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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粗俗文化主要有三个特征，即粗俗文化的感官主义特征、“对抗一切理论”、披着大众的外衣以彰显自身的群众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征是我们评判粗俗文化的基本依据，依据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粗俗文化纳入文化批评的论域之中。有些文化批评家不遗余力地为粗俗文化辩护，文化市场上粗俗文化的泛滥与文化研究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这个联盟认为粗俗文化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即认为如果没有以粗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同时，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应当被消解的对象，因为它违背所谓的“人性”，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的介入，这种文化批评理论存在着严重的方法论偏误。今天，我们认识和批判粗俗文化不能离开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辩证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根源不在文化自身，而在资本矛盾之中，也就是说，粗俗文化是资本的矛盾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必然要走上歧路。
关键词：粗俗文化 文化批评 马克思主义
狭义上的文化是精神文明的载体，是人类发展进步的精神坐标。中国有辉煌的古代文化，有积累了几十年、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但是，要问我们当代中国什么文化发展最快，答案只能是粗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市场上以感官刺激为主要目标的粗俗文化俨然成了主角，粗俗文化以其特有的“优势”在各种文化载体上安营扎寨，其繁荣程度超过了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面对这样的文化情势，我们有没有文化批评？有，但是目前我们的文化批评主要不是针对粗俗文化，文化批评家们仍然热衷于批判文化政治化、文化意识形态化，似乎文化只要实现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切割，文化才能是真正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批评家还习惯于运用尚未消化了的进口学术话语为粗俗文化进行正名、辩护，他们认为粗俗文化打破了政治文化的垄断和专制，认为粗俗文化表现的是人性的光辉。在这样的文化批评理论中，我们基本上听不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声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在有些文化批评家看来都成了可疑之物。在如何对待粗俗文化的问题上，对西方文化批评话语的机械模仿、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的缺位导致了中国当代文化批评在方法论上种种偏误的产生，厘清和批判这些偏误是超越粗俗文化、认清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任务之一。
一、粗俗文化的特征及其当代表现
160多年前，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曾列举了粗俗文学的诸多特征，这其中有三个特征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反对文学的语言，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二是 “为狭隘而僵化的概念所束缚，并在同样的程度上诉诸极微末的实践以对抗一切理论”；三是“给市侩的内容套上平民的外衣”。这三个特征不仅仅是粗俗文学的特征，现当代一切粗俗文化都离不开这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强调粗俗文化的感官主义特征，第二个特征实际上是感官主义文化生产的必然后果——“对抗一切理论”，第三个特征表明粗俗文化常常披着平民化、大众化的外衣以彰显自身的群众性和合法性。这三个特征仍然是我们评判粗俗文化的基本依据，依据这三个特征我们可以将当代中国粗俗文化纳入文化批评的论域之中。
马克思所说的“给语言赋予纯粹肉体的性质”，在当代粗俗文化中表现为对身体、性、色的直接呈现。这种纯粹感官的呈现方式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它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是，当代粗俗文化与过去粗俗文化的区别除了量的不同外，还有质上的区别，这就是当代粗俗文化的土壤是资本和市场，换言之，粗俗是为了卖个好价钱。在中国古代的不同历史时期，也有色情小说等粗俗文化，其作者大多不敢现身，也很少有人因创作了色情小说而发家致富。而当代就不同了，粗俗文化不管有多么无耻下流、不堪入目，其主人都会大声为其吆喝。比如，2003年8月以来，木子美因其专写性爱体验的《***》在网络上大红大紫，成了著名的专写“下半身”网络作家。有一个叫竹影青瞳的大学女教师，在天涯虚拟社区的个人博客上实时更新自己的裸照，一个月内点击率竟飙升到十三万之多，她自2003年2月开始在天涯虚拟社区注册发表文字，以她那充满挑逗性的文字引起网络界的注意。