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批评•设计
━读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与历史》
葛 明
曼弗雷多•塔夫里(Mafredo Tafuri)是已故意大利“新左派”建筑理论与建筑历史学家，以精深的哲学思辩名扬建筑学界内外。他1935年生于罗马，是威尼斯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教授，也是威尼斯学派（以建筑历史研究室（Istituto di storia dell’architectura）为核心）的旗手，其代表作有《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1968)，《建筑与乌托邦》(Architecture and Utopia，1973)，《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与Franceosco Dal Co合著，1976)。其中前者到1990年前已出了八版，其意大利文名为Teorie e storia dell's architectura，1980年由Granada出版有限公司根据其第四版出版了英文第一版（Dennis Sharp翻译）。我国对该书的译介由汪坦先生开始，他在《世界建筑》8601，8602中摘译了引言，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后又由郑时龄先生全文翻译，作为《建筑理论译丛》中的一种，由中国建工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现代建筑》为一部洋洋大著，有英文、意文多种版本，1999年已由刘先觉先生主持译出，并由中国建工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设计与乌托邦》与上相较则颇为短小，但也正是这本书奠定了他的世界性声誉。F.杰姆逊甚至认为只有阿多诺的《现代音乐哲学》，罗兰•巴特的《写作的零度》在理论高度与认识能力上才能与之相比，此书在国内尚无译本。塔夫里的另外一些著作尚有《美国城市━从内战到新政》（The American City, from the Civil War to the New Deal，与Giorgio Ciucci，Francesco Dal Co和Mario Manieri-Elia合著，1973），《领域与迷宫》（The Sphere and the labyrinth,1980），《威尼斯和文艺复兴》（Venice and the Renaissance,1989）。
J.L.柯亨与F.杰姆逊分别指出，一种来自康德的批判意识，来自马克思的辩证的意识始终贯穿着M.塔夫里的所有著作。他始终关注着资本主义场景中现代建筑的意识形态，他的理论座标是由G.齐美尔、M.韦伯的社会理论，G.卢卡奇、W.本雅明、F.阿多诺的批判理论，R.巴特、L.阿尔图塞的结构主义，M.卡西亚里的否定理论，以及意大利左派前辈葛兰西的理论所确定的，这使他获得了一种超越已往建筑研究的理论高度。
那么塔夫里叙述了什么？为什么要阅读塔夫里？这些都是作者进行系列研究的主题。对于第一个问题，主要通过介绍他的三部名著来加以阐述，从而解除对塔夫里的陌生感；对于第二个问题，将从F.杰姆逊对塔夫里的评述谈起，从而不断将研究导向深化，梳理艺术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与建筑学之间的种种纠缠以及建筑自身的语言混沌。
《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是塔夫里《设计与乌托邦》的“入门前奏”，也是理解塔夫里的起点，它昭示了塔夫里的思维方式与写作态度，也同时体现了他当时的思想矛盾与视角局限。
对于60年代后期的塔夫里，主要有两种写作背景，一是他的思想正经历着一个明显的转变过程，即在他看来，建筑作为一种社会型制，由于不再服从资本主义的利益，现阶段又不可能为任何新的社会提供保证，因此开始濒临困境。当时复杂的国际全景中体现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二三十年代大师所清楚表现的东西正在被新一代中青年建筑师加以变形使用并与未来的建筑之间发生了隔离，在明显的危机来临之时，人们在没有完全理解其原因的情况下，采取了模糊的试验方法来加以解决，但是试验始终只停留在建筑行业之中，而这一行业已不能再用自身的传统来解决问题了，所以建筑师们面向无法确定的未来焦急彷惶。“在那种气氛下似乎只有孱弱的乌托邦思想才能为仅存的建筑人文概念创造温柔之乡”。