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威•卡斯特：信息时代的理论家
夏铸九
生平
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世界著名的信息社会研究专家、城市社会学家，1942年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一个贵族家庭。1958-1962年，曾在巴塞罗那大学学习法律和经济，1964年毕业于梭尔邦大学(Sorbonne)的经济法律系。1965-1967年就读于巴黎大学，师从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并兼任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研究人员。1967年在巴黎大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同时也获得了梭尔邦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并留任巴黎大学南特校区任教。1969-1970年，卡斯特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adrid)担任社会学助理教授。1970年又转回到巴黎，尔后在巴黎大学高等社会科学院担任副教授暨城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达10年之久。1979年，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盛情邀请，卡斯特离法赴美，成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和社会学系教授。同时，担任马德里自治大学（Universidad Autonoma de Madrid）的新技术社会学学院的教授兼院长和巴塞罗那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研究员。
成果与荣誉
卡斯特是当今世界上信息化、城市化研究领域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一。他一生勤奋刻苦、耕耘不止，迄今已出版过20多部著作，发表过100多篇论文。其代表作有：《城市问题：马克思主义思路》（1972）、《帝国主义与拉丁美洲的城市化》（1973）、《城市、阶级与权力》（1978）、《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1980）、《城市与市民：城市运动的跨文化理论》（1983）、《高技术、空间与社会》（1985）、《西班牙的新技术、经济与社会》（1986）、《信息技术、经济重构与城市发展》（1988）、《信息化城市》（1989）、《世界的科技城：21世纪工业复杂性的构成》（与斯科特合著，1994）、《区域化与全球化：信息时代的城市管理》（与博雅合著，1996），以及被称为信息时代三部曲的《网络社会的兴起》(1996)、《认同的力量》(1997)、《千年的终结》(1998)和《网络星空》(2001)等等。尤其是1972年出版的他的第一本个人专著《城市问题》曾被转译成10多种语言，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社会学研究的经典著作。他通过对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和美国加利福尼亚的田野调查而做的有关城市社会运动和社区组织的比较研究，不仅使他获得了1983年赖特•米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而且还被学界誉为“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1998年，卡斯特获得了美国社会学会的罗伯特和海伦•林德奖（the 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以及马德里地方政府颁发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弗兰德斯奖。2000年因其对“加泰窿工人商业团体”的杰出研究而获得国际五一奖章。1995-1997年卡斯特曾受聘担任欧洲委员会信息社会高级专家组成员。也曾担任过国际社会学协会城市发展委员会的领导人和加利福尼亚大学西欧研究中心主任，是伯克利国际经济圆桌会议的资深研究员，古根汉（Guggenheim）会员。此外，卡斯特曾在大约40个国家的300所大学和专业研究机构发表过演说，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欧盟，以及智利、法国、厄瓜多尔、中国、俄罗斯、巴西、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政府的高级顾问。
一、网络社会的兴起
作为当代社会的一个产物，今天，电子网络可以说已经成了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全球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普及，原先仅存在于科学家或计算机从业人员之间交流的网络，现在已成为普通人日常交往的一种方式了。网络已经成为当今许多话题的一个重要背景和技术手段。正如蒸汽机带来了工业社会一样，网络也正在催生一个崭新的社会模式，型构出一种新的社会型态----网络社会，其重要特征体现在：经济行为的全球化、组织形式的网络化、工作方式的灵活化、职业结构的两极化、劳动生产的个性化等等。网络社会的到来代表了人类经验的一种巨大变化，尤其是由于网络自身所具有的时空抽离性、互动性、平等性、开放性等特点，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经济形式的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契机，并成为支配和改变我们社会的重要源泉。正如卡斯特所指出的，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新的社会型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为社会的整体性变革提供了动力源泉。
