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的新形式
马尔库塞
在先进的工业化的文明世界流行着一种舒舒服服的、平平稳稳的、合理的、民主的不自由，这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标志，实际上，不可能有什么比下述情况更为合理：社会上必需的但却是痛苦的劳动在机械化过程中个性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高的公司；装备不平衡的经济项目之间自由竞争的调节作用；对国际资源组织工作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的缩减。这种工艺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不幸的然而却是颇有希望的发展。
在工业社会的开始和早期阶段中权利和自由曾是十分关键性的因素、现在却服从于这一社会的更高阶段：它们正在丧失其传统的理论基础和内容。思想、言论和道德心的自由，恰如它们为之促进和保护的自由企业一样，实质上是一些批判性的观念、是更有生产效率和更合理的文化用来代替已经过时的物质文化和知识文化。这些权利和自由一旦确立下来之后，便与社会共命运，它们已成为这个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成就取消了前提。
一切自由的具体实质是免于贫困的自由，这种自由在逐步变为现实的可能性，从属于低下生产率状况的自由也相应地在逐渐失去其原先的内容。在一个看来能够通过其组织方式不断地满足个人需要的社会里，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上的对立正在失去其基本的批判功能。这样一个社会可以有理由要求承认它们的原则和制度，只允许商讨和促进在现状范围内究竟选择哪一种政策上的对立。在这一方面，由某种极权主义的制度还是由某种非极权主义的制度来不断满足各种需要，二者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准的条件下，对制度本身采取不一致的态度看来对社会是无益的，而且当它包含着确实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不利之处并威胁着整个社会活动顺利进行的时候，尤其是如此。确实，至少就生活必需品而言，各种商品和公用事业的生产与分配为什么必须通过个人自由的竞争性的协作来进行，这似乎是没有道理的。
企业活动的自由从一开始就不完全是一件幸事。不是工作的自由就是挨饿的自由，它带来了多少的艰辛与不安，并且为绝大多数人担心受怕、假如个人不再被迫在市场上出售劳力，而是一个自由的经济主体的活，那么，这种自由的消失就将是文明的最大成就之一。机械化和标准化的工艺过程可能使个人的精力放到一个尚未明确的、超越需要的自由领域。人类存在的结构本身就会改变；个人就会从世界强使他为别人的需要和为别人可能得到的东西而工作的状况下解放出来。个人就会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活，如果生产机构能够组织起来，并用之于满足生命攸关的需要，那么，它的控制还是充分地集中起来为好、这种控制并不妨碍个人的意志自由、反而使它成为可能。
这是先进的工业文明的各种能力范围以内的目标，也是工艺合理化的“最终目的”。然而，实际上是相反的趋势在发生作用：国家机器把它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为进行维护和扩充所必需的条件强加在劳动时间和空闲时间之上，强加在物质文化和知识文化之上。凭借使工艺基础组织起来的途径，当代的工业社会倾向于极权主义。因为（极权主义”不仅是社会的一种恐怖的政治协作、而且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的协作）后者通过既得利益对各种需要加以操纵而发生作用。因此，它便防止出现一种同整体实际上相对立的局面。不仅某种形式的政府或党派统治在走向极权主义、而且某些特定的生产与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可能同党派、报纸、“敌对势力”等的“多元论”十分一致）也在走向极权主义。
今天、政权肯定无疑通过其权力凌驾于机器生产之上，凌驾于设备的技术组织之上、先进的和正在走向先进的工业社会的政府，只有当它成功地动员、组织和利用工业文明能够得到的技术的、科学的和机械的生产，它才能得以维持和保证安全。同时，这一生产率把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动员起来，超越和凌驾于任何特殊的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上。机械在物质上的（仅仅物质上的？）威力超过个人的和任何个人的特殊集团的威力这一严酷的事实，使得机器在任何基层组织都是机械过程的社会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但是政治倾向是会逆转的，实质上机械的威力只是贮备中和规划中的人的威力。如果达到把工作领域设想为一种机器并把它相应地加以机械化，那么这个工作领域就成为一种人类新的自由的潜在基础。
当代工业文明表明，它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用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这些传统的说法再也不能适当地解释“自由社会”，这不是因为这些自由已经变得无关紧要，而是因为它们太重要了，再也不能限制在传统的形式之中。为了与各种新的社会潜在能力相符合，就需要有体现这些能力的新的表述方式。
这些新方式只能用否定的说法来表达，因为它们等于是对现行方式的否定。这么一来，经济自由意味着摆脱经济——免于受经济力量和经济关系的控制，意味着免于日常的生存斗争，免于谋生的自由。政治自由意味着个人从个人所无法有效控制的政治中获得解放。同样，思想自由则意味着恢复被大量宣传和思想灌输所同化了的个人思想，意味着把“社会舆论”连同其制造者一道都予以取消。这些主张是不现实的并不是表示它们具有空想的特征，而是表示阻碍它们实现的力量很强。反对自由的最有效和最持久的斗争形式就是牢固树立物质和知识的各种需要，这些需要使为生存而斗争的陈旧形式永恒化。
