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从社会思想史研究到世界体系理论
——访日本关西大学植村邦彦教授
李乾坤 方晴岚
文章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年1期，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编者按：21世纪以来，中国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尤其是在广松涉哲学思想和市民社会派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领域成果丰硕。近年来，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议题和方法方面的多元性受到更多关注。带着对日本马克思主义不同面向的关切，我们专访了日本著名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关西大学名誉教授植村邦彦。植村教授基于自身的成长经历、思想背景、问题意识和学术兴趣，以其早年关于舒尔茨与马克思之间思想关联的研究为例，阐述了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和意义，系统梳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状况，结合理论谱系和时代背景探讨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特征。植村教授强调，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应深入研究经典文本，还应饱含人文关怀，聚焦现实问题，回应时代主题。此外，他还结合近年来对世界体系理论的研究，讨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和社会主义的未来方向。与植村教授的对话有助于我们更为全面地认识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
植村邦彦：日本社会学者和经济学者、关西大学名誉教授。
李乾坤：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方晴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方晴岚：植村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请问您是从何时开始关注马克思？又是如何被马克思主义吸引而走上马克思主义研究道路的？
植村邦彦：我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遇并不算早。高中时期，受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以及捷克事件的触动，我对国际政治产生了浓厚兴趣，也开始关注影响政治发展的经济因素，并因此在大学时期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方向。
1970年进入名古屋大学后，我最先接触到的马克思的文本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一时期，1968—1969年日本大学学生运动的余波尚未平息，校园中参与运动的高年级学生组织了名为“自主研究班”的马克思读书会，我在此契机下开始认真阅读马克思著作。在阅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我被如下观点所震撼，即异化劳动导致“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都变成了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并与“把人作为人，把对世界的人的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这样一来，人们就可以用爱交换爱，用信任交换信任了”这种想法产生了深刻的共鸣。我甚至将这段话抄录在日记中反复咀嚼。马克思思想的独特魅力正在于促使读者将个人生活中的问题与社会中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思考。
之后，我对马克思的兴趣愈发浓厚。大学三年级时，我参加了平田清明教授主持的经济学史研讨会，并在暑假期间完成了冈崎次郎翻译的大月书店版《资本论》全三卷的阅读。大学四年级时，我又阅读了高木幸二郎监译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全五卷。之后，我购买了大月书店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当时已出版41卷），并在平田教授的指导下养成了将德语原文与日语译本结合起来阅读的习惯。我还购置了民主德国狄茨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德文版、联邦德国欧洲出版局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路易·阿尔都塞作序的嘉尼埃·弗拉玛尼翁出版社出版的《资本论》。我大学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早期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主要内容是梳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在日本的研究史。这些学习和研究经历为我后来在马克思主义领域的深入探索奠定了基础。
一、舒尔茨与马克思：一个社会思想史研究个案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
李乾坤：您的博士论文和第一本著作的主题都是“舒尔茨与马克思”，事实上，马克思与舒尔茨的思想关联是一个鲜少被关注的问题，您是如何发现并决定研究这一主题的？
植村邦彦：1975年进入一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后，我的硕士论文聚焦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该手稿中，马克思不仅引用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广泛参考了威廉·舒尔茨的《生产运动》。关于舒尔茨及其《生产运动》一书，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奥古斯特·科尔纽在传记《马克思与恩格斯——生涯与著作》第三卷曾作过介绍和论述，他特别强调了舒尔茨对马克思的影响。但遗憾的是，《生产运动》在当时的日本几乎无法购得。
1974年，德国出版了《生产运动》的影印版。一桥大学研讨班上的前辈渡边雅男教授将这一消息告知于我，并将他所拥有的影印版供我阅读。由此，我得以深入阅读《生产运动》，并意识到舒尔茨以“生产力”和“分工”为核心范畴的历史哲学研究对马克思的深刻影响。随后，我在一桥大学图书馆进一步查阅了舒尔茨的其他论文，以期完整理解舒尔茨的整体思想。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舒尔茨并非孤例。在马克思之前，德国思想界已有许多学者，如莫泽斯·赫斯等人都发展形成了各自的“唯物主义历史观”。通过将马克思置于这一思想群像中进行比较分析，我逐渐厘清了舒尔茨、赫斯与马克思的差异，进而深化了对马克思思想独特性的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的指导教授良知力先生给予了关键性的启发与指导。