与传统的工业化社会相比，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兴起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一是以新的信息技术和基因工程为基础的新技术范式的出现，并不断地引发出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和创新，从而在总体上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二是全球化通过借助于网络而成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并在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和全球影响的深度等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互联网将连接个人与群体，并共享多媒体的超文本(hypertext)，而这种超文本构成了新文化的支柱，使其在享有意识形态和技术上自由的同时，得以跨越整个地球和整个人类历史。四是政治、经济、文化与信息的全球网络，将造成民族国家社会的终结。五是科学知识的发展及其运用将使工业时代以来的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六是网络社会的社会变革还超出了社会和技术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改变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
二、信息时代的三部曲
卡斯特倾心14年心血著成的有关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使其一跃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最为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尤其是其在网络社会方面的研究成就为他赢得了大量的国际声誉。在他的三部曲中，第一部《网络社会的兴起》主要讨论的是网络社会，并试图说明借由网络媒体的资本主义信息化的资本主义劳动的新时代和新类型变化，尤其在生产关系、全球经济、网络公司和劳工模式方面的变化；第二部《认同的力量》主要研究正在发生的文化现象及其重要变化，尤其是大量不同的文化运动，重点在权力和经验关系，范围限定在民族－国家危机、全球制度和相关政治民主危机以及新建立的相应的认同上。第三部《千年的终结》主要考察了大的民族国家或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治问题，以及在他们的主权中是如何衰落的问题，把许多表面是“松散结果”的案例联系在一起，认为它们本身就构成了信息时代的重要形态。
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卡斯特追溯了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的三个独立的过程，但这三种同时到来的效应催生了我们的新时代。他所说的三个过程指的是信息技术革命、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诸如环境保护和女权主义等新社会运动。根据卡斯特的论述，信息技术的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归因于苏联和东欧的解体以及更有效力、更强劲、更牢固的资本主义的兴起。新社会运动的产生则是由民族国家、男权社会以及传统社会组织在世界范围内的危机所引起。同时，这三个过程共同引发了新的社会结构——信息社会、新的经济模式——全球信息经济和新的文化形态——原生文化。同时，卡斯特从城市经济结构和劳动结构入手，以全球化的眼光对三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信息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变化，做出了宏观的概括。
卡斯特的《信息时代三部曲》毫无疑问是一部卓有成就的著作。因为，此前从未有其他人能够有更好的洞察力来审视当今世界诸多大趋势之间的相互关系。他的分析简洁、深刻又极具纪实性，所涉及的问题也极为广泛，从苏联的解体、“和平时代” 的到来到全球性犯罪组织的出现，从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宗教排斥和社会冲突到男权社会的颠覆、民族国家的削弱。卡斯特正是通过整合这些表面上互不相干的社会现象，才诞生了这套他本人称之为“信息时代”或者“信息社会”的理论，并为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的人类社会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描述与解释的范本。
三、信息资本主义理论
由于信息技术和信息经济的高度发达及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决定性影响，卡斯特认为，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转变成信息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所谓“第四世界”的现象，即其经济相对落后，而文化价值不被“信息资本主义”所认同的地区或国家。而且，作为“掠夺国家”（Predatory States）一方，西方资本主义信息文化总是对“第四世界”之类的非主流文化持有一种歧视和偏见，各种符号暴力和网络霸权现象伴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扩张而走向了全球化。
然而，作为一个信息时代的理论家，卡斯特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信息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现象，而是一直试图在理论研究上超越“传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范式，以发掘新兴社会秩序的完美形式和主题。在其信息时代的三部曲中，他依据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分析框架，讨论了信息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问题，建立了独特的信息资本主义理论，并认为网络根植于信息和信息技术，而信息和信息技术衍生出信息主义，信息主义又使资本主义社会再结构化，从而形成信息资本主义。而作为当代社会普遍范式的信息主义，它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特征：(1)信息就是原料；(2)新技术无处不在；(3)任何使用这些新技术的系统或关系都具有网络化逻辑；(4)信息主义范式以弹性为基础；(5)特定技术将逐渐聚合为高度整合的系统。因此，卡斯特的信息主义范式实际上就是全面性、复杂性、全球性、网络性等特性的融合体。由此，他还做出了预测，认为21世纪就是一个由网络构建的具有全新意义的信息社会，21世纪的资本主义精神来自信息技术和“电脑空间”，其实际就是信息资本主义。
