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与实证的对话：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实证主义的方法之思
文章原载《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24年第6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法兰克福学派在以批判理论实现了对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的“破旧立新”后，在流亡美国期间进一步思考、回应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带来的挑战。通过与维也纳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围绕实证方法先后展开的理论论争，法兰克福学派在一系列研究项目中持续推进经验研究与辩证批判的互动与交融，最终走出了一条被历史验证了理论效力的创新道路——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实现了辩证方法论的突围。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论探索启示我们，实证方法与辩证方法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能够在具体的理论创新中实现对话与融合。
关键词：
法兰克福学派；实证主义；辩证法；方法论
作者简介：赵立，南京大学哲学学院助理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得以形成的关键领导人和思想超凡者，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讲中明确了社会研究所的任务是批判实证主义，并通过一系列著作和集体攻关项目实现了对实证主义的“破旧”和批判理论的“立新”。在纪念《资本论》问世70周年所撰写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霍克海默最终在理论上完成了对实证主义的“破旧”工作，公开阐发了批判理论这一法兰克福学派的全新研究纲领。只不过，此时的社会研究所已经被迫“流亡”美国数年之久了，暂时在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中心纽约停下了脚步。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危机敦促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阿多诺、弗洛姆等核心成员继续沿着批判理论所开辟的思想之路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背后的文化问题。在戴维·麦克莱伦看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主要针对的就是实证主义，一种“ 已变成物化的一个根源和对现状的一种消极认可力量”。只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在欧洲所面对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实证主义的哲学传统，而在美国，则是在崇尚自然科学的社会氛围中落地生根的实证主义方法论。
一、 方法之争:法兰克福学派与维也纳学派、哥伦比亚学派的争论
实证主义诞生于欧洲，不过在漂洋过海到美国后不仅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受到美国学者的热烈欢迎并日益普及，更是使其主流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倒向实证主义方法论。实证主义为什么会散播到美国呢?我们看到，德国法西斯的上台深刻改变了欧洲思想界，尤其是德语思想界的理论地形。1936年，维也纳学派的核心领袖石里克因为公开批判德国法西斯的言论被枪击身亡，加之1938年德国对于奥地利的强行吞并，因此和法兰克福学派一样，维也纳学派也因为部分成员的犹太人血统而遭到打压。群龙无首加上社会环境的恶化迫使维也纳学派的成员纷纷出走英美等国，卡尔纳普、费格尔等人最终在美国学院体制内扎根，并在美国感受到了一种同“ 维也纳学派的立场完全一致的时代精神(zeitgeist)”，而最明显的理论结果是“逻辑实证主义至少有20年成为在美国哲学界讨论、争论和交谈的主体之一” 。
为什么逻辑实证主义会在美国知识界广受好评呢？原因可能有二：第一，皮尔士、詹姆斯和杜威开创的古典实用主义传统将“经验”作为他们的核心关切，因而同样强调奠基于经验的严格、精确与科学的逻辑实证主义顺理成章受到美国学者的追捧，霍克海默就曾经在给洛文塔尔的信中写到，实用主义和实证主义都是“哲学和科学主义的统一”；第二，逻辑实证主义契合了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崇尚自然科学的社会氛围，并且与抛弃价值判断的“技术统治”的意识形态互为表里，迎合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统治需要。也就是说，在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联合催化下，实证主义哲学与方法论在美国知识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认可与推广。在此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与维也纳学派、哥伦比亚学派就方法论问题接连展开了两次论争，而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辩证方法在当代科学研究中的适用性问题。
