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晓晓，女，河北邯郸人，汉族，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阿瑟认为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有两种抽象劳动。一是通常理解的在商品交换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二是在资本生产关系中“作为雇佣工人活劳动的形式规定性的抽象劳动”（即他所谓的）“新的抽象劳动”。
历史辩证法的缺失，使他强调前者在与资本相联系意义上的历史特殊性，而不理解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实质上是对一切商品交换关系的“科学抽象”。这一视域局限又进一步使他不能准确把握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把发生在交换领域中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抽象，误解为生产领域中“新”的抽象劳动。而在生产领域中，人本主义哲学立场又使他未能深挖资本利用雇佣劳动（实则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来进行剥削这一本质内容。最终只能得出资本增殖过程对劳动过程的颠倒关系。
马克思对抽象劳动的研究，是他建立劳动二重性理论，由此解剖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以最终论证其必然灭亡的关键环节。意识到抽象劳动理论的重要性，克里斯多夫·约翰·阿瑟（Christopher J.Arthur）在体系辩证法的方法论视域中，围绕社会形式(social form)重新思考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抽象劳动问题。他不仅“重塑”了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而且还提出第二种“新的抽象劳动概念”。系统梳理阿瑟研究抽象劳动这一基础性问题的思想脉络，不仅可以把握其方法论及核心观点，而且更应该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对此问题进行辨析并澄清抽象劳动的科学要义，以进一步参透马克思批判理论的要点，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辨别方向。
一：阿瑟的第一种抽象劳动及其问题
1.处于商品交换关系中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
阿瑟认为，马克思的文本中其实存在着两种抽象劳动概念。第一种是处在商品关系中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这可追溯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阿瑟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这部分内容位于且仅限于《资本论》第1章，典型地体现为以下段落：“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这“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对第一种抽象劳动的解读，阿瑟突出了以下两点：一方面，他不认同主流马克思主义者的倾向，即从自然性或技术性层面阐释马克思的抽象劳动。阿瑟则重点关注了社会形式概念，凸显并深化抽象劳动的社会性和关系性维度。另一方面，阿瑟反对用“简单商品生产”的“模型”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他指出，这一术语并没有出现在《资本论》中，它只是恩格斯的发明，随后又被斯威齐(Paul Marlor Sweezy)、米克(Ronald l.Meek)和曼德尔(Ernest Mandel)等沿用，他们坚持把《资本论》开头几章解读为简单商品生产模式。
在反对的基础上，阿瑟认为《资本论》一开始的研究对象就是资本主义商品和货币的流通，是资本主义总体。他强调抽象劳动的历史特殊性只有在资本关系的特定社会形式中，价值概念以及作为其内容的抽象劳动概念才能客观地被确立并得到解释，这必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抽象概括。那么，抽象劳动的规定性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中才可以具体形成，“价值的任何‘实体’——例如抽象劳动——不可能先于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普遍化商品生产而存在”。在阿瑟看来，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讨论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是没有意义的。他解释到，此时社会生产的目标还不是价值增殖，资本并不是抽象总体且未严格监管劳动时间，货币只是能够发生交换的形式上的中介，价格也处于相对偶然的状态。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下，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范畴“是不能被充分地概念化的(inadequately conceptualised)”，其“含义是不确定的(insufficiently determinate)”，因此抽象劳动也是不存在的。总之，阿瑟把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社会形式锚定在了特定的资本关系上。
在把握马克思的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思想时，重视对抽象性进行权力批判的阿瑟，突出了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维度；他也认识到，要抽象出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这一范畴，需要有发达的现实条件，即资本主义社会基础。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基于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关于抽象劳动的论述，仍需要对阿瑟从历史特殊性角度解读的第一种抽象劳动进行辨析和澄清。
2. 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是对商品交换关系的科学抽象
阿瑟突出了抽象劳动的社会关系性，但要注意，他把交换抽象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的本体论基础，这种社会形式实际上指向经验层面上的交换关系，该理论视域中的商品关系也只是商品交换关系。他进一步将社会形式框定在具体的、特定的资本主义社会，把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定位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在阿瑟看来，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规定，所以对此观点的辨析，首先要弄清价值是否形成于资本主义社会。
