿望和未实现的梦想。那些尚未实现的梦想就是乌托邦冲动，它遍布于人类历史的文化遗产中。社会主义是这些文化遗产的继承者，而所有文化遗产中包含着的乌托邦冲动都指向了救赎和自由王国。换言之，《乌托邦精神》对文化遗产持一种完全肯定的态度。《当代遗产》对社会主义和文化遗产的基本观念和《乌托邦精神》是一脉相承的，但是，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则迫使布洛赫认识到：乌托邦冲动既有可能导致救赎，也有可能导致毁灭。既然乌托邦冲动有两面性，那么在文化遗产中就不仅包含着乌托邦性质的“文化剩余物”，也包含着虚假的意识形态欺骗。不过，这并不代表布洛赫的思想出现了“断裂”，他从未放弃过早年的思想。确切说，布洛赫有了一种辩证的文化遗产概念：他能够“一分为二”地看待文化遗产了。
在哲学上，布洛赫明确提出了“希望”范畴。他依然坚信，所有的文化遗产都包含着希望（乌托邦救赎的希望），《乌托邦精神》的问题不在于对“乌托邦冲动”的肯定，而在于忽视了“希望变成失望”的可能性，即“虚假的希望”这个问题。作为“反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提供给民众的“希望”纯属扭曲的、欺骗性的 “希望”。在《当代遗产》中，布洛赫着重分析了法西斯主义提供的“虚假希望”。而德国群众之所以选择了纳粹党，是因为提供虚假希望的法西斯主义也比不提供希望（=绝望?）的“粗鄙的马克思主义”好！
既然这样，《希望原理》的基本意图就是要“学会希望”。布洛赫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开宗明义地提出：“重要的是学会希望。希望没有放弃它的工作，它爱的是胜利而不是失败。”（S.1）布洛赫要谁“学会希望”？不是其他哲学家，不是普通群众，而是一切无产阶级政党（更广义地说，一切仍坚持社会主义目标的左派政治团体）！在布洛赫心目中，包含着希望的文化遗产只能由“马克思主义”取代接管。可惜，“社会主义在幻想方面长期营养不良”，左派未能把握“非理性中的理性”，抛弃了被法西斯主义“殖民化”的幻想领域。布洛赫要左派从哪里学会希望？从文化遗产中学习。只不过，这一次的“文化遗产”已经是包含着“辩证的希望”的文化遗产——不仅存在着不可取消的乌托邦内核（希望），也包含着意识形态的外壳。
由此也可以构成我们解读《希望原理》的新角度。《希望原理》共有长短不一的55章（短的只有1行，长的上百页），分为5个篇幅不等的部分。其中的第1卷从人生各阶段的普通白日梦开始（第一部分“小白日梦”），探讨了乌托邦功能及其与意识形态、原型、理想、象征的关系（第二部分“期盼意识”），并分析了被资产阶级操纵、压制和滥用的愿望——时尚、广告、服饰、展览、童话故事、游记、舞蹈、电影、戏剧、笑话和其他文化现象中的乌托邦维度（第三部分“镜中的希望意象”）。第2卷（第四部分“建构”）描绘了“更美好的世界蓝图”，讨论了若干社会的、政治的乌托邦规划，既包括医药乌托邦、技术乌托邦、建筑乌托邦、地理乌托邦等，也包括了绘画和文学中对世界和平、有闲生活和无匮乏社会的愿景。第3卷（第五部分“认同”）研究的是人最根本的希望意象——真实的当下存在。涵盖这类意向的文化遗产包括道德、音乐、反抗死亡的意象、宗教想象、关于回归自然的想象和人们普遍希望的至善。其中，唐璜、奥德修斯、浮士德是三个格外重要的文化形象。总之，人们对更美好的生活之梦总在追寻着幸福，而只有马克思主义能为幸福奠基。也就是说，条条大路通罗马，所有包含着希望的文化遗产都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汇集。不难看出，《希望原理》的基本结构就是要从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中、从人类历史上的各种乌托邦的建构中寻觅希望的踪迹，寻觅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即他所谓的“具体乌托邦”的实践。
在布洛赫那里，文化遗产中的希望都指向了我们最终想要的“绝对”——马克思主义言说的自由王国。在终极的意义上，它是伟大的“唯一不可少之物”。所以，布洛赫在《希望原理》的《导言》中语重心长地指出，“一部关于希望的百科全书经常会包含重复，但决不是简单重复。就重复而论，伏尔泰的声明在这里是有效的：他说，一有必要，他就会又一遍地重复自己，直到他被人理解为止。由于本书中的重复总是理想地出现在新水平上的重复，而在这种重复中，人们既学到了新东西，同时又重新学习了他们瞄准的同一样东西，所以伏尔泰的声明就更有效了。”在各种文化遗产中反复学习希望，这就是《希望原理》的立意。
布洛赫把辩证的文化遗产概念运用于哲学本身。他特别强调，“唯一不可少之物”也活跃在以往的哲学中，不然，以往的哲学家们就不配称为“爱智者”了。作为文化遗产的哲学正是在不停追问“本质”或“本真”的过程中解释世界并追求此岸幸福的。问题在于，从泰勒斯的朴素的 “水”到黑格尔的自在自为的“绝对理念”，都把本体存在看成了封闭的、而不是开放的东西。反之，只有告别封闭静止的存在概念，希望的现实维度才能真正敞开。马克思主义恰恰意味着“希望”的东西进入概念和实践的艰辛历程。在《希望原理》的文本中，布洛赫对谢林、黑格尔、克尔凯郭尔、叔本华、尼采、舍勒、柏格森等人的哲学遗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同时也充分地把他们的思想吸收进入他本人的思想体系。就此而言，布洛赫对人类历史上的哲学遗产进行了一次创造性的“文化生产”。
文化生产：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
布洛赫在他晚年出版的《唯物主义问题》（1972年）一书的第43章《作为精神转化物的观念：物质或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文化遗产）问题》中对其文化遗产理论做了总结，并详细解说了与文化遗产密切相关的文化生产问题。
