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格里“分离逻辑”的三维面相

——兼论奈格里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政治性解读

李弦 黄帅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及其“机器论片断”进行解读构成了当前国外学界的一大研究热点，安东尼奥·奈格里以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关系为轴心，展开了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独特政治性解读，彰显了“分离逻辑”的三维面相，在奈格里看来，《大纲》和《资本论》是绝对异质的，甚至是对立而存的两个文本，他通过对马克思的资本流通和工资理论中分离逻辑的剖析，指明了工人阶级自治运动的“主体性”道路，同时在对“机器论片断”的透视下，展开了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积极构想。奈格里的这一解读样式固然具有一定的新意，却忽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建构的科学政治经济学批判道路，一定程度上背离了马克思的真实意图。

2023年12月15日，意大利自治主义运动领袖、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巴黎溘然长逝，就这样离开了我们。他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正如他亲口所言：“我有着十多年的切实的、生动的、第一线的政治斗争经验。”他曾因政治行动被捕入狱，更是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留下了诸多传世之作（例如世纪之交出版的《帝国》）。作为一位紧跟时代潮流和资本主义社会变化的思想家，早在 20 世纪，他就对面世不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后文简称《大纲》）进行了独特的政治性解读，这一研究的直接成果就是《〈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在其中，奈格里指出，“如若没有得出分离主导整个过程的结论，我们就不能阅读《大纲》”，我们需要的不是辩证法，不是马克思的矛盾概念，而是“与万能的辩证法相反的分离逻辑（the logic of separation）”。由此可见，奈格里的“分离逻辑”是其考察马克思《大纲》的主要线索，为了更好地理解其早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工人自治方案，明确奈格里对《大纲》的“激进政治”解读样式，就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分析其“分离逻辑”的三维面相。

一、《大纲》与《资本论》之间的分离逻辑

对马克思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大文本——《大纲》和《资本论》的关系及其边界之厘清问题，引发了当下国内外学界的诸多讨论。在细致梳理相关回应之后，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两类观点：一是“关联说”，即认为《大纲》和《资本论》之间存在直接的、内在的关联，绝不能生硬地斩断马克思从《大纲》到《资本论》的思想连续性。与此同时，在这一观点内部，围绕着“《大纲》到底是马克思哪一文本的草稿”这一主题，又衍生出了两种差异性见解。其一，有学者认为《大纲》是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而准备的“第一稿”，而《1861—1863 年经济学手稿》和《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则分别是《资本论》的“第二稿”和“第三稿”，没有《大纲》就不会有马克思后续在《资本论》中得到深化和确立的各类科学概念。其二，另有学者指出，虽然《大纲》和《资本论》存在联结，但《大纲》并不是《资本论》的直接手稿，而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1859年）的草稿，这一持论显然具有更多的证据指向，因而在国内学界得到了普遍认可。总而言之，这两种见解的差异集中在对《大纲》的“直接影响”之讨论，但对于《大纲》构成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革命的实验过程”的态度是较为一致的。当然，除却传统的“关联说”，本文的关键在于辨析以“分离逻辑”主导的“独立说”解释，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就是以奈格里、拉扎拉托为代表的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大纲》以其内容的丰富性、视角的远见性而深受该学派的推崇。他们认为，《大纲》从来不是“谁的手稿”，而是一部独立的、成熟的、敞开的著作。马克思正是在《大纲》中阐发了其亟待发散的共产主义理论，而《资本论》则充斥着一种“客观主义倾向”，与《大纲》完全是迥异的。到这里，奈格里的“分离逻辑”就很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了。从对待两大文本的关系解读开始，他便以“分离逻辑”为我们展开了一种拒斥统一、二元对立的政治化图景，指出《大纲》是“马克思思想中首次伟大的政治性整合”，而以罗斯多罗尔斯基、考茨基为代表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却“预设了《资本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最成熟的要点”。因此，奈格里坚决反对将《大纲》视为通往《资本论》的“一个阶段”之类的“可笑言说”。在他看来，《大纲》不仅不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手稿，“事实是，《大纲》并不是一个被用来从文献学角度研究《资本论》的构思的文本”，某种程度上说，由于《大纲》与《资本论》遵循着“主体性”和“客体性”的两种不同叙事逻辑，二者甚至是对立而存的。