一方面，价值本质上是实现人类劳动的社会联合的一种历史形式。不管在何种社会，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需要劳动，劳动必然在社会联系中进行，以此才能实现社会的能量变换。“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绝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劳动的社会结合的形式会发生变化。当人类社会出现私有制时，生产资料被私人占有，劳动具有私人性；于是“在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这就出现了价值现象，产生了商品的价值问题，也就形成规定商品价值内容的抽象劳动。所以，只要有商品交换或商品关系，就有决定商品价值的抽象劳动，这是商品交换社会中的共性存在。它不仅存在于发达的或成熟的商品交换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同样也存在于简单商品交换阶段，即前资本主义社会。可见，阿瑟的观点：价值及作为其实体的抽象劳动不可能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确实如阿瑟所言，价值概念以及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只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才能作为概念被抽象出来，才能在认识论中得到把握。现实社会关系发展地越复杂、越成熟，概念的抽象程度就越高，概念才越科学；这同样说明，抽象程度高的概念“充分”适合于最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因此，价值概念及作为其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在资本主义“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具有充分的适用性”。这并不意味着，如阿瑟认为的那样，这些概念“仅仅”适用于它们得以抽象出来的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价值概念以及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并非现实层面上的具体事物，而是思维中的科学抽象。它们是对现实商品关系的共性概括和本质把握，不仅充分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同样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简单商品交换关系。只是在后一阶段上，由于现实商品关系的不发达、不成熟，概念的适用度还比较弱。故此，这里涉及的是概念的适用“程度”或实现“程度”的问题，而不是阿瑟认为的概念的“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总之，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适用于一切商品交换关系只是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商品交换关系中，这一概念的适用程度有所差异。
3. 体系辩证法的遮蔽与历史辩证法的缺失
阿瑟混淆抽象劳动概念的充分适用性与普遍适用性，源于他背后的核心方法论。他所坚持的“新辩证法”是体系辩证法，即“被用来概念化(conceptualise)既存具体整体的诸范畴的表述问题”，并以此来对抗历史辩证法。 他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等诸类概念的分析源于黑格尔哲学，于是阿瑟要重估黑格尔。在阿瑟看来，存在两种重估黑格尔的模式：一种是聚焦于黑格尔研究世界历史之发展逻辑的历史辩证法，一种是聚焦于概念形式运动的体系辩证法。对此，他反对前者，而试图用后一种模式重建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是因为，阿瑟认为《资本论》研究的是“同一对象(the same object)”，是“以一系列内在关系为特征的总体(a totality)”，即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历史辩证法所展示的历时性的发展阶段之间的联系。为了支撑自己的体系辩证法立场，阿瑟援引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文本，即“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从表面上来看，阿瑟的确具有马克思的文本依据，但关键问题是，他并未准确理解马克思在此处指出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与解读视域。马克思的叙述并非从思维中演绎出范畴与范畴之间的运动逻辑，而是以社会历史内在矛盾的发展过程作依托；他的概念并非断绝和现实世界发展过程之间的联系，而是客观现实中已经存在的社会内容在头脑中的反映。当马克思科学地抽象出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时，他的理论视域中已经内含了整个私有制阶段上的商品交换关系或交换现象以及这些关系从简单状态到发达状态的历史发展过程。这表明，概念适用程度的不同实则表征的是历史的差别，是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是从简单商品交换关系上升到资本主义商品交换关系的矛盾运动过程。唯物史观保证了马克思的思维抽象的客观性与科学性，从而区别于一般认识论意义上的抽象。
当阿瑟困于结构与历史的对立，机械割裂二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以体系辩证法遮蔽历史辩证法时，必然导致其缺乏宏大的社会历史感，缺失现实发展过程的思路，以及社会历史内在矛盾运动的阐释维度。框限于结构性维度的概念也就失去社会历史性张力而沦为一个要素。因此，阿瑟把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在前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不充分适用误解为了不适用，进而得出抽象劳动并不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结论。总之，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的缺位使阿瑟无法认识到，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概念实质上是对商品交换关系的科学抽象，是对共性的把握。阿瑟对第一种抽象劳动的误读，必然影响到他提出的第二种抽象劳动。
二：阿瑟的第二种“新的抽象劳动”及其两重问题
1.处于资本生产关系内部的雇佣劳动之抽象形式规定性
