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星丛

又来了

作者: 日期:2013-08-28 浏览次数:
又来了

 




[英]罗里•斯图尔特 著
王立秋 试译


直到昨天,我还以为干涉时代对我们来说已经终结了。随苏联解体而来的自满已经被巴尔干战争粉碎;绝望之后是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成功干涉;然后大获全胜的骄傲把我们引向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灾难。在此时期的中途,也即2000年,看起来我们能干涉任何地方。到2010年为止,却是这样的感觉,我们不会再在国外冒险了。以民主,自由市场和美国不可抵抗的胜利为始的,最后以占领,财政危机和美国的无能而告终。

我们会干涉像利比亚这样的国家看起来是值得怀疑地不太可能的。甚至没有那么多石油,中亚的阿富汗都被许多穆斯林认为是十字军的异教占领对象,是以色列驱动的结果并且意图是建立基地或提取更便宜的石油。反对利比亚——一个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执着于反对殖民主义的国家,并充满了石油——的任何举动看起来注定要给它的邻国,给发展中世界和利比亚人自己带来极其敌意的、凶险的感觉。

看起来,利比亚也不满足国际法的干涉标准。卡扎菲是主权者,而不是叛乱者,他并没有进行种族灭绝或清洗。而相反,在波斯尼亚,几周内就有十万人死去;而也正是波斯尼亚自己——一个享有主权的,联合国承认的国家——正式要求干涉。科索沃的情况不那么明了,但干涉是以米洛舍维奇为目标,并在巴尔干战争后发生的,而这场战争本身就是由米洛舍维奇发起的,随之而来的是二十万人的流离失所以及显然以特定种族为目标的暴行。然而,这种国际主义的世界观,在1999年看起来可能是全球治理和共识的典范,现在看起来却像是一个正在消逝的西方的执念。到2011年为止,巴西,印度和南非,以及中国,都已经是安理会的成员。而它们中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干涉。

所以周四的时候我在下议院上说,尽管我们有道德的权利去保护利比亚人免受卡扎菲的伤害,但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完全授权的情况下行动是错误的。英国应该用它对禁飞区的支持来发出反对卡扎菲,支持中东进步的信号。在那个时候,看起来俄国的否决权将确保这种念头实际上不会得到战斗机的支持。

但俄罗斯没有否决这项决议。而且,自昨天,也就是3月17号晚上起,法国,英国和美国清楚地表明要“以一切必要的手段”干涉中东。飞机正在就位。次要的阿拉伯国家的外交部长正从西方政客那里通过电话接受命令。许多推特账号都对利比亚标签进行爆炸式的关注。而我则在小小的行政办公室被巨大的电视屏幕所激发,开始想象,将军,特别顾问,外交家,媒体管理者和政客们正在试图弄清楚该做些什么。

卡扎菲最初的回应已经是很聪明的了。在决议出台半个小时内,他的发言人就模仿联合国英语说:“停火的技术方面”,“文本上的一些考虑”。他用翻译官来把他的英语译回阿拉伯语——也许他的听众在海湾地区而他只想用最正式的阿拉伯语。但自信于“利比亚国民卫队的和平意图“的标准威权主义术语表述的翻译官却与联合国的术语斗争并遭到了他老板的纠正。星期五早上,利比亚外长发现了他的晋升以及现在作为建构性的和中立的参与者的角色。他说阿拉伯语,如此充满敬意地谈论“Majlis al-Aman”(安理会)——我花了一阵工夫才意识到他指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而不是卡扎菲的某个安全机构。

我们的回应如何?如果损耗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四万亿美元并从六十个国家吸纳了一百万外国士兵的波斯尼亚,科索沃,伊拉克和阿富汗危机,还没有使我们更加谨慎的话,它们至少使我们变得更加明智。二十年来我们在这些国家的政策已经为政治哲学家,文职人员,人权活动家,记者,发展工作人员,电影导演和一万名顾问所描述,解释和批评。世界各地的议员都自信地指着“决议第七章”,“禁飞区”,“库尔德人的经验教训”和“保护的责任”说话。但关于干涉的基本问题看起来如这些指涉的无用般地明显。要举出作出支持或反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的论据,你并不需要在利比亚指出四个城市的能力。你只要简单地使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越南,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叙利亚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阿富汗使用的那些论据就行了。

反对干涉的论据被阿尔伯特•赫尔曼整洁的列举为“刚愎”,“无效”和“危险”:干涉可能是危险的(对我们或对利比亚来说均如此);它可能什么也不能实现;或者说它可能起到与意图恰恰相反的作用。这一思路可以为医学或商业的语言所支持:“无害第一”;“与我们无关”;“咱破产了”。甚或种族。因此康纳•克鲁斯•奥布莱恩在1992年说道:“有这样的地方,在那里许多人偏好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劫掠强奸和暴政,甚于和平的占领。这样的一个地方就是阿富汗。另一个是在中央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的南斯拉夫。”

反对这些论点的是支持干涉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四个论点:对无赖国家的恐惧,对失败国家的恐惧,对邻国的恐惧和对我们自己的恐惧。第一,我们把伊拉克称作无赖国家——大规模杀生性武器,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就能发射。第二,我们在2002年称阿富汗为失败国家——毒品贩子和恐怖分子填补的真空。第三,在2009年,我们强调了对阿富汗邻国巴基斯坦的恐惧:“如果阿富汗玩完了,巴基斯坦就会跟着玩完而疯狂的毛拉们将在巴基斯坦倒腾核武器。”(在越南,这被称作“多米诺骨牌理论”。)第四,我们害怕我们的声誉。从基辛格在越南到英国佬在阿富汗一直存在一种关于被视作被击败,给敌人以自信,失去信誉的永恒的焦虑。在利比亚,这些论述聚焦于对卡扎菲的恐惧;对后卡扎菲失败国家里的基地组织的恐惧;对区域不稳定的恐惧(利比亚内战正在动摇北非并迫使难民通过地中海逃向欧洲);以及对我们自身的信誉的恐惧(如果他在我们的威胁和咒骂之后幸存下来怎么办?)

