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文学行动》
访谈：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
本文根据1989年4月在拉古那比契市两天多的采访整理。
D．A． 你在1980年曾对论文评审人讲：“我最持久的兴趣——它甚至先于我对哲学的兴趣，如果这是可能的——一直是对于那种称作文学的创作的。”你已经发表了若干读解文学文本的文本，我们即将谈到它们。但是你的著述大部分是涉及那种称为哲学的更恰当的创作。你可否就你对文学的主要兴趣详细阐述一下你上述的说法，并谈谈它与你论述哲学文本的大量著述之间的关系？
J．D． 什么才叫“主要兴趣”呢？我决不敢说我的主要兴趣是倾向于文学而不是倾向于哲学。回想在这里是很危险的，因为我愿意忘掉自己的陈规旧习。而要这样做，我们必须先确定，在我的青年时代“什么叫文学”，“什么叫哲学”。那时候，至少在法国，两者共存于当时的主要作品之中。存在主义、萨特、卡缪，比比皆是，人们对超现实主义还记忆犹新。在那些作品中，出现了文学与哲学之间一种相当新型的联系，使两者做好这种准备的是一种民族传统，以及由学校教育确立为正统的某些范例。而且，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彼此之间似乎也十分不同。
无疑我曾在文学与哲学之间发生过犹豫，两者都不肯放弃。大概是暗中寻求一个位置，使这个领域的历史由此得以构想、甚或被取而代之——于写作过程之中，而非仅仅借助历史的或理论的思考。既然时至今日使我感兴趣的既不能严格地称作文学、也不能严格地称作哲学，那么，我仍然以这样的想法为乐趣：我的青春期欲望——姑妄称之——竟然在写作中将我引向一种非此非彼的东西。它是什么呢?
“自传”大概属于最确切的名称了吧，因为对我来说，直到今天，它一直是最神秘与最公开的。此时此地，我打算以一种通常称作“自传式”的方式，回亿当我产生创作欲望时，在那种既暧昧又不由自主、既无能为力又独裁主义的状态下所发生的情景。喔，当时的情景就如同一种自传的欲望。在“青春期”自居作用(一种很执拗的自居作用，在我早期的笔记中，它常常执着于纪德的普罗秋斯的主题)的“自我陶醉”阶段，它首先是仅仅记下一两件往事的欲望。我说“仅仅”，尽管我已经意识到这是个既不可能、又没有终结的任务。从深层看来，它类似一种出于信赖或忏悔的抒情活动。直到今天，我心中依然有一种执着的欲望，用回忆的形式、不间断地记录下发生的事——或未能发生的事。我总想斥之为诱惑的东西——即总记或总括——不正是维系我生命的动力吗?这种内心集语的想法——即后来我希望以略加精炼的方式记下一切的想法，得以将我引向卢梭(我自童年起就十分热爱的人物)，引向乔伊斯。它首先是那种青春期梦想：要记下所有我经验过——或几乎如此——的声音的痕迹。那将是十分珍贵、十分奇特的，既是镜像式的，又是思辨的。我刚刚说到“未能发生”或“几乎如此”，以标明这样的事实：即发生的事，换言之，人们想要记下其痕迹的独特事件，也正是要求不发生的事会发生的愿望，并因此成为一个“故事”。其中事件本身已经使真实的档案与虚构的档案发生交叉。我们已经遇到了麻烦，这麻烦不在于确认，而在于区分开历史性叙述、文学虚构与哲学反思。
就这样，我曾经有过一种怀旧的伤感活动，想要保留下、或许想要译成密码，总之是想要表现能够接近的和不能接近的。而且，在思想深处，它至今仍然是我最天真的愿望。我所梦想的既非一种文学作品，也非一种哲学著作，而是我想到的、有过的或未能有过的一切，都应该仿佛是加上封印(存放、密藏起来以便保留，这确确实实有如加印章，正是以印章的形式，连同横贯印章纹理的所有那些似非而是的东西)。我们可资利用的那些漫无边际的形式、客观性立档所谓的手段，与发生的(或未能发生的)事相比少得可怜，因此才产生极度总括的过分行为。这种记下一切的欲望——我当然能够分析它、“解构”它，不过它是我所热爱、了解并确认的一种经验。谈及自我陶醉的青春期与“自传”梦，我现在要说一说(“我是谁？”、“谁是我?”、“这是怎么了？”等等)我所感兴趣的第一批文本，其中包括卢梭、纪德和尼采。这些文本既不单纯是文学的、又不单纯是哲学的，而是属于自白：《孤独漫游者的梦》、《忏悔录》，纪德的《日记》、《窄门》、《新粮》、《背德者》。同时，那位用第一人称讲话的哲学家尼采，一面又总在增殖专有名称、面具与署名。一旦事物有了一点积淀，那种任何事情、甚至连人们剥夺自己的东西——通过不间断的内心集语(假如集语还能做到是“内心”的)——都不肯放弃的事实，也不肯放弃运载这些声音的“文化”。在这一点上，包容各学科的诱惑变得与自传体不可分割了。而哲学讲演往往只是这种渴望的实用而重要的形式化。
同样地，这种全部的主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往返于文学与哲学之间。在我回忆中提及的那些天真的青春时期的笔记或日记中，对于扮演各种角色的执迷激发我对文学的兴趣，以致使我茫然认为，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文学的空间不仅是一种建制的虚构，而且也是一种虚构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要讲述一切；无疑就要借助于说明把所有的人物相互聚集在一起、借助于形式化加以总括。然而要讲述一切同时也就是要逃脱禁令，在法能够制定法律的一切领域解脱自己。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因此它允许人们在“讲述一切”的经验中去思考法的本质。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
