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
原文选自《詹姆逊文集》第11卷，《黑格尔的变奏：论<精神现象学>》王逢振译，第5章
但是，前三章的(技术—哲学的)章节也是一种说明，是对被认为辩证思维中的大量对立(在黑格尔看来)的一种安排，而辩证思维是一种称作理解的思想方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是归之为常识的思维：普通的、自然的、依靠经验的思维，在哲学里属于被亚里士多德和后来被康德(以某种不同的维度)系统化的那种类型，他们的著作对于所谓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意识形态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此，它就不再是一个反驳这种思维的问题，假如没有这种思维，在一个仍然是牛顿所说的身体经验层面的宇宙里，我们任何人都不可能生活或发生作用；因为这种思维是划出疆界，标明局限和不足。把这种哲学设想和康德的加以比较很有意义，因为康德的设想同样关注划界和标出理性的要求，但是，康德希望中止对形而上学领域的不正当的思辨(在这些领域只有信仰是适当的)，而黑格尔通过激活他公开称作思辨的思想主张，希望系统地揭露并谴责那种从所谓空间思维方面思考现实思想的企图，谴责那种对外在事物和数量的思考。
因为这种思维——按照康德的用法，专门称作理解——是一种围绕无矛盾的规则组织的思维，是一种在一个时间给定的对立或二元对立只有一极的思维。也许最好不要以经常表述的神秘精神来探讨黑格尔广为人知的辩证的“对立统一”；也许最好从结构主义出发来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尽管在某些人看来——包括我自己——结构主义有它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它都表示辩证法的重新觉醒和重新发现。事实上，这正是展现一种总体化的、对二元对立赞扬的时刻，因为它使我们摆脱了亚里士多德那种逻辑中的静止的实体论；它还像当代的哲学那样——但以一种更尖锐也更有计划的方式——极力倡导关系以及过程和相互性的首要地位——如像索绪尔所说的名言：“没有确定条件的差异”。实际上，我们将会看到，理解辩证法的最可靠的方式是那种能够“无确定条件”地思考黑格尔的方式。
尽管可能是这样，但《现象学》肯定是一部深刻的结构主义的前卫著作；虽然前面这些章节列举单独或多种结合发生作用的各种二元对立，但如果我们来做可能会做得更差。在考察语言时，我们已经达成个体和普遍之间的那种二元对立；但我们没有坚持二元对立的形式事实上规定着对立两方面的作用，以及后面章节里其他许多对立两方面的作用，而那就是本质和非本质之间的对立——今天可以把它称为中心和边缘或支配和从属之间的对立。如果没有这种形式转换形成的地位的不断变化，那么黑格尔的形式系列就不可思议，因为形式转换基本上与我们所说的假定是一致的。因此，“外在物”可能是感知的第二位的附属，是一种组织我们与事物关系的方式；但在通过不幸的意识对自己非本质性的宗教信念里，它变成了本质的，因为在那种信念里，不可触及的上帝的“外在物”被假定是本质的。
詹姆逊
随着论感知一章的展开，出现了一种新的对立，它在先于它的感觉—感知(或“感觉的真实性”)阶段不是特别重要；这就是单一和众多之间、单一性和多重性之间的对立。正如感觉的多重性慢慢地把自己重新组织成个体的东西及其多种特征，同样某种类似意识统一性的东西也从德勒兹那种精神分裂中出现，永恒的现在也从先前纯粹的感觉时刻出现。实际上，正是这种客体和主体统一范畴中组织的首要性，将构成黑格尔关于主体和实体最终统一的第一个证据，他把这种情况称为思辨性(并无法进行检验)。
但是，关于这两种对立相关的观点并没有被预先提出，我们完全可以首先把事物看作一个统一体，在这种情况下，它或者是“(a)一种中立的、被动的普遍性，并且还有多种特征或毋宁说多种‘物质’；或者是(b)否定，同样简单；或者是单一体，它排除对立的特征”(96/69)。但是，随着否定的减弱，事物或客体从这些强调中的第二位变成了第一位，在这个过程中，它(从a)变成了它的多种性质或特征的一个纯粹的空的容器，或者换句话说，变成了一种第三位的形式，其中“许多特征本身”突显出来，事物以一种回忆的措辞“在放射出多元性的存在媒介里”变成了“单一个体性的观点”。但这并不能读作一种标准的三段式发展，因为现在个体的种种特征本身彼此形成了对立，引发出一种新的、更复杂的辩证，而这种辩证只有等到事物及其特征背后的“力量”或“法则”之外的东西出现时才能完成。
现在，这种“外在物”形式问题的重新出现被编成了一种新的对立，即表达和本质或法则的对立，其中通过被赋予一种解释的法则单一的现象会得到解释，而它仅仅变成解释法则的范例，降低到一种更基本的但又无法感知或看见的内在现实的非本质的征象，这种变动产生出更一般的现象(有时被笨拙地翻译成“表现”)范畴，这种范畴不仅连续产生和消除非本质和本质之间的对立，而且还连续产生和消除更强烈的同样的对立，在被动性和主动性之间进行转换。
相当清楚的是，这种对立旨在使大量异质性的材料形成秩序，并优先考虑使科学法则(因果关系只是它的一种形式)可以得到连接和编排。但我们必须记住法则的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所引起的讽刺力量，以及他对天真的、试图以单一维度或肯定的方式运用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包括数学的“语言”)所作的充满激情的、解构式的否定。法则的概念一方面引起对外在事物的辩证，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引起对责任或伦理规定的辩证，即诉诸纯粹的可能性或潜在的可能。
最著名的黑格尔的对立——肯定和否定，一致和差异——不应该看作这种对立繁衍的高潮，而只是它们最强烈的、最富戏剧性的形式。我们也不应该遵循黑格尔评论家的成果，力求确定这种对立得到解决的最终形式(仿佛大《逻辑学》本身只不过是走向某种最终的揭示)。相反，最好把每一个时刻理解为多种对立不断地、无止境地发生作用；而要达到这种理解最好通过仔细阅读一些段落，因为在这些段落里，多种对立成对地相互交替着彼此来回地发生作用，例如内容和形式，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主动的和被动的，它们交替地叠加到内部和外部、自我和他者、一致和差异、单一性和多样性，诸如此类。这会使我们在非目的论的黑格尔的运作中得到训练，他的基本的争论目标是理解或经验论：无矛盾的意识形态既产生关于肯定行为的幻象，也产生实体论的世界观的物化。当我们试图把时间性或历史本身的形式重新引进这种争论时，究竟会发生什么仍然有待于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