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与仿真：鲍德里亚在美国
本文摘自：《灵魂在工作：从异化到自主》关于鲍德里亚的评述
作者：弗朗科·“比弗”·贝拉尔迪
译者：李小均
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
微电子技术使电路的微型化成为可能，引发了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充分看到其效果的微电子革命。远程信息技术，这项将移动电话和信息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新兴科学，是西蒙·诺拉和阿兰·明克在1978年就专门用一本非常重要的书《社会的计算机化》（Computerization of Society）来研究的革命性技术，它为互联网的勃兴做好了准备。
1983年，鲍德里亚撰写了一篇题为《交流的狂喜》的文章，收入哈尔·福斯特编辑、贝伊出版社出版的《反美学：后现代主义论文集》。
不再有物体的系统。我的第一本书包含了对物体作为显而易见的事实、物质、现实、使用价值的批评。在那里，物体被视为符号，但作为仍然充满意义的符号。
哈尔·福斯特编辑、贝伊出版社出版的《反美学：后现代主义论文集》，聚焦解构主义批判与拟像理论两大核心议题
在旧世界中，符号被理解为意义的承载者，符号和意义之间的关系，由指称的外部和客观存在保证。但是，一旦我们进入普遍不确定性的领域，这种指称逻辑就被抛弃了。美元的价值在去除黄金参照后由什么保证？商品的价值在无法再测量必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后由什么保证？非物质技术将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转变为偶然时间。一旦所有符号超越了它们的代码，一旦代码的幻景成为幻景的代码，符号的意义由什么保证？只有武力才能保证货币符号的意义，美国霸权的专制行使证明了这一点。放松管制并不意味着社会摆脱了所有规则，一点也不：这实际上是将货币规则强加于人类行动的所有领域。货币规则实际上是基于权力、暴力和军事霸凌的关系的标志。
在那些年里，现实的场景被抛弃了，转而进入了仿真的场景。电影不属于这一阶段。电影属于再现和表达的阶段，而不是仿真的阶段。在摄像机前有（或者说曾经有）一个真实的物体、一个真实的人：摄像机记录了那些光、身体、可见的材料，将它们全部复制到胶片上。以这种方式创造了条件，使导演能够在纯粹的德勒兹和斯宾诺莎的意义上表达自己：在语言创造的众多无限世界中赋予其中一个以生命。
当我们从模拟胶片转向合成图像的创造时，我们进入了拟像的领域。合成图像确实可以定义为一个拟像，因为它不预设任何真实的物体、任何物质的光或原型，而只是数字（非）物质的内在照明。仿真是消除引发一连串无基础的无限符号复制的指称的过程。
仿真正是这种不可抗拒的展开，这种事物的序列化，仿佛它们具有意义，而实际上它们只受人工蒙太奇和无意义的支配。
数字复制将语言的仿真能力发挥到极致。数字技术使得符号的无限复制过程成为可能。符号变成了一种病毒，蚕食其指称的现实。很快，这种符号的去符号化复制过程产生了鲍德里亚所说的现实荒漠的效果。
有关整体的信息包含在它的每个元素中，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是一个巨大的全息图。取沙漠中最小的一块地方，中西部小镇的任何一条老街，一个停车场，一座加利福尼亚房子，一家汉堡王或一辆斯图贝克轿车，你就拥有了整个美国——包括美国的南北东西。
仿真的概念在哲学话语中引入了一种新的视角，这个新视角可以定义为消失。一旦从字母序列的领域中减去，投射到视频电子复制的领域，符号就会无休止地激增，创造出第二现实—— 一个合成领域，最终吞噬第一世界、身体和自然。
鲍德里亚眼中的美国，与德勒兹和加塔利看到的美国截然不同。那是一个灭绝之地，虚构和防腐的现实尸体取代了生命。那不是一个拥有无限能量、产生精神分裂符号、永远重新激活的国家。
欢迎来到现实的荒漠。
鲍德里亚提及精神分裂的方式，也与加塔利在其创造力颂歌中通过精神分裂分析描述的方式截然不同。鲍德里亚并没有将精神分裂与创造性激增联系起来，而是将其与恐怖联系在一起。
我说到这一点，不是想判定谁对谁错：究竟是宣称创造性精神分裂力量的少数欲望群体，还是孤独的、入迷的、在不再存在的现实的寂静沙漠中拍摄照片的旅行者？
关键不在于谁对谁错。但是，有必要用不仅能够描述，而且能够转变它们的概念来追溯上个世纪末发生的过程。我的意思是：改变奇异性与世界投影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改变世界。