今天，我们的确可以看到，经济形态与工业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一种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经济正在迅速崛起，而这种新经济的核心就是强调生产力要以知识为基础，并脱离工业经济单一的增长方式。因为信息化以其信息技术为基础而形成新的技术范式，将使得成熟的工业经济所蕴藏的生产力得以全面释放。而网络化能使信息技术产业逐步围绕着互联网组织起来，成为整个经济新技术与管理专业知识的来源，生产力增长也主要依赖于以网络化为基础。全球化则使得金融、贸易、生产、科技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并对专有劳动的强调使得劳动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
四、信息化城市
卡斯特于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精装版）一书，曾在西方社会引起极大的反响。该书于1991年改为平装版，其后又分别于1992年至1999年六次修订重印。在这部书里作者关于信息化发展模式和网络社会的研究，可以说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信息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著名学者彼得•霍尔评价道：“《信息化城市》是一部真正的杰作。尽管其他许多社会学家也一直在理解新经济和信息社会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卡斯特却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人，并且我相信，这一分析的高度在今后若干年中都将无人可及。”
的确，《信息化城市》可以说是卡斯特展开对信息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和总领性研究纲要。在这部书中，他不仅描述了城市信息化的过程，而且还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示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并对信息化城市的形成和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观点，引起我们注视和思考。虽然不能说卡斯特已经给出了有关信息社会研究的最终答案，但他比提出“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丹尼尔•贝尔以及其后的托夫勒、奈斯比特等人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因此，有人称他为“90年代的贝尔”，是信息社会研究方面的一个大飞跃。
在这本书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系统和经济结构，同时还催生着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城市的版图在悄悄扩张的同时也逐步走向分散化，导致这一变化的因素也有很多，信息技术只是其中的一种因素。卡斯特的著作比以往任何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都更加深刻和具体，他的研究领域是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但又认识不清的一个新的空间——城市的信息空间或叫做“虚拟空间”，并通过分析大量案例来展开城市信息化和城市空间变化的细节，以此来揭示城市信息化过程的规律。同时，他又从多方面探讨了信息化和空间变化给一个城市或一个地域带来的正负两方面的影响。并针对信息化对城市的负面影响，卡斯特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政策建议。
五、主要学术影响
千年交替，曼威•卡斯特的名字在西方一石激起千层浪。作为当今世界著名的社会科学家，卡斯特的著作经常被人们与马克思或韦伯相提并论，尤其是他的“信息时代三部曲”为他赢得了广泛的世界性声誉。英国著名《经济学家》杂志称他为 “虚拟世界第一位重要的哲学家”。美国《华尔街日报》评论：“亚当•斯密解释了资本主义怎样运行；卡尔•马克思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何不能运行。现在，信息时代的社会与经济脉络是由曼威•卡斯特握于掌中的。”他的著作俨然已经成为了一项最伟大的成就。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曾宣称，即便是将卡斯特的论著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相提并论也毫不夸张。彼德•豪尔（Peter Hall）则将其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相比。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盛赞其前瞻性，称这部写于20世纪末的作品将成为21世纪的巨著。克里珊•库玛尔（Krishan Kumar）更是指出，既然我们的确生活在一个信息时代了，那么就应该有像卡斯特这样的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而按照巴西前总统同时也是政治社会学教授的费尔南多•卡多索（Fernando Cardoso）的看法，卡斯特的著作揭示了当代文明制度的内在逻辑，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的内涵。的确如此，卡斯特是信息时代一位杰出的理论家和解说家，其理论贡献就在于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对信息社会进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的思考。也正因为如此，卡斯特不仅对信息社会的形成和崛起的过程作了描述，而且从更高的层次上揭示了信息社会之结构、信息社会之变迁的技术逻辑。