布洛赫首先指出文化生产问题的实质在于上层建筑是如何从物质的经济基础转化而来的？他认为，对于法律、艺术、哲学等等意识形态来说，重点在于研究其生产过程。布洛赫强调，他的文化生产理论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之所以卓尔不群，是因为它把经济视为社会总体的一部分。对于作为总体性批判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言，重点不在于研究被资本主义经济学所拜物教化了的不同物化形式（商品、利润、资本），而是研究“特定社会总体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布洛赫认为，既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人的产物，因此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必然具有结构上的共同点，自由主义的上层建筑和自由竞争的经济基础之间的转化并不比二次或三次方程式更复杂。不过，布洛赫也承认，转化不是在任何地方都那么容易。在上层建筑的“高级领域”，它更难以察觉，“中介环节”更广泛、更微妙。可是，“一说到艺术、宗教、哲学领域，这些领域对同样虚幻的给定事实的陈述，就不能直接用经济基础来解释。”
布洛赫指出，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文化意识形态的转化是难以感知的。这是因为文化生产表明了一种创造性的、反思着的意识，它试图说明转化的多个侧面。布洛赫强调“上层建筑并不像附着于船的桅顶一样外在于经济基础之上，并消极地遵循着经济的运动” ，但是这一点让唯物主义颇为犯难，特别是在它想过于简单化地对待艺术等等领域的时候。布洛赫批判了苏联早期文学理论中的经济唯物主义图式论：“每个人都被贴上了一个经济标签：果戈理是‘地主的文学代表’，托尔斯泰代表了‘世俗贵族的理想’，仅此而已。甚至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个广为争议的天才，也完全被还原为‘浪漫的反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反对派的作家’……” 布洛赫认为，这种“对文学的漫画化”的方法论错误在于“缺乏中介物”。这样的缺陷早在梅林的《莱辛传奇》对上层建筑的分析中就存在了。考茨基用经济方法研究古代基督教、东方史和托马斯•闵采尔，做得还要糟糕。卢卡奇在他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常常也沾染了图式论的坏毛病。布洛赫愤愤不平地说：“可以肯定，这种二元论观点来自粗鄙的马克思主义。” 、
这里我们可以再次清晰地看到布洛赫的文化哲学的原初语境。显然，布洛赫对文化生产问题的论述，针对的正是简单粗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点，特别针对的是“将意识形态简单还原为经济基础”的二元论。相反，布洛赫强调，唯物主义不仅揭示“奏鸣曲、悲剧、庙宇的经济原因”，更“想从头到尾地理解中介因素”。他坚信，“这一中介的问题，即文化生产的问题，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二元论的方式对待。” 二元论用单纯的经济主义来推演文化上层建筑的做法，必然陷入困境。经济决定论和机械决定论都不能解释文化史。也就是说，文化上层建筑中被创造性地转换了的、呈现为特定形式的东西，并不能够被最终的经济解释所穷尽，并没有和特定的经济基础捆绑在一起。
布洛赫认为，尽管文化上层建筑的内容和政治法律上层建筑的内容同样具有历史暂时性，但它们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历史暂时性。特定的经济基础消失了，特定的政治上层建筑也就跟着消失，而不可能“回归”；然而，即使经济基础消失了，文化上层建筑也能够相对地“回归”——这样的“回归”就是“文化遗产”，但是这一含义的“文化遗产”跟通常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没多大关系。布洛赫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举的古希腊艺术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马克思认为古希腊艺术是永恒的、无与伦比的典范。布洛赫认为，这是因为创造性的转化物具有超出特定经济基础的内容，这就是文化剩余物。
布洛赫强调，文化剩余物而对于文化而言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它恰恰是使文化成为文化的东西。换言之，乌托邦的剩余物使文化区别于单纯的意识形态。比方说，神话里除了不真实的东西，还包括真实的希望图景和乌托邦逾越。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从虚假的意识形态中挑拣出乌托邦的文化剩余物——以乌托邦的方式超越了特定时代的东西。布洛赫强调，文化作品中“产生的剩余物是有持续影响、有效的、乌托邦的东西。意识形态的剩余物按照意识形态形成过程中的乌托邦功能、按照超越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功能而产生。” 伟大的艺术和伟大的哲学所宣告的文化剩余物就是“尚未实现”的乌托邦。只有从这样的乌托邦因素出发，才能超越特定时代的特殊意识形态，发挥持续的作用。文化剩余物的有效性、永恒性和真理性在于它转化了的乌托邦因素。布洛赫指出，尽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作用是社会矛盾的虚幻解答，但是虚假意识满足了文化的赋形构成，填补了文化反思自身的能力。因此，并非所有文化产品都必须受制于意识形态欺骗的束缚。贝多芬这样的艺术甚至可以脱离意识形态前提而成立。这当然不是说，贝多芬作曲的时候根本没想到法国大革命，而是说他作曲的时候确实没有法国大革命的虚假意识，没有“自由、平等、博爱”掩盖着的自由企业意识形态。布洛赫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具有持久的影响力——也就是说，既是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时代对自身的虚假意识，因而具有欺骗性），又超越了它的时代。一句话，没有意识形态，就没有意识形态中的文化剩余物（乌托邦因素）。这是布洛赫的文化哲学最核心的东西。