良知教授在其著作《马克思与批判者群像》的后记中写道：“根据时间的不同，有必要将被埋葬的东西重新挖掘出来，用现在的光芒来照亮。多次重新制定‘公正’的评价标准也是思想史上的任务。所谓‘解救’（Rettung）就是这项工作，就是将过去被权力埋葬的思想重新‘解救’出来。”这种观念不仅批判了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的“正确性”作为毋庸置疑的前提和判断标准来衡量并裁断其他思想家的马克思中心主义，也是在尝试“解救”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埋葬的思想家群像。良知教授坚信，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救工作，就不能认为自己对马克思“进行了正当的理解”。在良知教授的指导下，我逐步确立了自己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即将马克思的思想置于特定历史语境中进行相对化分析。这一方法不仅帮助我重新审视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联，也为我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更具批判性和开放性的视角。
李乾坤：您如何看待舒尔茨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怎样理解舒尔茨的思想史地位？
植村邦彦：长期以来，舒尔茨在思想史上仅被视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先导”。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日本，关于舒尔茨的系统研究几乎付之阙如。因此，我的首要研究任务是全面呈现舒尔茨思想的全貌，而不只是局限于对舒尔茨《生产运动》一书的引介。我试图批判单一化的、将舒尔茨仅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的先导”加以评价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思考他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影响。将某一思想家简单归类为马克思在思想上的先导，事实上暗含了一个危险的倾向：研究者往往只考虑这位思想家之前说过与马克思相似的话，仅关注二者思想共通的部分。这种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基准，只评价某个人物的思想“与马克思相似的地方”的研究方法，往往陷入同义反复的困境。因此，我试图从一种不同的视角出发，把唯物史观视为“时代思想”的产物。我将马克思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并在19世纪德国的环境下形成的历史观视为多位思想家的诸种唯物史观中的一种，由此使其相对化。具体来说，我将舒尔茨理解为与马克思一样的“时代思想”创造过程的重要参与者，把舒尔茨的思想定位为“另一种唯物史观”，以此揭示其独特的思想体系。
探究舒尔茨与马克思的关系，不仅要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挖掘舒尔茨的影响，还要试着从舒尔茨的视角、基于舒尔茨的思想来重新理解马克思。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大量引用了《生产运动》中的内容，明确体现出舒尔茨的唯物史观对他的深刻影响。特别是，舒尔茨关于“联合”导致“个体所有的重建”的主张，得到了马克思的关注。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必然会促使劳动者“联合”，这一展望也与舒尔茨的设想相一致。此外，马克思在确立相对剩余价值论的过程中，于1863年重读了《生产运动》，进一步认识了舒尔茨关于“生产方式发展阶段论”和“生产力发展在人类史上的意义”的理论。由此可见，舒尔茨对马克思的思想构建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
舒尔茨在1846年的论文《共产主义》中认为，马克思与赫斯相类似。但他同时也高度评价了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鲍威尔派思辨结构的批判，认为马克思在具体分析社会弊端和提出实践建议方面超越了赫斯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上就是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之间具体的互动关系，而舒尔茨与青年马克思在唯物史观方面的共通性也正体现了他们的局限性，即他们都将近代欧洲视为世界史的巅峰。舒尔茨在1845年的论文《中国》中批评中国为“亚细亚专制国家”，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论及印度时也将印度共同体视为“亚细亚停滞”的基础。只有在历史经验与停滞的亚细亚完全不同的西欧，进步和发展才有可能（因此，社会主义也才有可能）。当然，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史的认识在其关于俄国的论述中发生了变化。此外，两人都对新社会的形成提出了类似的展望，即“联合”的“个体所有的重建”。不过，两者的观念也存在差异。舒尔茨认为，在农业部门以小规模的私人所有为前提的基础上，始终重视自发合作社组织的形成，在其能够存续的范围内保护私人所有。马克思则认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彻底否定劳动者个人所有制为前提，因此，作为与“自由联合的劳动者”的合作社生产相对应的领有（Aneignung）方式，个人所有制的重建是历史必然。他们之间差异的根源在于，两者的历史视野涉及的时间跨度大不相同。
方晴岚：您提到，您关于马克思思想史研究的第一本著作深受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传统和学术特征的影响，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历程？
植村邦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约为20年。