为了认真回答你的问题，还有必要分析一下我的中学时代、我出身的家庭及其与书籍的关系或非关系，等等。不管怎样说，当我一开始发现这个称作文学的奇怪建制的时候，“文学是什么”的问题便以极天真的形式强加于我了。不久之后，这个问题便出现在萨特一篇初期文本的标题之中，我想那是在我阅读过《恶心》之后又读的(该书给予我强烈的印象，无疑在我心中激发起某种摹拟活动；简单地说，这是一部以一种哲学“情绪”为基础的文学虚构，这种情绪即存在是多余的、“是过剩”的，它正是使创作得以发生的未知意义)。接下来，便是面对这种允许讲述一切的建制或这类客体的困惑了。它是什么呢?当欲望刚好记下了某种东西，让它“存留”在那里，好像供他人支配的客体、那种能够被重复的客体，那么，还有什么东西“存留”下来呢?“存留”的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后来表现出或许有些过分推敲的形式，然而自从青春初期我开始记笔记的时候开始，我便对这种往纸上寄存东西的可能性感到大惑不解了。这些问题的哲学生成经由我所进入的文化的那些文本的内容而进行——当一个人阅读卢梭或尼采的时候，他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哲学——正如它经由对写作品的存留产生天真或惊异的困惑而进行一样。
后来，哲学的训练、职业、教师的身份同样都迂回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一般所说的写作是什么?”而且，在一般性写作的范围内，回到另一个问题、另一个更非单纯、个别的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作为历史性建制有自己的惯例、规则，等等，但这种虚构的建制还给予原则上讲述一切的权力，允许摆脱规则、置换规则，因而去制定、创造、甚而去怀疑自然与制度、自然与传统法、自然与历史之间的传统的差别。这里，我们应该提出法律的和政治的问题。在西方，处于比较现代形式的文学建制是与讲述一切的授权联系在一起的，无疑也是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不是说它得其所哉地依赖于民主，而是在我看来，它与唤起民主、最大限度的民主（无疑它会到来）的东西是不可分割的。
D．A．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你关于文学：这种允许讲述一切的奇怪建制”的观点？
J. D． 让我们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所说的文学(并非美文学或诗歌)，世界是作家被给予特许，他可以讲述他想要讲或能够讲的一切，而同时得到保护，免受一切检查，无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当霍梅尼要求杀死拉什迪的时候，我刚好完成一篇文本——并非不折不扣地满意它的全部陈述——文章认为文学具有一种“批评作用”。我不敢肯定“批评作用”这个词是否正确。首先，它要确定其使命来限定文学，确定其惟一的使命。这就是要给文学一个定论，给它指定一种意义、一种纲领及规范性典型。其实，它可能还有另外的基本作用，甚或没有作用，于本身之外毫无意义。而且，借助于同样的标记，它可以帮助思考或界定“意义”、“规范性典型”、纲领”、“作用”及“批评”可能的含义是什么。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文学的批评作用用于一种语言。在西方，这种语言离开了政治、审查制度及审查的撤消与文学的起源和建制之间的联系，便毫无意义。说到底，文学的这种批评一政治作用在西方一直是很不明确的。讲述一切的自由是一种十分有力的政治武器，但这种武器又可以作为虚构而倾刻失效。这种革命力量有可能变得十分保守。作家也很可能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有时候，他可以——我甚至要说他必须——要求某种不负责任性，至少是对于意识形态的权力机关，比如兹大诺夫市那种类型的，这些权力机关总是企图把他召回到对于社会政治或意识形态机关十分明确的责任上来。这种不负责任的职责、这种拒绝就自己的思想式创作向权力机构作出回答的职责，也许正是责
任感的最高形式。对谁、对什么?这就是未来的全部问题，或者说由我刚才所说的未来的民主这种经验所允诺或允诺给这种经验的大事的全部问题。不是指明天的民主，不是明天就会存在的未来民主，而是那种其观念与将一来、与一种预定允诺的经验相联系的民主，它永远是没有期限的允诺。
除特别声明外，本站不拥有文章版权。如引用，请注明原始出处。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