接着就有了道德的论述。有来来自国际法方面(“这有悖国家主权”)和来自犯罪方面(“我们最初是武装、支持卡扎菲的那群人”)的,反对干涉的论据。也有基于人们所承受的痛苦——在连续的新闻镜头中被带入国内的——的规模的支持干涉的论点,这种观点指出,不行动将导致更多的死亡:我们有权利和义务直至杀戮,这是对利比亚人民的道德义务。

因此,反对行动的论据有三点。关于不行动的四种恐惧。以及罪,法和道德义务的北京。每一种立场都有其历史的类比。如果你反对干涉的话,你就把它称作“另一个越南”。如果你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支持干涉的话,你就把对手称作晋绥者并援引慕尼黑。你还能是“替换全部(案例)”并且与利比亚相反插入津巴布韦,达尔富尔或阿比西尼亚,汉志或“犍陀罗王国及其附属”。这里,比以往更多地看起来成问题的并不是关于相关国家的细节性的知识而是一种心智的基本态度:一种高度的乐观主义,一种反动的悲观主义以及非常罕见的二者之间的态度。

这不是说过去二十年来生产的数百万页著作没有任何作用。这些论述得到了新的装饰并且被呈现在更为当代的设计中,包上了闪亮的数据的外壳,得到了新的类比的支撑。如果你想,你现在就可以把越南换成伊拉克,把慕尼黑换成卢旺达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换成波斯尼亚。“前进政策”现在被称作“国家建设”而“晋绥”则被称作了“平叛”。

但基本的立场依然是黑白分明的。做或者不做,没有中途的停顿。而且那里还有危险。今天下午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广播上我被指责为落在这两个凳子之间。“一方面,你说禁飞区是人道主义并与体制的改变无关。另一方面,你又说我们正在采取措施反对卡扎菲的政权迫使他下台。”而当我试图在服务于人道主义目的的军事措施和带有政治目的的民事措施之间作出区分的时候,采访者反对说:“当然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相反在我看来,这没那么邪恶。偏好禁飞区看起来是在支持和纵容卡扎菲的行动;但比投入地面部队迫使体制变革要好。但这样的措施很难解释并贩卖出去。

也许我只是为在阻止更多的军队部署到阿富汗上的失败所创伤。也许这一次我应当欢迎决意而不是提出怨恨的支持和冷酷的谨慎。毕竟,联合国决议显然反对占领。西方受到了挫折,感到无力而它们的军队则受到了过高的要求。迄今为止,事实证明它的新领袖有能力绕开或回应压抑不住的乐观主义和它们行政部门中鹰派阴冷的警告。奥巴马成功地摆脱了向阿富汗派遣更多军队的压力而卡梅隆则则为在那里的战斗行动的终结设定了2015年的无条件截止日期。它们都仰赖于相对谨慎的语言。因此,看起来我们应当允许我们陷入得更深是不大可能的。

然而,我还是不能走出我对在阿富汗我们看起来不可阻止地越陷越深的方式的经验。那里,最好的反对进一步干涉的论证试译关于那个国家的特性和细节的层面为基础的,后者绝少诉诸于政策决策者,对它们的辩论来说也绝少相关。(不信你就试着举出一个反对基于对卡扎菲体制,其意识形态及其对西方的态度的细节性的解读的制裁决定的例子。)

相反,支持采取进一步行动的修辞和逻辑感觉上是催眠性和不可抑制的。然而在阿富汗使用的那些论据已经被用到了利比亚身上。所有那些对卡扎菲和稳定的关注都可以迅速被翻译为“对全球安全的现实威胁”以及那四种恐惧,后者导致了失败不可选择(不能容许失败)的说辞。这些论证的意思是,正如最近一个美国将军在阿富汗告诉我的那样,“B计划是更多的A计划”。当我们谈到“干涉的责任”或义务(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利比亚人民的道德义务)我们倾向于把它想象为一种几乎是无条件的义务。这些使我们涌向阿富汗的复杂的逻辑,数据和理论依然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不久之后同样的那批人会在利比亚工作。而如果他们发现禁飞区并没有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它并没有使体制倒塌,没有消除对人权的侵害,没有照料国际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施加更多的压力。

因此我们必需找到如何使禁飞区发挥最大的作用,同时承认我们可能如何地不安全和冒险的方式。我已经想象过,提醒人们尽管有阿富汗,我们还是可以扮演一个建构性的国际角色的时候的到来。但今天,尽管我支持禁飞区,但是,看起来,真正的危险还不是那种绝望,而是我们不可抑制的,几乎是过分亢奋的行动:对道德义务的敏感;关于无赖国家,失败国家,区域和我们自身信誉的恐惧,这些,都给我们带来了使接下来的十年再次成为过度干涉的十年的威胁。

3月18日


[注]译自Rory Stewart, “Here we go again Rory on the Libyan intervention”, in LRB Online only, 18 March 2011, page 21. 
见http://www.lrb.co.uk/2011/03/18/rory-stewart/here-we-go-again
或http://www.lrb.co.uk/2011/03/18/rory-stewart/here-we-go-again/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