卡斯特青少年时期就聪敏过人、踌躇满志，非常热衷于政治运动。曾在西班牙阿尔瓦塞特、喀他基那、瓦伦西亚和巴塞罗那等地居住过。在巴塞罗那学习期间，他是一个反对佛郎哥独裁政权的学生积极分子，曾与其姐姐一同断绝家庭关系而投身于反抗佛郎哥独裁政权的社会运动中。因为这种原因他被西班牙政府驱逐，以致未能取得巴塞罗那大学的学位。在巴黎，他因受益于政治难民的救济才得以完成自己的学业。但1968年的“五月风暴”时，年轻气盛的卡斯特又再度卷入政治运动之中，这次他又被驱逐，最后只得转赴加拿大。
卡斯特会讲六种语言，被誉为具有惊人的“欧洲式”理论分析能力的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经验研究大家。30岁时他就曾以《城市问题》一书震惊世界，迫使整个城市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发生转变。为超越“美国式”的经验研究，他的足迹又几乎遍及全世界。卡斯特对发展中国家尤为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曾邀请他做高级顾问，巴西总统卡多索，南非总统姆贝基，甚至俄国前总统叶利钦都纷纷邀他当政府高参。2001年5月，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专门在纽约召集会议，特邀他主讲。会上，他大胆提出“科技马歇尔计划”，旨在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飞跃，以缩小数字鸿沟的负面影响。这一提议受到了与会代表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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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化社会与认同的运动：信息时代三部曲中文版译者序
“正宗小说起于十八世纪，红于十九世纪，对廿世纪的小说家说来，本已太迟。艾略特已咬定小说到了福楼拜和詹姆士之后已无可为，但那还是七十年前说的。艾略特若看到七十年后现代影视的挑战，将更惊讶于小说在视觉映像上的落伍、和在传播媒体上的败绩。…那些妄想靠小说笔触来说故事的也好、纠缠形式的也罢，其实都难挽回小说的颓局。”
李敖，《北京法源寺》，2000，页366。
联合国发展计划（UNDP）出版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的封面使人心惊。封面里说明其外圈为世界人口，扇型派分为各区域，中央暗色楔形显示为全球范围内的网际网络（互联网，Internet）1使用者。它显示传播、沟通与通信的技术整合趋势，也形象化了全球化下的不均性，这也就是所谓不均等的信息化发展(uneven informational development)。网际网络（互联网）正在新的全球网络中联系世人，但是通路却集中于富裕国家的人们之间。世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占世界人口的19%，但却居使用者的91%。联合国发展计划提醒我们：“地理障碍可能已为传播与通信所减低，但是新的障碍已经浮现，像普及全球的信息网，允诺连结，却寂静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排除了其余的人。 ”
若我们进一步审视资料（至1998年年中），可以发现美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之4.7%，但是却占了网际网络（互联网）使用人口的26.3%。整个东亚，人口占22.2%，使用人口却只有0.4%。再往前一步看，有些国家的使用人口比美国还高，像北欧的冰岛(接近40%)，瑞典（30%）与芬兰等。东亚的新加坡成果最出色（超过20%）。2有些国家也以有创意的方式使用与推广网际网络（互联网）。埃及开始推动技术通路之社区中心，让更多的个人、民间团体、小企业、低收入社区等在公共建筑物与地方商会中接近网际网络（互联网）。波罗的海的爱沙尼亚虽小，却积极使其上网人口高于法国与意大利，而且，他们将网际网络（互联网）做为学习的工具，而不是打电动玩具。印度，则经由人造卫星与太阳能充电的计算机来使偏远村落接触信息、教育与医疗服务。3或许，我们应该这么说，数字鸿沟(或，数字差距，digital divide)中潜藏的更深问题还不是接近通路而已，而是使用的内容与品质。这关系着我们对这个全球化与新技术挑战的认识。因此我们贡献此书以为知识的桥梁。
我们很荣幸能把我从前的老师，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4教授的新书《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译为中文。《信息时代》共分三卷，第一卷为《网络社会之崛起》（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1996），第二卷为《认同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ntity）(1997)，第三卷为《千禧年之终结》（End of Millennium）(1998)。本书逐年由英国黑井（Blackwell）出版社出版，其中第三卷曾为了因应亚洲经济危机爆发，而于1999年再版修订过亚太区域那一章。为了争取出版之时效，本书第一卷的1996年版翻译时，我组织了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优秀的博士班研究生分工翻译（译者分工见版权页）。但是等到本书第二、三卷翻译行将结束时，科司特又决定修订原第一、二卷为2000年版一并再版发行。因此，我们决定中译本的出版时间不多让于英文版，一步到位，目前读者所见的译本，都是依据2000年的最新版本。曼威嘱我为译者序，可是目的不在于介绍作者，而是将本书接合华人社会。