二是意大利当代建筑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情形：意大利的现代建筑运动起步较晚，尽管出现过理性建筑运动MIAR，但其理性主义始终是在自相矛盾中发展的，根本不恪守那种纯粹的理性主义信条。正是这点使得他们始终战战兢兢地面对着现代建筑中的“语义损失”(Semantic loss)，并使他们的建筑理论在这一方向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另外所有意大利建筑师都有一种把他们的作品融于异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需要，因此创立一套阐述建筑与历史相互关系的理论作为指导日常实践活动得心应手的武器，就显得非常必要。在战后的重建过程中，这一需要更是刻不容缓，力求与过去保持和谐成了意大利建筑活动的主线。六七十年代建筑业的不景气，也促使建筑师大量转向学术研究和理论工作（该时期意大利出版的建筑书籍，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使它一跃为建筑理论的研究中心）。他们在纯理论研究中借鉴了一些当时呼声最高的社会学科理论，并以之为框架，充实自身的内容。二十世纪的几种主要哲学潮流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实用主义、结构主义、生命哲学等等无不为其所用，对历史的眷恋，对新方法的迅速运用成了意大利建筑理论界的一大特征。
从上述二个背景可以看到塔夫里对于建筑的未来(意大利在一二十年代就曾提倡过未来主义运动)和传统这组关系向当时建筑界提出的挑战报以极大的忧虑。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中，就更多地体现了塔夫里对于第二种背景所作出的反应，他全力以赴地使用着新方法加入了一场老命题的论争之中。他的敏锐与辩证法给这一主题带来了新意，更重要的是他的“破坏姿态”得到了锤炼，从而为他下一步深化━直奔第一种背景的思考作好了知识准备。
在《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一书中，塔夫里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倚重的建筑批评(广义上的批评)作为挽救建筑颓境的一种策略已经处于两难的境地，“不屑赶时髦的历史学者、批评家，或试图使批评具有历史意义的历史学者都充分认识到最易受抨击的是历史批评”。他引用了莫霍利•纳吉的言论把历史批评家的作用比喻为皇家宴会开庭之前提议为国王祝酒的一位衣着华丽的笨伯。在塔夫里的视野中，建筑学面临的危机，设计面临的危机，历史面临的危机，批评面临的危机的是具同一性意义的，他坚持认为应该批判和否定先锋派那种极端的“反历史主义”态度，从而把历史的原则重新引入建筑批评，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之中去。他是怎样阐述历史、批评、设计的融合的呢？
塔夫里首先揭示了批评与历史的关系以及它们所面临的困境。他说“批评意味着收集现象的历史精髓，将它们严格地评价并筛选，展示它们的神秘、价值、矛盾和内在本质，并且探索它们的全部意义。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故弄玄虚与卓越的变革，历史与反历史的观点，极端的唯理智论和温和的神话，在艺术诞生之时就已经掺和在无法摆脱的困境之中。以致于评论家与当前的创作实践出现了极端成问题的关系，尤其在考虑到文化传统时。”塔夫里所采取的解决策略是把批评视为某种“历史的构造”，因为在纯粹的意义上，批评标准的确立，既不可能来自先验的理论范畴，也不可能来自现实的经验体系，而只能来自对历史的批判性研究，以构造出某种解释的原则或检验的标准(因为一系列先验的普遍的概念，如“美”、“价值”、“本质”都具有太多的抽象性质，不能提供一种实践的出发点，而引发了过度的预设；以“具体的经验”为出发点，又会使美学问题变得过于不确定，而陷入“价值”的危机)。由于“批评的目的首先在于加深我们对已知事实的理解而并非去发现未知的事实”，所以批评的概念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建筑批评的不定性使它无法象科学一样寻找可靠性，所以只能通过对“历史的构造”中确立自己的相对标准。反之对于历史的理解，也不能只停留在纯粹的描述上，简单地把历史上的人物事件按编年史的秩序加以“定位”，而必须借助于批评研究这种真正意义的历史研究。只有这样，各种历史现象才能具有多重的意义和“再生”的可能和必要。特别是由于历史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唯有赋以批评策略，才能提供对目前所提出的问题的一种解答，这样历史性的回顾才能成为现时理论的背景，历史才能展现对现今的意义。