第一阶段是从194年到196年左右。从20世纪30年代到日本战败前，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一直处于被镇压的状态。日本战败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获得复兴。1949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开始出版，1959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正式发行。然而，日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在“55年体制”建立和1956年批判斯大林以后才开始的。在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阶段，题目中包含“马克思经济学”这一关键词的著作大量出版，而20世纪20年代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开始、后因政治镇压而中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得以恢复，迅速填补了战争时期的研究空白。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适逢《资本论》发表100周年（1967年）和马克思逝世100周年（1983年）。受到1968年迎来顶峰的大学斗争（全共斗运动）和捷克事件的影响，这一时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脱离马克思主义框架。此时的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高速增长时期，进入“近代化论”所描述的“高度大众消费时代”。1968年进行的国民意识调查显示，87%的日本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在这一阶段，市民社会论（内田义彦、平田清明、望月清司）、物象化论（广松涉）、世界史像论（山之内靖、淡路宪治）等研究潮流引发了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复兴，这是二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个鼎盛时期，取得了显著成果。
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年前后。20世纪80年代，以波兰的团结工会为代表，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内的体制批判活动日益活跃，甚至出现了所谓“送别马克思派”的言论。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年的苏联解体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影响力衰退，并引发了原本通过大学内的“经济原论”讲座等形式实现了体制化的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解体和重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数量急剧减少。在这一历史洪流中幸存下来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严格意义上已经成为历史研究（思想史研究）的一部分。此后，日本经历了泡沫经济的崩溃和“失去的十年”，以及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和结构改革，社会的贫富差距逐渐成为引人关注的话题。
第四阶段是从2008年到现在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解雇、失业、贫富差距扩大成为迫切的问题，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资本主义危机，从而掀起了一股重读马克思的热潮。然而，直到此时，这股热潮尚未与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新潮流产生直接联系。新的研究潮流始于21世纪10年代后半期，特别是在《资本论》问世150周年和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相关的杂志专刊陆续出版，各种纪念研讨会相继举行。其中，参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编辑的研究者们基于马克思的手稿和笔记开展了新的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斋藤幸平的《大洪水前：马克思和行星物质代谢》《人类世的“资本论”》《马克思的解体：普罗米修斯的梦想和前方》等一系列著作。
我个人的研究出发点主要受到前述第二阶段的影响，特别是该阶段对马克思的手稿类文献的关注。
（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20世纪60年代，《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文库版出版了多部日文译本，同时期杉原四郎、重田一晃在《马克思经济学笔记》中也译介了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献摘录笔记。基于这些文献，这一时期的研究着重探讨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论，很多学者对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2）《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涉在其《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一书中批判了该书的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并独自编辑出版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复原新编版》。在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调查了原始手稿后，涩谷正编译出版了《草稿完全复原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是日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研究的顶峰。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撰写过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关系的问题引发了争论，学者们对“恩格斯主导说”和“马克思主导说”各执一词。
（3）《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第二阶段首次有学者尝试将整个《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逻辑连贯的文本来解读，而非仅仅选取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展开论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平田清明在《经济学与历史认识》中所作的解读。在平田的影响下，内田弘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研究》和山田锐夫的《经济学批判的近代像》也相继出版。内田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整体的理论结构与黑格尔的《逻辑学》相对应，而山田则对此进行了批判，主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独特性在于领有法则的转换论的成立。
