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文化研究的谱系学
陈光兴
新左派与文化研究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cultulalstudies）已经逐渐不再具有特定的指称，它已经快速地渗入各个领域，所召唤的是一群不愿意被绑锁在单一既定的学科之中，或是仅专注于特定文化形式的研究者。但是如果用较为狭窄的历史界定，英国文化研究所指涉的是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知识传统。它在学院内的建制化，可以说是肇始于lop年在柏明罕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opCultulalstudies，CCCS）。7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逐渐在英国内部扩散，许多学校开始授予文化研究的课程与学位。70年代末期以后，开放大学（OpenUniversity）集结了“大众传播与社会”与“大众文化”等课程小组成员，精心编写教材。80年代初期起，文化研究更扩散到加拿大、澳洲及美国等地。
任何社会文化理论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经验相互关联，英国文化研究的浮现亦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社会面临全面性的调整，从生产关系、政治民主文化形构上，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剧变Z“现代化”所指称的即是社会结构转变的表象，英国又化研究的诸系学11由工业资本转形成“后工业晚期资本主义’‘（p枯t－indusrial－late，apitalism）而被史学家用来描绘这种转化。
在文化上，美国文化的人侵，以流行音乐、麦当劳的大众文化（masscultUre）形式包抄了英国的文化环境，特别是大众传播媒体科技的资本化及理性化，填满了整块文化生活空间。大量的人口首次被吸进这块空间。“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危机确实威胁到原有的“本土文化”；这种威胁所指向的不必然是精英阶级或是社群文化，而是工人阶级的文化，以及文化形构民主化的可能性。
关切文化议题／走向逐渐成为左翼知识分子的焦点，也正是文化研究得以浮现的历史条件之一。
在政治上，文化研究的出现与英国新左派（NewLeft）的崛起密不可分。准确地说，“新左派’”之名诞生于1956年的历史环节;11月苏联坦克开人匈牙利镇压匈牙利革命；不久，英法人侵苏伊士运河区。这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很明显地揭露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体制——西方帝国主义与史达林（斯大林）主义——在操作上具有相同的暴力性及侵略性。在匈牙利事件之后，英国社会主义分子已经不可能盲目地相信史达林主义的教条，甚至必须根本地质疑苏联革命以降的历史大悲剧。另一方面，苏伊士事件也使左翼分子觉醒到殖民主义并未终结，福利国家的出现更不代表剥削的消失。也就是在这样的节骨眼上，作为一种思想运动，新左派企图去找寻第三种政治空间，重新界定新的社会主义立场。
新左翼的形成结合了两个不同的传统，或者是两代不同政治经验的群体。第一个传统，以汤普森（E．P．Thompson）、萨韦利（JOhnSaville）、霍布斯班（E．Hohibawn）为代表，他们在30年代曾投入反法西斯主义人民战线的运动，主要成员多为历史学者，在英国共党中组成历史小组，匈牙利事件后在党内因批判史12达林主义而被剥夺发言权，脱党后集结在（新明理者）（TheNewReasoner）杂志之下。霍尔StUax’tHall）以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来称这一传统。第二个传统是存在于英共路线之外的独立社会主义分子，以赛米欧（Raph。ISalnmel）、泰勒（CharesTnylor）与霍尔为代表。由于诸多成员来自国外，特别是第三世界，所关切的问题较具国际主义的色彩，对史达林主义始终保持较为批判的态度；1956年的历史事件后，编辑发行（大学与左翼评论）（UniversihesandIxltReview）杂志。
这两个刊物在独自运作的压力下，提出了合并的构想；并且召募了新的成员，诸如麦肯泰尔（alasdairMacintpe）。米里班（RalphMiliband）、威廉士（RapeWlliams）之后，在1961年正式合并为《新左翼评论》（NewInftReview）。至今已40年。