有人用“戏剧性”来形容当代中国女作家在写作上发生的变化，“她们的作品中对于肉体的直白描写令读者感到震撼。”连许多西方学者都表示，没想到在中国会出现用白描公开自己的***记的女性。有人指出，木子美并不是第一个向公众讲述自己隐私生活的人，只是她的手法之直接，语言之暴露是“前无古人”的，例如她说：“要采访我，必须先和我上床。”这样赤裸裸的表白实属罕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染的《私人生活》、《与往事干杯》，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说吧房间》等作品就已涉及到女性的生理以及性成长史，她们的创作被称为“女性体验小说”。其后，出现了以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棉棉的《糖》、《盐酸情人》等为代表的“身体写作”小说。在2000年，被一些媒体称为“妓女文学”的《乌鸦》出版，其作者九丹直认自己是“妓女作家”；同年，《下半身》杂志创刊，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阅读身体系列丛书》。有学者指出，她们的小说充满了性、毒品、卖淫和自杀。她们的写作企图将传统形式的中国小说带入一个从未被开发过的领地。美国密歇根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赫伦评论说，看着“身体写作”的一些文字，感到文学从世俗走向了粗俗，有的甚至发出了腐烂气息。 “身体写作”的动机决不是纯粹的肉欲展示，而是一种文化赌徒心理在作怪，一夜暴富、卖个好价钱是当代一切粗俗文化的直接动力。这便是当代的文化悲剧，在粗俗文化中文化失去了任何积极、健康、向上的因素，不走出这样的文化悲剧就谈不上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当代粗俗文化也有“对抗一切理论”的特征，在粗俗文化的捍卫者看来，粗俗就是一切，其他什么都不是。有的人赞美粗俗文化，认为只有粗俗才是真实的、丰满的、生动的、感人的。有人这样写道，“人类是如此的需要宣泄、需要倾吐，而往往又是我们自己剥夺了自己宣泄和倾吐的权利——为了所谓的名利。撕开文明的面纱，原来人可以变得如此可爱，人与人之间可以变得如此简单、真诚！可人类却缘木求鱼，愚蠢到处心积虑地去经营文明，在人与人之间隔起一道透明的墙。前几天在书上看到了人生三大铁：一起扛过枪，一起同过窗，一起嫖过娼。第一感觉是感动，第二感觉是精辟。……最讨厌‘相敬如宾’这个词。夫妻之间如此客气，在外却‘调笑酒家胡’、宿杨睡柳。‘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乎？’固然是一种情趣，只是略显矜持了些。还是‘我侬抱子雪白样情郎，盖子红绫被，好像一朵红云捧玉皇’，来得实在，真生活也。淫不可怕，乱才是祸根。人类总是如些矛盾：用文字书写文明，用行动蹂躏文明。那就让我们一起蹂躏文明，拥抱粗俗，享受真生活吧！人生本该如此！” 著名作家余华说“粗俗也是文学的风格”，他谈到《兄弟》中有关“性”描写时说：“《兄弟》上部中是一个性很压抑的时代，下部是一个性很放纵的时代。上部中的厕所偷看，下部中的‘处美人大赛’在中国受到很多批评，说是粗俗作品，因为中国文学里没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我认为优美是文学的风格，粗俗也是文学的风格。因为文学的风格是开放的。” 这些言论的特点就是用无可无不可的相对主义对抗一切理论，这种相对主义隐藏着绝对，这个绝对就是粗俗是市场的卖点，所谓“粗俗也是文学的风格”只是一个说得出口的由头罢了。
粗俗文化常常披着平民化、大众化的外衣以彰显自身的群众性和合法性。在当代，粗俗文化常常被说成是大众休闲的需要，这与发展第三产业又产生了割不断的联系。只要沾上发展的光，粗俗文化便找到了更加充足的理由，许多城市在发展群众休闲文化、发展第三产业的招牌下，鼓励、放任粗俗文化的泛滥，群众的需要成了粗俗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最好的理由。事实上，粗俗文化并非群众的真实需要，它是制造出来的需要，这些制造出来的需要是为文化精英、文化贵族服务的。据报道，“某市有一条名叫‘洋人街’的街道，但在这条街道的城市文化建设上，却是在展览着低俗、肮脏的城市文化趣味。洋人街口的一座歪斜洋楼，塑了两个‘偷情’的男女。街边坐凳，塑成胖女人翘屁股，供人坐在屁股上。这里的新厕所，号称‘世界第一’，宣扬世界‘厕所文化’，涂口红的女人嘴巴是男人的小便处；洗手盆在水泥塑的女人翘起的光屁股上。更有甚者，在这里鲁迅也被恶搞、歪曲和亵渎——‘鲁迅说：世界上本来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没有了路’。……这种文化丑态不是城市建设的文化创意，是粗俗文化、‘垃圾文化’。 ‘娱乐垃圾’也好，‘文学垃圾’也好，还有那些街头‘文化垃圾’，它们‘堕入到这一地步，根本没有原则和道德可言’。这一个个低俗文化的标本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今一些人信仰沦丧，精神萎缩，道德实体和内在价值被抛弃，而社会也严重缺失崇高的审美情感和精神趣味。鲁迅在批评国人的劣根性时说过‘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这也可借用批评现今的‘垃圾文化’。罗素批评这种文化趣味，是倡导无用、无聊的文化，是‘驱使人们走向卑琐，走向自欺，走向发明出大量超个人的荒诞事情’。总之，这是当代的一种病态的趣味和文化。这种‘垃圾文化’趣味，不仅损害了我们的文化，损害了我们的社会，更损害了我们的精神健康。‘垃圾文化’趣味的流行，还会导致文化的崇高、神圣、美好等功能和品质的缺失，更严重的后果，可能就是这种’趣味‘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趣味，用低质的快感把无数青少年引向肤浅、庸俗和堕落。” 那些制造出来的粗俗文化没有一项是人民群众的真实需要，粗俗文化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真实的文化需求。