鲍德里亚与福柯之争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哲学舞台清除了黑格尔遗产。异化的概念遭抛弃，因为社会实践中的异化已变成疏离。生产日程的重复性，已变成对工作的拒绝和破坏，流水线上个体的孤独已变成颠覆性社群和集体组织。在70年代，身体反抗忘记了它们的灵魂：身体重新夺回了自己的空间。
1977年博洛尼亚街头的一条女性主义标语：“灵魂是身体的监狱。”那时，所有的思想和期望都被写下，都在尖叫和暴露。
在那些年里，主体性的问题，在新的光芒下出现：不再有任何主体负责实现历史的真理，只有与其他独特个体相遇的个体。历史（或叙事）的代理人，从结构中解放出来，不再有蓝图要遵循，也不再需要按照既定的剧本行事。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法国，出现了一场哲学辩论，涉及由于辩证结构崩溃而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特别是主体和权力的形成问题。
这场辩论的一方是鲍德里亚，另一方是福柯和《反俄狄浦斯》的作者德勒兹和加塔利。这场辩论标志着哲学的根本转变。
在德勒兹、加塔利和福柯，以及他们的学生（包括在下）这边，一直有某种抵制情绪，不愿与鲍德里亚争论，好像这是最容易避免的巴黎知识界的小争执之一。
现在，30年后，我认为理解那场辩论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因为今天我们可能会在其中发现可用于寻找新的综合的元素。那场争论的对象是什么？
在出版了他最重要的作品《象征交换与死亡》（1977）之后，鲍德里亚同年还出版了一本名为《忘记福柯》的小册子。这是对福柯构建的权力理论的攻击，但鲍德里亚真正的目的是批评欲望的概念，以及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分子理论。
鲍德里亚著《忘记福柯》
《忘记福柯》以对《规训与惩罚》的解释开始。鲍德里亚不同意福柯在那本书中的基本论点，不同意福柯将现代权力谱系作为对身体的压抑性规训的整个分析。
关于这本书的中心论点，我们可以有许多话说：性从未被压抑过，恰恰相反，存在的是一种禁止谈论或公开表达性的禁令，以及一种迫使人们去忏悔、去表达、去制造性的冲动。压抑只是一个陷阱、一个借口，用以掩盖将整个文化都归结于性这一事实。
鲍德里亚的观点没有遭到福柯的直接反驳，但我认为，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明确还是隐含，福柯后来发展他的理论时考虑了鲍德里亚的观点。也许鲍德里亚的反对意见里有一些真实的东西，但误解了“欲望”理论的本质教训。鲍德里亚攻击福柯的权力谱系论，是为了对所有那些年的理论提出批判。那些理论从力比多经济和欲望表达中发展出了一种社会话语。因此他写道：
我们只能对这种新版本的权力，与德勒兹和利奥塔提出的新版本的欲望之间的巧合感到惊讶。但是，我们在那里发现的不是匮乏或禁令，而是流体和强度的部署与积极的传播……（权力的）微欲望和（欲望的）微政治，在力比多的机械界限内真正地融合：我们要做的就是微型化。
鲍德里亚对欲望理论的批判，是否有任何含混之处？是的，可能有，鲍德里亚仍然将欲望视为权力；而我们已经认识到，人们需要将欲望理解为一个场域。
然而，这种含混有其原因，因为它实际上刻在了德勒兹和加塔利的作品，以及利奥塔和福柯的作品中。最重要的是，它存在于那些年主导欲望话语的大众文化中，从而形成对晚期现代、晚期工业权力结构的实践批判。
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结束了那种权力形式，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和新维度。资本主义正在变得精神分裂，曾经由欲望驱动的社会表达力的加速发展，已被资本主义机器所吸纳，尤其是在它演变成后机械化的数字机器之后。
从机械到数字的转变，从可复制到仿真的转变，就是从权力的有限维度到病毒维度的转变。
《反俄狄浦斯》宣扬“加速”作为逃离资本主义时间的手段。“同志们，旧世界在你身后”——我们1968年如此高呼。当资本的速度是流水线、铁路和印刷机的机械速度时，这是真的。但是，当微电子技术为资本提供了仿真的实时绝对速度时，加速就成为过度剥削的领域。
让我们明确地说，这不仅是隐喻性话语。
想想工人的斗争。只要它们发生在工业工厂中，工人交流和行动的加速就使工厂主处于防御地位，并能够击败控制结构。在工厂及其附近的工人中间迅速传播的口号，使这些斗争得以普及。