第一，围绕辩证法问题，法兰克福学派与维也纳学派进行了两次争论。虽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过法兰克福学派所秉持的辩证立场明显不如维也纳学派的实证主义立场在美国受欢迎。悉尼·胡克在发表了《自然与辩证法》一文后，遭到霍克海默对他错误对待辩证法原则的批判，因此胡克就邀请了维也纳学派的纽拉特等人与霍克海默、波洛克、马尔库塞和洛文塔尔等人围绕辩证法展开讨论。在两次讨论中，从逻辑实证主义的原则出发，纽拉特等人要求法兰克福学派成员就辩证法的意义进行清晰、简短的说明，并强调辩证法并不能驳倒科学的真理性，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并不能“ 举出一个在科学上为真理而在辩证法上为谬误的陈述”，也举不出“一个在辩证法上为谬误而在科学上为真理的陈述” 。
霍克海默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进行了应战。虽然胡克并没有充分记录霍克海默的反驳论证，但是我们在1937年发表的《对形而上学的最新攻击》一文中大致可以把握霍克海默的论战思路。霍克海默指出，逻辑实证主义在认识过程中排除主体的作用，将个体间的差别视为纯粹的事实，因而走向了非历史的和非批判的知识概念，即出于精确性、普遍性和可计算的要求，将科学抽象为完全脱离主体感觉的语言判断和命题系统；并必然将自然科学研究的特殊方法普遍化，也即将这种物理学化的方法同样运用于对自然与社会的研究;这种哲学倾向不能将现实与一定的历史活动联系起来，而只能将现实理解为直接呈现的状态，因而也就丧失了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怀疑能力，只能形成直线的、有限的、自我封闭的世界观;面对逻辑实证主义的理论缺陷，唯一的出路就在于“必须学会辩证地思考”。
第二，围绕着广播项目研究中采用辩证方法还是经验研究方法，法兰克福学派与哥伦比亚学派产生了方法论之争。拉扎斯菲尔德一手创建了从事传播研究的哥伦比亚学派。拉扎斯菲尔德在维也纳大学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并热衷于将社会科学与数学联系起来考察与解读。他早年在维也纳开办“经济心理学研究中心”，并曾参与到法兰克福学派关于“权威与家庭研究项目”中奥地利部分的资料搜集工作中1934年，拉扎斯菲尔德因为犹太人身份也被迫流亡美国，1937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创办“广播研究所”，1939年迁往哥伦比亚大学，改名“ 应用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很快成为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传播研究组织，并在随后发展成为享誉美国社会学和传播学领域的哥伦比亚学派。德国法西斯借助广播的力量成功攫取政权的案例使得传播研究成为美国社会和学界关注的焦点，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重金赞助拉扎斯菲尔德从事“ 广播对于所有类型的听众的基本价值” 项目，试图将广播的力量运用于商业活动之中。作为一名经验主义研究者，拉扎斯菲尔德着力探讨传播领域中的传播效果问题，并为此设计了经验研究的专业仪器和访谈量表。
1937年，在霍克海默的牵桥搭线下，初到美国的阿多诺参与到拉扎斯菲尔德的广播项目中去，担任音乐部分研究的负责人。出于对阿多诺的尊重，拉扎斯菲尔德在致信阿多诺的时候提到，希望阿多诺不受经验研究的影响，通过广泛的、初步的理论思考以极大改善对事实的研究。而阿多诺则快速回信说明，自己的“理论态度并不厌恶经验研究......在理论和经验研究之间有一种相互关系，我们称之为辩证方法”。只不过，一旦进入具体的研究过程中，阿多诺坚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及辩证方法，以此出发展开对音乐问题的讨论;而拉扎斯菲尔德则希望阿多诺更多运用顺应美国实证主义思潮的经验方法，两人因方法论冲突而频繁产生论争。两人争论的焦点在于，拉扎斯菲尔德希望关于广播音乐的研究能够刻画听众的画像，进而运用问卷评估不同类型的听众数量，以服务最终的商业目的;而阿多诺则从“广播的辩证理论”和“广播的社会理论”出发，批判广播音乐的现有形式对于社会进步趋势的抑制作用，因而阿多诺的最终研究成果就落到了对于美国广播和美国社会体系的批判上来。
“道不同，不相为谋”，1940年夏天，阿多诺与拉扎斯菲尔德在广播项目中的合作宣告终止。可以看到，即使被迫离开批判理论的诞生地而“ 流亡”到实证主义的“新的大本营”，法兰克福学派也并没有放弃辩证方法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态度，在理论活动中始终坚守辩证精神。不过，这并非是说法兰克福学派对经验的实证方法始终抱持抵制的态度，必须看到，法兰克福学派所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和其衍生出的实证主义方法论，而不是在社会研究中使用的经验的实证方法，因为这一点正是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讲中所提倡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的内在要求。在霍克海默看来，只有将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的跨学科研究之中，才能真正彰显批判理论辩证方法的价值，亦即对“不仅仅作为个人，而是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命运的变迁进行哲学阐释”。这种对于人类整体命运的反思性思考恰恰是实证主义方法论所不能胜任的。
二、 从经验研究到理性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探索