仅仅停留于决定交换价值的第一种抽象劳动，还不能使阿瑟回应关于抽象劳动的“抱怨”：“如果抽象劳动被归于一种交换抽象，那么它如何会是一个生产范畴？”阿瑟发现，当转向对资本生产关系的讨论时，马克思就不再关注商品交换行为中的抽象劳动，而是致力于发生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抽象。阿瑟非常重视与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的抽象形式规定性，并将之视为“新的抽象劳动概念”，它是产生于资本生产关系中的第二种抽象劳动，且并存于处在商品交换关系中的第一种抽象劳动。阿瑟的这一概念，主要源自他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的“资本和劳动的交换”章节的解读，“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决不相干，但是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
阿瑟指出，处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第二种抽象劳动，不仅使流通行为中的第一种抽象劳动“得到补充(complemented)”，而且“更为基础(more fundamental)”。“普遍化的商品流通仅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致使他认为，只有在资本生产环节，雇佣劳动的抽象规定性才能得以确定。阿瑟继续追问雇佣劳动在资本生产关系内部被抽象的原因，对此他解释到，“产业资本把所有劳动都视为完全等同的——因为产业资本忽视所有劳动的具体特殊性而平等地剥削它们”。资本同一化雇佣劳动的各种具体规定性，是为了平等地对其进行剥削。而这种剥削带来的关键问题是“产生了同质性(homogeneous)的产品即资本积累本身”。总之，阿瑟想强调的重点是：在生产领域中，资本会对雇佣劳动的具体异质性进行抽象，目的是更好地剥削工人以获得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在对马克思的劳动之抽象性思想的分析过程中，阿瑟理解了从商品交换关系到资本生产关系的逻辑转换，由此深入到价值增殖过程的本质维度，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基于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仍然有两重问题需仔细辨析：第一，资本把雇佣劳动视为抽象，究竟是否如阿瑟认为的那样，发生在生产领域中呢？第二，在生产领域中，究竟是否如阿瑟认为的那样，资本为了自我增殖重视的是雇佣劳动的抽象性呢？
2. 对第一重问题的回应：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抽象发生在交换领域中
在资本主义商品市场上，劳资交换要遵循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它要求交换双方作为身份平等的商品占有者，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第一，从劳动力的卖者一方看，和任何其他商品的卖者一样，他要让渡自己的使用价值才能实现其作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即他的劳动本身便不归自己所有。从货币资本的占有者一方看，他按照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支付工资，从而获得后者的使用价值，即劳动力一天的劳动便归前者所有。第二，从资本家的角度来看，他无疑希望用尽可能少的货币交换到更多的劳动力商品，此时他关心的是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及作为其货币表现的价格。交换价值是价值在市场上的外在表现，价值则由背后的抽象劳动决定。因此，在进行交换活动时，进入资本家眼中的是工人劳动的抽象性，而不是各种异质性的具体劳动。阿瑟关注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抽象正是发生在交换领域中，而不是他认为的发生在生产领域中。他倚立的文本依据其实就是马克思在一般交换关系中对劳资关系的论述：“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然规律。被设定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1)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2)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劳动……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
澄清上述问题后就会发现，阿瑟所谓的第二种“新的抽象劳动”即和资本构成交换关系的抽象劳动，其实并不“新”，它只是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阶段进一步发展的体现。交换关系是在商品相对地表现自己价值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只要是商品交换关系，其中都存在价值，也就都存在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即阿瑟指出的第一种抽象劳动。它是对商品交换关系的共性把握，属于科学抽象的层面，这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得到说明。但是，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着的。到了资本主义形态，商品交换就呈现为劳资交换，这是商品交换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特点或个性表现，此时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仍然具有抽象劳动性。所以，根本不是阿瑟认为的“两种”抽象劳动，一种是交换领域中决定交换价值的抽象劳动，一种是生产领域中和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之抽象形式规定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抽象劳动，一种存在于交换关系中的抽象劳动。只是由于劳资交换关系是一般商品交换关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资本中介后的具体表现，存在于一般商品交换关系中的抽象劳动也就表现为了与资本对立的雇佣劳动之抽象特性。这正是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的体现。