（4）《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对这一手稿的深入分析引发了关于晚年马克思对历史和革命的认识是否与《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中的观点大相径庭的争论。相关的讨论成果包括山之内靖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史像》、淡路宪治的《马克思的后进国革命像》和平田清明的论文《历史的必然与选择——马克思超越马克思》。与此相对，和田春树在《马克思恩格斯与革命的俄国》中批判以往的争论始终停留在如何解读马克思的文本上，强调有必要正确把握马克思的著作和手稿是“基于怎样的动机，在怎样的场合，面向怎样的对象，以怎样的形式所撰写的”。
由上可见，解读马克思的手稿与理解他的思想形成过程密不可分，也与如何看待其他思想家与马克思的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对马克思思想史脉络的研究成为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二阶段的另一个焦点。主导这一研究动向的是我的指导教授良知力。良知教授先后出版了《德国社会思想史研究》《试论早期马克思——结合现代马克思主义的探讨》《马克思和批判者群像》。紧随其后的是广松涉的《青年马克思论》和山中隆次的《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形成》。良知教授的集大成之作《来自彼岸的世界史——1848年革命史论》不仅深刻影响了我本人的思想史研究方法，也对我们思考世界史和市民社会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市民社会的祛魅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征
方晴岚：您的《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已在中国翻译出版并受到好评。您能谈谈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流派发展以及您对它们的理解和评价吗？
植村邦彦：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起点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日本资本主义的争论。由于对日本资本主义的性质和即将到来的革命的理解不同，主要由《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系列丛书的作者们组成的讲座派同由《劳农》杂志的编辑和作者构成的劳农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共产党吸纳了讲座派的成员，劳农派则加入了日本社会党左派（社会主义协会）。不过，在二战后的日本言论界，更具影响力的是与讲座派相关的研究者。讲座派强调日本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认为当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市民革命，这与日本二战后民主主义的民主化改革运动是一致的。内田义彦、平田清明等市民社会派成员虽然与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但从思想谱系来看，他们也是讲座派的继承者。讲座派和市民社会派的共同点在于，将以英国为典型的西欧近代社会理想化，并以此为模式，设定了在日本实现近代社会（即市民社会）的社会变革目标。
宇野弘藏以克服讲座派与劳农派之间的对立为课题，提出了将《资本论》纯化为阐明纯粹资本主义法则的原理论的独特方法。宇野的弟子们即宇野派的经济学家，虽然继续在东京大学担任“经济原理”教席，并保持着一定的学术权威，但几乎不参与政治实践。
在大学期间，我曾接受平田清明教授的指导，在研究生时期也被允许参加已退休的高岛善哉名誉教授在家里举办的研讨会，深受市民社会派恩师们的影响。但由于自己出身农村，对市民社会派的市民社会论有些难以接受，尤其是其精英化的倾向，这让我感到它过于西方化，具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良知教授的指导下，我批判性地阅读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这让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市民社会派观点的违和。良知教授在1978年出版的《来自彼岸的世界史——1848年革命史论》中，结合自己在维也纳留学时的经历，讨论了东欧的社会主义矛盾，并在谈到“新社会主义的、第二革命”的可能性时写道：“在此之前，必须停止将西欧的市民社会理解为市民社会本身。”这一观点反映了良知教授在观察到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贫穷的移民劳动者到富裕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务工后所产生的思考。这种从“彼岸”（非西欧国家）看世界史的方式与以中心—外围的结构关系来看待世界的世界体系论存在关联，也与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相关，后者批判了西方人对东方的歧视性眼光（西方中心主义）。
李乾坤：您在《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中通过思想史研究，揭示了市民社会概念的意识形态属性，从而回应了日本学界在市民社会讨论背后的诉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吗？
植村邦彦
《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
2014年版
植村邦彦：我写作这本书的目标正是“明确市民社会概念的意识形态性”，因此，您的这一理解让我非常欣慰。
在我的学生时代，平田清明的《市民社会与社会主义》和高岛善哉的《亚当·斯密的市民社会体系》在日本学界举足轻重。日本颇具代表性的国语辞典《广辞苑》在当时出版的第二版中对“市民社会”有如下说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由自由、平等的个人理性地结合而成的社会。这是17—18世纪洛克、卢梭等人提出的概念。”在我写《何谓“市民社会”——基本概念的变迁史》时所参照的是最新版即第六版的《广辞苑》，其中明确说明：“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指废除特权、身份支配和隶属关系，由自由、平等的个人构成的近代社会。这是从启蒙思想中产生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市民社会是20世纪70年代日本市民社会派所追求的社会形象。