人类需要的强烈愿望、满足乃至于特征，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总是有先决条件的。对某种事物是做还是不做，是赞赏还是破坏，是占有还是抛弃，其可能性是否成为一种需要则依赖于它对流行的社会机构和利益是否需要和必不可少。在这种意义上说，人类需要就是历史性的需要，并且在什么程度上社会要求个人作强制性的发展，他的需要本身及其为满足这一需要而提出的权利也就在什么程度上服从于占压倒优势的批判标准。
我们可以在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之间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是“虚假的”需要，即把艰辛、侵犯、痛苦和非正义加以永恒化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可能使个人十分满意，但是如果这一幸福对发展（他自己或别人的）才能，认识整体的弊病并把握时机医治弊病起阻碍作用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理由必须加以维护和保障。因此，结局只能是不幸之中的欣快而已。大多数流行的需要，诸如休息、娱乐、根据广告而活动和挥霍，爱和恨别人之所爱和所恨，都属于虚假的需要这一范畴之列。
这样的需要具有社会的内容和功能，它们取决于个人所无法控制的外力；发展和满足这些需要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已经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存在的条件所重复和增强；无论个人怎样与这种需要相一致并且在需要中得到满足，需要始终保持着它从一开始就形成的那个样子——一个要求抑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
抑制性需要的流行是一个既成的事实，一个在无知和失望中为大家所接受的事实，但是，也是一个为了幸福的个人以及所有以痛苦为满足代价的人的利益而必须加以摧毁的事实。只有那些无条件要求满足的需要，才是生命攸关的需要——即在可达到的物质水平上的衣、食、住。对这些需要的满足是实现一切需要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
的先决条件。
无论任何意识和道德心，无论任何不把流行的社会利益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最高准则的经验，对已建立起来的各种需要和满足都应以它是真实还是虚假这一尺度来加以检验。这些术语完全是历史性的，它们的客观性也是历史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对各种需要及其满足的评价涉及到优先的标准问题——这个标准是指在最适当的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知识资源的情况下，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理想的发展。这些资源是可靠的。需要的“真实”与“虚假”标志客观条件对生命攸关的需要的普遍满足以及艰辛和贫困的逐渐减轻，使之成为普遍有效标准的程度。但是作为历史性的标准，它们不仅根据发展的区域和阶段而有所不同，而且只能在同流行的需要有（较大或较小的）矛盾之中得到说明。有什么法庭可能自称为决定性的权威呢？
归根到底，什么是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这一问题必须由一切个人自己来圆答，而且只是归根到底才是这样；也就是说如果当他们确能自由地提供自己答案的话。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只要他们受灌输和受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由于同样的原因，无论哪一个法庭都没有理由冒称它有权决定哪些需要必须发展和满足。任何这样的法庭都应受到指责，尽管我们的强烈看法并不能排除这样的问题：人们自己既然已经是有效的和生产上的统治对象，又怎能创造自由的条件呢？
抑制性的社会管理愈是合理，愈是有成效和技术性强，愈是全面，受管理的个人用以打破奴隶状态和获得自由的手段与方法就愈是不可想象。确实，把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是一种荒谬有害的观念——尽管人们可以对社会上嘲笑这一观念并对社会使全体成员变成整个管理的对象是否正义可以提出怀疑，整个自由依赖于对奴隶状态的觉悟，而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个人自己的需要和满足却占了优势，这往往使这种觉悟的产生受到牵制。这一过程通常由另一个制度代替那原先存在的制度；最理想的目标是虚假的需要由真实的需要所代替，是把压制性的满足加以摈弃。
先进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是它有效地窒息那些要求自由（也即是脱离那些尚可忍受的、有得益的和舒适的东西的自由）的需要，同时它忍受和宽恕富裕社会的破坏力量和抑制性的功能。这里，社会控制迫切要求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压倒一切的需要，为不再是实际必要的产品提供宣传的需要，为减轻和延长这一麻木不仁的状态提供缓和空气的需要，为维持那些靠不住的自由提供需要，这些自由不过是垄断价格中的自由竞争，审查下的自由出版，以及商标和新发明的自由选择罢了。
在某种抑制性整体的规定之下，自由可以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统治工具。决定人类自由程度的决定性因素不是可供个人选择的范围，而是个人能够选择的是什么和实际选择的是什么。自由选择的准绳决不可能是绝对的，但也不完全是相对的。自由选择主人并不会取消主人或奴隶。如果商品和公用事业遭到艰辛和恐惧生活而维护社会控制的话，就是说，如果它们维护异化状态的话，那么，在各种大量商品和公用事业中间所进行的自由选择并不意味着自由。而且，个人自发地重复所强加的需要并不说明他的意志自由，它只能证实控制的有效性。