阿瑟撇开历史发展的线索后，在静态层面上直接从资本主义结构中的劳资交换关系这一具体出发，“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这还只是没有进行科学抽象的无概念的感性具体，而不是从思维抽象上升到思维具体。只有后者才是真正的现实起点因为它是“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而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的表象”。从前面分析可知，阿瑟确实没有从共性的角度把握商品交换关系，缺失了科学抽象的“铺垫”，当他直接面对劳资交换关系这种特殊的商品关系时是看不到这种独特性的。商品交换关系的资本主义特性或个性要想真正地被揭示出来，就必须将其放在共性之中，尤其是放置于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和其他历史时期的商品交换关系进行比较。由此可见，没有准确地把握“共性”与“个性”或“抽象”与“具体”的辩证关系，致使阿瑟不能理解劳资交换关系只是一般商品交换关系这一共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个性表现，他才会把内含于其中的雇佣劳动之抽象形式规定性误认为是存在于资本生产关系内部的第二种新抽象劳动。循着阿瑟从商品交换关系推进到资本生产关系的思路，在他想批判的实现价值增殖的生产领域中，资本究竟倚重雇佣劳动的什么方面呢？
3. 对第二重问题的回应：资本在生产领域中关注的是雇佣劳动（实则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
澄清劳资交换是一般商品交换的进一步发展后就会发现，前者遵循的是体现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经济规律，即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上才自由展开的价值规律。这意味着，第一，资本主义的劳资交换必定会绑缚一个生产过程或劳动过程，此过程中发生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和剥削，这就是劳资关系在进行了平等的交换过程之后的第二个维度。事实上就在阿瑟引用的《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的那段话后面，马克思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维度：“现在我们来看看过程的第二方面。如果是一般说的交换过程，那么资本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现在是完成了。现在接着发生的是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马克思思想中的劳资关系是两个维度的统一。
第二，第二个维度的劳动过程又不能离开第一个维度的交换过程。这里的理论质点在于，货币资本交换过来的并不是死劳动，而是一种活劳动。“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能力，也就是与劳动能力相交换以后（购买在双方达成协议时就已完成，即使以后才进行支付），就把它作为使用价值进行使用，进行消费”，这一“消费过程，同劳动过程是一致的，或者确切地说，就是劳动过程本身”。
第三，在劳动过程中，由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提供的活劳动，与这种劳动力所包含的过去劳动，是两个不同的量。后者是维持工人一天的生存必需的费用，这决定他在市场上的交换价值。一比较就会发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所能创造的价值量，多于劳动力商品在市场上被交换的价值量，这个余额就是剩余价值。可见，剩余价值的源泉是雇佣劳动，是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那么雇佣劳动进行的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对于资本来说“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大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
因此，在资本生产关系中，为了实现自我增殖的目的，资本真正注意的是雇佣劳动（实则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而不是阿瑟突出的对雇佣劳动之具体性或特殊性的抽象。在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反而是由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体现出的具体劳动或特殊规定性的劳动。
阿瑟没有重视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主因在于：他不理解这种使用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交换阶段的形式规定。历史辩证法的缺失使阿瑟把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一般商品的使用价值简单地进行了等同；并且认为后者是不重要的，因为它只是价值的物质载体。“尽管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的条件，但商品在价值形式中才能获得交换价值……商品的自然存在仅仅是它价值的'承担者’（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阿尔布瑞顿(Robert Albritton)对此评论，“通过把使用价值推至幕后，阿瑟把资本变成纯粹的形式，这反过来又致使他过分强调纯粹形式确定在整个理论中的作用”。当阿瑟把商品的使用价值当作理论前提时，他从一开始就陷入了始自于古典经济学家的“抽掉”或轻视使用价值之理论意义的窠臼中。实际上，包括阿瑟在内的当今西方激进左翼中的很多学者，在所谓“重塑”或重新解读《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都是直接接过古典经济学家的结论，然后外加一个批判维度，这是他们共同的理论逻辑。
识别阿瑟这种错误的关键在于，在马克思那里，使用价值是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在简单商品交换阶段，交换的双方是为了获得满足自己需要的使用价值。此时的“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本身,不是作为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而只是前提性存在。但是，在商品交换得到充分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阶段，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质特征的不再是一般的商品交换关系，而是劳资交换关系。资本购买的劳动力虽然也是商品，但已不是在简单商品交换活动中买来被直接消费掉的一般商品，而是一种活的劳动能力。资本正是利用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来无偿占有剩余价值，即资本对劳动进行剥削。所以，在劳资关系中，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不再是“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形式规定之外”，而是作为资本自我增殖的手段“进入经济学”之中。