《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

在“分离逻辑”的架构之下，奈格里确立了一种不同于“关联说”的“独立说”解读方式。于是，一个问题就率先摆在我们面前，既然奈格里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的开篇就以此试图擦拭掉《资本论》带来的“僵化体系”之影响，那么这种分离逻辑给《大纲》展开的独立空间又是如何实现的呢？具体而言，《资本论》和《大纲》的“分离—对立”趋势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大纲》和《资本论》是外在分离的，以往的学者总是将《资本论》奉为圭臬，将《大纲》视若敝屣，却忽视了《大纲》中“闪烁的灵光”，好像“它们是一个东西似的”，这就抹杀了《大纲》的历史贡献，无法把握马克思在《大纲》中阐述的“多元总体观”。其二，《大纲》和《资本论》也是内在分离的，如果说《资本论》将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矛盾学说发挥到了顶点，那么《大纲》就真正使得这种“对抗变得不可调和……在这种矛盾演变为对抗的学说中，没有人道主义的位置，甚至也没有给物质本体论留下位置”，《大纲》与《资本论》中的许多概念存在着历史断裂性，而《大纲》才是“马克思革命思想的顶点”。如果不能对《大纲》给予足够关注，去发现马克思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崩塌节点，就永远不能恢复对《资本论》的正确解读。

其次，在理清了奈格里解读《大纲》和《资本论》关系的双重分离逻辑之后，另一个重要问题便又浮现在我们眼前，那就是，为什么他要如此强调《大纲》的独立性，并将《大纲》置于“圣经”地位呢？换言之，他这样做的原因仅仅是为了将《大纲》与《资本论》相区别吗？事实上，奈格里的这种“二元对立”考察方式具有以下深层原因：第一，他实际上是在申明《大纲》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大纲》不仅是一本“经典性”（genetico）著作，更构成了一本“展望性”（prospettico）文本，蕴含着马克思最为丰富和多元的思想精华。马塞罗·默斯托（Marcello Musto）曾指出《大纲》“包括大量（尽管是不完整的）对诸如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以及机械自动化等重要主题的评论，而这些主题马克思在他终其一生都未完成的著名著作中的其他地方再没有展开论述过”。因此，截至目前，《大纲》是马克思最具备神秘性质的思想宝库，亟需进一步探索。此外，奈格里还发现了《大纲》中蕴含的“黑格尔因素”，这种对黑格尔式的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加工运用，很明确地体现在了《大纲》之中。马克思曾多次表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对他加工材料起了“很大的帮助”，他很愿意多花几个篇幅论述这种“帮助”，甚至在《资本论》中直言“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在《导言》中，不论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研究和叙述方法，还是论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及其彼此关系时，黑格尔对马克思的“阴影”都是挥之不去的。第二，奈格里并不是要就此否定《资本论》的全部意义，而是希望以一种主体性和政治性的解读方式，去挖掘无产阶级领导阶级斗争、开展自治主义运动的潜力。换言之，这是折损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客观意蕴来换取革命的“情动”和“跃升”。于是，他必须在理论宣传中构建出马克思的两种持存面相，即“一个是《资本论》当中讲述着枯燥的资本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学究形象，另一个则是《大纲》中在资本主义危机时期呼唤革命主体起来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革命者形象”。因此，相比于《资本论》意图通过客体消灭主体、弥合经济学理论和批判理论之间距离的做法，《大纲》则“构建了主体性的路径”。这显然能够更好地指引我们应对当下的政治实践，而诸如罗斯多罗尔斯基之流尽管以“极大的灵活性在客观局限性中移动”，却始终无法“令我们感到满意”。