新左派的形成，主因在传统马克斯主义者无法在理论及政治的层次上处理英国社会逐渐面对的重要结构／历史性问题：晚期资本主义的特性，经济及政治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新形式，在所谓民主世界中种族歧视的严重矛盾；各种形式的权力关系中，文化及意识形态所扮演的角色；消费性资本主义对工人文化所造成的影响……等。
更具体地来说，英国社会在二次大战后所产生的变动，如经济萧条、生产方式的重组、福利国家的建立、冷战态势的形成，似乎重新调整了经济、社会、文化及政治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调整，被认为是英国社会发展中一次重要的断裂。新左派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是：
1．到底是哪些因素组成了在质上的断裂？
2．英国社会是否已经进人所谓“晚期资本主义”？
3．福利国家的出现所展现的到底是根本的改变，还只是社会浮面性的重组？
4．如果说以往工业资本主义发展，造成了复杂而特殊的社13会形构（socialfowtion），那么正在发生中的又是何种社会形构？
5．这些转变是否又造成文化形构上的改变？
6．这些转变是否又改变了阶级关系？
这策略性问题的辩论，也就形成当时新左派的重要问题意识（pchematics）；也界定了文化研究出现的空间。
因此，文化研究能够浮现的历史条件，正是对二次大战后英国社会全面性的反思；在当时，文化研究并不被视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兴起，而是一种文化政治层次的介人。也就是说，在一开始，文化研究就与英国社会紧密接合，参与的成员大都投入社会运动之中，知识上的关切（intellectualconcern）与政治上的献身（I－c）litiCalC。tITIEllt）无法作截然的区分，这些是它与英国既有体制中学院派最大不同之处。在论述层次上，早期的关切表现在几本重要的著作：郝嘉（fuchallHOggsrt）TheUseOfliteracy（1958）；威廉士的Ctiltareandforiety（1961）、TheheRevoution（1965）；以及汤普森的TheMakingOfEnglishWorkillgCbos（1968）。
面对英国社会的转型，特别是在阶级的层次上，主流的论述认为英国在进人后工业时代的过程里，社会资源财富分配的问题已经被战后福利国家的扩张，以及管理（rnangh）革命所解决。“组合主义”（。Oopwtfon）以“大资本、大国家”的运转方式，造成传统阶级文化的瓦解，使得工人中产阶级化。其中明显的指标是美国化：汉堡包、流行新兴市郊（suburbi）社区、大型购物中心（ShoppillgInall）的浮现，就是社会全面中产阶级化的表现。
相对来说，老左派认为资本主义体系依然是英国社会最终的本质，所有的改变都只是浮面的现象。阶级及阶级斗争依然是最根本的社会矛盾；只要对此质疑，就是背叛了革命。
新左派的立场拒绝上述两者极端化的论述：“在全面的改变”或是“没有任何改变”之间，新左派承认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是14有结构性的改变，必须重新分析新形式的财产权、新形式企业体的组织方式、新形式积累及消费之动力……这些过程确实造成了社会结构及政治意识上转变的效果。消费主义的扩散瓦解了许多传统文化上的认知，社会位阶（。ialhie。by）也产生了新的社会认知及位阶的重组。这些效果到底在哪里，都必须被细致地来分析。
也正是在试图勾勒出英国社会多重变迁的意义中，新左派首次展开有关文化的辩论。文化研究的出现也正是处于社会上客观条件的召唤，因为社会变迁的感受是在文化／意识形态场域的论述中呈现；在社会意识中，文化层次的运转不再被认为是次要的，而是社会的主要面向之一；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在面对社会剧变的浪潮中，必须在文化论述中找到新的语言：如何与社会潮流及大众意识相接合，重新提出社会主义的论题及认识新世界的方式，成为极重要的战略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中，新左派将文化分析及文化政治的问题搬上台面，作为其政治上的核心施力点。
在效果上，新左派攻击了传统对于政治的狭隘界定，以权力关系普遍存在社会各领域的想法企图延展政治的意义，在延展的过程中认识到社会冲突的多种潜在空间。政治上，新左派在支持强而有力的工会主义的同时，也反对生产的场域是唯一能够带来革命的想法。也因此对正统马克斯主义提出质疑、挑战与修正。文化研究的政治脉络
除了新左翼的崛起部分地开拓了文化研究的空间之外，大众传播媒体及次文化的发展亦成为m年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脉络。大众传播媒体逐渐突显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以娱乐的形式渗入人们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在意识形态层次的作用，特别是在15新闻及记录片的呈现中直接与政治环境扣连。同时，工人、青少年次文化式的出现又似乎在对牵制性的权力结构进行挑战。这些现象的浮现都直接影响到文化研究的研究焦点。