微电子技术完全颠覆了这种情况：资本拥有了快速去地域化的能力，将生产转移到全球各地，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机相比，工人组织的时机仍然局限于本地且进展缓慢。
鲍德里亚凭借他对绝对速度的直觉，预见了这一趋势，这种速度颠覆了每一种社会交流的形式。正是基于这种直觉，鲍德里亚发展了他在《忘记福柯》（以及其他地方）中宣扬的理论，但他从未收到过任何明确的回复。政治意图和话语效果是不同的：鲍德里亚的意图被欲望理论谴责为劝阻性意图，因为他的理论破坏了期待新的主体化过程的可能性。鲍德里亚则谴责欲望理论是新的网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意识形态功能。
对流动性、流动和心理、性或身体事物的加速状态的强迫，正是主宰市场价值的力量的精确复制：资本必须流通；重力和任何固定点必须消失；投资和再投资的锁链永远不能中断；价值必须无限制地在每个方向上辐射。这就是当前价值实现的形式。它是资本的形式，而性作为一个流行语和模型，则是资本在身体层面上的呈现方式。
鲍德里亚的批判并不充分：对权力和主体性形式变化的描述呈现为一种愿望。然而他的话语中确实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在欲望理论，以及德勒兹、加塔利和福柯的书籍引发的广泛的思想运动中，如果不理解欲望是一个场域而不是一种力量，就存在一种修辞的危险。
例如，在奈格里和哈特，以及过去10年中许多其他人对“大众”这个术语的空洞使用中，这种危险性是显而易见的。他们口中的大众，似乎是一种无限的积极能量，是一种自由的力量，无论如何都不能屈服于统治。但在1978年，在一本名为《在沉默的大多数的阴影中》的小册子中，鲍德里亚已经破坏了大众概念的颠覆性政治用法，展示了它的另一面，即大众天生的被动性。
奈格里、哈特指认“大众”作为后帝国主义时代反抗帝国主权的革命主体
人们一直认为——这是大众媒体的意识形态——是媒体包围了大众。人们在大众媒体的狂热符号学中寻求操纵的秘密。但在这个天真的传播逻辑中，遭到忽视的是，相比于所有媒体，大众才是更强大的媒介，是大众包围和吸收了媒体——或者至少可以说，两者之间不分轩轾。大众和媒体是一个单一的过程。大众（群众）就是信息。
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热情阅读德勒兹和加塔利著作的自治运动中，鲍德里亚的立场在政治上被认为是劝阻性的：它似乎描述了一个没有出路、没有反叛希望或可能断裂的情景。然而，这不是真的，现在也不是真的。鲍德里亚确实承认了文明的劝阻功能，其中事件被仿真本身仿真与消除。
威慑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行动形式：正是威慑，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它支配了我们整个当代，这个时期不太倾向于制造事件，而是倾向于阻止某些事情的发生，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它仍像一个历史事件。
此外，在这一点上，他的理论揭示了一种极端的资源，即灾难的资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灾难性内爆的资源。
大众……既没有等待未来的革命，也没有等待声称要通过“辩证”运动“解放”他们的理论。他们知道没有解放，一个系统只能将其推向超逻辑，迫使它过度实践，相当于残酷的折旧，才能被废除。“你们要我们消费——好的，且让我们总是更多地消费，消费任何东西，无论是什么，出于任何无用的、荒谬的目的。”
鲍德里亚并不认同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整个文化界蔓延的犬儒主义（这种犬儒主义渗透了法国新哲学，以及1968年一代人的幻灭后席卷欧洲的顺从的新自由主义），而是提出了灾难的策略。今天，30年后，在我看来，他完全没错。
对于欲望的概念，鲍德里亚反对消失，或者更确切地说，反对仿真-消失-内爆的锁链。
仿真是创造没有原型的幽灵。一个算法产生无尽的信息链。符号通货膨胀的效应促进了信息乳浊剂对现实领域日渐增长的渐进式殖民。现实像亚马孙雨林或被沙漠吞噬的领土一样消失，直到曾经保证共同体生活连续性的整个背景，最终被这种去现实化效应和有机体的内爆消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