我们对于这些控制的深度和有效性的主张正面临着异议，认为我们过分高估了新闻工具的思想灌输力量，认为人们自己会感受和满足当前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需要。这种异议并未击中要害。前提并不是从收音机和电视机的大量生产出发的，也不是从集中对它们加以控制出发的。人们早就习惯于生活在这种控制的容器内。决定性的差别在于在已有和可能的需要之间、已满足和未满足的需要之间把对立（或冲突）摆平。这里，阶级差别的所谓平等揭示出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功能。如果工人和他的老板都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漫游同样的游览胜地，如果打字员象她雇主的女儿同样打扮得引人注目、如果黑人拥有盖地勒牌小轿车，如果他们阅读同样的报纸，那么，这种相似并不表明阶级的消灭，而是表明现存制度下的各类人在何种程度上分享着用来维护这种制度的需要和满足。
确实，在当代社会最高度发展的地区，社会需要向个人需要的培植是如此地深刻有力，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差别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事情。人们真的能在作为新闻与娱乐的工具和作为操纵与灌输的力量的大众传播媒介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作为制造公害和作为提供方便的汽车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实用建筑的恐怖和舒适之间加以辨别吗？能在为保卫国防和为共同营利的手段之间加以辨别吗？在提高生育率方面能在私人乐趣和商业上与政治上的功用之间加以辨别吗？
我们还面临着先进工业文明的一个最令人烦恼的局面，即它的不合理性中的合理性。它的生产率和效率，它的增长和扩大舒适生活品的能力，把废物转化为需要的能力和把破坏转化为建设的能力，这一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都能涉及到的程度，使得异化的概念本身成为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他们把小汽车，高传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把个人束缚在社会上的机械已经变化了，社会控制正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之中得以确立起来。
社会控制的各种流行形式从某种新的意义上说都是工艺性的。不错，具有生产性和破坏性国家机器的技术结构与功效对于使全体居民服从于整个近代所建立起来的社会劳动分工来说，已成为一种主要的手段。而且，这种结合往往伴随着更加明显的强制形式：丧失生计、审判机关、警察、武装力量。这种状况现在仍旧是如此。但在当代，工艺的控制看来真正体现了有益于整个社会集团和社会利益的理性，以致一切矛盾似乎都是不合理的，一切对抗似乎都是不可能的。
因此）毫无疑问，在这种文明的最先进的地区，社会控制已经被潜化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连个人的抗议在根本上受到影响。在思想上和情绪上拒绝“跟着走”，看来也是神经过敏的和软弱无力的。这就是在社会心理上反映了作为当代标志的政治事件：历史性力量正在消逝，这种力量在工业社会的前一阶段似乎代表着新的存在形式的可能性。
但是“潜化”这一术语也许不再说明那样一种情况，根据这种情况个人何以自动重复由其社会所实行的外部控制并一再重演下去。潜化提出种种相互关系的自动过程，借助于这些过程，自我（Ego）把“外部”输入“内部”。这种潜化意味着存在一种区别于外部享变甚至与它相对抗的内部向度——即撇开社会舆论和行为的个人的意识和无意识的个人。“内部自由”的观念在这里有它的现实性：它就是指的人们可以借以变成和保存“他自己”的私人空间。
今天，这一私人空间早已被技术现实所侵占和削弱。大规模的生产和大规模的分配要求是完全个人的，而工业心理学则早已不限于工厂。潜化的多样化过程看来在几乎是机械反应的情况下被固定下来。其结果不是调整而是模仿：使个人同他的社会并通过它同作为整体的社会得到直接的一致化。
这一直接的自动的一致化（它可能曾经是原始协作形式的特征）再现在高度的工业文明之中；然而，它的这种新的“直接性”是高级的、科学的管理和组织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同现状相对立能够在其中扎根的精神上的“内向度”被削弱了。这种向度的丧失（其中只有否定思维的力量——理性的批判力量是自由自在的），是物质过程本身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这一物质过程中先进的工业社会使对立受到压制和得到调和。进步的冲击力使理性服从于生活现实，服从于产生着更多和更大的同类生活现实的强大能力。制度的高效率使个人的认识迟钝：使它看不到那些无不表达整体的压制力量的事实。如果说个人发现了自己处于构成其生活的事物之中的话，他这样做并不是通过创造事物的规律而是通过接受事物的规律，就是说他们造成的不是物理规律而是社会规律。
我刚才曾提出，当个人认为自己同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存在是一致的，并且从中得到自己的发展和满足，异化的观念似乎就变得成问题了。这种一致不是幻想而是现实。然而，现实构成一种更进一步的异化阶段。后者完全变成为客观的；异化了的主体被其异化了的存在所淹没。只有这样一种单向度，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和一切形式中都是如此。
进步所取得的成就蔑视意识形态上的控诉和判决，在法庭面前，理性的“虚假意识”变成真正意识。