我们希望与华人读者分享对廿一世纪世界性趋势的学术性分析，共同因应所有华人社会进入新世纪后的挑战。本书不是未来学，它分析的是正在浮现的新社会结构。作者尝试概念化此社会结构为网络社会。阿兰?杜罕（Alain Touraine）称誉本书将成为廿一世纪的经典。第一卷《网络社会之崛起》出版后，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在书评中推崇本书之于信息化社会，有如一世纪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济与社会》（Economy and Society）之于工业社会。纪登斯甚至开门见山指出，现在应是社会科学更新的时候了。现代社会科学崛起于工业秩序创造的巨变中，它来自西欧封建社会的废墟。而今天，巨变在全球加速笼罩下再度来临。信息时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国族国家）(nation state)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我们曾经看过，巴黎的艾菲尔铁塔在启蒙主义的光辉中耸立；而现在，现代性的神圣光环却在影象与信息的全球流动中变换成为疑幻似真的符码。面对前景晦暗不明的新世纪，“雪拥蓝关”，我们确知不能再袭用过了时的昨日范畴来看待世界，不然，政策、方案、行动均将羁绊不前。可是，话说回来，此时 “我们”本身，不也正是现实之征候之一吗？破除华人社会自己既有历史成见的关键在于学习掌握形势所必须之知识。
与全球经济形构互动的新技术力量是信息技术范型。这个在七○年代美国加州硅谷（硅谷）出现的信息技术革命，包括了数字化的生物科技，并非单向地由社会决定的，而是由技术本身所引发的。然而，它一旦成为系统，其内容则为发展的历史脉络所决定。1990年后令人瞩目的新经济的主要特征，就在于信息化、 网络化、与全球化。七○年代的技术革命已被当作资本主义模型转化的积极力量，新科技之高生产力也伴随产生了弹性化的工作与不稳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信息科技催动了网络社会崛起。它不但显示了组织网络之重要性和劳动个体化的趋势，将“发展”(development)重新定义为“信息发展”(info-development)，也在转化时间与空间。跨国资本快速巨幅移动，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正在转化地方空间(space of places)，电子多媒体也正在把我们分化为“互动的”，与“被互动的”两种人口，前者能参与主动创新，后者则被动接受信息。在历史剧变之中，流动空间并非简单地消灭了地方空间：转化的过程才是关键。例如，零售业承受电子商务庞大的冲击，但是它并未消失，而是被迫转化交换与消费的形式。譬如书店就是最值得观察的对象。当亚马逊(Amazon.com)这样的网上虚拟书店崛起，在城市里群聚的既有书店街衰退了，有些有文化记忆意义的书店会被指定为城市历史的地标（像旧金山的城市之光书店City Lights Bookstore），避免被破坏。然而，有些表现出特殊的空间与文化风味的新实体书店，也竟然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新脉络中，有机会成为改变城市中心空间氛围之重要元素，设计师的象征操弄可以在都市设计与建筑设计上获得了全新的表演舞台。甚至，书籍生产在试探电子书或是现订现印的速成书的市场可能性之时，另一方面，书籍本身的文化形式竟也有可能被设计得更细致，升级为仿手工的产品，甚至在翻页时都能撩拨阅读者之身体与所有感官。像诚品书店的广告词：“在书与非书之间，我们阅读。”评论家南方朔指出，诚品书店 “叛离了书店的初衷，把自己变成一则台北的神话传奇。”消费者来到诚品，交换与消费的不只是书中的知识与信息，更重要的是加上对于诚品的想象，“阅读”成为一种消费的姿态，消费了诚品空间所展现的文化符码。诚品，做为一种都市意识形态，竟直接成为消费的对象。这在全球信息化的年代，对照班雅明对十九世纪初巴黎的现代都会经验的省思，也是颇有历史感的场景。新兴的布尔乔亚，在城市中游荡，不需服从资本主义的时间规训，在购物廊道(arcade)中穿梭，整个世界经由商品的传送，收敛于他们的目光中。经由商品的消费，参与某种以这个新阶级为主体所建构的公共生活。5这个五光十色的经验世界值得分析。总之，我们面对的由网际网络（互联网）所缩影的新经济是一个竞争的社会政治过程。有些社会行动者们逐利，更加紧盯货币起伏的价值；有些却更信赖对原初团体的认同，并藉以挖掘抵抗的战壕。贪婪的投机与狂飙的抵抗让赌徒与暴民成为同台演员，不劳而获竟然明目张胆地成为政治经济结合的戏码。然而，积极而深沉的社会行动者必须了解正在转化中的社会并且认识新技术的庞大力量。流动空间的草根化(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是历史与技术的挑战。历史与社会里从来就没有宿命论者发言的空间。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是最值得我们探索的环节，历史的结局仍未可知。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全球经济与各区域发展消长的趋势中，亚太经济的变化。由1960年开始，尤其是1980年之后，东亚整体区域的收入成长惊人，当然，还得包括1997-98年亚洲经济危机突然爆发，以及，之后的辛苦复苏。这种历史性的不寻常经济表现，技术升级强力跳跃所造成的脱胎换骨动力与机会，亚太，做为新的全球制造中心正在崛起。这种新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转化，造成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与多样化，使传统区域与国家间分类的南北对抗失去了分析现实的意义。这趋势也改变了全球资本与华人资本的投资走向，彻底地改变了东亚，以至于世界华人社会的相互关系。然而，若对世界市场中的亚洲贸易模式与越界生产做进一步考察，我们会看到日本与其余亚洲国家间战后长期的商业与技术之双重依赖性。亚洲其余国家由全球经济中，特别是由与美国间所获的出口贸易剩余，来承担对日的入超，这种区域的依赖关系并未因亚洲的经济成长而改变。换句话说，亚太，甚至亚洲，做为一个有经济自主性的区域，至今并不存在。我们只有一个为全球经济贯穿，在国际分工中有制造业活力的，快速发展的亚洲。亚洲经济危机则是更进一步将亚洲纳入全球经济之中。当然，中国与印度未来的发展将有利于增加亚洲贸易本身的多重性。目前，前述的新经济与新技术正是深化技术依赖的核心。大部分的东亚经济体，国家与企业，或有前有后，均不得不倾全力于技术升级，尤其是信息技术，提高生产力，试图拉近与美日间技术依赖的差距。于是技术创新的能力将决定我们在下个世纪之命运，这又相当关系着我们如何能创造性地使用信息与传播技术，将全球接合地方。