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学者与印度公主
美）霍米•巴巴 生安锋译
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是一个坚韧不拔和令人难忘的形象，他和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堡德泊王国的黑公主考迪丽亚无疑形成了奇怪的一对。受到种族歧视的杜波依斯在种族隔离之面纱那凶险的褶皱中同时与美丽和死亡搏斗；在种族隔离中，“施行者永远看不见所做之事，而牺牲者也不知道胜利者是谁”；杜波依斯处在一个与出身高贵的印度公主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这位公主是一个有着布尔什维克倾向和世界主义思想的现代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反对帝国主义的有色人种委员会的领袖。杜波依斯提出了关于“并置原则”的概念，而且，他将种族对立和种族矛盾视为社会与文化差异（而不是一种辩证的或者扬弃式的抵触）间冲突的然而又是即将发生的“接合”，这一切，都为一位非洲裔美国社会改革家与一位东方君王那奇怪而持久的关联做了准备。
当然，一种为民主而实施的审美教育恰是杜波依斯的“富有才能的十分之一”之理论的基础，这种审美教育的热情和积极的精神来源于坚韧不拔的艺术与道德。作为受到种族歧视的少数族群体的一员，杜波依斯揭示了他后来所谓的“特别的道德曲解”，它坚持民主，这种民主拒绝面对“多数族群体的问题”。少数族被逼出民族之外，被剥夺了完全的公民资格；但他们却发觉了一种可能性：在民族内部创立“部分性群体”，以此作为一种审美与道德公正的对策。与带着热切想象力的道德的少数族群体一起，杜波依斯站在民族社会的边缘，既与黑人世界相毗邻，又接近白人的世界，朝着一种“民族间的”或准殖民地的方向发送具有双重目的的信息。他认为，在所有的现代民族中,惟有受到剥夺的人——那些被殖民的和被奴役的——才坚信,在现代社会,试图使歧视、隔离和全球性的非正义永久化在道义上是不可能的。杜波依斯在1929年这样写到，“是谁在现代方式下使得这种群体的和种族的分离成为不可能？是谁使得一千五百万黑人漂洋过海？……世界走到了一起，其体制使它无法分开，就像面对煎炒好的鸡蛋，我们无法分开蛋青和蛋黄一样。”
杜波依斯的隐喻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每一种理解都与他钟情于解放相适宜。现代社会的这种“煎炒”状态是以奴隶劳动力为基础的，这种劳动力从社会方面来说是被隔离的，但在结构上却与市场的现代逻辑密不可分，是与资本的机构组织融为一体的。隔离与不可接触性这一“阶层-种族”的陈列关系，经常是根基于政治两极化和社会两分化的，它们阻碍了自由的反事实性语言，而这种语言对现代时期的审美和政治想象则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反事实性的选择而富于想象力地诉诸自由——摆脱羞辱、遭罪和种族歧视而获得自由——不能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修辞。
异族的家庭关系被当作隔离的原因，这样的事情已司空见惯，黑人士兵受到区别对待，被迫脱离“爱国的”民族，其根据是黑人士兵的“非洲血统”可能会使他们成为德国军队的盟友。但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想象不仅误解了少数族，而且揭示了公开声明的现代民族的多元性和宽容性的脆弱和不堪一击。因为正如我们近来所看到的，这个想象的群体非常容易受到偏执的和迫害性的独立政策这一逆流的侵害，这一逆流将他们的偏执妄想和暴力转向“内敌”——常常是少数族群体——并且加之以种族歧视的标识。杜波依斯深刻地质疑多数派共谋的、不民主的捏造，藉此重新展示了这种误解少数族——“这个美国世界里具有远见卓识”的臣民——的害处。
黑人群体被强行排挤出民族的文化共识和同时代性的意识之外，这就促使杜波依斯将少数族这一概念另外阐发为一个富有权柄的“部分性群体”：“一个由各种不同的小群体所组成的临时联合政府，它也许比较容易成为表达人类意志、解放人类灵魂的最有效的方法”。一个少数族群体决不仅仅是政治“存在”的数字形式；变成少数人是一种诗意的行为，是“做”或者制的一种模式，是一种临时的联盟或应急的政治团体，它通过利用隔离这一不利因素，创立起共同的事业，目的是为了恢复一种对文化力量的策略，恢复一种心怀敬意的认识。