历史和批评的这一辩证关系、依托关系为建筑危机的消除提供了一剂良方━因为危机本身是一种前后关系中处于矛盾的反映，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塔夫里为建筑批评赋予了历史意义之外还指示了一种方法论的可能性━那就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引用。他指出了它们在设计分析方面的积极作用。“首先，它们为建筑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它也是这一令人焦虑不安而又变幻莫测时代的客观需要。其次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提出了一个系统化的任务，目的在于认识那些形成苦恼而又危机四伏的观念体系的现象”，它们为“不愿沉溺于徒劳无益的哀诉”的批评基础提供了分析方法从而显示了它们的积极意义。
塔夫里通过对现代建筑运动的“解秘”来展开他的详细论证。对于塔夫里看来，现代建筑运动的发展史就是一场对历史的挑战史(但他不承认传统的说法，认为其“反历史主义”主义也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性的)，他指出欧洲先锋运动中，现代艺术企图要推毁的不但是历史，甚至要摧毁作为历史产物的现代艺术本身，正是由于它的这一特点造成了批评的艰难，正是它造就了历史的隐没。它们为了反对把历史作为工具，反对其无所作为，在创造新的历史时索性抛弃了历史。但是应当看到先锋派们尤其是柯布西耶在“反历史主义”中的历史价值。他们创造了思考问题的新方式，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甚至是唯一合理的方式━“将历史看作某种事件而不是未经变化就展现在当前的价值，显然需要非凡的勇气和清彻的思维”，而柯布正是在他接受历史、艺术概念的传统作用时丝毫不带有后期浪漫派的彷徨，在全新的基础上恢复回忆的价值，历史的价值与不定的价值━而饱受赞扬，塔夫里正是通过对现代建筑运动与历史的复杂关系的梳理，慢慢转到了建筑与批评的关系上来，并揭示出批评议题的危机。那么究竟需要哪一种批判来对待建筑界呢？
塔夫里的基本思想倾向于来自战后意大利一度占统治地位的实证派的观点立场，即由奎罗尼和罗杰斯首倡的一种对现代建筑运动提出怀疑、挑战和重新评价并要求重建历史的原则的思想和态度。他通过分析先锋派与实证主义之间的深刻矛盾，从而把历史批评引入到设计的分析中去。他指出先锋派认为他们发动的语言革命不仅蕴含而且也“实现了”社会与伦理的大变动，毕加索的名言“我不寻找什么，只是发现什么”表明先锋派忽视已有的一切。而实证主义恰恰相反，对现有材料不断地分解、重组、组合、反驳并激发已被公认的传统的语言和句法，从而既指向变革未知的领域，又坚实地扎根于现实的世界。它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在于给现行的信码带来“破坏”及新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在于它的探索与论证本身━论证也是重要的解决办法，因为借助于它可以有意识地发现先锋派以观念方式所引进的信码的基本内涵。所以实证主义就是非神秘法，也是行动中的批评，是寻求在设计中解决一切问题的批判主义。
塔夫里为此提出建筑(广义地说艺术)就是批评这一假说。他援引了赛维的形象批评方法，并引用了他的原话“历史模式的传播并不是单向度的。如果历史找到一条出路作为设计方法论的组成部分，从而使设计在历史中伸展其判断力和手段；它意味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批评正在形成，以建筑师的表现手段撰写的建筑史而不仅仅是艺术史学家的历史”。除了历史与设计的这些密切关系之外，这里主要凸现的是批评和设计的关系，他指出建筑手段引起了特有的批评问题，而创造性批评的命题能够助长集体的创作，成为跨学科大合唱的一个声部，也能为大量性生产带来大师们赋予杰作的那种品格，在实用的语言中注入统一的诗化的语言。“今后数年内，我们面临的挑战将是某种能够以建筑师的手段从事历史研究的方法。为什么不能用建筑形式来取代语言，从而表达建筑批评呢？”这样建筑批评必然会产生泛化与不定性，但因具有历史为基础而富于意义，因建筑形式的介入而富于实效。沃尔佩曾指出：一旦肯定审美的产物属于理性的、可以控制的价值领域，就可能相当明确地显示出建筑创作具有自觉形成的批评性，由此可以推论出组织形象的可能性，它本身也就是批评性的论述。但是借助形象的批评并不等于运用语言媒介的批判性分析，虽然在评论家看来，批评之所以公正地对待艺术作品的永远转换是因为艺术作品和批评都运用了同一种信息传达手段：语言。