至于能否深入到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以抓住其面向资本增殖过程的根本特征，归根到底取决于背后的哲学立场。的确如阿瑟所言，在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活劳动被假定为抽象是其“所获得的社会形式的问题”。但马克思并不止于对活劳动之抽象形式的概括，而是继续挖掘它在这种社会形式中的丰富内容，即其所具有的用来创造剩余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的解剖已经超越了交换层次上的数量关系，而上升到社会历史性关系，并根植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对这种内在矛盾运动的揭示，必须具备历史唯物主义思维。
反之，当阿瑟仅仅停留于描述现象层面上的抽象形式时，他恰恰掩盖了问题本身，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对雇佣劳动的剥削问题。阿瑟致力于活劳动的抽象形式规定性，而不能觉察到劳动力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这一内容，源于其人本主义哲学立场。人本哲学从人性出发，强调人的鲜活生命以及本真的交往活动；由此，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阿瑟自然会把批判的视角盯住资本对主体劳动之具体异质性的“抹平”货币对人之多样性的“同一”、交换价值对社会关系之丰富性的“抽象”等。这种人本主义式的批判就是当代西方哲学被赋予的角色，在学科分工体系十分细致的西方学界，对资本逻辑的研究往往都是从单一维度切入，哲学便被界定为剖析资本逻辑产生的文化效应，其中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对社会关系之抽象性的批判。阿瑟自称对《资本论》进行的哲学反思就是这种人本主义哲学，而非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综上，阿瑟批判的最终目标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价值增殖本性。但是，一方面，当他把批判的靶子瞄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抽象时，其理论视域实际上只是交换关系，而并没有进入他自认为已经深入到了的资本生产关系内部。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自我增殖的真正秘密是对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的占有，而并不是阿瑟抓住并放大的对雇佣劳动之具体异质性的抽象。
三：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而非“是”资本的生产力
对抽象性批判的过分倚重使阿瑟从一般交换关系的层次审视劳资关系，而不能深入到本质性的剥削关系，那么他只能在资本对具体劳动的抽象中实证性地得出颠倒关系，即价值增殖过程对一般劳动过程的颠倒。他随后详细地解释了这一颠倒概念。“人们常常这样认为，生产性劳动是隐藏在价值交换和资本积累的表象背后的本质……然而，在马克思把生产力归因于资本的段落里可以恰当地引出一个相反的路向：资本是生产的真正主体……资本在劳动和机械中，中介化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是资本借以增殖的‘中介活动’）。总而言之，第二种观点是对第一种观点的颠倒(inversion)”。这表明，阿瑟反对一种惯常理解，即本质上进行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或主体的劳动，资本只是一种“表象”“次要的现象或劳动联合的“中介形式”。他指出，马克思的文本中有一种与之相反的思路，即生产的主体是资本，劳动反而只是资本增殖的手段或工具。进而，他认为价值增殖过程颠倒了一般劳动过程。但与此同时，阿瑟强调资本的生产力其实就是劳动的生产力，“物质劳动过程同时也就是价值增殖过程”，两种观点都正确。由此，他得出“同样的事情也就有了两个分析框架”（同上)，一种是物质劳动过程的分析框架，一种是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框架。
总之，在资本对劳动的抽象问题中，阿瑟精准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并试图分析两个过程的关系。阿瑟的这种研究方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对他得出的“资本的生产力”及“两种分析框架”结论需要进行综合辨析。
首先，要识别资本是否是生产力，就要先澄明生产力这一范畴。生产力作为一种生产的力量，在其一般规定性上，体现的是人改造自然的物质力量及其结果。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由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能够维持人的生命存续的物质生产活动，而物质生活的生产就是劳动，这是人类社会存在所必须具有的基础。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生产力一定会和生产关系构成矛盾运动以此塑造社会形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真实的社会生活及其内在本质的揭示。这表明，生产力是一个社会历史性概念，脱离于生产关系的生产或劳动是抽象的、非历史的。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或社会关系中，生产力的发展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方式。在小私有制生产阶段，只存在简单的个体劳动生产力或限于家庭范围内的生产力。在此时的物质生产条件下，劳动者都是单独的个体或和家庭成员一起，在小块土地上开展物质生产活动，而并不存在能够应用社会生产力的方式或手段。在本质上，这一阶段是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通过形成协作、分工的劳动关系以及实现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个体劳动便被组织成社会劳动。马克思指出，形成与发展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正是资本的历史任务。
