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特·西斯比 著
王鸽 译
作者简介：瓦尔特·西斯比（Walt Sheasby），晚年在名字中加其母亲姓氏,故而名字又为 Walt Contreras Sheasby，他是绿党活动家、生态社会主义者、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环境保护主义的红绿政治。病逝于2004年。发表文章《反普罗米修斯，后马克思：绿色理论中的真实与神话》《颠倒的世界：马克思论自然与社会的隔阂》《政治生态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评阿兰·利比兹》等。
译者简介：王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摘要：本文对伯克特的《马克思与自然》进行了评析。作者认为，伯克特的主要理论贡献是解决了资本主义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淆，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伯克特的理论有助于重建以马克思在1857—1867年十年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著作为基础的自然概念。在这本书中，伯克特批评了奥康纳的双重矛盾理论和本顿的新马尔萨斯主义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作者看来，伯克特真正的愿望是想取代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
这是对21世纪刚刚兴起的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作者保罗·伯克特(Paul Burkett)一面立足过去持不同政见的正统观念中，一面推动一个新的马克思，一个更适合新时代环境政治的马克思，进入红绿结合的未来。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他的著作不仅仅是对马克思学(Marxology)这门过时的学科(显然是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开创的)的贡献；它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助于重新建立以马克思在1857—1867年十年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成熟著作为基础的自然概念。
对于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来说，这本书对经济危机、自然和人的限制、资本的技术构成、地租在资本主义和全球化中的作用以及其他关键问题提供了广泛的启示。它是对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Marxist Economic Theory)(1968)等基础性著作不可或缺的补充。
《马克思与自然》(Marx and Nature)是围绕着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主义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观相结合而构建的。最后一节是对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经典著作《马克思革命理论》(Marx's Theory of Reuolution)的精辟延伸。在每一节中，伯克特不仅用新的文献资料阐述了马克思的理论，而且驳斥了一些批评马克思的观点。
读者会发现一些左翼批评家对马克思的引用，包括鲁道夫·巴赫罗(Rudolf Bahro)、泰德·本顿(Ted Benton)、杰弗里·卡彭特(Geoffrey Carpenter)、约翰·P.克拉克(John P. clark)、让·保罗·德莱格(JeanPaul Deléage)、安德烈·高兹(André Gorz)、恩里克·莱夫(Enrique Leff)、米歇尔·卢瑞(Michael Löwy)等，但这本书的重点是马克思，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只有那些已经熟悉文献的人才能判断参考文献的适用性，但即使是初学的学生，也会基于令人信服的文献资料，对“真正的”马克思有一个清晰而完整的理解。
然而，读者不应被伯克特在第三页将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其他的批评者混为一谈的做法所误导。1991年，当生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口号时，奥康纳采取了一种相当有启发的立场，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强调生产力“既是自然的，也是社会的”。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和对自然的剥削之间的区别后来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得到了阐述。无论是把这些方面说成是双重矛盾(如奥康纳所说)还是单一矛盾的一方(如伯克特所坚持的那样)，我并不认为它具有本体论意义，而且在这一点上，当然也不需要方法论上的一致性，尽管我承认，就马克思的解释而言，我倾向于支持伯克特。
由于奥康纳比在世的任何其他学者都更有责任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从晚期正统学说的死胡同中拯救出来，因此伯克特让这位开创性的经济学家和红绿刊物《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Capitalism，Nature，Socialism)的创始人承担这种偏差的任务，对于那些在这一轨道上的人来说可能显得没有必要。
本书中最激烈的对立是伯克特与英国激进哲学小组的本顿之间的对立，许多人都知道本顿是《马克思主义的绿色化》(The Greening of Marxism，1996)的编辑，他试图在人口生态学的范围内重构马克思主义。伯克特在其他地方对这种“新马尔萨斯主义”(他的术语)进行了评述，这种评述是非常值得的，因为本顿对马克思的讽刺被绿色理论家们广泛阅读和引用。
然而，在我看来，伯克特真正的愿望是取代阿尔弗雷德·施密特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The Concept of Nature in Marx)，他称之为“可能是有史以来对马克思自然观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这本书最初是为法兰克福大学教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写的一篇论文，它可能影响了他们近来的思想，也反映了他们将马克斯·韦伯对“工具性”理性或行为的批判的变体纳入了反正统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哲学。作为批判理论，他们的工作成为西方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并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
施密特的贡献在过去三十年里对许多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哈贝马斯，它被提升到典范地位，揭示了马克思所谓的“工具性”自然观，这一观点似乎对环境问题持敌对态度。
从施密特那里，哈贝马斯认为:
马克思假定以经验为中介的综合规则被客观化为生产力，并历史性地改变了主体与其自然环境的关系……工具性行动的条件是在人类的自然进化中偶然产生的。然而，与此同时，由于具有超验的必然性，它们将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与可能对自然过程进行技术控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
因此，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人类对自然的兴趣没有不指向技术控制的，对我们来说也没有可能的知识用来恢复自然本身的生态。