马丁· 杰评价批判理论的理论特质是“开放性、探索性与未完成性”，而且理论的内核是“对封闭的哲学体系的厌恶”。马丁 · 杰的判断向我们指出了理解法兰克福学派及其批判理论纲领的一个方向，即法兰克福学派虽然因为批判理论而名声大噪，但并非是一个沉迷于纯粹理论研究的机构，而是始终对于从经验研究中汲取理论研究的资源抱有开放的态度;批判理论也不是固步自封于体系化的哲学理论建构，而是始终面向具体的、经验性的资本主义社会以运用、发展理论。由此，我们需要回到法兰克福学派具体的理论研究的历史中去，在学派展开的一系列研究项目中细致把握辩证方法与实证方法的互动与交融，进而充分理解学派始终坚守辩证方法的逻辑必然与现实需要。
第一，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从单纯强调经验研究向“ 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融通” 的重心转移过程。在格律恩堡主政社会研究所时期，经验研究是研究所最主要的研究手段。格律恩堡本人对理论并不感兴趣，因此在他的就职演讲中着重强调了归纳的认识方法，并将社会研究所的研究主题引向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因而我们看到，在格律恩堡主持编辑的《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中就只是主要刊载了历史性的、经验性的研究成果，而理论研究成果则寥寥无几。格律恩堡主持的“ 社会研究所丛书” 中收录的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规律及其崩溃（1929) 和魏特夫的《中国的经济与社会》(1931) 等作品亦都是经验研究成果的体现。
接任所长后，霍克海默试图调整格律恩堡时期的研究“音调”。霍克海默虽未直接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研究周”的活动中，没有亲身与卢卡奇、柯尔施交流，但是却深切领会了他们两人所重新发现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质——以辩证法的形式表现的科学的批判的方法论。阿多诺曾在致洛文塔尔的信中提及，早在1924年夏天，他就和霍克海默、波洛克“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长时间的、热烈的探讨”。这充分说明，霍克海默此时已经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支援背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哲学进行了批判的审视，在此过程中，霍克海默无疑会意识到，“ 等待被超越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二律背反是历史唯物主义进入资产阶级学院或者说被当代社会广泛接受的最主要障碍，其主要对手是实证主义及其辩证的对立面形而上学”。对此，霍克海默提出的应对之策在他就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的就职演讲中得以充分表达，即“与同事一道， 建立一个计划工作的专政制度，以取代社会调查中哲学建构和经验研究的简单并列”，而且他指出，只有以思辨的方式，人们才有可能把握到隐藏在整体性背后的理性与意义。在“ 所长负责制” 的背书下，霍克海默得以调整社会研究所的工作重心，使之从社会史研究向社会理论研究转移，进而“将卢卡奇和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元素的恢复与舍勒在哲学中引入大量经验知识的结合工作联系了起来”。以此为指导，法兰克福学派除了孕育出批判理论这一传世经典之外，也初步探索了“ 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融通” 的研究路径。甫一就任，霍克海默就主持了对魏玛共和国工人阶级的心理状态进行的经验研究，以回答传统马克思主义无法解释的无产阶级没有发挥其激进革命作用的原因，其研究报告是把批判理论运用到具体的、经验的问题上的第一次真正尝试，即使相关研究成果最终并未公开出版。
第二，法兰克福学派在主要成员流亡到美国后，虽然始终坚持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立场，但是也同样注重经验项目的研究，试图在经验研究中验证、丰富批判理论。1935年年中，法兰克福学派完成了第一部集体研究著作——《权威与家庭研究》，霍克海默在前言中展望说，学派未来将会把研究精力集中在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和分析经验材料上面，以此在跨学科的“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中达成持续的科学认识。在此之后，法兰克福学派启动了大众文化研究这一跨学科的集体研究项目，除了由本雅明在欧洲推动的“ 拱廊街计划” 之外，阿多诺在美国参与的广播研究项目更是将跨学科研究与“ 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融通” 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霍克海默的安排下，阿多诺抵达美国，与拉扎斯菲尔德开展合作。如前所述，这次合作虽然因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介入而以失败告终，但是我们要看到，阿多诺只是没有拿出洛克菲勒基金会希望获得的可以用于指导商业活动的成果，但是他拿出了以批判理论为指导的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成果，这包括了《广播音乐的社会批判》《论流行音乐》等杰出著作。