70年代，女性运动及新右派（NewRight）的兴起，对文化研究造成直接、强而有力的影响。女性主义运动在政治及理论层次上都碰触到文化研究前期发展中所忽略的问题，性别关系及性别差异问题在社会空间的浮现，直接挑战到文化研究既有的社会认识论架构。60年代人种问题的提出，70年代性别议题的呈现，使得文化研究在研究上提出阶级、人种、性别做为建构社会权力关系的三根主轴。相对来说，作为一般政治及意识形态的力量，新右翼保守主义的逐渐成形，在态势上打破了工党为主导的左翼组织力量，使得左翼无法提供有效的相对策略及回应。70年代后期，霍尔对于新右翼敏锐的观察，是颇具前瞻性的论述；霍尔当时提出的示警被证实是有战略意义的，70年代末期至今，英国右翼长期执政已经彻底将英国社会改头换面，而左翼也在一开始轻敌下无法反击。80年代末期，“新时代”（NewTimes）的概念，由左翼刊物Marxism提出，即是企图重新理解二次大战后再一次的变革。如何重新思索问题、调整左翼运动策略，直到今日依然是文化研究所直接面临的政治问题。文化研究的理论轨迹
上述的历史性及政治上的关怀，在文化研究的理论发展中，以一连串的辩论和挑战的形式出现；在每一次的论战中，文化研究都在变换它的脚步，不去固定原有的立场，在辩论中取得发展上的活力及养分，这也是文化研究能够不断求变、继续存活下去的主因。
从辩论的策略上来看，文化研究通常拒绝被逼到死角，走向
16极端，而往往在辩论的两极之间找寻中间位置；他们深信辩论的目的不在战胜，而在于如何使分析能够贴近现实世界。这种近于实用主义（neo－pghism）的战术运用，确实使得文化研究不断地得以深化理论上的发展。
文化研究发展的初期，即是以辩论的方式出现。郝嘉、威廉士及汤普森的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socialisthumanism）及新左派直接挑战传统马克斯主义的经济化约论，强调具有创造力行动主体的重要性，及文化生产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他们对既有文学及历史研究的精英主义将工人阶级文化排除于历史之外，提出挑战。第一波的文化研究将文化视为斗争的场域，主战场的组成为人们具体的生活经验及文化产品（cultndtext）；批评的目的在于理清文化产品如何再现及扭曲生活经验。
文化研究逐渐形成的文化主义立场（cultlll？7llistposition），在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与阿图塞（L．Althusser）结构马克斯主义（StmcthalMhosm）的反人道主义，展开辩论（参见霍尔，1980）。结构马克斯主义反对文化主义，视文化形式、经验及阶级位置之间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反对将主体及其生活经验视为历史的来源（somee）；但是同时也认识到文化领域的力量及相对自主性。压缩一多元决定（overdetendnation）强调社会形构的结构因果律，不同的场域（经济、政治、文化……）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是又相互影响、交互决定，因此过度强调文化将是另一次化约论的展现。也是在这次辩论上，柏明罕学派的理论立场逐渐成形，融合了文化主义及结构主义的解释力，推动文化研究向前发展，霍尔称这种立场为政治上的人道主义，理论上反人道主义。
70年代中期，文化研究透过重读葛兰西（A．GI3llls（3，特别是“霸权”【hogemony]的分析架构），将文化主义及结构主义相互结合，与后结构主义的论述理论（discoursetheory，以新迪斯与17贺斯特为代表）发生下一波的论战。论述理论将阿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透过德里达（Denida）的解构策略，导向文化主义的另一极端，认为文化形式、经验及阶级位置之间，必然没有任何的对应关系；论述理论的另一支（以SCreen期刊为代表），则将阿图塞与拉康（J．Incan）的精神分析结合，透过电影文化的分析来解剖意识形态的实践。文化研究认为这些理论将社会认同的问题化约成预先已经决定的文本及利比多（libid。）过程；特别是这些立场无法解释抗拒（resistance）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论述理论则质疑文化研究坚持人道主义的立场以及将阶级认同及经验本质化（essentialize）使其无法解释主体性及主体位置的生产；虽然文化研究视意识形态为不断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认同在社会差异性中被给予意义，但是却无法说明这个过程的性质及运作的机制；因此，文化研究虽然可以找出工人阶级文化抗拒的空间，却又无法看到抗拒的形式经常被吸纳或强化宰制性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在种族及性别歧视上。