然而，把思想意识吸收到现实之中，并不表明“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在某种特殊意义上，先进的工业文化比起它的先行者来说是更为意识形态性的，因为在今天思想意识本身包含在生产过程中。①在某种引起争论的形式下，这一命题揭示出流行的工艺合理化的政治方面。生产机构以及它所生产的商品和公用事业“出卖”或硬塞给作为整体的社会制度。大量的运输和通讯的工具，住、吃、穿的各种商品，娱乐和新闻事业的源源不断的产品带来固定的态度和习惯，以及多少有点愉快地使消费者与生产者联结起来的某种思想上和情绪上的反应多并且通过后者与整体联结起、来。产品进行思想灌输和操纵；它们引起一种虚假的难以看出为谬误的意识。然而由于更多的社会阶级中的更多的个人能得到这些有益的产品，它们所带来的思想灌输则不再是宣传，而变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好得多），并且作为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它妨碍着质的变化、于是，便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内容上超越已确立起来的制度下的思想行动领域的想法、愿望和目标等不是受排斥就是沦为这一领域的范围。它们被现制度的合理及其量的扩大的合理性所重新说明。
趋势可能与科学方法的发展有关：物理学方法中的操作主义，社会科学方法中的行为主义。共同特征是观念论述时的完全的经验主义；其意义限于对某些特殊的操作和行为的描述上。操作观点曾被布里奇曼在关于长度观念的分析中加以很好的阐明。
如果我们能够说明任何一个物体的长度，那么，我们显然知道我们所谓的长度是什么意思，而且对物理学家来说不要求任何更多的东西了。要找出一个物体的长度，我们就必须进行某种物理学的操作。因此，当测量长度的操作完成之后，长度的概念也就被确定下来，就是说，长度的概念涉及到确定长度的一套操作，仅此而已。一般说来，我们所说的任何概念其意思就是一整套的操作；概念是和一整套相应的操作相等同的。
布里奇曼已经看到这一思想方法对整个社会的广泛影响①。
采纳操作主义的观点远比我们对这一“观念”所了解的意义 更大得多，但是这指的是在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在 这种变化中我们不再让自己当作工具去使用我们不能根据操作术语提供充分说明的观念。
布里奇曼的预言实现了。新的思维方式在今天是哲学、心理学、社会学以及其他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趋势。在许多最令人感到麻烦的观念中根据操作或行为术语不能给它们提供充分说明的办法正在被“排除”。激进的经验主义者的冲击……就是这样通过知识界为消除思想上的错觉而在方法论上作辩护（即某种实证论，它在否定其理性的超越因素时形成社会所要求的行为的学术上的对等物）。除学术上的范围之外，“在我们整个思维习惯中的深刻变化”是较为严重的。其作用是把思想和目的同那些由流行的制度所严格要求的东西协调起来，把它们包含在制度之中，抵制那些与制度不相适应的东西。这种单向度的统治并不意味着唯物主义起支配作用，并不意味着精神的、形而上学的生活豪放不羁的情况逐渐消失。相反，大量存在着“这星期一道做礼拜”、“为什么不求一求上帝”、禅宗、存在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等等。但是这些抗议和越轨的方式不再同现状相矛盾和不再是消极的。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实践行为主义的组成部分，是对现状的无害的否定，它们是作为健康养料之一部分的现状所迅速地消化的。
单向度的思想系统地由政策的制订者及其新闻信息的提供者所推销。它们的论述领域充满着自我证实的假设，这些假设不断地和被垄断地重复着，变成假想的定义和命令。例如，那种实行于（或被实行于）自由世界各国的制度是“自由的、其他的自由方式或者定义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或者定义为宣传。对私人企业的全部侵占都是“社会主义的”，它不是通过私人企业本身（或通过政府契约）来实行的，例如普遍的和综合的健康保障，或者保护自然防止完全彻底的商品化，或者建立可能损害私人利益的公用事业。已构成事实的这种极权主义的逻辑在东方有所反映。那里，由共产主义制度所建立的生活方式是自由的，而所有其他的自由方式或者是资本主义的，或者是修正主义的，或者是左倾宗派主义的。在这两个阵营中，做不到的想法就是行为上实行不了的思想和起破坏作用的思想。思想运动被停止在表现为理性本身所局限的障碍面前。
这种思想的局限当然不是新的。上升的现代理性主义，以其既是思辨的又是经验主义的形式，在一方面为科学与哲学方法的极端批判的激进主义和另一方面对已确立的与正在起作用的社会制度采取非批判的清静无为的态度之间，显示出鲜明的对照。于是，笛卡儿的“我思”就与“伟大的公众固体”毫先接触，而霍布士则主张：“现存的应当永远是可取的，被维护的和认为是最好的。”康德同意洛克的观点，认为革命是有理由的，如果和当革命能成功地把整体组织起来并能制止颠覆的话。
无论如何，这些随和性的理性的观念 往往被“伟大的公众团体”的明显痛苦和非正义以及有力的、多少有意地反对它们的反抗所否定。引起和允许同已建立的现状发生真正分裂的社会条件是存在的；某种私人的又是政治的向度现在存在着，它的分裂可以发展为有力的对抗，以检验它的强度及其客观的有效性。
随着这种向度逐渐被社会所封闭，思想的自我局限就显得具有更重大的意义。科学哲学和社会进程之间的相互关系、理论的和实践的理性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在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背后”表现出来。社会排斥各种对立的行动和行为；因而，有关它们的概念就变得虚幻和毫无意义。历史性的超越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的超越，为科学和科学思想所不能接受。作为一种“思维习惯”而实践着的操作观点和行为观点，变成为现制度下确立起来的思想和行动、需要和愿望的观点。“理性的灵巧”正如它往常所做的那样，有利于已有的思维能力。关于操作和行为概念的主张转化为反对从现存的观实和为被抑制的抉择中解放思想和行为的种种努力。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学院和社会的行为主义为了共同的理由（即在使科学和技术进步成为统治工具的先进社会中）会合在一起。