通过大众文化研究，法兰克福学派将大众文化看作肯定性文化来加以批判。只不过，法兰克福学派否定肯定性的大众文化不是强调精英文化，因为这里的大众文化不是服务于大众的文化，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强加给人民的，服务于资本主义统治的文化。这里的逻辑转换在于，法兰克福学派意识到，资本主义通过工业化的方式“ 机械复制” 艺术，将本来是个性化的艺术作品转化为标准化的消费产业，在打磨掉艺术作品“ 灵韵” 的同时使之“飞入寻常百姓家”。这种大众文化不过是一场“ 大众骗局”，背后起作用的正是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这种文化工业的发展反映了“ 科技的发展促使技术的统治进一步取代了政治的统治，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进而“ 借助意识形态使统治合理性的内容渗透到人们的私人生活及心理本性之中，以达到思维统治的统一化”。这种意识形态统治就是实证主义逻辑转化成的现实政治与生活中的“ 技术统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在遭遇统治危机的情况下，除了像德国法西斯那样采取极端政治举措以压制工人群众的革命运动，还可以发挥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效以消弭工人群众的反抗。因此，作为资本主义最高发展阶段代表的美国就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展现了资本主义的全新社会整合力量:不再诉诸公开的暴力手段，而是运用文化工业的力量，以大众文化的形式将人民群众的意识“ 消融” 在社会现状的平庸中，由此，实证主义就在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充分发挥了自身的社会整合作用。通过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的结合，法兰克福学派最终走到了文化工业的面前，在艺术的表象背后遭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实，那么是时候以辩证的理论武器对资本主义进行理论清算了。
第三，法兰克福学派在辩证法项目中展开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与深入反思，这是沿着辩证方法论必然走向的批判终点站。马丁·杰在系统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在美国1940年代的经验性工作后指出，“尽管学会使用了美国的经验方法和统计技术，但法兰克福学派并没有真正放弃批判理论的方法论，总的来说，它仍然忠实于《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中概述的方法论原则”。马丁·杰的判断为我们揭示了，法兰克福学派始终坚守着辩证方法论，对于经验方法的掌握与使用更应该视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方法论“实验”。质言之，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实践过程中，辩证方法为“体”，经验方法为 “用”，通过“体” “用” 结合服务于法兰克福学派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研究。
在大众文化研究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联手投入辩证法项目的研究工作，意识到是时候从对艺术的研究转为直接面向资本主义本身了。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作为资本主义代名词的启蒙做出了“诊断”，提出启蒙变成了实证论，变成了事实的神话，而且借助对传媒等大众文化的经验研究指出，“在传媒中，启蒙主要表现为对制作和传播的效果和技术的计算”。
那么何谓启蒙辩证法呢?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看来，本来表征自由与进步的启蒙精神翻转为奴役与物化，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当下，启蒙彻底成为统治的意识形态，“科学作为一种工具却失去了自知之明，而启蒙摇身一变成为将真理与科学体系等同起来的哲学”。作为科学主义的哲学表现形式的实证主义实际上正是人的理性被推演到极致的体现，霍克海默哀叹其是“理性之蚀”，也即现代性危机。伴随着启蒙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展开的过程，实证主义借助扭曲科学技术为“技术统治” 的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实现了深度融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客观的意识形态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实证主义成为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是，主体借助科学技术，以劳动为中介实现了对自然的控制，但是这种控制的背后却是主体完整性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实证主义对世界的逻辑认知被“偷梁换柱”为资本主义统治世界的逻辑，资本主义由此真正实现了对于主体和自然的全面统治 。