建筑具有多重含义，也正因为此才具有符号性，才能使评论家把作品本身的隐喻等记号交织在一起，从而取得实际意义，具有开放性，但这并非说建筑与批评由同样的语言领域构成，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三点结论：一是视觉设计与建筑史的相似只可能在相当抽象的程度出现；二是借助形象与建筑进行批判性探索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是这种探索必须依附于纯正的建筑结构；三是建筑与历史的批判性探索不可能相辅相成，它们可以对话，但无法互相补充，可以说要把建筑作为评批媒介意味着要使建筑本身发生变形：除了审慎的试验外，建筑还必须从语言转化为符号语言，来论述自身，并在信码中探讨信码，这才构成了建筑批评的特征。塔夫里为此归纳了建筑实证主义的典型手段，形成五种试验方法：一强调既定的主题，使之激化，从而使基本法则的否定体现在主题上，或将主题分解为片断；二将主题介入一定的关联域，使它进入全然不同的环境；三从观念或历史上都迥异的信码中提取元素并组合；四将建筑主题与不同性质的造型结构妥协，或通过突然介入某个体系而形成妥协；五以激化的方式表达在起初就认为是绝对的主题。无论如何，建筑都有着自身的批评内核，并随着对内核的重视，可以达到一种主导作品的程度，所以可使建筑师转化成符号语言以作为新主题的参考因素。
塔夫里为了考察批评与设计的关系还对一些特定的，已有的批评方式进行了思辩，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盛行的操作性批评(Operative critique)这一概念：这种批评是对建筑（或艺术）的分析，其目标不是抽象的探讨，而是在它的结构中预先确定创作方向的“计划”，它有目的地变形历史来达到预设的目标。它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作为批评的建筑与作为设计的批评相互对应，并体现历史与设计的结合。可以说是它为了走向设计，“导演”着过去的历史：它一次次地以所蕴含的先验标准衡量自身，它的理论基础其实是实用主义和工具论的传统。塔夫里通过对它的历史渊流以及对当代建筑的作用的考察才有可能作出评价，他系统回顾了从贝洛里到吉迪恩的历史批评理论，从而论证了操作性批评的有效性与不定性。他承认吉迪恩的《空间、时间与建筑》、既是历史学的贡献也是一种建筑构思。吉迪恩通过对历史的有意义“变形”使历史本身成为理论的推导手段并指导了设计，它表明历史“始终在确认现在”；此外它还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评，用分析代替现有的直观批评。操作性批评倾向于以现实意义来衡量，并且设计本身━这就是操作性批评的模式。深谙历史辩证法的塔夫里毫不留情地指出操作性批评的危险性也正在于它往往过分屈从于设计而无法揭示隐含在设计中的结构与内涵。此外，它在使历史走向现实化的过程中，常常使历史转向神话，从而与真实的历史相互抵触，丢失了历史的意义，使设计走向迷途。60年代的危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种批评与设计的产物，为此塔夫里提出必须探讨操作性批评的边界条件。塔夫里还揭示了另一种新型的操作性批评━类型学批评。这种方法之所以称为批评是因为它根据大量的现有素材进行探讨；之所以称为类型学的批评是因为它强调形式上无差别的现象，之所以带有操作性，是因为设计选择中含有当代因素。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经验化的方法，运用富有变化的具体意向取代贫乏无味的乌托邦主义，在这种经验的批评类型之中，历史分析、批评经验、形象的批评职能，以及设计的论证评价，都是密不可分的。但是类型学批评在本质上并不等于历史批评：它只是运用了历史批评的成果，在分析过程中借助这一手段而变得历史化了。它在操作上所应用的文字工具和图形手段相辅相成，才使得它得以顺利推广。它这种方式无法深入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筑学的意识形态，从而注定它只是批评与设想结合的一种策略而已。
