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manuel Lévinas: 他者的忧虑
作者： Alain Finkielkraut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比邻人更讨厌的了。这一愿望难道不是无望本身吗？
Emmanuel Lévinas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说，“应该停止叙述情节”。哲学由此发端，如此直到Heidegger，他在《存在与时间》中重复着这条柏拉图开启的指令。
然而，Levinas的哲学正是对叙事不断的重新把握，不断的重新开始，无限地评说并且往最深处去挖掘一个原始场景，一个本原情节或者说前本原的：即与他者的相遇。
另外“情节”是这一思想的主题词之一，这一只是和我们谈论道德的思想，从不是感化人的，它不接受道学家的所有说教，它从不教训我们。Levinas的伦理学不再是由上帝强加于人身上的律令，而是每个人自主的呈现。它是一个事件甚至剧院的一场演出。应该是某种东西偶然在我身上发生，从而它不再是一种“前进的力量”，它觉察到不安。这个某个东西，这一“某个”不是说话者：它是他人的这一部分，其超越了他人给与我们的图像或理念，它摆脱了他人由之得以显现的形式，它拒绝它的概念化，它的主题化，它的定义，Levinas出色地把它称为面孔。
小说类文学使我们习惯于把人的面孔当作象形文字来读，通过这些面孔所经历的情感，我们也习惯于在总是从身体中涌出的表示中觉察灵魂的秘密。对于小说而言，面孔就是一个招认。
Levinas所写的和重写的伦理小说坚持不懈地使我们超越真理和表象的对立甚至纠缠。他说，面孔刺破了那些呈现自身给知性的属性。它的意义超越了我的表示，敏锐而且是局部的，也是精确的。面孔是裸露的，这就是说同时是抽象的和没有保护的，被剥去了它的文化的和易受伤的装饰，不可归约为它所显示的质本身，它被剥夺了所有防护，它外在于它的经验的规定性并且被当面揭露。这就是超越和脆弱性，这是被解除武装的外在性，它在自我中无意地废除了在存在中的坚持不懈的安详的利己主义。面孔首先以强制方式存在。先于对于我隐藏或者显露的一切，存在着对我揭示的东西，即：“你不得杀戮！”面对面孔，根据命令我自醒。面孔并非一个自我呈现的景观，它是无声地下着命令的声音。猛然间，他者看着我并且强迫着我。猛然间，它落在我身上并且以它的贫乏和虚弱的重荷命令我。存在的虚弱正跌入人性中。自我中心的崩溃。自我忧虑的免职：我把自我转向在此的我。“没有什么事是自愿的”，相对于哲学的整个道德传统Levinas再次写到。他对我们谈论的伦理学以及他邀请我们同他一起去发现或者重新发现的伦理学不是一种苦行，而是一个创伤；这不是自我对自我的一项工作，它是一次入侵，一次撕裂，一次撬开，或者还是一次挚爱，总的来说，一次联合和一次损伤，一种附着的情感和一次痛苦的灼伤。在每个孤立地被理解的个人本质当中，或者在个体完美的经管中我们徒劳地寻找着道德。道德像疾病一样传染：它是存在的疾病。
为了规定什么是人我们说：“人应该是人道的”。Levinas把两个术语之间隐含的矛盾揭示出来。当自我抛弃它的存在并为他人而消逝，他就具有了人道。我们是否能推定这会是在什么时候吗？在每个人的历史中是否有这样一个时刻，在那时这一场景发生，这一情节结成？毫无疑问没有。但并不能说这是虚构的情节，这部奇异的小说只是小说。没有第一次，同时正如Paul Ricoeur所说，每一次都是第一次，他者，如此的他者对我说：“你不得杀戮！”面孔表达的命令是：“每一张面孔是一个禁止杀戮的西奈”。
谈论道德，不是阐述理性的规定，而是叙述一次感觉的历险。总之一次似乎他人扮演着所有角色的奇异历险，他是历史的发货人——我对之负责——和收货人——即在我的回应之前的东西。他也是行动的主体因为他采取主动，他悄悄地进入我的领土的中心，他传唤我，控告我。这个回应召唤的“我”本身，如果不是十足地一个交换物，一个人质，一个居住在自我的最隐秘的角落的不速之客，一个通过在其中它退场的运动本身而证明自己的自我，像Paul Ricoeur说过的那样，它又会是什么呢？在那儿难道它不是给与他人很多并且岢求自己很多吗？在这一作为完全的从属和作为纯粹忘我的标记的主体性的极点性的定义中难道没有某种站不住脚的东西吗？
“如果我不为我，谁会为我？如果不趁现在，又当何时？如果我只是为我，那我是谁？”，Hillel在犹太法典中说。Levinas很喜欢引用这段话，但他难道没有忽视第一和第二句话吗？他跳到最后一个问题难道不是太快了吗？通过竞出高价和解构，难道他不是要在道德情景的名义下描述一种难以存活的关系吗？
这种困惑是合法的，即便那些Levinas强迫性的书写在他的哲学的、诗性的和叙述的魅力中保有的东西（我即源自它）也不可避免地被质疑。然而让我们保存那些特别简单的回答。在把Levinas的哲学想要成为的泄露难以描述者的秘密称为夸张之前，我们要问是否通过过度和夸张的系统的实践，他没有使得某种从未被道出的东西在词语的颤抖的光照下突然发生。他的最夸张和最气喘吁吁的书，《存在的他者和超越本质》以下面这段强烈的题词开始：“纪念被纳粹屠杀的六百万人中的最邻近的那些存在，还有所有忏悔和所有种族的几百万人，那些他者和同一个反犹主义的同一种仇恨的受害者。”
二十世纪已经使反犹摆脱了启示的神秘。反犹是对他人的仇恨，它不是厌恶他人的不同，他的奇特性，或他假定的低劣；它是对他的临近的过度反应，对社会关系的暴力的反抗和愤恨。
绞杀存在的迟疑；把生活从陌生的干涉中解放出来，没有羁绊的展开生活，表现它的恼怒，自然的残暴，野蛮的活力，梦游的自发性；通过把面孔归约为标本或者某一方面的例子以使面孔保持沉默；作为社会性，以种族的友爱代替他者的临近：用反语表明的是这一没有他者的世界中希特勒式的思乡病，这是对他者的行为本身浸入生存的不安。
“在某种意义上，没有什么比邻人更讨厌的了。这一愿望难道不是无望本身吗？”，他在《存在的他者和超越本质》中说。为了最终拥有宁静的全部战争，纳粹主义通过揭示他者划破存在的宁静的能力，在做出终结的决定本省中，驱散了愚蠢和道德之间的混淆。
在《困难的自由》中，Emmanuel Lévinas把犹太教定义为“除了一个民族的不幸之外，还教诲着精神和理想的根本的不兼容性的奇特的命运”。以某种方式Levinas把这一教诲带入哲学之中，在那一刻它在历史中看见或相信看见了它的完成的光荣的演出。面对其它理想的诱惑，我们不应该失去犹太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