最后，一旦我们站在对马克思主义是“一整块钢”的科学立场上去透视奈格里的观点，就能很明显地发现，他对《大纲》和《资本论》的“分离逻辑”释解其实是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之处的，针对这种“激进政治”的分离倾向，我们需要对其逐一批判性回应：其一，奈格里强调《大纲》与《资本论》的异质性，既是出于对抗当时流行的结构主义理解范式之需要，也意在脱离人本主义的乌托邦窠臼。基于此，他试图以政治化的解读样式来唤醒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建构一个工人自治的实践集体。但是，在以“分离逻辑”和“主体逻辑”解构马克思话语的同时却也使得自身转向了另外一种极端立场，奈格里“几乎避而不谈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性，超越资本异化统治、达至未来大同世界，似乎仅仅只有依循‘分离逻辑’发挥‘劳动主体性’这样一条路径”，其提供的工人阶级“不劳动”和多元主体的“自我增殖”的实践方案显得十分乏味和令人疑惑，似乎都是在对前人意见的“同义反复”。因此，奈格里这一套“复苏政治主体”战略的可行性势必会受到众人质疑。其二，奈格里对《大纲》的政治性解读确实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但从其本质上说，他是以“重构马克思”的方式来解读马克思，而不是真正地回归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文本和逻辑，在片面强调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同时也忽略了马克思所坚持的对资本演变“客观性”的分析判断。我们知道，要真正实现奈格里所言的“超越马克思”，首先必然要做到“理解马克思”，尤其是从“一整块钢”的视角去揣摩马克思的各类见解和批判。但奈格里在极力抬高《大纲》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写作《资本论》的那个马克思，这就导致了他在“不断地否定矛盾关系、构建新的面向未来的非结构化的多元综合体系”的同时也必然忽视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具体的总体性”原则，将已经“成为一门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简单化、庸俗化，从而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结构性迷思。

我们固然理解奈格里以“分离逻辑”释读《大纲》和《资本论》关系的战略意义，但更应该抱以科学的态度审视马克思的文本。从根本上说，《资本论》和《大纲》都是马克思从“革命的痉孪”到“退往书房”所开展的系统性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文本，它们之间应具备同等重要的地位，二者既不是绝对统一的同质性存在，更不是扦格不入的仇敌，这就重新回到了曾经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之类的纷争议题上。在这一意义上，“关联说”应当是我们秉持的主要取向。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反对遮蔽《大纲》的重要性和相对独立性的消极态度。基于此，解读马克思绝不是依靠所谓的“拆东墙、补西墙”之类的生搬硬套手法，要想真正地“回到马克思”，立足于其整体形象去全面、充分、客观地考察马克思及其思想才是应有之举。

二、资本的流通和工资理论中的分离逻辑

在南京大学召开的“纪念马克思《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160周年”座谈会上，奈格里曾表示：“我们必须时刻不忘马克思提出的两个对立关系，那就是劳动与资本的根本对立、工人与资本家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矛盾的过程。这一矛盾体现在，一方面，以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剩余价值显然受到了冲击，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仍然将劳动的价值规律延续了下来。”在这里，奈格里是想指出，尽管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在认知资本主义时代受到了冲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物质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不再占据以往的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剥削剩余价值、提升社会生产力的具体形式有所改变，对于科技、情感、文化等知识力量的综合运用逐渐替代传统劳动成了“财富的源泉”，但资本主义社会自身的矛盾症结仍然指引着其走向自我崩溃和灭亡。但在《〈大纲〉：超越马克思的马克思》中，他将马克思的一切经济学术语都视为渗透了政治气息与革命色彩的匕首，而《资本论》中的马克思总是在考察以资本为中心和出发点所展开的一系列矛盾，这就使其较之革命的实践需求缺少了一些“激进程度”。并且，在黑格尔的影响下，马克思不仅讲究矛盾造成的分离和对立，也意在陈述矛盾双方的统一与和解。而这在奈格里看来是绝不允许的，于是，他便以“分离逻辑”展开了对马克思《大纲》的政治性解读，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资本在流通过程中与劳动的分离逻辑。如果说，马克思在《大纲》里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使得资本剥削劳动力的秘密被揭露，那么在对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的分析环节这里，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总体”便成了这一分离逻辑的生长点。资本与劳动的分离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总体的力量逐渐得以显露。换言之，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的流通理论是对其剩余价值理论的继续和扩展，资本从剩余价值生产到流通领域扩张，造成了“普遍的危机和自我否定”，资本在实现自身增殖的同时，正是马克思所忽视的“分离逻辑”使得它在流通中哺育着自身内部无法被消除的紧张对立因素，这就意味着“流通是资本主义对危机的胜利，但是它没有消除组成危机和资本本身的关系，以及两个阶级间的分裂及其斗争。资本必须向外扩展并且在流通过程中复制，这样才能使危机扩大化，才能包含组成自身以及越来越急切的不断爆发的分离的逻辑”。接着，奈格里说，马克思在正式进入对“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章节的考察之前，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附件”，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的讨论，这一部分乍一看似乎具备相当的独立性，也常被单独印刷，实际上是“《大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有趣的是，奈格里对马克思这一片段的理解同样是有其独特的“政治敏感度”的，从阶级主体的自由生长和分离逻辑出发，他指出，这一短文在从前常常被攻击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想的残余，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也的确透露出历史哲学和社会学的术语和方法，但理解这一片段在《大纲》中的地位就在于明确马克思从“分离的辩证法”到“主体的辩证法”之核心转变，这样一来，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不仅显示了其分离的特征，并且进行了实施”。在奈格里看来，马克思对这一片段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它真正建立起了阶级主体的概念，发展了从资本生产到流通置换的线索。因而，这一部分在《大纲》中并不突兀，它恰好彰显了主体性的进程。