“进步”并不是中立术语，它向特殊目标前进，而这些目标则由改善人类条件的各种可能性来衡量的。先进的工业社会正在达到这样的阶段，它的继续进步将要求从根本上、破坏现行的进步管理和组织。当物质生产（包括必要的公用事业）的机械化的程度达到生活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而必要的劳动时间缩减到最低时间时，这一阶段必然会到来。从这点出发，技术进步就会超过必需的范围，在其中它曾作为限制其合理性的统治工具和剥削工具而发生作用；技术就会服从于在为自然和社会恢复和平而进行的斗争中使人的才能得以自由发挥。
这样的阶段曾经在马克思关于“废除劳动”的概念中预见到。“生存的和平化”这一术语似乎更适合于指明世界的历史抉择，以代替这个世界通过变换和中止已建立的社会中各种矛盾的国际斗争向全球战争的边缘推进。在对抗的需要、愿望和渴求不再由统治和贫乏中的既得利益所组织起来的条件下，即一种使这一斗争的破坏形式永久存在的组织的条件下，“生存的和平化”就意味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斗争的发展。
当前反对这一历史抉择的斗争在下层人民中间具有稳固的群众基础，其思想则渊源于对各种事实所提供的严格的思想行为准则；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所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所证明的现状蔑视一切超越、面对着以技术成就和知识成就而出现的和平可能性，成熟的工业社会使自己拒绝接受这一抉择。操作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变成抑制的理论和实践。在明显的动力支配下，这种社会完全是一种凝固的生活系统：在其压制的生产率和利润的协作中都是自动推进的。技术进步的抑制和向着既定方向的增长一道前进。不管由现状所强加的政治束缚如何，技术愈是能够为和平创造条件，人的精神与肉体就愈能组织起来反对这一抉择。
工业社会的最先进的地区是通过这样两个特征显示出来的：使工艺合理化不断完善的趋势，和在已建立的制度中控制这一趋势的加倍努力。这一文明的内部矛盾，即合理性中的不合理因素正在这里。这是它的各种成就的标志。使技术和科学成为自己所有的工业社会，是为对人和自然更为有效的统治、为对其资源更为有效的利用而组织起来的。当这些努力的成功开拓人类实现的新向度时，它就变得不合理了。和平的组织不同于战争的组织；为生存斗争服务的制度不能为生存的和平服务。作为目的的生活在本质上不同于作为手段的生活。
这种在本质上崭新的生存方式永远不能设想为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纯粹副产品，不能设想为构成必要前提的新制度多少有点自发的效果。质的变化也包含着这一社会所赖以建立的技术基础的变化，它通过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使作为行政压迫对象的人的“第二本质”被稳走下来。工业化的技术是政治技术，照此，它们预先判断着理性和自由的各种可能性。
确实，劳动必须先于削减劳动，工业化必须先于人类需要和满足的发展。但是，象一切自由依赖于征服异己的必要性一样，自由的实现也依赖于这一征服的技术。劳动的最高生产率能够有利于劳动永恒化，最有效的工业化能够服务于对需要的限制和控制。
达到这一点以后，统治——在富裕和自由的掩盖下——就扩大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就使一切真正的对立面统一起来，把一切可选择的方面加以同化。技术上的合理化揭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为更好统治的有力工具，创造着真正极权主义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社会和自然、精神和肉体都保持在为捍卫这一领域所必需的持久动员的状态。
译自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 译者：樊莘森
哲学作为革命的武器－－阿尔都塞访问稿
〔一〕你可否将一些个人历史告诉我们？什麽引发你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九四八年，那时我三十岁，当上了哲学教师，并加入法共。哲学是兴趣，我努力使它成为我的职业。政治是热忱，我努力成为一位共产主义战士。
引起我对哲学的兴趣是唯物主义及其批判功能：维护「科学的知识」（scieniific know1edge ），对抗所有在「意识形态的知识」（ideological know1edge）的神秘化；反对把神话及谎言仅仅作道德的谴责，坚持对它们作理性及严厉的批判！。鼓动我对政治热忱的，是工人阶级在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中所表现的革命本能、才智、勇气和英雄主义。大战和长年的俘虏生活使我同工人和农民有活生生的接触，使我认识了共产主义战士们。
政治决定一切。不是政治一般（politic in general）：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
起初，我要去寻求和理解马列主义政治。这对于一个知识份子来说，往往是十分困难的，就如在五○和六○年代那样困难，理由是你们熟悉的：「崇拜」的结果；第二十次会议，跟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此外，对抗当代「人道主义」意识形态的扩散与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并不容易。
当我更进一步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时，我开始对哲学也产生了一种热忱，因为我终于明白马克恩。列宁和葛兰姆西的伟大提纲：哲学基本上是政治性的。
我所写的著作一一起初是个人的，后来与年青同志和朋友们的一一除了那些「抽象」外，都环绕这些具体的问题。
〔二〕你可否说得更精确：为什麽要在哲学上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通常是这麽困难的？
要在哲学上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变成马列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的坚决追随者和艺人。