通过上述分析，作者就批评的手段与使命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提出批评有各种途径，人们可以从艺术哲学开始，从中推导历史学的各种方法，运用已经成熟的方法论和严格的经验主义或是流行的分析方法，“但是这些决择必须按照它们深入历史理性的程度来鉴定”，从而回应了批评是“历史的构造”这一重要的命题。就建筑批评的意义而言，语言问题的出现正是对现代建筑语言危机的确切回答，主张把建筑作为一种语言现象来考察，类似于某种对于已经遗忘以及正在遗忘的设计活动的认真探索。正因为对建筑与批评在操作性批评中会合仍可能产生的局限作了分析，塔夫里提倡运用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的方法来探讨建筑信码的结构，阐明艺术变革与彻底否定的界限，揭示语言的结构价值及其思想内涵，探讨视觉信息传达规律在建筑中的运用，从而真实地识读建筑。这样建筑师才有可能澄清包围他的形象世界，恢复行为准则，并从具体方面探求出设计术语，把语言转化为形象语言。应该说塔夫里深受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的影响，提出了一种建筑学可能运用的共时方法，并加以哲学论证。值得钦佩的是，作为一名辩证者，他念念不忘历时的策略，机智地指出历史综合是描述建筑语言结构的唯一方式，从而使他既是现代意义与其局限性的洞察者，又是始终与后现代主义者分航的先驱。他认为任何试图从构成建筑的物质体系中提取某种成份并作为建筑语言参量的天真想法由于不可能勾画出完整的建筑史和和建筑意识形态，从而必然会遭到失败，无论是功能、空间或是结构因素都不可能作为设计的符号学分析的基础。建筑语言和理想一起在历史中成形、限定并演变，我们只能认识并描述在历史进程中得到限定并在史学分析中用作“理想型”的句法和“信码”，这才是批评的一些使命，而历史的使命也因为尽可能在时间中明确并限定建筑的作用和含义而回归到了本原。换言之，必须强调历史的矛盾性并在矛盾的现实中严格赋予历史一种创造新的形式世界的使命，同时必须通过历史与批评来为建筑的不定性确立界限，而批评则是建筑历史性的试金石。塔夫里最后指出历史中并不存在危机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它要突出矛盾，从而形成变革的前提。
塔夫里教授的这一著作所体现的思想很快就发生了一些变化并得以深化（他于1969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走向建筑意识形态批判》(Toward a Critique of Architectural Ideology)直接成了以后《设计与乌托邦》的雏形以及《现代建筑》的写作动机），因为在这一本书中，从根本上来说，他还只是表现为一个有思想的博学者。他写作中的庞杂多样，以及对诠释的过度铺陈，使他有了卖弄学问之讥。在书中过多的有关历史辩证法（卢卡奇所弘扬）的说教，艺术史传统（沃尔夫林所光大）的渲染，结构主义方法（斯特劳斯所推广）的叙述淹没了他的声音━尽管如此，他的着眼点：设计、历史、批评的整合使他具有了一种犀利敏锐的姿态与立场，与当时的英雄史观的倡导者的如佩夫斯纳、吉迪恩，也与以后的各种杂乱套用文化来探究建筑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划清了界限。之后，他在建筑的意识形态这一基点上展开了更为整体的思辩，从而把社会制度与建筑领域联结起来，获得了一种宏大宽广的叙事方式（体现在《现代建筑》之中）和一种缜密激进的叙事方式（体现在《设计与乌托邦》之中）。令人遗憾的是，也许是一种“历史的诡计”，在他走向意识形态思辩的时候，他对设计维度的关注逐渐地隐没了。
不管怎样，塔夫里的《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还是赢得了很高的荣誉，有人甚至说，该书是60年代以来诺伯格•舒尔茨发表的同样晦涩而富于争议的《建筑意向》一书之外，欧洲大陆所有关于建筑理论和思想的出版物中最富影响力的著作。塔夫里本人与G.C.阿甘（Giulio Carlo Argan）、E.N.罗杰斯（E.N.Rogers）、B.赛维（Bruno Zevi）、L.本奈沃洛（Leonardo Benevolo）、A.罗西（Ando Rossi）、C.艾莫尼诺（Carlo Aymonino）一起树立了意大利建筑理论的标准。
（深切感谢刘先觉先生指正）
参考文献：
1、M.Tafuri, Theories and History of Architecture, Harper, New York, 1980
2、M.Tafuri, Modern Architecture, Henry N.Abrams, New York, 1979
3、M.Tafuri, Architecture and Utopia,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6
4、K.Michael Hays(ed.)，Architecture Theory since 1968,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 1978
5、塔夫里，建筑学的理论和历史，郑时龄译，北京：中国建工出版社，19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