到这里，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分析开始“恢复了明线”。马克思在《大纲》中曾这样说：“资本的流通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是徒具形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正是这种比形式上的货币流通更具侵略性、越轨性的和活生生的资本流通才是资本得以社会化的秘密，在资本的流通中，它把一切异质的、多余的东西碾碎，将时间与空间的障碍和界限夷平，在这种同质化的食人行径中充分实现并发展自身，以期形成一个以普遍联系和普遍交往为原则的世界市场秩序——这样，资本便结成了有机的共同体。在这里，马克思并没有否定资本的社会化力量，恰恰相反，马克思比其他一切文本都要肯定甚至“赞赏”资本流通所造就的共同体图景。但需要明确的是，资本的流通也是一种资本的生产，所有这些都“从属于生产过程”，一切共产主义的理想主义因素皆诞生于此。在考察完马克思对资本流通的扩张性分析后，奈格里指出，对于这一问题，“仅仅停留在资本的扩张力这一特性上是不够的，资本是一种关系，是分裂”。于是，马克思对“流通时间”的探讨作为“铁一般的例证”被端上了台面。马克思强调，资本要消灭流通中的障碍，就必须“以时间消灭空间”。换言之，一方面，资本要想尽快地实现自我增殖，就必须打破时空的壁垒，以尽可能快的速度使得商品在世界范围内流动并出售。另一方面，资本这样做的结果是通过不断的“时间—空间”的物质变换以此缩短流通时间，但“流通时间实际上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增加”。也就是说，只要流通时间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就不会被压缩到直至消亡，这与资本主义一直以来通过发展技术生产力，建立机器大工业体系来无限归零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扩大剩余劳动时间的本质是相冲突的。马克思在《大纲》中说道：“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降到最低限度，也就是说，使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于是，马克思“分离逻辑发展的激进性就很明显了”。奈格里认为，马克思对资本矛盾的揭露并不是重点所在，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需要不断地循环运动产出“对立—分离”之物，通过突破限制的辩证法而重构自身，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资本的自身瓦解，而不是资本的矛盾。因此，奈格里强调，我们需要的不是矛盾，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而是彻底的分离，因为只有“分离，而不是矛盾，使过程前进”。

奈格里在南京大学

第二，在对“社会资本和世界市场”的讨论中，奈格里论证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经由分离逻辑的主导被生产出来的具体过程。他指出，有关世界市场的话题在马克思《大纲》反复出现，这不是没有缘由的，是马克思在“一个全球性的危机到来之前对问题作出基本厘清”的必然要求，而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必然是与资本在社会化进程中不断侵占时空、加重剥削和自我强迫等举措紧密相连的。由于“资本的扩展、帝国主义化的过程及其通往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的一般方式的组建的扩张，同时是革命主体性条件的结果和前提”，社会资本的无序扩张在此必然遭受阶级斗争的“阻梗”，即使资本流通和扩张的力量已经如此强大，但它在“暴露出自身的总体力量”的同时也在生产着自身的对立面——一旦社会资本达到真正成熟并成为主体，那么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及其与之相对抗的形式也必然表现出来。如果说，奈格里之前还是在宏观上把握工人阶级主体性之生成可能性，那么在这里，他就更进一步地分析了其诞生的事实，“一方面资本是主体，那么在另一方面，劳动一定也是主体”，当资本作为控制社会的总体力量显现出来时，劳动及其物质的承载者也会必然地涌现出来——那就是工人阶级。刚开始，工人们劳动的联合还只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形式”表现出来，但随着资本的发展，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扬弃了其分散性，总体工人的普遍联合成为事实，这就构成了工人们“政治联合的物质基础”，进一步而言，在阶级意识迅速成熟以及社会资本急剧膨胀的条件下，“一个质的飞跃诞生了：工人阶级行动的联合开始变成自我充分的”。以往劳动与资本的“平等交换”关系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两大阶级的对立关系。于是，“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作为一种革新的，不被约束的有机力量就被释放出来。