马修•唐斯是杜波依斯小说《黑公主》（1928）中的坚韧顽强的形象，在他于反殖民世界的激进先锋中寻求建立共同阵线时，却遭受了失败，那时他想的正是这一问题。对于那些聚会的革命者来说，唐斯的血统，他卑微的阶层，他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出身，对那些革命者所信奉的“血统和天资的自然的贵族统治”来说都是极其令人讨厌的。“突然间，这里清楚明白地显现出一片阴影：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中的偏见，而他和他的黑人同胞们则又一次成为受害者”。自然贵族统治话语的系谱学——“优等种族—统治权—生来就可以发号施令—劣等人种—低等阶层—贱民”——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种族想象的大杂烩。而黑公主考迪丽亚反对的正是这种初露端倪的种族歧视。
发生在柏林的事是《黑公主》的原始场面，它为我们理解该小说的伟大的主题做好了铺垫，这一主题是对处在共同的种族压迫境况之中的少数族的共同目的的背离。我们该怎样解释“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呢？该怎样解释自己本身就是种族偏见的受害者们所持有偏见呢？这是对人类的和道义的共同事业的否定，还是在建构跨民族的人权时文化差异的必要交涉？我们是以“普遍性”为起点呢？还是必须获得它？
如果我们仅仅推崇《黑公主》的解放性信息，将其看成是非洲裔美国籍的遭受种族歧视者杜波依斯与反帝的印度公主的崇高的合成，那我们就遮蔽了杜波依斯在小说中所探索的乖张偏执、很成问题的政治热情。１９１１年世界大会的组织委员会向与会代表呼吁东方和黑人的共同的重新觉醒。杜波依斯欢迎这次大会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代表了他对种族隔离的理解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在《黑公主》的内部深处，杜波依斯以一种与历史先例和模仿模式之精神截然不同的方式，富于挑战性地提出了“种族歧视中的种族歧视，偏见之内的偏见”的观点，作为政治表述和叙述进步的问题。
借助种族歧视中的这一抹阴影，杜波依斯将一种女性化了的亚洲式的“古风”引入了叙事的语言上和视觉上的表演舞台，这种文化差异的风格非常感性地表现在黑公主身上。通过她的东方式的情感，她象征着一种政治热情和领袖魅力，这使得她与她进步的、准物质主义的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见解之间产生了明显的裂痕。一方面，她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贵族政治、皇族血统和印度的种姓制度，而另一方面，她又对毕加索、普鲁斯特——甚至马克思——都有着浓厚的“高度现代主义”的兴趣。这种颇具影响的裂痕将她变成了一个炙手可热的服务于世界和跨民族解放的偶像。她将古旧和先锋集于一身。本来很容易被解读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或“阶级”的矛盾、一种对寡头政治的屈服的东西，在这里却被“并置原则”转化为聪明机智的政治信息。
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种族歧视要求本土人民“证明他们的人性”，方法是通过采用“西方化”的规范。它假定你愿意成为白人或被白人化或“现代化”，而这种意愿只能被部分地或有选择地得到许可，于是你自身的区别被“标准化”了，你的欲望被归化成了多数人的主张。另一方面，英国的殖民势力精于“分而制之、各个击破”的策略，通过不断地制造“种族歧视之内的种族歧视的阴影”将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民族分割开来。反殖民主义的少数族的策略向殖民主义体制提出了挑战，这种策略是“重新划分”帝国主义强行分割的种族歧视的范围，将其分成外部领域（物质的机构）和内部领域（文化的认同）。通过将内部领域/外部领域的区分模式印刻到歧视性霸权的主要帝国主义话语内部的、殖民主义的自我/他者的二元模式上，反殖民主义策略逆转了帝国主义霸权，或者创立了一种“不恰当的”反殖民的模拟。在物质领域内西化的影响越大，在精神和文化的飞地之中的抵制就越激烈。这种亚洲/非洲式的“双重意识”的耍弄人的矛盾及其“双重目的”胜过了殖民者区别对待的政治隔离和文化双元论——前现代/现代，独裁/民主——其方法是在西化-和-本土化、跨民族的-和-民族的、现代-和-乡土（而不是古旧的和前现代的）之间进行大量的关联。