也在同时，做为新国际分工中的制造业基地，在东亚这种快速经济发展所造就的“创造性破坏” 的灰烬里，伴随着阶级的两极分化、环境意识抬头、地域意识复兴、与性别关系改变，新的社会动力浮现。过去冷战时期的敌对关系也演变成更复杂的全球化下政经文化纠结关系。华人社会，包括近代历史地散居天下的侨社(Chinese Diaspora，或overseas Chinese) ，都被迫必须用新的范畴来面对不可测的未来，必须思考华人社会与区域在全球经济中的经济活动、文化特征与政治转变，甚至，想象可能的网络社会所支持的特殊地景。同样地，面对当前快速而多重向度的变迁和结构性的社会与历史转化，西方／东方、现代／传统…的范畴已经失去分析现实的能力，我们需要知道历史的时势，因为历史正在翻页。我们需要有历史感，因为除了我们的历史感之外，别无历史感。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正是这个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崛起后的第一次警讯，我们可以预期一个开放的亚洲，但也却是一个更脆弱的，更多冲突的世界。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改变了战后世界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原是亚洲华人政治与社会自觉与不自觉模仿的对象与参考的坐标。我们已经见到了既有的国家制度性角色的改变。浮现于三○年代顽强的劳工运动压力中的福利国家已被放弃。当福利国家让位，公共空间私人化之后，相对地，做为欧美布尔乔亚社会的同一时代制度上一体两面的对立体，市民社会的自主性竟亦被侵蚀。当福利国家社会再分配的机制破坏，我们见到了社会骚乱与认同运动的烽火。这三卷书中一以贯之的红线正在于两股力量的交会：前面提到的信息技术范型，以及，另一股社会运动认同力量的拉扯。它们构成了新社会浮现的基本张力。可是，这种社区共同体的抵抗已不同于前个世代所相信的现代市民认同。社会运动仍在，然而我们看见运动的片断化、地方化、单一议题、退缩于内在世界之中，或短暂发飙、纠缠在认同政治的内在情结之中…。这时，更需要对运动之分析而非教条认同。以此为基础，计划性的认同（project identity）才有机会提升抵抗性认同(resistance identity)，重新建构社会转化所系的主体性。历史感无分进步与退步，在天堂与地狱之间，我们只有勇敢面对这个社会结构。我们看见历史的尴尬，自由主义者取得的民主制度竟然使人充满了失落感。国家主权与议会代表制度双双动摇。前者终为全球经济所贯穿，而议会代表制所表现的间接民主制度已为大众媒体所表现的象征政治所扭曲，扩大了形式民主的内在弊病。当票选总统如同像进入超级市场选购商品一般时，有些人以为终于可以选择自己的总统了，但是，真实的决策却比过往更加隐而不显，暗自在更遥远的精英手上进行。对经历了漫漫长夜的第三世界的自由主义者言，这黎明的情景更是情何以堪。在信息流动中的后现代符号政治，嘲讽地对他们扮了一个历史的鬼脸。
当民族国家（国族国家）在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全球化过程中历史地转化，国家仍然存在，然而，国家的新形式与社会的新形式也得重新开始摸索。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与科技竞争的压力之下，在城市国家（city-state）与市民社会的历史土壤之上，欧洲分享了统一的经济体，跨过了欧洲原先民族国家（国族国家）既有的固定疆界，却并未产生有民族国家（国族国家）意义的、完全的欧洲国家，它们有意避免复制世界上已有的联邦国家的国家中心与中央政府权力。于是，浮现网络国家（network state）之制度，而文化上的欧洲认同，被期望成为联系政治与经济建构正当性之计划。另一方面，当区域经济越发全球化，当钜型城市连接了全球经济，扣接了信息网络，集中了世界的权力，但是钜型城市却承担着不均等发展的空间结果，它是空间的片断（fragments），也是功能与社会的碎片与区段(segments) 所形成的的不连续体。这也就是说，在进入网络社会时，是什么人进入回路，有权力描绘地图？面对全球化与推动它的新技术，确实需要更开阔的治理体系（broaden governance），而不只限于过去的政府(government)角色。因此，摸索领域治理体系（territorial governance）重构之政治新视野，既需能结合区域发展与有自主性的社会活力（包括企业组织与非营利组织），又要能调和既有的各国中央政府应变迟钝与诸多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缺失。今日，当亚太区域的发展性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历史性的组织角色已逐渐释尽其功能，而面对新世界形势的快速变化造成的国家竞争力降低与民族国家（国族国家）角色弱化，如何能放手让区域与地方政府面对新的结构性角色的挑战呢？地方的治理体系(local governance)要如何才会够敏感，响应全球化与信息化过程中已经初步自我授权（或者说，培力）了的（empowered）草根人民的需要呢？举例而言，阿姆斯特丹的数字城市(De Digitale Stad, The Digital City)计划得到70年代违建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积极份子的推动，市府支持，未商业化，却提升了民主政治的草根参与与市民自主性。再例如，加州硅谷（硅谷）区域与新竹-台北区域间信息、技术、资金、人才流动的网络是思考全球信息化过程有利的技术学习起点。6甚至，已经全球化了的台湾，其企业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之一就正是来自这个加州硅谷—台北新竹—中国大陆沿海全球钜型城市(global megacities)间之连结性，即，电子工业之国际化生产网络。7然而，国家与社会的新关系却要如何调适呢？立足在东亚都市史的遗产之上，近年东亚国际贸易发展，似乎开拓了城市国家的物质基础，但是，我们有无智能与视野，大步跨越亚太区域纠结着的大战与内战的伤痛，与国际地缘政治的历史阴影，想象网络国家的潜力呢？对全球经济中的技术竞争言，企业与国家的组织角色重要，国家则尤为关键。古代中国技术优势丧失活力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弹性的政体的保守官僚。儒家的独占性政治伦理、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和皇权的一统性，对比于欧洲之自主性地域、彼此共享的文化与相互竞争，使我们由明代起即逐渐失去了技术的优势。