要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并不容易。像每个「知识份子」一样，一个哲学教师是一个小资产者。当他开口时，说话的是一套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来源和计谋是无穷的。
你知道列宁对「知识份子」的看法吗？个别来看，一些知识份子可以（从政治角度上）称为革命者，和无畏者。但作为群众，他们在意识形态上是「无可救药」的小资产阶级。在才能上受到列宁赞赏的高尔基就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者。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者（ideologists）」（列宁）和无产阶级的「有机（organic）知识份子」（葛兰姆西），知识份子需要对自己的思想实行一个彻底的革命：一个长久、痛楚和困难的再教育，而且是一个不断的外在和内在的斗争。
无产者有一种「阶级本能」（c1ass instinct）去帮助他们走向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c1ass position）。相反，知识份子却有着小资产者的阶级本能，强烈地对抗这种过渡。
一个无产者的阶级立场不单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它是跟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客观现实相一致的意识和实践。阶级本能是主观的和自发的。阶级立场是客观的和理性的。要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无产者的阶级本能只需要被教育（be educated ）；反之，小资产阶级化的知识份子的阶级本能则需要被革命化（berevolutionized）。分析到最根本处，这种教育与革命，是决定於以马列主义理论原理为基础所指导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这个理论的知识能协助某些知识份子转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去。
马列主义理论包括一种科学（历史唯物论）和一种哲学（辩证唯物论）。
因此，马列主义的哲学是无产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两种理论武器之一。共产主义战士必须消化和使用这个理论的原理：科学与哲学。无产阶级革命需要同时是科学家（历史唯物论者）和哲学家。辩证唯物论者）的战士去协助捍卫和发展这个理论。
要成为马列主义哲学家需要面对两大困难：
第一是政治上的困难。一个加入了党的职业哲学家在意识形态上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思想革命化才能在哲学上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
这种政治上的困难是归根究底的、决定性的因素」
第二是理论上的困难。为了要在哲学上定义这个阶级，我们知道应朝着什麽方向和基於什麽原则去干。我们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是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急切要做的。
这个任务是艰巨的，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哲学比历史科学〔译者按：指历史唯物论〕落后。
今天，在我们的国家里，这是「具支配性的」（dominant）困难。
〔三〕因此，你就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区分出一种科学和一种哲学？如你所知，在今天，这个区分往往引起争论。
我知道，不过，这种「争论」只是，一种陈腔滥调。
若要积极地从理论架构上划分（schematic），可以这样说：在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对这种区分的禁制都表现了一种右倾或左倾的偏差。右倾的偏差压抑了哲学－－只剩下科学（实证主义posltivlsm1）。左倾的偏差则压抑了科学－－只剩下哲学（主观主义subbjectivsm）。这些也有「例外」（以「倒置」的情况出现），但它们依然「符合」这个规则。
从马克思与恩格斯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工人运动的伟大领袖总经常说：这些偏差是马克思主义受到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和支配的结果。对于他们，保卫这个区分（科学、哲学）不单为了理论上的理由，并且还是为了重要的政治里由。看看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他的理由是最明显不过了。
〔四〕你怎样证明（justlfy）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分为科学与哲学是正确的？
让我陈构一些暂定的和理论架构性的（schematic）提纲作为回答：
（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结合，是整个阶级斗争历史－－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项事件。（第一类影响：社会主义革命）。
（２）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与哲学）代表着人类知识的历史中史无前例的革命。
（３）马克思建立了一种新科学：历史的科学。打一个比喻：我们所熟悉的科学分别设置在数个巨大「领域」上。马克思以前，这样两个领域会被开放给与科学知识：数学的领域和物理的领域。前者的开发者为希腊人泰利斯（Thales），后者则为伽里略。马克思把第三个领域开发到科学知识去：历史的领域。
（４）这个新领域的开发导致一个哲学革命。这是一个定律：哲学常常连结到科学去的。