所以，要克服粗俗文化，就要努力创造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化，让人民群众而不是文化贵族成为文化生产的主体，要认识到“只有那种深刻触及千百万人的生活的东西，才是不可仿造的。……许多事情并不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而且按照列宁的说法，即使有七十个马克思，许多事情也是无法预测的。可是我们坚信一点——只有千百万人所进行的激发他们自觉性和革命意志的革命的批判实践，才能成为现代人类的审美理想的基础。一切都将烟消云散，唯有这一真理是不可动摇的” 。毛泽东曾经指出，文艺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比如，在文化战线存在着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问题。文化发展史表现，一切文化贵族和文化精英所生产的文化产品都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真实的、丰富的、全面的文化需求；相反，他们的文化产品往往是病态的、颓废的文化鸦片。
二、评一种文化批评理论对粗俗文化的辩护
当代中国粗俗文化的泛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粗俗文化泛滥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我们的许多文化人是粗俗文化的倡导者，有些文化批评家不遗余力地为粗俗文化辩护，文化市场上粗俗文化的泛滥与文化研究上的去意识形态化结成了牢固的联盟，这个联盟认为粗俗文化有其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有的文化批评家看来，粗俗文化有着特殊的解放作用，以粗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削弱和解构了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与“神圣”之间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寻求一种超越的精神资源为其日常生活诉求进行辩护，“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历史变迁角度看，世俗化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世俗大众文化）具有消解一元的意识形态与一元的文化专制主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历史意义，而作为世俗时代文化主流的、以消遣娱乐为本位的大众文化，在中国特定的转型时期客观上具有消解政治文化与正统意识形态的功能。” 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没有以粗俗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大众文化的繁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与进步是不可能的；同时，正统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应当被消解的对象，因为它违背所谓的“人性”，人的此世存在、日常生活根本不需要这种正统的意识形态。然而，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谁想消解就能消解的，意识形态只是对特定社会现实的反映。西方许多学者都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现代粗俗文化的产生与泛滥同资本统治有着本质的联系，进而指出粗俗文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粗俗文化的泛滥与文化研究中的泛性论不无关联，有的研究者认为，文化就是要表现性和性别的冲突，其他的冲突不能凌驾于性和性别的冲突，否则就是文化上的“倒行逆施”，这一套理论只是对西方精神分析学说的拙劣模仿。有学者对歌剧《白毛女》作了这样的解构，“《白毛女》突出了一个性暴虐的情节而又不传达与任何性别有关的语义，倒是异常直接地引入了另一种冲突，即阶级的冲突。实际上，摈除所有‘性’及‘性别’冲突的可能性，正是为着《白毛女》的整个叙述完全纳入‘阶级斗争’的发展线索。喜儿与黄世仁之间强暴被强暴的性别压迫事实一旦被抽空，使只剩下压迫被压迫的关系式——刚巧符合我们关于‘阶级斗争’概念的简单化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习惯于把生产方式上的阶级简单化为任何一种群体性的对立及差异，或是贫富差别，或是社会等级，或仅仅是‘我们’与‘他人’。为了潜抑性别以便为‘阶级压迫’留出空间，喜儿的形象甚至在反复修改中逐渐淡化了身体特征：她逃入深山变成世人眼中没有肉身的‘仙姑’还不够，还必须从一个受凌辱的母亲变回未失贞节的处女。……《白毛女》的叙事设计就这样完成了一个意识形态诡计，即以一个传统性别角色模式中的人物功能、以性别个体之间的对立关系，承载了‘阶级’关系和等级……” 这种文化批评不能容忍阶级分析方法对文化的“侵略”，喜儿和黄世仁的关系就是强暴与被强暴的性别关系，与阶级压迫无涉，这样的高论和胡说恐怕连作者的爷爷、奶奶看了之后都会被这不肖子孙的昏话气晕过去。这种文化批评理论缺乏最起码的历史主义态度和方法，历史成了可以任意蹂躏的玩物，文化批评变成了对历史的任意裁剪，而其自鸣得意的理论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概念堆砌而已。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阶级压迫、民族压迫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实质是经济压迫，这种压迫到现在每天都在重复发生，难道这些压迫能被还原成性和性别压迫吗？