在过去的欧洲，不但历史地形成了经济与技术发展的动力，而且成就了现代科学，以及，建构了在今日已饱受质疑的所谓社会理性认知的能力。由世界史角度被迫对比之余，我们诚然技不如人。经历了数百年之迟滞，由改革到革命，由变法图强到激烈的社会转化，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有机会再度面对新的历史的转折点，却必须面对一个新技术要再度拋落我们的时候。由毛笔书法寄情不朽，经历铅笔、钢笔、与原子/圆珠笔，到今天之计算机输入，这不只是书写工具之更新，更说明了网络社会浮现：符号已经是生产力本身，心智与机器，象征与技术也有重新互动的机会了。然此时，英语已经强势地在做为世界工具语言的形势下催逼人们拼命向前。我们没有字母所造成的口语与语言间的断裂，也因此，长期弱于概念性抽象思维，然而，当书写、口语与视听，在新科技力量有机会重新建构为一体的电子传播方式中，以形象思维见长的中文传统岂敢落后？有没有另类的潜力？再进一步，这个全球经济组织的基本单位已经变成网络了，一个开放而多边的网络，而且是一个多重面向的虚拟的文化。面对全球经济之多变几何形式，华人社会政治领域之城际网络(intercity networking)角色，在全球经济竞争与信息流动中，正在全球化的城市与区域将会是各地域未来的内缩自卫的战斗城堡呢？还是全球化与流动化过程中来往传送信息的虚拟桥梁与节点呢？本书第三卷的封面，十九世纪中叶俄国画家列宾(I.E.Repin)的伏尔加纤夫图表现出对穷苦农民的深情，穿越时空，在为不均发展与数字鸿沟所困扰的现在，仍然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华人社会集体记忆中的悲惨现实生活所衍生的忧患意识，与对“经世济民”之学的渴望，在贫穷、压迫与兵灾之中很难感受到基督教文化预言千禧年的太平盛世，恍若来世般的虚幻宗教幸福感。尤其是，在新全球经济的金融市场中，由信息网络中取得了自己生命的资本之流，不但左右了我们真实经济的命运，而且，它们还创造了一个更向钱看的单一价值，一个更以钱滚钱，投机与赌博的世界。
毕竟，亚洲已经不是过去被世界理解的边陲之地，华人社会也不干仅止于被世界视为是两极化区域中新富之碎片与区段，更不能被种族主义者之成见视为是天生赌徒之乡。若我们不妄自菲薄，那么，我们要如何插手塑造这个全球转化的过程呢？历史岂会终局？我们亟需开放的心胸与有智能的新视野，在全球转化的过程中赋予我们的社会与历史，空间与时间，有想象力的新意义，而非自限于历史的锁炼，或沈溺于任何类型基本教义的认同情绪。我们只有开放自己，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新信息，这是饱经战乱与辛酸的近代华人趋吉避凶之道。或许这样，因经济发展而刚浮现的市民社会才有可能摸索新形式，才有机会催动新政治，而信息化城市(informational city)才有机会成为可居的城市（livable city），提早在东亚来临。鱼沈水底，鳟鱼逆流而上，然而它需更懂得乘势；鹰击长空，鹫眼鸟瞰，为的是接合地面的具体细微动态，我们需要控制自己的命运，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全球系统中的这个已来临的新社会。
最后，由于出版社之要求，不重复本书封底之介绍，8将我认识的曼威?科司特教授略做补充：
科司特与一般西方的学院学者不同。他的博学由此三卷书可见一二。然其博学与其说是来自不寻常的学历，9不如说是因为他投身社会运动，因政治放逐而开始了他在世界各区域进行田野研究与讲学的知识旅程，换句话说，科司特“多学而识之”的原因在于前述其 “一以贯之”的理论能力。科司特原本出身巴塞隆纳的统治家族，却与他的姊姊一同斩断家庭关系，投身反抗西班牙法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社会运动。结果，在20岁那年因政治放逐而未能取得巴塞隆纳大学的学位。在流亡巴黎的岁月仍然参与运动，除了读书，也是巴黎的高等实践学院工业社会学研究室的研究人员(1965-67)。科司特是阿兰?杜罕的学生，尼可斯?波兰札斯(Nicos Poulantzas)的好友。1968年五月运动时，科司特正是巴黎大学（南特校区）社会学的助理教授(1967-69)。结果再度被放逐，只得转任加拿大满地可大学(University of Montreal)社会学助理教授(1969-70)，也于此前后，参与了智利阿延德社会主义政府时期的都市研究工作(1968年与1970年)。1970年起，科司特任巴黎的高等社会科学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10社会学副教授以及都市社会学研究室主任。一直到1979年，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系因为老成凋谢，亟欲物色以能成一家言的学者，保持学院于世界的领先角色，于是，同时分别拔取曼威?科司特与彼得?霍尔(Peter Hall)于法、英两国。自此，离开了欧洲社会的土壤，科司特才真正转换了航道，成为完全的学院研究者。若要求学究式的答案，严格地说，科司特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信息技术社会学与信息社会社会学、比较都市化、区域发展、比较技术政策、政治经济学、社会运动社会学等。11然而由于社会运动实践之经验，科司特深知几近知识分子/研究者，相对于社会运动/政治之间的微妙关系与自主性的意义。
科司特的国际性名望开始于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他早年由阿图塞主义者(Althusserian)之理论角度，在世界性的社会运动所造成的历史转化与理论反省的多重力量交织的时势下，对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美国主流都市社会学的认识论批判，造成了都市社会学范型的转移。12自此，空间/都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成为学院的理论经典。这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都市问题》(The Urban Question)一书。只是本书英译本出版时(1977年，法文原文为1972年出版)，科氏在英译版序言中说明他已经在理论上转向，不再是结构主义者了。而1980年出版的《经济危机与美国社会》则是1970年代末的著作。
1983年科氏重要而成熟的著作出版了，这就是《城市与草根》(The City and the Grassroots)一书。本书是对都市社会运动的重要经典。由于都市运动是1960-70年代现实社会里浮现的社会运动，传统左翼政治一时缺乏理论响应的能力。科司特接合扎实经验研究的理论思考，改变了过去左翼对社会运动的传统观点，开阔了历史视野，也获得了莱特?密尔斯奖(C. Wright Mills Award)。