哲学的诞生（透过柏拉图）始於数学领域的开发。它被物理领域的开发带来变革（transformed）（透过笛卡儿）。今天，它透过历史领域被马克思所开发而被革命化。这个革命称为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的变革经常是伟大科学发现的回响。因此，在实质上，它们是在事件发生后引起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里，哲学落后於科学。我们还知道右其他理由，不过，在目前，这个理由是具支配性的。
（５）作为群众，只有无产阶级战士才认识到马克思科学发现的革命功能（revolutionary scope），而它改变了他们的政治实践。
接着，我们要谈到当代历史中最大的理论丑闻。
相反，作为群众，知识份子，甚至那些「职业上」有关系的（人文科学的专家、哲学家），都没有真正地、或拒绝去认识马克思科学发现那史无前例的功能。而这个功能被他们所诋毁、藐视和在讨论时被歪曲。
甚至在《资本论》出版一百年后的今天，他们，只有少数例外，依然在「钻研」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等……；就像伽里略死后五十年，有些亚里士多得学派物理学家依然在「钻研」古典物理学一样。他们的「理论」是意识形态的落伍者（ideological anachronisms），透过一大堆智能的微细地方（subteties）和超现代数学的技巧来复辟。
但这件理论的丑闻简直不是丑闻。它是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结果：因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文化；正在当权和运用「霸权」（hegemony）。作为群众，除了一些例外，知识份子，包括很多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份子，他们的理论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支配。在「人文」科学里，除了一些例外，这种情况也是一样。
（６）在哲学上，也出现同样的丑闻。有谁了解马克思的发现所导致的惊天动地的哲学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战士和领袖。相反，作为群众，职业的哲学家甚至没有一点丝毫猜疑。当他们提到马克思时，总是攻击他、诋毁他，「同化」（absorb）他，剥削他或者修订（revise）他，只有极少数例外。
那些捍卫着辩证唯物主义的人，像恩格斯和列宁，在哲学上被看待成毫不重要。真正可笑的是，有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竟然在「反对教条主义」名义下屈服於同一的传染病。
但在此处，原因也是一样的：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结果。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正在当权。
（７）在理论上，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是：
－－去认识和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和哲学的革命性的理论功能；
－－去与那些威胁和强奸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作斗争。这个世界观的一般形态是：经济主义（economism）（今天的专家／技术主义technocray）及其精神上相辅助的道德唯心主义（ethicalidealism）（今天的人道主义humanism）。自
从资产阶级兴起以来，经济主义和道德唯心主义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里，构成了基本的对立。这个世界观的现行哲学形态是：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和存在主义现象学的主观主义（ex-istentialist phenomenological subjectivism）。在人文科学上特殊的变种：就是「结构主义者」的意识形态；
－－支持科学去征服马克思开发的历史领域，这个领域除了被大部份人文科学外，还被社会科学（除一些例外）所鹊巢鸠占。
－－抱着一切应有的严谨态度和勇气，护展新的科学与哲学，并将它们与革命阶级斗争的实践的要求和成果连结起来。
在理论上，目前决定性的连结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五〕你刚才提及两个在表面上是矛盾或不同约东西：（１）哲学基本上是政治的；（２）哲学与科学是连结的。你怎样理解这个双重关系呢？
我再用理论架构性的和提纲的形式回答
（１）在实践的意识形态（宗教的、伦理的、法的、政治的、美感的意识形态）领域里，敌对倾向的世界观「代表」着在阶级斗争里对峙着的阶级立场：归根究底，表现为唯心主义者（资产阶级）和唯物主义者（无产阶级）。每个人自然地拥有一种世界观。
（２）在理论（科学十环绕着科学与科学家的「理论的」意识形态）的领域里，哲学代表着世界观。哲学代表在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因此，哲学是一种斗争（kampe ，康德用语），且基本上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一种阶级斗争。每个人都不是天生的哲学家，但都可能成为哲学家。
（３）当一种科学（在严谨的意义下）存在时，即理论的领域存在时哲学也便存在。没
有科学，便没有哲学，只有世界观。我们必须区分战争的重点与战场。哲学斗争的重点就是世界观的两大倾向（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争取霸权的斗争。而这个斗争的主要战场就是科学知识：坚持它或是对抗它。因此，首要的哲学战争就在科学对抗意识形态的战线展开。在那里，剥削科学的唯心主义哲学对抗着服务科学的唯物主义哲学。哲学斗争是世界观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部份。过往，唯物主义被唯心主义支配着。