第三，对马克思工资理论背后所隐藏的“劳动—资本”二元对立秘密的揭示。如果说，我们通过对社会资本的分析终于揭开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地位，那么，对工资形式的剖析会让我们发现一种更为成熟的分离逻辑——“隐藏在工资形式背后的是必要劳动及其创造性”。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发的工资理论是“劳动价值论和资本积累理论的有机结合”。一方面，表面上，工资被视为劳动力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但在实质上却体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的矛盾运动；另一方面，资本积累理论也揭示了工资的运动规律，随着资本积累不断扩大，资本家对不变资本的投入不断增加，对可变资本的投入却愈发减少，致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这样一来，大量被排挤出机器体系之外的相对过剩人口就又影响着工资的运动规律。但在奈格里看来，这样一种工资运动的规律通往的直接是工资形式的外表下“价值的生命力”，这就是说，“一旦工资被引入，整个分类系统就像它的存在一样必须因此而改变。我们必须从采用绝对剩余价值转向采用相对剩余价值，从形式上的包容转向真正为资本社会包容……资本理论的基础始终被迫屈从这种动力之下。”一方面，作为资本的具体表现形式和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马克思的工资概念“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但另一方面，“就工资的社会数量而言，它是一个独立变化的量”。于是，工资形式也不能脱离“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与分离逻辑控制，它构成了一种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从而引发了阶级斗争的事实。综上所述，奈格里认为，工资形式并没有什么秘密，它背后蕴含的仍然是工人活劳动的“悸动”。正是工人阶级的活劳动为资本的生产、流通提供了不竭动力，而一旦以分离逻辑的视角透视工资的表象，劳动与资本的对抗程度便又一次清晰地展示出来了。之前所有被强调过的元素就开始聚合起来，形成了一种“联合体”。

至此，奈格里对《大纲》中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工资形式解读的“分离逻辑”就彻底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其一，在对资本的流通过程分析中，关键在于理解“流通时间”，“流通时间”的存在佐证了资本的增殖一方面需要依靠活劳动打破时空的界限，另一方面活劳动随着技术的发展又不断地被排挤在资本体系之外。其二，在社会资本的扩张过程中，资本与劳动表面上平等的交换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二元对立的阶级关系。其三，马克思的工资形式背后隐藏的也是活劳动的生机力量，要祛除资本对诸如货币、工资等形式的遮蔽，还原其本来面相，就必须引入代表着绝对否定和激烈对抗的阶级斗争。换言之，一旦打破了对资本决定性力量的认可，新的主体性道路就真正向我们敞开了。

诚然，奈格里的这种分析是从马克思的《大纲》着手的，但我们能很清晰地看到，他为马克思强加了一副“政治辐射”的有色眼镜。透过这副眼镜，马克思的一切概念似乎都浸透了血与泪的革命观念，从资本与劳动衍生出的一切概念都具有了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的崩溃属性。于是，奈格里说道：“资本被迫将自己视为一种关系、一种比例，一条强加于分离的规律。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就是双方的斗争。从此以后，阶级斗争与政治便成为经济理论的核心。”显然，奈格里的观点过于夸大了马克思在《大纲》中透露的无产阶级能动性，是在以自己的方式搭建一个“实用主义”的马克思形象。

三、“机器论片断”中的分离逻辑

自20世纪70年代《大纲》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之后，意大利自治主义学派不仅提纲挈领地将《大纲》奉为至宝，更将其中的“机器论片断”视作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教育的关键文本。在奈格里看来，“机器论片断”恰好构成了“《大纲》中马克思理论张力的最高点……是在马克思所有著作中所能找到的运用矛盾而且建构辩证法的最高级例子”。正是在“机器论片断”中，奈格里的分离逻辑得到了充分绽出。总体而言，奈格里从以下方面剖析了“机器论片断”的深刻内涵。