马尔库塞进一步发挥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批判逻辑，指出科学技术为统治活动提供了概念和工具。在马尔库塞看来，人们运用科学方法制造控制自然的技术设备，但是这些设备却将人们牢牢束缚在劳动过程中，使得人们成为技术设备的附属物，成为流水线上的一个个原子式存在，沦为“单向度的人”。法兰克福学派从科学技术批判转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性研究，明确把握到，“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俘获了社会大众，并凭借其工具性和奴役性的特征，在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颠倒和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统治真相的“帮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挥着统治与奴役的社会功能，马尔库塞因此高呼“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哈贝马斯则指认了这种“实证主义的狭隘的科学观念是卢卡奇所批判的一般物化趋势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面对资本主义依靠实证主义“化身”的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实现的对社会现实的支配与统治，单纯凭借经验研究的方法已然无法穿透资本主义社会抽象统治的迷雾，而只能求助于辩证方法“破局”。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因此沿着卢卡奇的物化批判路线，对现代主体的物化意识展开反思，提出了启蒙辩证法，以此“戳穿”了启蒙与资本主义的同构神话。 从启蒙辩证法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坚持了对实证主义的批判立场，并首开了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的批判先河。
三、 方法突围:走向“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魏格豪斯在评价《权威与家庭研究》时认为，正如法兰克福学派后来的研究项目所显示的，批判理论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跨学科工作的高潮实际上已经在《权威与家庭研究》后过去了，经验研究项目虽然仍在开展和推进，但即使是像《权威与家庭研究》这样的松散的集体工作也没有再重现过了，学派对于“经验研究只是任其自然发展，而没有进一步尝试‘ 理论建构与经验方法相融通’”。魏格豪斯显然是对霍克海默的“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 的方法论构想持消极态度。但是，如果我们细致观察权威研究、纳粹研究和大众文化研究等项目就会发现，法兰克福学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特性，在跨学科的研究中将哲学理论引向社会现实，批判的锋芒始终指向资本主义的历史、当下与未来，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走出了一条被历史验证了理论效力的理论创新道路，实现了实证主义方法论大行其道背景下的辩证方法论突围。《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穿透力和影响力就有力证明了“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这一研究方法是科学且富有成效的。因此，在探索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道路的征途中， 我们应该回过头去认真思索“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的方法论意义，为探索回应“ 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时代” 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汲取思想史的经验。
第一，实证方法成为当代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主流方法，在自然与社会研究中凸显了其“ 实用”的实践效能与科学价值，在理论研究中应充分借鉴与吸收。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门类繁杂，每门学科都有其独到的研究方法论，但是无一例外都要求运用可证实的方法以“客观、系统” 地观察和解释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不停流变的现象，因此实证方法无疑是纵贯诸多学科的核心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了经验研究对于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在他们从青年到老年的理论著作中都能看到经验研究的“踪迹”;而且他们始终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为科学技术的进步欢欣鼓舞。通过与自然科学、经验研究的理论互动，马克思恩格斯最终创设了“真正的实证科学”，为实证主义威胁下的哲学发展开辟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一理论创新道路，使得理论研究真正与经验研究结合了起来。沿着马克思、恩格斯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霍克海默在就职演讲中明确提出，真正的研究者需要“ 在最精确的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追求更大的哲学问题，在实质性工作中修正和完善他们的问题，并在不忽视更大背景的情况下开发新的方法”。