之后，他的研究就针对高科技对社会经济的冲击、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再结构过程和都市与区域发展，以及，开发中国家的新阶段等新浮现的研究课题了。最有代表性的著作要算是1989年出版的《信息化城市》(The Informational City)了。1994年与霍尔合着的《世界技术城市》(Technopoles of the World)出版，隔年，获马德里区域政府的都市计划最佳论文费兰德斯奖。直到90年代接近中期，科司特因为突然发生的健康原因，让他下定决心排除了过去令他全球奔波的邀约，针对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之建构、网络社会之崛起，以及，认同的运动，一口气完成了三本皇皇巨作，总算对他最近十二年的研究，在世纪转换之际，提出了全面性的总结。
这三本书，除了题材众多，尤其表现出前面提及科司特广泛关心的研究区域。译者略微计算其曾经访问与研究的国家超过三十五个，几乎涵盖了世界各区域。不只是一般欧洲与美国中心国家的社会，还包括了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等发展中国家，都是他有兴趣的地方。与亚洲特别有关的，像科氏曾于1983年与1987年访问研究香港，1987年于新加坡，1988年于汉城与新德里，1989年于台北与曼谷，1988年与1995年访问日本东京一桥大学。1984年、1990年、1991年、1993年与1997年则访问苏联，从莫斯科大学到西伯利亚俄国科学院的经济与工业工程研究院(IEIE)。1987年曾受中国国务院邀请考察技术政策，做了关于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与技术政策的演讲，访问了北京、西安、上海、广州、深圳与杭州。他对亚洲的分析特别集中于第三卷第四章之中。
由于本书对来临的新世纪与全球信息化资本主义之挑战提出了重要的分析，目前已经有12种文字的译本，因此，科司特受邀的主题演讲更是超出了学术界。举例言， 2000年三月，在葡萄牙里斯本的欧盟高峰会就邀科司特针对“欧洲的新经济”出席不对外开放的报告，以及，由欧洲政府讨论并通过一些关键主张，欧洲信息社会(European Information Society)已经成为欧盟政府的优先性政策了。132000年五月则是向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针对“信息技术与全球发展”做演讲，成为联合国协助“被信息技术体系关闭”、“脱落”、或是“断了线”的地区(switch-off areas)，缩短信息鸿沟与全球化下不均发展的政策的知识基础。理论与研究开始在影响政策与实践，国家也必须面对新的转化。对作者言，本书提出了问题，贡献了想法，然而，处身新世界中的华人生活的改变，才是曼威?科司特再三致意之所在。
夏铸九
柏克莱，2000年4月10日
台北，2000年9月21日修改
【注释】
1 “network”本书译为网络，译名需兼顾信息科学与社会科学中之双重要求，以及，更广泛地考虑新加坡、香港、大陆等地之使用。我们再三讨论的结论是，放弃目前台湾通用的“网络”译法。译者觉得需顾及社会科学的概念，甚至，我们还怀疑早年台湾信息科学翻译此词时对网络的理解过于简单，其实，就信息技术之范型言，“经络”之“络”比“路网”与“线路”之“路”复杂，却接合既有之文化土壤，容易了解，也传神的多。因此，除了Internet, World Wide Web等专有词，使用既有译名外，对network，net等均译为“网络”。
2 然而，就网际网络（互联网）的重度使用者方面，新加坡的女性比例却只占34%，男性为66%，相差30%以上，比香港妇女(42%)、台湾妇女(38%)的落差都大。(Net Value 2000年7月到8月底的调查资料。)
3 以上资料参考联合国发展计划出版的《1999年人类发展报告》：UNDP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63-64.
4 曼威?卡斯特系卡斯特1989年访台时与他本人讨论后所确定的译名，过去的不同译名曾包括：曼威?柯斯特、曼纽?卡斯提尔、卡斯泰尔斯…等。
5 蒋文德(2000)“阅读诚品：诚品书店的空间文化形式分析”，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硕士论文。
6 参考安娜李?莎克西尼安对硅谷新移民企业家的研究，见：Saxenian, AnnaLee （1999）Silicon Valley's New Immigrant Entrepreneur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Public Policy Institute of California.
7 参考：夏铸九 (2000)“全球经济中之跨界资本—台湾电子工业之生产网络”，台湾社会研究。（将出版）
8 对科司特思想介绍与分析的其它中文资料可以参考：夏铸九(1992)理论建筑，台北：台湾社会研究丛刊02，唐山，页217-221。科氏著作等身，部分文献之中译可见：夏铸九，王志弘编译(1991)社会理论与空间的文化形式读本，台北：明文。
9 科司特曾就读于西班牙巴塞隆纳大学法律与经济学系(1958-62)，获巴黎大学公法与政治经济学文凭 (1964)，巴黎大学劳动社会科学研究所劳动社会学文凭(硕士)(1965)，巴黎大学高等实践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PHE)社会学深入研究文凭（硕士后，博士先修班）(1966)，以及，分别以不同的论文获得1967年巴黎大学社会学第三阶段博士，马德里大学社会学博士，巴黎第五大学（索邦）人文科学国家博士。
10 即原先之高等实践学院(EPHE)，1974年才在法国官方高等教育系统内受到国家认可，1975年独立为高等社会科学院。
11 1998年，美国社会学协会颁赠都市与社区社会学终身成就的罗伯与海伦?林德奖(Robert and Helen Lynd Award)。
12 在英语世界最好的说明是皮克文斯(C.G. Pickvance)编译的《都市社会学：批判论文集》一书：Pickvance, C.G. (1976) Urban Sociology: Critical Essay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3 欧盟最关心的问题是：如何掌握新经济而不美国化？
中文版譯者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