布洛赫批判粗鄙的马克思主义使社会主义丧失了乌托邦剩余物：“每个人都用上电冰箱”、“每个人都能够欣赏艺术”之类鸡毛蒜皮的事情被当作了共产主义的目标。针对这种“小布尔乔亚的共产主义”、“红色市侩”，布洛赫提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剩余物：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剩余物——不再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被蔑视、被剥夺、被异化的人。它还没有随着无阶级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因而是尚未生成的乌托邦因素。布洛赫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
布洛赫区分了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同资产阶级的文化遗产。社会主义的文化遗产是没有物化、没有附加任何意识形态的。为此，必须反对历史主义对传统文化的迷恋，必须清除“文化遗产”中的“胜利者之辉煌”。他引用本雅明的《历史哲学论纲》：“因此对胜利者的钟爱必定有利于统治者……历史唯物主义者必须警惕地带着一种超然的态度审视文化财富，因为它们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他不能不带着恐惧去沉思的起源……没有哪一份文明的记载不同时也是一份野蛮的记载。”然后说，文化遗产“只有当继承人站在过去中的未来方面、与文化遗产中不可磨灭的东西站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而在继承人仅仅是接管寄生的统治者的时候是不会产生的。”
最后，布洛赫具体分析了构成文化遗产（即可能的超意识形态剩余物）的三个不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革命兴起的阶段，接下来是貌似神圣的繁荣鼎盛期，最后是迄今最为人忽视的衰落阶段。作为上升阶级的无产阶级最容易继承的是以前的被压迫阶级的解放斗争中的人物、象征和口号，如古罗马奴隶的斯巴达克斯起义、毕希纳的名言“向宫殿宣战，还茅屋和平”和巴士底的风暴等等。革命爆发时刻的遗产构成了文化遗产的第一个阶段。布洛赫提醒我们，在使用这些意识形态剩余物的时候要谨慎。尽管法国大革命提出来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的规划，但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仅仅是财产所有者的形式自由，他们的理性王国成了马克思说的“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因此必须用社会主义的“免于利润的自由”来反对并超越“利润的自由”。只有对法国大革命的乌托邦剩余物进行伟大的、实质性的再利用，才能超越旧有的阶级意识形态。遗产的第二个阶段是革命之后相对平静的社会。布洛赫指出，虽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总是为现存状况辩护，然而对秩序的维护也毫无例外地和乌托邦本质所设想的各种完美形象在一起。貌似神圣的永恒秩序中有一种可转化的社会秩序，期盼着一种可以得到的成就。与红色遗产有关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在资产阶级的衰落中看到的文化遗产。布洛赫认为，并不能认为资产阶级文化一定会随着资产阶级的衰落而走向反动。布洛赫用《当代遗产》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1920年代随着乔伊斯、普鲁斯特、穆西尔、卡夫卡等人爆发出耀眼的光芒。同样，哲学要克服自身的瘫痪状况，就必须聆听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在其最后阶段的高亢呐喊，这是哲学在遗产中的行动职责：重新利用已经瓦解的东西。
综上所述，布洛赫不仅描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而且也发现了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的乌托邦剩余物的连续发展。换言之，资产阶级文化中包含着与盈利的欲望毫无关系的剩余物。继承文化遗产就意味着将文化作品中的乌托邦因素从意识形态中剥离开来，意味着保持文化的承诺——对促使文化形成的不在场之物（乌托邦）的承诺。布洛赫总结说，马克思主义的遗产观是以恩格斯的一段话为基础的，恩格斯说：“只有用人类文化的一切成果丰富自己，一个人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无疑，布洛赫的文化遗产理论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无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