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由行动”到“自主活动”：赫斯与马克思的自由劳动想象
张义修
1844年，马克思开始第一次研究国民经济学，并创立了异化劳动理论。在这一时期，赫斯的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思想，特别是其中的“自由行动（freien That）”概念，对马克思的劳动批判有着重要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后来《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自主活动（Selbstbetätigung）”的论述。从赫斯的“自由行动”到马克思的“自主活动”，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未来社会中人类自由劳动状态的想象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反映了马克思从人本学的异化史观转向科学的唯物史观、从创立异化劳动理论到放弃一切劳动和交往异化论、从接受赫斯的影响到彻底超越赫斯的思想变迁过程。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特别提到“《二十一印张》文集中赫斯的几篇论文” 。在《二十一印张》中，赫斯倡导一种行动哲学（Philosophie der That）。要实现完全的自由，不仅需要精神的解放，更需要自由的行动（freien That）。这种行动哲学思想，可以溯源至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费希特的知识学：“自由行动的基础，就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k），而现在的行动的哲学将只是这个伦理学的一个新发展。费希特为这个演进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强调“德行（德文为Tugend，拉丁文为 virtus）”，主张“幸福不是德行的报酬，而是德行自身” 。德文中有多个关于“德性”的概念，其中Sittlichkeit更加侧重道德准则，可译为道德、德性；而这里的Tugend源于动词taugen（适用于），更加侧重道德行为，可译为德行、善行。拉丁文virtus直译为男子气概，也强调通过行动展现出来的道德力量。强调“德行自身”，是要与外在的道德评判、德行效果相区别。不过这里的“德行”绝非现实的实践活动，而是指精神性的理智活动。而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德国的哲学家们也十分推崇精神自由，其中费希特对法国革命的态度最为积极，甚至他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一书都是在为革命辩护和争取思想自由过程中的“额外收获” 。在他的知识学（Wissenschaftslehre）体系中占首要位置的“自我（Ich）”，不是沉思性的静默存在，而是创造性的意识活动，费希特称之为“本原行动（Thathandlung）”。到了赫斯这里，他主张将这种精神的行动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层面：“不管法国革命在德国的反响多么强烈，它的本质即推翻社会生活（sozialen Lebens）旧的基础，依然被低估。在德国，人们承认否定对思想而不是对行动的价值。”即便是费希特也“仅仅为思想奠定了现代历史的基础，而不是为整个精神生活，更绝不是为自由的社会活动（freie soziale Thätigkeit）奠定了这个基础。” 可见，赫斯的行动哲学和他所欣赏的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哲学一样，都蕴含着对社会变革的现实期待，在本质上是一种强调社会实践的伦理学。
赫斯“自由行动”概念的另一个源头，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傅立叶的思想。傅立叶认为，理想的社会组织应当遵循每个人的爱好来分配工作，劳动应当成为一种享受。这对马克思、恩格斯、赫斯都有直接影响。恩格斯曾高度评价“傅立叶关于自由劳动的理论”，即“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并且指出，现在的社会制度把这二者分裂开来，把劳动变成做苦工，把享受变成大多数劳动者得不到的东西，是不合理的。” 而赫斯的“自由行动”，正是指未来社会中人们享受性的活动。在《二十一印张》中，赫斯反复将人的“自由行动（freie That）”与“不自由的劳动（unfreien Arbeit）”相对比，批判私有制“否定了自由活动并将其贬低为奴隶的劳动” ，“割裂作为自由的核心的劳动和享受的统一，把人分裂为两种存在，即劳动的奴隶和享受的动物” 。赫斯相信：“‘汗流满面的劳动’曾经使人成为可怜的奴隶；‘愉快的活动’将使人自由而幸福。” 可以说，赫斯的“自由行动”概念并非基于对现实生产实践的历史性考察，而是一种抽象的伦理性的价值悬设。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以人本学为武器，对异化劳动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在两个层面借鉴和超越了赫斯。其一，马克思将矛头对准了“劳动”，这就切中了基础性的实践活动，比切什考夫斯基的实践哲学和赫斯的行动哲学话语更具现实性和具体性。其二，马克思在异化劳动理论的具体建构中，借鉴了赫斯的劳动批判话语。例如，赫斯认为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在于“自由的（freien）脱离任何外在强制的活动（Thätigkeit）” ，而马克思将人的类特性界定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freie bewußte Thätigkeit）” ，同样蕴含着对人类理想活动状态的想象。而与理想化的“自由活动”相反，私有制社会中的劳动则是一种不自由的、异化的活动。
此时的马克思以劳动者（Arbeiter，中译为工人）的不幸来否定劳动（Arbeit）本身，以否定性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价值论。因此，马克思批评国民经济学将“劳动”作为核心原则的做法是非人道的，认为国民经济学掩盖了“存在于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 Entfremdung in dem Wesen der Arbeit）” ，而他要以人本学的哲学武器揭开国民经济学的这个“老底”。“异化（Entfremden）”的原意为转让、使疏离，是一个关系性的概念，而非形容某物自身的“变质”。所谓“异化劳动（entfremdete Arbeit）”，不应理解为“变异了的”劳动，而是说劳动是一种被让渡的、疏离于人、异在于人的活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产品，连同劳动的活动本身，都成为与工人的生命活动无关的异化存在，“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对工人来说，劳动“不是他的自主活动（Selbstthätigkeit）。他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freithätig），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无论是将劳动与自主活动（Selbsttätigkeit）、自由活动（freithätig）的理想状态相对置，还是批判人在劳动中的动物性奴役，都是马克思在《二十一印张》中可以反复看到的傅立叶-赫斯式的劳动批判话语。总之，马克思一方面设定了一种理想化的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另一方面将劳动与人的异化关系视为劳动的本质属性：劳动者（Arbeiter）身陷劳动（Arbeit）之中，而无法自由活动（freithätig），这也就造成了人的本质的异化。