与杜波依斯所谓的“并置结构”保持一致，作为反殖民策略——推翻殖民主义者的种族歧视、照搬物质领域而在文化领域则认清自身——的双重模拟，允许受到种族歧视的人去设想一个文化“差异”的同时代，去争取一种区别之中有平等的权利。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探讨这部小说提出的“伟大的合成”，即围绕着一个改进了的民族建立起来的跨民族的、少数人的、平民社会的“合成”。杜波依斯设计了一种民族性的模式，有趣的是，该模式通过将“国家”定位于一个地区——美国中西部，之后在一个城市——芝加哥——内将它地方化，从那儿，他追寻着政治边缘的一条跨民族的路线——黑色地带。在《美国化》（１９２２）里他呼吁美国中西部各州去展望一种民主，这种民主超越了“英国人和新英格兰人；在这种民主里，全世界的黑人携起手来阔步前进，那些地位低下的群体如爱尔兰人、犹太人，以及各地的工人阶级都携起手来阔步前进”。这种“准殖民主义”的联盟是由这样一个集体组成的：少数族群体、遭受种族歧视的人民、工人、妇女和被剥夺了工资的人；这是一个跨越文化的联盟，如今在世纪末，我们通常称之为权利文化的主体。在《黑公主》和《美国化》出版近二十年之后，“准殖民地”这一概念于1945年出现，它提醒我们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道德曲解还没有变成过去，坚忍的诗学还要求我们在双重目的的矛盾之内生活并工作。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杜波依斯关于准殖民地的概念，连同它的修辞性和道德热情，并没有失去其人口统计学的意义。接受“双重目的的矛盾”的挑战，努力奋斗争取通过审美和政治的并置原则生产出面向世界的信息，这就是准殖民地人民的神圣使命。对杜波依斯来说，少数族的力量被设想成为一种阐明的过程——奴隶或被殖民者恰在他们的政治诗学的行动中、在一种“面向世界”的信息形成过程中，代表着他们的集体；杜波依斯将这种信息描述为被边缘化者“发出声音”。少数族“信息”的责任并不仅仅是要求获得对文化差异或政治差异的尊敬和认可。交流或者叙述之美学行为本身也是一种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完成，并不在于向他者的奇观开放或者承认他者，而在于成为他/她的一种责任”。
杜波依斯的核心洞见在于强调少数族形成的“接合的”和偶然的性质；在这里，是否能够团结一致要有赖于超越自主性和主权，而赞同一种跨文化的差异的表达。这是一个有关少数族的富有生意的、辩证的概念，它是一个亲善契合的过程，是正在进行的目的和兴趣的转化；通过这种转化，社会群体和政治团体开始将它们的信息播向临近的公众领域。少数族化（minoritization）实际上是另一种全球化，这一理性概念远比少数族的人类学概念优越，后者在国际民权与政治权利大会的第二十七条中有规定。
对希腊人来说，立法和决定的执行“[是]政治活动，因为在其中[人类]‘像工匠一样行动’，于是诗学属于下列领域：“依据制作而行动，或者从一件完成的作品方面来看，依据制作的结果即[人类之间的] 关系而行动”。杜波依斯著作中实践和诗学的结合——拥护和渴望的的结合——赋予我们以勇气和希望，因为，他用最忧郁的隐喻度量生命，这种隐喻就是种族歧视、面纱的阴影、分裂的自我和持久的关联。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正如我们知道生命本身的脆弱。正是由于经过了对每天的异化和痛苦、每天的体悟和洞察的调整适应，杜波依斯使我们成为在当前的“美国世界”上“富有”远见卓识的群体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