伯克特的主要突破是解决了资本主义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混淆，而这正是对马克思所有这些批评的基础。伯克特认为，“总的来说，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将他置于越来越多的生态理论家的阵营中，这些理论家质疑货币和基于市场的计算是否能够充分代表人类生产和发展的自然条件”。马克思的价值分析是其整个理论转向的枢纽，而伯克特在生态社会主义运动中解释得比任何人都好。此外，他对马克思的阐释还对过去一百多年来困扰社会科学史的一系列“与马克思幽灵的争论”提出了质疑。
令人费解的是，伯克特没有正面挑战哈贝马斯，而是选择用一句话间接反驳施密特。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生态社会主义的可能性，而另一方面，一个重要的哲学假设被当作新批判理论的基石，而新批判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接受马克思，至少是拒绝接受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伯克特在恢复马克思的建构过程中，甚至没有提及批判理论，就损害了后马克思主义结构的完整性。
然而，在一篇重要的论文的初稿中，伯克特以一定的篇幅和适当的趣味对施密特进行了拷问，因为“这样一来，对施密特的批判性阅读有助于我们从官方马克思主义(official Marxism)和马克思的生态批评者所造成的扭曲中解放马克思的真正生态意义”。虽然这些后来的“生态批判者”在《马克思与自然》一书中有所论述，但在这些论述中缺失了施密特的批评，使得这本书的影响力大打折扣，我想这应该归咎于编辑的限制。
这种缺失也可能导致同行和评论家低估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应该像马克思最尖锐的批评家那样得到广泛的关注。事实上，《马克思与自然》一书取代了施密特的著作以及其他所有著作，成为关于马克思生态学(Marx's ecology)的权威论著。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一些概念是这一努力的核心。施密特非常重视马克思对19世纪专业术语“新陈代谢”(metabolism)的使用。伯克特曾多次使用这一术语，但对其理论地位和起源却一无所知。
根据1856年6月21日马克思写给妻子的一封情书中半开玩笑的暗示，施密特得出结论，马克思从庸俗的唯物主义者雅各布·摩莱肖特(Jacob Moleschott)那里借鉴了“新陈代谢”的概念。这个词确实被费尔巴哈的一些笨拙的弟子们抢占了，但早在西奥多·施旺(Theodor Schwann)关于细胞生理学说的开创性著作《显微镜研究》(Mikroskopische Untersuchungen)中就使用了Stoffivechsel和metabolisch这两个词。几乎可以肯定，马克思在学生时代(也许是1836/1837年从他的柏林教授亨里克·斯蒂芬斯(Henrik Steffens)博士那里)学到了一些这种新的“细胞理论”，他在被称为《大纲》的1857年—1858年的笔记中重新研究了这种理论，阐述了劳动和自然相互作用中能量和物质的变化和交换的概念，在这一概念中，第一次形成了“社会物质变换”。
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在波恩或柏林学习的其他人，包括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和鲁道夫·微耳(Rudolf Virchow)。前者将新陈代谢的思想重新诠释为生态学，后者则将其应用于细菌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当通过自然选择与达尔文进化论相结合时，生物学和生理学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克思是第一个将这一思想应用于自然界中的社会新陈代谢活动的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必须被看作一个社会生态学的创始者。针对施密特必须强调的一点是，马克思在辩证法中使用这一概念，表明他决定在这一强大的生物学范式中开展工作，因为它试图超越机械论和目的论。
马克思思想发展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方面之一，就是他对这些还原论的一贯批判，因此，人们常常把他当作形而上学的整体主义者或经济学的功利主义者来解读，这真是一种讽刺。不幸的是，马克思辩证法的大部分历史都是在这种对立中形成的。伯克特排除了研究格奥尔基·普列汉诺夫(George Pplekhanov)所称的辩证唯物主义与他的项目的相关性，因为他说道，“我的重点是马克思对自然的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而不是自然科学问题”。伯克特阐述了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统一性的认识，但对这一思想关系却未加探讨和解决。
马克思在1868年3月6日的一封信中写道:“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同时启发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但他们在各自职业生涯中，沿着黑格尔的辩证法走向了不同的研究领域。
黑格尔
1843—1844年，马克思曾对黑格尔试图在其自然辩证法中综合费希特和斯宾诺莎的观点(出于与谢林的竞争)进行了精彩的批判，没有理由认为马克思放弃了这一观点。他认为:“这种把主观的东西颠倒为客观的东西，把客观的东西颠倒为主观的东西的做法是因为黑格尔想给抽象的实体、观念写传记……”
另一方面，年轻的恩格斯显然热衷于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他写道:“在逻辑的末尾，观念是作为观念的—实在的东西出现的，但正因为如此，它立刻就表现为自然界。……这就表明谢林的下述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他说黑格尔宣称自然界是非逻辑的。”恩格斯称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是“哲学的最后检验，同时又是哲学的最高阶段”。他在1876年几乎重复了这句话，写道“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
恩格斯在1858年夏天回到了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如果他现在要写一本《自然哲学》，那末论据会从四面八方向他飞来。”
1873年5月，恩格斯向马克思游说他关于新自然辩证法的想法，并邀请他在欧文斯学院的密友卡尔·肖莱马(Carl Schorlemmer)博士参加，他说：“如果你认为我有什么想法，不要告诉任何人，以免某个英国烂人或其他人把它弄走。解决这一切还需要很长时间。”马克思回答说:“在我有时间思考这个问题并向权威人士请教之前，我不敢妄下判断。”
马克思是否毫无保留地接受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传记问题，但它与马克思在1857年至1867年阐述的理论的地位无关。实际上，伯克特并没有质疑恩格斯的思辨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无关。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明显的重叠，但这并不是马克思在其成熟理论中发展辩证法的基础。在理论研究中，马克思辩证法的核心概念是主客体颠倒、个性化与客观化、对象化与异化、社会性与疏离、物化与人格化、商品化与拜物教等。这些都与恩格斯1925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中1873年的笔记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该书根本没有提到马克思，甚至没有提到1876年被称为《反杜林论》的论战性著作，恩格斯说他大声朗读了该书给他生病和丧失能力的朋友。
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差异，那么显然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阐释马克思的辩证法。如果这两者在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中真的密不可分，那么那些不愿意捍卫恩格斯观点的人将不得不向批评家们让步，直到有更好的观点出现。无论如何，未来这一领域仍将需要更多像伯克特这样的高质量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