但是，从思想史研究的立场上看，《广辞苑》的说明存在值得商榷之处，这也是我讨论的出发点。“civilsociety”一词最早由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在指称基于社会契约而成立的社会时所使用的术语，在日本被译为“市民社会”。但霍布斯所讲的“civilsociety”实际上是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共同体”的拉丁语“societascivilis”的翻译，而洛克所讲的“civilsociety”指的是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统治体的国家共同体，也可以替换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让我们将目光再投向18世纪的思想家，让-雅克·卢梭的“sociétécivile”指的是不平等、邪恶的文明政治社会，亚当·弗格森的“civilsociety”特指分工高度发达的文明的商业社会，而亚当·斯密则几乎没有使用“civilsoci-ety”这个词。此外，黑格尔和马克思的“die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在日本也被译为“市民社会”。然而，市民社会派并未明确区分霍布斯和洛克的市民社会概念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而是混淆使用。这与讲座派所持的日本没有发生17世纪的英国革命和18世纪的法国革命那样的市民革命、所以不存在市民社会的论调相交织，形成了日本独特的市民社会论。其结果是，日本的市民社会论作为“近代化论”的一个变种发挥着作用。
其最消极的后果是20世90年代以后日本出现了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论。1997年3月，日本资本家团体经济同友会的经济政策委员会发布《这样改变日本——改变日本经济结构的具体方案》，一方面提倡个人的自由和自立，一方面主张推进工人间的竞争并削减社会保障，将以自由竞争和自我责任为原则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称为市民社会。为了批判和对抗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论，我认为必须指出并纠正市民社会派争论中的混乱。
方晴岚：对许多中国学者而言，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文献考证的精细性、文本解读的实证性而著称。您是如何理解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特征的？
植村邦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能够在没有过多政治权力干预的情况下，进行相对自由的探索。在冷战体制下，一方面，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反共产主义作为国策，实际上禁止马克思主义研究：另一方面，在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则受到限制，只有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统一党等政权党认可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才被允许存在。
然而，在战败后的日本，即使是在冷战时期，社会党（社会主义政党）仍然是最大的在野党。在日本共产党取得合法性的背景下，从1945年到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的约50年间，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很多大学在经济原论等课程中教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学科内容在日本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90年代，马克思的著作在日本几乎全部被翻译出版，所有人都能以日语阅读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获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可以在大学中担任教职，自由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研究与讨论。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为了提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带有训诂学性质的文本分析和手稿研究盛行一时。我最初选择“舒尔茨与马克思”这一研究主题，也是因为当时日本尚未有人真正研究舒尔茨，所以该研究的独特性不言自明。在我展开此研究的初期，国外还未曾出版过研究舒尔茨的专著，直到1979年以色列学者瓦尔特·格拉布关于舒尔茨的传记研究才得以问世，我在研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该书。
但在这种相对自由的研究环境中，马克思主义研究同社会变革的实践却出现了脱节，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未必关注社会现实或社会变革。尽管我也没有参与政治运动，但始终在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如何对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日本民众产生影响。我虽非专门研究现代资本主义的学者，但始终对生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所处的具体境况、人们在思想和意识形态上受到的禁锢有着强烈的兴趣，并尝试对此进行分析。
李乾坤：您能否结合日本现状谈谈如何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处境？
植村邦彦：在法律上，现代日本的劳动者可以自由地、自发地与特定的公司签订平等的劳动合同。然而，对于很多人来说，几乎没有选择不被雇用的“自由”，事前交涉具体的劳动条件也十分困难。一旦被雇用，劳动者只能遵从劳动规则和工作指令，不能像自己想象的那样“自由”工作。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这种劳动现实称为“隐藏的奴隶制”。在马克思看来，雇佣劳动者是为了生计而不得不继续在经济强制下工作。在这样的强制下，劳动者为了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被其他劳动者甩开，必须对自己的“商品”——劳动能力——的质量负责。“自由的劳动者”由于进行了“自由的自我决定”，所以有着与奴隶不同的自觉，对“自己选择”的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但实际上从事的却是强制劳动。
在现代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面对恶劣的劳动环境和低工资，许多劳动者依然将这种境遇归咎于自己未能取得学历、资格证书，或未能通过“自我启发”来为自己“投资”。他们甚至认为，没有作出其他选择是自己的责任。这种自我责任论在现代日本社会根深蒂固，一直荼毒着民众。
不仅如此，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在日本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而且超过规定工作时间的“服务性加班”（不支付加班津贴的长时间劳动）也被很多企业认可，过劳死、过劳自杀等悲剧时有发生。此外，不仅是私人企业，非正规雇用公务员的情况也在急剧增加，贫困阶层生活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加剧。尽管如此，大部分劳动者虽然不满，但并未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他们认为，实现社会主义既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时间上和精神上的余裕，去思考和想象与现状根本不同的更好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境况是不合理的，这一点至关重要。