在这些辩论中，文化研究企图将自己界定为一种非化约论的马克斯主义，关切的问题的特定历史脉络及形构；这种历史接合点（historicalcontmctllle）的理论拒绝将所有的实践纳人文化的领域，但是认识到权力的真实结构化是依据宰制的关系而产生。这种立场重新找回马克斯的名言：个人及社会群体是在既定的状况中创造历史，在这种状况中谋求最大的抗争可能性。
80年代中期以后，文化研究再一次面对与后现代主义的争辩，在历史、文化、政治、媒体等不同的层次，迎接傅科（M．Foucau)布希亚（J．Baudrillwh）．、麦克罗比（A．McRobbie）、千博斯（1．Chambers）、格罗斯柏格（L．GrossbeW）等人吸收后现代主义中具有批判性的面向，但是依然坚持在地（local）、性别、人种、阶级各层次抗争的重要性，企图闪躲后现代主义中虚无、投机的因子（参见陈光兴，1991）。18
总的来说，与其把文化研究视为逐渐浮现的学术传统，倒不如把它视为企图从文化战线切人社会形构的另类（alternaive）学术。文化研究不仅企图扣紧社会现实的脉动，更希望能介人社会的脉动（social－flow）。摆脱学院既有的僵硬轴线，把分析带人文化生活，转变既有的权力形式及关系，是文化研究永远坚持的方向。“中心”与“边睡”的辩证
处于叨年代一片建立台湾“主体性”的呼声中，企图译介任何“中心”地带所生产的文字，很难避免自我辩解的包袱。面对台湾社会几乎在所有的场域（生活习惯、文化生产过程、政经体制、科技发展……）都受到“中心”地带各种不同形式及程度上的穿透，台湾“自主性”建立恐怕也很难宣称其间的“纯净”及不受“污染”。我们不再听到‘冲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陈腔滥调，也无须用它辩解学术必须“三化”的官方说法。但是在闭门造车与全面拥抱之间，仍然存有着广阔（虽然可能一样危险）的中间地带；“自主性”意味着不仅是自我的认识，也是透过认识他者掌握自我所处的关系性位置。如果我们接受“边睡”已经广受‘中心”穿透，甚至全面性扭转了“边睡”地带社会形构的前提，那么我们或许异常需要“中心”地带的批判性分析工具，协助我们理清这种外力介人的因子，在历史压缩过程中沉淀。也只有在清楚认识中心论述的产生脉络，才可能转化运用发展出边唾观点，从而对中心进行批判。简单地讲，自主性的建立需要经过不断的辩证过程。
事实上，不仅中心一边睡的关系性逻辑，就连“台湾自主性”的概念，也需要严密地被挑战；这些字眼中所蕴涵的全面化同质性需要被彻底地质疑。所有中心地带的论述都必然有压迫19性，都必然是文化沙文的自主性？中心内部没有边睡？是谁的自主性？是国家机器、父权男性沙文的自主性？中心的边睡与边睡的边睡，难道没有平等互惠结盟的可能性，而必须接受中心的中心与边睡的中心相互结盟的宰制？（如果自主性是在外籍劳工。女佣的头上来建立的，这种自主性不是一样具有压迫性吗？）
或许是在“大”环境的影响之下，台湾的传播研究大致上依循着中心地区（特别是美国）的主流典范，典范中所隐藏的“政治前意识”甚少遭到质疑。在缺乏典范间对话及辩论的状况下，研究上所呈现的结果也陷入同质化的危机。让另一种声音能够出现在光谱之中，或许正是译介本书的一点小小的企图心吧！
在画出文化研究浮现的历史脉络时，必须理清的一点是：在“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认知上，文化研究被收编到传播研究的一支，或是被划分到批判性典范的流派中。而事实上，不仅在美国，特别是在英国、澳洲，文化研究的实践都是跨学科、跨领域的；它不仅从诸多领域汲取养分，也回过头来介人这些领域内部的发展。社会学、历史、文学、哲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音乐、艺术史、精神分析、电影、大众文化、媒体……都是文化研究的操作场域。打破既存的区隔，突破学术政治上的切割，拒绝被强加的分类方式，或许正是文化研究的特质吧！因此，传播／媒体只是文化研究关切文化生产各个面向中的部分焦点。就像主流传播研究中质与量研究的错误分类方式一样，文化研究不能化约地被视为传播研究中的一支流派。
让我再次强调，在义和团式的本土主义与打开大门引清兵人关式的全盘西化之间，台湾具有批判性的学术研究缺少了一种国际主义的精神。“新国际主义”（newinternationalism）与“在地主义”（localism）之间不断的辩证，才能使台湾的批判性学术研究更为丰硕。（参见陈光兴，《飞越杜鹃窝——统独与人民民主的新国际在地主义》，《当代》64期，8月，1991；陈光兴，（媒体／文20化批判的人民民主逃逸路线），台北：唐山，1991。）
陈光兴台湾国立清华大学教授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