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作为国内西方“马克思学”研究的主要推动者之一，我一直密切关注国内学界相关翻译、研究动态。早在10年前，我就曾指出，尽管不是冷战的产物，但冷战无疑为西方“马克思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动力。成败两萧何，冷战也为西方“马克思学”烙上了深深的意识形态印记。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学”或将超越意识形态纷争，走向真正科学的马克思研究。10年后的今天，我很高兴地看到，在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的共同推动下，西方“马克思学”重新回到国内学界的视野中，得到应有的重视。不过，在回顾近10年来的翻译和研究工作时，我却不无惊讶地发现，尽管也翻译了不少后冷战时期西方马克思研究的著作，但国内学界的关注重点显然还是冷战结束之前西方“马克思学”的代表性学者、经典著作和经典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觉得其原因大致有三:
首先，冷战结束后，随着西方“马克思学”意识形态功能的急剧弱化，马克思研究在西方学院迅速边缘化。冷战时期，西方“马克思学”与苏联东欧马克思研究在理论立场、研究方法、基本观点等诸多方面存在尖锐对立，这在客观上发挥了与苏东进行学术对抗、意识形态对抗的重要作用，从而得到西方国家和学院的重视与支持，成为一种“显学”。事实上，20世纪70年代以后，几乎所有西方顶尖大学都有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的身影，哈佛大学、牛津大学更是成为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中心。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研究的意识形态功能急剧弱化，原本得到的各种额外关注与支持随即消失，从而迅速边缘化。西方马克思研究的边缘化在如下三方面表现得非常明显:第一，西方马克思研究在欧美世界顶尖大学全面退场，除了少数资深学者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等左派倾向较强的大学中依据拥有教职外，绝大多数专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西方学者都分布在一些二、三流大学;第二，为了学院生存，那些少数在顶尖大学中依旧占据教职的资深学者也或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马克思研究已经从他们过去的“主业”变成了现在可有可无的“副业”;第三，现在保持较强学术活性的西方马克思研究者大多是一些已经退休或临近退休的资深学者，有较大学术影响力的中青年学者屈指可数。也就是说，尽管从业人员的数量和学术产量并没有明显下滑，但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学院地位、从业者学术水准及其学术影响力都已经严重衰落，与西方“马克思学”时期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冷战结束后，西方马克思研究与原苏东的马克思研究逐渐合流，日益平庸化。冷战时期，西方“马克思学”与苏东马克思研究既对抗更竞争。因此，西方“马克思学”学者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发现新文献、提出或运用新方法、抛出新观点，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社会形态理论等很多领域的研究都走在苏东学界的前面。不仅如此，意识形态对抗也使得他们有意识地区分、强化自己与苏东马克思研究的区别乃至对立，花费大量心思雕琢自己的学术表达，尽管有时存在刻意标新立异的倾向，但也确实在自我学术身份的识别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事实上，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绝大多数领域，我们都不可避免地会遭遇西方“马克思学”形象鲜明的学术观点。冷战后，意识形态对抗的消失促进了西方马克思研究与原苏东马克思研究的合流:当大家使用一样的文献、运用类似的方法进行研究时，得出类似的结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所以，20多年来，失去了竞争对手的西方马克思研究既没有发现能够影响、改变既有学术定论的新文献，也没有提出能够引发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新问题、新观点，呈现出一种总体上的平庸化发展态势。与西方“马克思学”时期那种勃勃生机相比，这种平庸化尤其显得乏善可陈。
最后，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西方的马克思研究已经进入一种学术活力降低的相对停滞期。佛教有“生住异灭”的观念，意思是说任何事物都存在一个生长、发展、停滞和幻灭的过程。学术研究其实也是如此。恩格斯晚年即19世纪90年代左右，西方“马克思学”开始萌芽。经过差不多一个世纪的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冷战行将结束之前，西方“马克思学”的学术活力就已经开始降低，其标志就是“解释学转向”的出现:一些学者不再争执谁的理解、解释是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思想的唯一客观解释，肯定每一种解释都具有自身的合理性，进而力图根据自己主体的状况建构出自己视野中的马克思恩格斯。冷战结束后，随着意识形态环境的改变，这种“解释学转向”开始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研究者意识到，研究者具有各自不同的主体性，面对相同的文本，主体性不同，认识也就不同;因此，最重要的不在于结论是否一致，而在于过程是否规范，结论是否能够得到现有的文本学基础和思想史基础的支持。这种转向当然有其学术上、思想上的合理性，但它造成的实际结果却是，西方马克思研究日益从“我注六经”向“六经注我”转化，在很多论著中，马克思恩格斯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思想史研究对象，而成为学者们阐释自我思想的、为我所用的一种“工具”罢了。是故，当今西方马克思研究的总体趋势就显得混沌不清，既缺乏普遍关注的热点，也缺乏有质量的理论交锋，让人难以把捉。
也就是说，较之于冷战时期的西方“马克思学”，今天的西方马克思研究尽管意识形态特征弱化了，但在学术上却变得边缘化、平庸化和活力衰退，这自然难以激发国内学界对它的关注热情。但是，我们能够因此忽略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当代进展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认为，不管学术水平和成就究竟如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都有必要以积极有为的姿态跟踪研究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最新进展，理由如下:
首先，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使然。冷战结束后，中国成为世界范围内唯一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有责任也有义务担负起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这既是为了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更是为了引领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在人类面对发展失衡、生态危机、恐怖主义等新挑战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生命力。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要扎根中国大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而且要具有开放的胸怀和宽广的视野，积极关注、研究和回应国际范围内马克思研究的最新动向和潮流，从而建构一种既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又有国际视野、国际水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
其次，这是出于对学术研究自身发展规律的尊重。世界学术史表明，伟大的学术研究，如“莎(士比亚)学”、“红(楼梦)学”等，都具有超越时空的学术魅力和学术生命力;同时，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都是一个长期的、持续的过程，其间有高峰，也有低谷，然而高峰的涌现恰恰就蕴含在低谷期漫长的继续之中。从学科史的角度看，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都诞生在一个看似平静沉寂的长期过程之后。在西方“马克思学”的历史上，19世纪30年代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公开面世和60年代末《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公开面世都带来过这种突破。因此，面对西方马克思研究不那么灿烂辉煌的当代进展，我们必须保持一种学术定力，给予适当的关注，不能因为其当前的沉寂状态而忽视了对其的跟踪研究。
最后，这是西方马克思研究近期值得关注的新动态使然。如前所述，沉闷与混沌是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过，如果我们沉下心来、深入进去，就会发现沉闷与混沌中似乎已经出现了变局的迹象:一些有着共同旨趣和问题式的研究团体正逐渐形成，且其影响有逐渐扩大之势。例如，近年来，随着德裔学者维尔纳·博内菲尔德转战英国约克大学，批判历史决定论、强调实践自反性的辩证特征的“开放马克思主义”学派重新活跃起来;在德国，其源头可追溯至法兰克福学派的“新马克思阅读”运动在政治经济学视域中重新审视批判理论传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中;在法国，以関根友彦为代表的日裔法语学界在马克思价值理论和辩证法方面的研究别开生面，引发了一定的关注，等等。这些流派犹如饱和的空气中的凝结核，它们的出现及持续存在，或将引发春雷，化混沌为春雨。对于这些最新的动向，我们必须保持关注。
那么，面对发展态势尚未非常明朗的西方马克思研究的当代发展，我们都应当关注些什么呢?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必须要把握重点，超越众多泛泛之论，紧紧抓住那些能够反映西方马克思研究在主题、方法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方向性变化的研究成果。这主要指那些使用了新文献、新方法或在观点方面有新突破的成果。另一方面，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在西方“马克思学”历史上一些重要研究传统的当代最新发展。学术史也是一个继承发展的过程。在当代的历史境遇中，那些能够延续下来的研究传统往往会以某种方式修正和发展自身，甚至会创造出全新的脉络。国内学界以往对此关注不够。
以上述思想为指导，近年来，我带领团队成员在分析处理大量文献后，在如何切入混沌未开的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领域方面获得某种突破，找到了一些较好的切入点和切入方式。这一切入点首先就位于今天的德国。众所周知，冷战时期，德国一分为二，东德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西德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由于同属社会主义阵营，我国学界对当时东德的马克思研究较为熟悉，但同时我们也明白，东德的研究对苏联的研究具有某种依附性。至于西德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我们的关注则要少得多，一是因为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大放异彩，吸引了太多的关注，二是因为较之于同时期法国和英语世界的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西德的研究并不具有明显的优势。也就是说，尽管是马克思的故乡，但在冷战时期，(两)德的马克思研究成就算不上巨大，获得的关注则更少。然而，冷战结束后，统一了的德国却一跃成为西方世界马克思研究的重镇。为什么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两德统一后，原本相互隔绝且尖锐对立的德国马克思研究阵营随之统一，继而发生激烈的思想化学作用，将原来各不相干的研究传统“化合”为若干全新的研究路径，从而直接促使德国成为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的中心。
在整理研究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成果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一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我们忽视的研究成果，通过对这些成果的深入研究，一些更为久远的、一直被我们忽视甚至都不知道其存在的历史线索重新呈现在我们面前。张义修的《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总体格局与四种模式》就是对当今德国马克思研究领域的一个总体性概览。在这篇论文中，他梳理了德国当代马克思研究的历史脉络与总体格局，进而划分出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四种模式，即以MEGA为核心的文献学研究模式、以现实批判为导向的左翼研究模式、以哲学学术为志业的研究模式和“新马克思阅读”的研究模式，而这四种模式分别接续了不同的德国马克思研究传统。与此相关，李乾坤的《“新马克思阅读”:当代德国马克思研究的一种新纲领的探索》对其中的“新马克思阅读”研究模式进行了重点介绍。文章不仅介绍了这一研究模式的核心课题即马克思的价值形式理论，而且剖析了这一思想运动的理论渊源，特别是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传统的历史传承关系，以及在当代重新得以复兴并吸引众多研究者关注的原因。刘冰菁的《保卫吕贝尔:21世纪法国“马克思学”的乌托邦转向》一文则是对法国当代马克思研究所进行的个案研究，关注了西方“马克思学”的首倡者吕贝尔的学术战友最新出版的《吕贝尔:为了重新发现马克思》，梳理了吕贝尔“马克思学”研究传统在法国的历史嬗变，并着重探究了在当代重新呼唤重视吕贝尔的原因，以及法国的“马克思学”学者的当代境遇与乌托邦理论转向。
本专题的三篇文章均基于大量尚未译介到国内的第一手外文资料，以宏观概览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形式，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德法两国在当代马克思研究中的研究脉络和问题焦点。我衷心希望，本专题能够增进学界对相关问题的了解，唤起更多学者对当代西方马克思研究前沿的理论兴趣，进而有助于拓展国内马克思研究的当代视野，早日实现中国马克思研究的国际化。
文章来源：《山东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