第一，劳动与资本的分离使得二者分别遵循着两种不同的稳定机制，即资本的“价值稳定”和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机制。在奈格里看来，资本的“价值稳定”机制就是通过永恒地剥削劳动力产出剩余价值维持增殖的手段，而工人阶级的“自我稳定机制”则是通过发挥工人自治之集体能量，产出阶级利益共同体所需的使用价值的自我成长机制，这也是维系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稳定规律。然而，随着生产资料向固定资本的转变、向自动化机器体系的发展，遵循着“价值稳定”机制的资本似乎越来越开始舍弃了对劳动的依赖，劳动也逐渐从生产过程中脱离出来，成了从属的、次要的东西，这就使得“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包括进来”。自动化的机器体系——作为固定资本的最高表现形式，作为被对象化了的一般智力，就逐渐取代劳动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关键枢纽。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劳动与资本的分离、劳动从生产过程中的脱离是机器体系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要以此论证资本主义依赖劳动时间发展交换价值的体系之最终崩溃（尽管这一论证是不完善的）。对此，奈格里从中解读出了更多的东西，他认为，资本越是发展、工业体系越是完善，就越要打破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关系，这种破坏对资本本身而言是致命的，因为“资本越是去尝试破坏它们力量的一致性，它们的力量反而愈发无限壮大”，作为社会总体力量的工人阶级也就通过不断增长的“自由时间”获得了对抗资本的决定性力量。显然，奈格里将工人阶级的“自我价值稳定”机制抬到了一个过高的位置，忽视了资本对劳动的全局式吸纳。

第二，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分离，以及对马克思“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论断的不同理解。我们知道，马克思对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划分，关键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是否发生了价值的增值。可变资本实际上指的就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资本，这是一种内在和本质的区分。而对于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划分，关键在于其外在的物质形态和周转形式的差异，这是一种外在性区分。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它们都代表着更为具体的规定性，是马克思对资本内部矛盾的进一步揭示。在马克思看来，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分离所产生的影响即固定资本对劳动的“降维”，固定资本从本质上说就是被赋予了资本属性的机器体系，而机器体系本质上又是人类知识的“对象化产物”，是具备着“自我意识”的庞大器官。因此，固定资本、机器体系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类知识与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取决于人的自由发展时间和空间的多寡。于是，在孙乐强看来，“当马克思说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时，主要意思是指固定资本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本身的发展，或者说科学技术和机器体系的发展最终取决于人的发展，而不是说人本身已经成了固定资本”。但是，奈格里在《固定资本的占有：一个隐喻？》中却对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中的论述又给出了不同理解。他认为， 当非物质劳动成为数字资本主义的主要劳动形态时，“生产者不仅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不变资本的价值，而且当他通过认知劳动的非物质流实现与机器的连接时，他还可以与机器融合”，这就是奈格里所论证的认知资本主义时代下“机器与人的结合”。在奈格里看来，当马克思说“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的时候，他的确预言了当今时代的变化，尽管组成“一般智力”的科学知识作为更高维度的生产力被资本所控制，活劳动“在某些时刻”仍旧能够颠倒资本主义的这种控制关系，在资本主义的规训结构之外寻求工人自身的生命权力。在总体工人的参照视域下，可变资本就重新附着在固定资本之上，这就是奈格里所说的“机械就会清晰地显现在主体性之中”，也即物质与非物质力量的统一。因此，在他看来，只要取得了这一融合，工人取得了对一般智力、对固定资本的控制权和应用权，那么，工人对固定资本的占有就不再是隐喻，而是一个事实。在奈格里和哈特所写的《大同世界》一书中，他们同样给出了人与机器的共同“出离”作为阶级斗争的替代方案，延续了这种“人机合一”的逻辑。显然，奈格里的理解是有很大问题的。其一，他虽然认可了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分离，却又制造了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结合，认为当下人的数字化劳动、非物质劳动及其产物就是“固定资本与人的统一”，并乐观地预测其存在翻转资本主义控制的可能，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考态度。其二，人与固定资本显然不能够混为一谈，固定资本依旧保留着“资本”的本质属性，如果将希望寄予人对固定资本的依附、人与固定资本的合一，那么，奈格里就又回溯到了“资本拜物教”的逻辑之中了。