无论是赫斯还是马克思，他们对人类自由活动状态的理想设定，都是基于对劳动者悲惨生存现实的不满。从哲学思路上来说，这种劳动批判是从人本学的价值悬设出发去批判现实，固然有其感染力，但终究是不科学的。而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确立了唯物史观之后，他便不再停留于外在化的价值批判，而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 。这样一来，他的劳动批判话语也得到了重要的革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试图用分工来说明现代社会个人自主性的丧失过程，并开始集中使用一个新的概念：“自主活动（Selbstbetätigung）”。Selbstbetätigung由Selbst（自身）和Betätigung构成，Betätigung是Betätigen的动名词形式，以Be-为前缀（通常为及物动词标志），指以特定的方式活动，通常译为实行、实现、操作，因此Selbstbetätigung也可译为“自身实行”或“自我实现”。德国哲学家曾用这个词指称某种精神性的活动，而赫斯区分了人的本质的“形成”与“自主发展”阶段，并将“自主活动”作为未来“自主发展”阶段的特征。 其实，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经零星地使用过这个概念，不过新译本将其译为“自我实现”，而将另一个词Selbstthätigkeit译为“自主活动”。相较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这个“自主活动”概念更多地体现了这种活动的及物性、条件性，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展现出全新的意义。
其一，“自主活动（Selbstbetätigung）”将个人的自主性问题与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强调了社会历史条件对个人自主性的制约作用。现实的个人，并非生而自由，无拘无束，而是必然处于先前时代所积累下来的社会交往形式的制约之中，“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Thätigkeit oder Betätigung）的关系”，而“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 。在现代社会来临之前，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尚未充分展开，人们还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然而，“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自主活动的桎梏，……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 可以说，这是马克思基于主体向度，对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的一次重申。可见，“自主活动”并不是人先验具有的某种本质，而是一个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地确立和实现的过程” 。
其二，马克思批判现代社会是一个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分工下的劳动是个人自主性的完全丧失。马克思发现，现代社会的根本奴役，不是作为个人的资本家对工人的奴役，而是社会化的物质生产对每一个个体的奴役。现代分工推翻了传统等级制下人对人的压迫，却带来了谋生劳动对个体自主活动的普遍化否定。“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同的人承担的……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劳动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对个人来说，“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 马克思沿用了之前的话语，以目的与手段的颠倒来批判劳动（这其实也是从赫斯那里借鉴而来的），但是，这里已不再是人的类本质的颠倒，而是现代经济生活与个人主体地位的颠倒。
其三，马克思主张通过无产者的联合和生产方式的革新，实现“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中这种经济对人的统治并不是永恒的，而现代无产者是改造世界、真正实现个人自由发展的生力军。“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未来社会，将是自主活动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的社会，个人的发展将不再受到一切自发性的限制，“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 相较而言，无论是赫斯的“自由行动”与“劳动”，还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自由活动”与“劳动”，都是一种二元对立的关系。而这里的“自主活动”与“劳动”，则是一种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辩证否定的关系。从对劳动的批判（“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到对劳动的超越（“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都不再是以“应有”与“现有”的对立为构架的伦理学批判。马克思的批判已不再基于理想化的自由劳动想象，而是基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考察。
“自主活动”的出现意味着，随着唯物史观方法论的形成，马克思不再一味以否定性的眼光来看待劳动，对未来社会中人类自由活动状态的理解也逐渐走向科学。马克思逐渐认识到，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不是一种主观蓄意的理论抽象，而是一种客观生成的历史抽象。 有趣的是，马克思后来在谈到“自由劳动”的时候，还特别纠正了傅立叶那种将劳动等同于享受的理解。他说，至今为止还没有创造出条件，“从而使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未来的劳动将不再受制于经济必然性的奴役，而成为自主性的创造活动，成为“作为一个主体的人的紧张活动”。 随着对劳动的认识逐步深入，马克思最终发现了雇佣劳动的秘密，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