黑格尔曾主张，奴隶有解放自己的绝对权利。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雇佣劳动者也有解放自己的绝对权利。消除长时间劳动和不稳定的非正规劳动，确保每个人都能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时间，这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我们必须将自己从新自由主义的“自我决定=自我责任”的思维框架中解放出来，不再将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误认为是与个人的资质或努力相关的问题。我认为，这才是现代日本劳动者面临的最迫切的课题。
三、世界体系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
李乾坤：我们发现，您最近十多年还对罗莎·卢森堡和世界体系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您是出于什么原因投身这一研究领域的？
植村邦彦：作为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和思想史研究对现代世界的现实意义的结果，我不仅关注马克思的思想，也十分关注继承了马克思的思想并加以发展的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和世界体系论。自学生时代以来，除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我对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认为中心—外围的不平等关系构成了世界体系的想法，与结构主义的思维框架是一致的。这一理论能够帮助我们理解20世纪70年代跨国企业的发展，并为理解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与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提供了重要视角。
2005年，安德烈·冈德·弗兰克去世时，他的老朋友萨米尔·阿明在刊登于美国杂志上的悼词中写道，他与弗兰克、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乔万尼·阿里吉一起被称为世界体系学派的“四人组”。弗兰克原本是研究拉丁美洲的，而阿明、沃勒斯坦和阿里吉是研究非洲的，但当他们思考第三世界发展的可能性时，都不约而同地特别关注到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动向。特别是阿明，他评价中国在“脱离开世界体系而追求独自的内在发展”这一点上，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道路。
李乾坤：您能否谈谈您对世界体系理论主要观点的理解？
植村邦彦：所谓世界体系论，一言以蔽之，不是以一国为单位（像英国资本主义或日本资本主义那样）考察资本主义，而是跨越国界从世界范围来考察资本主义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
1966年，弗兰克用“不发达的发展”这一概念来指称拉丁美洲从一开始就作为欧洲大西洋沿岸新兴起的中心地区的外围，在资本主义发展框架内部展开发展这一情况。这一中心—外围的认识框架源自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CEPAL）主席的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在1964年联合国报告《论经济发展的新贸易政策》中的论述。他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工业国家的高工资与农业国家的低工资之间的根本性不平衡，这是“工业中心和外围国家之间结构性差异的结果之一”。基于普雷维什提出的问题，弗兰克深入研究了巴西、墨西哥、智利的历史和现状，提出所谓的“不发达”并不仅仅源于历史发展的落后、封建制度的残留等前现代性因素，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导致和强加的结果。作为1962年在旧法属塞内加尔的达喀尔设立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经济计划研究所的成员，达喀尔大学教授阿明以自己在大学的授课内容为基础，于1970年出版了《世界规模的资本积累》。阿明认为，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即使抽象地说，也不能还原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代社会全部被编入世界体系之中”。沃勒斯坦在吸收弗兰克和阿明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将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体系视为一个整体，提出应将这一概念置于不限于近代的更广阔的历史视野中。在其1974年出版的《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的开头，沃勒斯坦提出一个问题：为了说明历史的结构变化及其原因，应该以什么样的社会“单位”为研究对象呢？对此，他的答案是，唯一的社会体系是世界体系。
根据沃勒斯坦的主张，世界体系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两部分。近代以前的世界体系是基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再分配的世界体系”，采取世界帝国的形式，如古代罗马帝国、汉王朝以后的中华帝国、印加帝国等。与此相对，近代世界体系则是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建立和持续为特征，经济方面建立世界经济（全球范围内的分工和各阶层的相互依存关系），政治决策则由作为世界经济内部更小的政治单位的“国家”来作出。多个国家构成了国家间体系，并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历史上出现了交替站在世界体系顶端的霸权国家（荷兰、英国、美国）。但特定的霸权国家并未转化为世界帝国，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持续了500年，这成为近代世界体系的特征。
我认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结构性危机将持续一段时间。现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发生的摩擦，正是美国逐渐丧失霸权（结构性危机）的表现之一。在这一结构性危机中，对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劳动民众而言，如何在不完全依赖雇佣劳动的情况下，通过建立社会联合经济，相互帮助地生存下去，将成为未来的重要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