第三，自由时间的充分解放和共产主义道路的最终显现。在“机器论片断”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一般智力”（也译作“普遍智能”）的概念，它表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随着资本与技术耦合的趋势日渐扩大，纯粹的物质劳动不再作为主要动力而去支撑物质财富的创造。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在这里，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以往的劳动分工不再是理解机器大工业体系的关键，而“一般智力”及其与工艺学相结合的综合现实运用才是未来社会生产的基石。基于此，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这一发展倾向带来的后果，一方面，“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工人的活劳动被贬低到了如此之低的水平，连同工人自身也沦为多余的存在物，以往工人至关重要的技艺和本领，如同斯蒂格勒所言的“知识无产阶级化”一般，被“机器体系”所造成的埃庇米修斯之过失所遗忘；另一方面，“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像害了相思病’似地吞噬活劳动的资本”。资本仍然对劳动进行着吸纳与占有，但以往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形式吸纳”会向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实质吸纳”转变。对于这一点，奈格里与哈特在《帝国》一书中，批判了马克思对“形式吸纳”和“实质吸纳”解读的错误之处。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的这一区分没有看到当今时代下资本对“非物质劳动”的实质吸纳，是停留在对单纯的物质劳动之理解上的。此外，马克思对资本吸纳方式的分析也只是看到了资本的内部关系运动。所以，马克思指认的“任凭一般智力的发展，就自然能够冲破资本的内部空间”无疑是错误的，资本的自我崩溃并没有适时到来，只有通过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的生产与解放才能达到对资本秘密的真正破除。回到对工人的生存境遇分析中，我们发现，马克思不仅看到了工人活劳动地位的下降趋势，更发现了其中蕴含着对资本的束缚关系之刈除的可能性。一旦工人从资本支配人的机器体系之中逃逸出来否定并重新分配剩余劳动，那么，“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此时，个人的发展时间就是社会的发展空间，个体的生产也就成了社会的生产，共产主义的积极因素就潜在地被释放出来。奈格里总结道：“在分离模式的张力中我们找到了最大的自由。社会个体是多元的。最强的差异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最高途径。”也就是说，在绝对的劳资分离中，我们才能展望一个“天下大同”社会的实现可能性，而资本的自我持存必须坚持“将自身关系神秘化和客观化”的原则，我们必须反对客观主义立场的窒息决定论，以差异、多元、对抗来标识共产主义的未来面向，工人阶级的自治主义运动才能开花结实。

奈格里对“机器论片断”中分离逻辑解读的关键在于从中找出工人阶级自治得以野蛮生长的“合理依据”。在他那里，由于工人阶级遵从着“自我价值稳定”的留存机制，这就打破了以往所预示的资本逻辑走向终结后的崩溃前景。于是，随着一般智力和自动化机器所代表的新质生产力腾飞，固定资本就成了人本身，一般智力的非资本主义应用带来了人的解放，共产主义的未来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的自我运动、对集体知识的共同创造才得以实现。对此，奈格里的分析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机器体系和工人主体描绘不足之“缺憾”，但其所谓“人与固定资本的合一”释放共产主义潜能的判断过于天真，存在过度解释之嫌。

四、结语

奈格里在对《大纲》的解读中始终秉持“分离逻辑”追究劳动和资本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此基础上论证了工人阶级的主体性，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拒绝劳动”和“自我生产”的替代性实践策略，以期实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无法给出的工人自治建设方案。特别是在对“机器论片断”的分析中，奈格里通过马克思对机器体系发展的预测，将“一般智力”视作生产实践中的关键一环，为其之后在《帝国》《诸众》《大同世界》等著作中对“非物质劳动”“认知资本主义”等相关概念的剖析奠定了基础。但是，奈格里的政治化解读范式显然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他不断强调“无产阶级具备在资本中独立的理论可能”，却未能科学地分析这种独立的具体发生机制；他坚持“无论是进行客体主义的思索，还是频频将他的分析回归到经济上，都不可能使我们就马克思的思想给出一个整体的阐释”，但他对工人阶级主体性的分析也不能完全使人信服，充其量只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工人自治情怀”，割裂了马克思的整体面貌。总之，奈格里未能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应当是一条不断深化、自我革命式的曲折道路，他更多的只是在阶级关系层面而不是从经济层面、从不同视角去把握马克思的《大纲》。因此，尽管奈格里等人领悟到了马克思“机器论片断”所具备的科学预见性，却未能实现对这一片段的理性认识，仅仅停留在“一般智力”将取代“劳动”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语境，丧失了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之具体内涵的把握，其多元主体的革命观念恰恰走向了单一的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