（４）在理论领域上，马克思奠定的科学将以往的整个情况改变过来。它是一种新的科学：历史科学。所以，自第一次后，它使我们认识到，在理论上哲学代表着的种种世界观；它使我们认识哲学。它提供了改造世界观的手段（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的革命性阶级斗争。因此，哲学是双重革命性的。「历史上唯心的」，机械唯物主义，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力量的平衡倒转过来：现在，唯物主义可以在哲学上支配着唯心主义，并且，如果政治条件落实的话，它能够带动整个为世界观争取霸权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代表着在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斗争。当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时（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最终实现），哲学便如马克思所说一样，停止「解释世界」。它变成一种武器去「改变世界」：革命。
〔六〕是否这些理由使你认为阅读《资本论》是必要的？
是，阅读③和研究《资本论》是必要的：
－－为了在所有它的范围及其科学与哲学的结果上，去真正地理解无产阶级战士在实践上早已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质。
－－为了捍卫那些对抗着所有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曲解（即修正）的理论。这些曲解在今天对马克思主义构成极大的威胁：经济主义／人道主义的对立是首号大敌。－－为了在我国〔指法国〕及其他国度里，发展马克思理论及创造分析现今阶级斗争不可缺少的科学概念。
阅读和研究《资本论》是必要的。我应补充：阅读和研究列宁及所有不论新与旧的，对国际工人阶级阶级斗争经验有关的伟大著作，是需要和必须的。从革命工人运动的现实、问题和矛盾，即它们的过去及现在的历史，去研究它们的实践工作是必须的。
在我们现今的国家里，存在不尽的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泉源。但必须在它们所在之处一一被剥削的阶级一一去寻找它们。不跟群众紧密接触和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武器，阶级斗争不会被「发现」。「工业社会」、「新资本主义」、「新工人阶级」、「富裕社会」、「异化」和各种千变万化的名词，这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观念是反科学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是用来与革命者对抗的。
因此，我必须补充多一个备注：最重要的一个。
为了真正去明白这些理论，政治和历史著作里所「阅读」到的是什麽，一个人必须从两个现实去考验自己，而这两个现实反覆地规定它们：在理论实践（科学、哲学）现实的具体生活中的和在与群众紧密接触下，革命性阶级斗争的实践现实的具体生活中的现实。因为如果理论令我们能够理解历史的规律，创造历史的并不是知识份子甚至不是理论家，而是群众本身。从理论去学习是必要的，但同时，从群众学习也是决要的。
〔七〕你非常着重於对任何事物的严谨态度，包括严谨的用字。为什麽？
单一个语词可把哲学实践的主要功能总结起来：在真与假的观念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列宁语）
但同一的语词也把阶级斗争在实践方向上必要的运作之一总结起来：在敌对的阶级之间，即在我们的阶级战友与阶级敌人之间，「划上一条分界线」。
这是同一的语词。真与假观念之间的理论分界线。人民（无产阶级及其盟友）与人民公敌之间的政治分界线。
哲学代表着人民在理论上的阶级斗争。反过来，哲学帮助了人民在理论上和在一切观念上（政治的、伦理的、美感的等等）去区分真与假的观念。原则上，真的观念经常服务人民；假的则经常服务人民的敌人。
为何哲学要争取语词呢？阶级斗争的真实是由「观念」「代表」的，而这些「观念」则由语词所「代表」。在科学和哲学的推理上，语词（概念、范畴）是知识的「工具」。
但在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与哲学的斗争里，语词也是武器、炸药或是麻醉药与毒药。偶
然地，整个阶级斗争可以总括为一个语词对另一语词的斗争。某些语词则敌对地互相斗争。其他的语词则处于含混的处境：就如在一场决定性而未分胜负的战役中的一支旌旗。
举一个例：共产主义者为了消灭阶级与及为了一个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在那里，全人类将获得解放和亲如兄弟。然而，整个古典马克思主义传统则拒绝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人道主义。为什麽呢？因为实际上，即事实上，人道主义这个名词被一种意识形态所取用来攻击，即扼杀另一真正的，是无产阶级命脉的语词：阶级斗争。
另一个例：革命者知道，归根到底，一切并不是决定於战略和武器等，而是在于战士，他们的阶级意识，投身和勇气。然而，整个马克思主义传统拒绝说：历史是「人」创造的。为什麽呢？因为实际上，即事实上，这个语词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取用来攻击，即扼杀另一真正的，是无产阶级命脉的语词：历史是〔劳动〕群众创造的。
同时，哲学，甚至在最抽象和艰深的长篇大论里，也为语词而战斗：支持正确的语词，对抗着虚假及含混的语词。它跟「主张的阴影」战斗。
列宁说过：「只有短视的人，才觉得党派纠纷和对主张的阴影佗严格区分是多馀和不合时宜的。俄国社会民主党未来多年的命运可能决定於一个或另一『阴影』的强大。」（《怎麽办？》）
在哲学上，跟语词的战斗是政治战斗的一部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它抽象的、严谨的和系统化的理论工作：它与十分「学究式」的语词（概念、理论、辩证、异化等）与及十分简单的语词（人、群众、人民、阶级斗争）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