其次，资本使社会劳动生产力取代个人劳动生产力，无疑反映出历史进步性。但是，马克思转而强调，“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导致了社会劳动和工人个体劳动之间的尖锐对抗。马克思认为，资本的这种神秘性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由许多单个的局部工人组成的社会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这使得通过个体劳动的联合所形成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所以，资本的生产力实际上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发展呈现出的历史特点；资本只是实现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它根本不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内容和源泉仍然是劳动。对于资本的生产力问题，阿瑟援引的马克思的文本实则已清楚地给出了说明，“我们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体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一言蔽之，是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appear as)而非“是”(is)资本的生产力。但要注意，虽然不是阿瑟认为的前者“是”后者，但也不能仅停留于“不是”。关键在于，这种形式逻辑的思维模式在解决此问题时本身就应该被质疑并否定，阿瑟就是在二元对立中进行选择这也是人本主义和结构主义争论的根本原因。正确的思路不是纠结于哪一边，而是要去探究为什么必然会出现“表现为”问题，这才是对此问题的社会历史性追问。
最后，确实如阿瑟认为的那样，资本主义生产由两个不同的过程组成，首先是一般劳动过程，但本质上是价值增殖过程。前一过程中，劳动者是主体，生产资料是客体，劳动者在各种具体劳动中使用生产资料完成劳动过程；后一过程中，资本是主体，雇佣劳动是客体，资本这种生产资料使用活劳动自行完成增殖。然而，这只是在认识论层面上理论分析出来的“两个”过程，阿瑟的两种分析框架就是在这一层面上被建构出来的。相反，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下，马克思立足实践，指出在现实生活中实则就是“同一个”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价值增殖过程，但是，它又必须通过一般劳动过程的形式表现出来。现实生活中能被看到的永远只是劳动过程，是工人主体在劳动过程中进行的各种特殊的、一定的和多样的具体劳动；然而，这并不是真的劳动过程，因为一般劳动过程带来的结果恰恰不是它的结果，而是资本的自行增殖：但是，这个本质性的价值增殖过程，在现实中永远也呈现不出来。马克思认为，“表现为”问题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吊诡，但这并非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而是社会历史过程，是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它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马克思只是把实践中存在着的资本逻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以概念辩证法的形式表现了出来并加以剖析。
概而言之，马克思同样指出一般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不同，但他不止于此。实践方法论的转换，使马克思把理论上分析出来的两个过程放在社会历史过程中，意识到这是同一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表现为”问题，即资本的生产力只是劳动生产力的表现。一言蔽之，资本的生产力只是表象或现象，劳动的生产力才是本质。这反映的是一种矛盾。与之相反，方法论的滞后使阿瑟无法从现实实践出发，于是，他困在理论上建构出来的两个并列的框架中。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出现这一矛盾很正常，因为它就是现实，是现实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性与雇佣劳动的异化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正是工人自己的劳动创造着资本对自己的剥削，并且完成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
然而阿瑟却把存在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关系，看作两个独立框架的颠倒关系。当他只重视资本对劳动的抽象而非对劳动力的特殊使用价值的占有时，便会以颠倒关系遮蔽并取代本质性的剥削关系。由价值增殖过程对劳动过程的颠倒，阿瑟认为价值增殖的社会表现形式就变成自主性的了；而这种自主性又呈现为概念的自我演绎，他最终走向唯心主义。对此，费洛(Alfredo Saad-Filho)认为“‘新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这种黑格尔主义的方法不健康而且具有潜在的误导性”。当阿瑟抛弃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把《资本论》中的方法完全靠向黑格尔的逻辑学之后，他必然得出此结论。
结语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在他的理论视域中，抽象劳动是和具体劳动共同构成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的存在，而劳动的二重性“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正是在劳动二重性中得出商品中蕴含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由此论证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就使用价值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就价值量说，有意义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不过这种劳动已经化为没有进一步的质的人类劳动。”由于每个资本家都追求超额利润，他们会不断采用新技术以提高个体生产力，这最终使社会整体的生产力得到提升。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多，而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在不断萎缩，一般利润率必然下降，资本主义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可见，马克思的抽象劳动理论，分析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阿瑟在人本哲学的影响下分析的是资本对主体劳动的抽象化，但是外在的人性批判是不能使现实的资本逻辑革命化的。阿瑟只是人本主义之抽象批判模式的一个典型代表，这种批判思路的流行折射的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式微。所以，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深度辨析阿瑟的抽象劳动理论，对于理解并科学地发展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显得尤为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