在霍克海默看来，这就要求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等人文与社会领域的研究者在追求这一“更大的哲学问题”的过程中集合为一个团队，以携手攻关解决这一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展开集体合作项目的，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运用可证实的科学方法观察社会、思考社会也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肯定。毛泽东同志就曾明确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从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与实践创新中为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实质上就是要求理论工作者深入鲜活的社会中，从社会现实中为理论创新汲取源源不绝的思想资源，将理论研究的脚步踏在坚实的经验研究基础之上。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做出真正符合时代需要，回应时代精神的理论成果。
第二，我们需要高度警惕与反思实证主义方法论背后潜藏的意识形态陷阱与非批判的实证思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运用的实证方法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界、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方法，本身是价值中立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将这一逻辑推论为实证主义方法论本身也是价值中立的。实证方法一直标榜自身立足于事实的“客观性”，因而在研究中能够保持价值中立，但是理论研究并不是“悬浮”于社会真空中的，即使是科学技术也会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发挥超越技术本质的功能。马尔库塞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分析就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技术，是一种生产方式，是代表机器时代的工具、设备与发明物的总体，因此， 它同时也是一种组织和维持(或改变) 社会关系的方式，一种流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的表现形式，一种控制与支配的工具”。此外，实证主义并不是人类哲学思考的终极“模板”，根本无法承担哲学之于人类的理想价值引领与批判思维锤炼。如果人类顺从地依照实证主义的逻辑进行思考，那么在思维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抗拒批判思维乃至丧失批判思维，人类自身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思维都将被不加分类地“丢弃”进“形而上学的垃圾桶”。进而，在实证主义的逻辑下，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被建构成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结构，社会现实也就变成于主体而言异己的存在物，不能被真正理解、认识和把握，而只能消极地直观、适应与服从。作为客体的存在就此获得了类似自然规律的永恒性辩护，资本主义也就“顺理成章”超脱出历史运动的规律。因而，实证主义必然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辩证法。相应地，马克思主义也必须持续不断地与实证主义作斗争，坚持从方法上驳斥实证主义的意识形态性与非批判性，坚持唯物、历史与革命的辩证法!
第三，霍克海默所提出的“ 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延续了马克思恩格斯所开辟的理论创新道路，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方向。我们看到，当霍克海默遭遇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学院派哲学的时刻，他清晰地意识到对于历史哲学的抽象普遍性和关于社会与人的具体科学的个别性之间的二律背反，因而提出了“ 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联盟”之路，即寻求哲学家与各部门科学家之间的彼此合作，“ 一方面哲学家要放弃建立思辨体系的奢望，另一方面部门学科专家要放弃对‘坏的’个别性、人的行为和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现实性的素朴的信赖”。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联盟” 的方法论引领下，法兰克福学派先后形成了作为纲领的批判理论，完成了权威研究、纳粹研究、大众文化研究、辩证法研究等诸多集体攻关项目，留下了《启蒙辩证法》《理性之蚀》《理性与革命》等传世之作，并始终坚守着基本贯穿了法兰克福学派整个历史的对于实证主义及其方法论的批判，直至哈贝马斯以“ 交往行动理论” 扭转了“ 批判理论” 的理论逻辑。法兰克福学派的研究实践与理论成果向我们昭示了，实证方法与辩证方法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能够在具体的理论创新过程中实现二者的辩证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