包括精神分析方法在内的西方文化社会理论无法从根本上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地位和功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根植于社会矛盾之中，只要社会矛盾客观存在，任何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努力只能是自娱自乐的概念游戏而已，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问题。1856年4月14日，马克思被邀请作为伦敦的外国流亡革命人士的正式代表，出席为纪念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创刊四周年而举行的宴会。他利用请他第一个讲话的机会，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演说。在这个著名的演说中马克思是这样概括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无庸争辩的事实。” 马克思用简洁的语言为我们概括了几个至今依然存在的矛盾，它们是：机器与工人的矛盾、财富与贫困的矛盾、科技与道德的矛盾、社会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总根子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只有从这种矛盾关系出发，粗俗文化才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1856年至今已经150多年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沧桑丝毫没有削蚀马克思思想的光辉，在这一思想面前，粗俗文化的自鸣得意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感伤都显得十分浅薄与苍白。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能仅仅依赖它的深刻性和科学性，还必须同包括粗俗文化在内的腐朽文化进行斗争。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在当代的最大打挑战就是粗俗文化的泛滥，粗俗文化会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的群众基础。有论者指出，“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导演几乎使用了他所能想到的所有后现代技法，诸如无选择性描写、拼贴、戏仿、反讽等，甚至包括一种德勒兹式（Deleuzian）的精神分裂幻想。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对中国‘文革’场面的戏仿式再现更是召唤了人们对那种无政府狂欢情景的记忆，而与此同时对诸如性和政治等问题的调侃则给观众以某种近似荒诞的快感。” 在有的文化人看来，以追求快感为旨趣的大众文化是有着特殊的政治功能，李泽厚认为，“大众文化不考虑文化批判，唱卡拉OK的人根本不去考虑要改变什么东西，但这种态度却反而能改变一些东西，这就是……对正统体制、对政教合一的中心体制的有效的侵蚀和解构。” 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名流中，许多人抱着这样的信念：一种文化只要能对他们所谓的正统意识形态和中心体制起消解作用，不论它是什么文化都是值得提倡的，这就是许多人为粗俗文化辩护的基本动机，尽管他们自己偶尔也表现出对粗俗文化的不屑。
三、粗俗文化：资本的矛盾性在文化上的反映
在当代，我们认识和批判粗俗文化不能离开马克思对资本社会的辩证理解，这种理解的关键就在于马克思看到了现代社会文化矛盾的根源不在文化自身，而在资本矛盾之中，也就是说，粗俗文化是资本的矛盾性在文化上的反映。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如果离开了这个基本点，就必然要走上歧路。
在马克思看来，狭义上的文化生产即精神生产同一定的物质生产相联系，必须把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这一著名判断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科学把握上，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性质决定了精神生产的状况和性质。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一大特点是资本这个物成为一切的主宰，人的物化、被奴役化成为普遍现象，“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接受专门教育和终生从事一个专业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属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在有的人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一分析已经失去了现实针对性。事实正好相反，当今世界每一天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发展都在证实着这一分析的透彻性和正确性。现代颓废主义文化声称自己摆脱了受奴役的状态，实际上它表达了对颠倒的世界的无可奈何并自觉自愿地放弃抵抗，这种文化进一步将人在文化需要上的无限丰富性引入“自我”的狭小天地。
马克思认为，相对于封建文化而言，文学艺术变成商品是一大进步，这一进步也改变了文学艺术的性质，最根本性的改变就在于文艺评价的标准不是来文艺方面，而是来自经济方面。正由于这个原因，亚当•斯密就曾从经济学的角度把一文不价值的封建君主同学者、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视为同一类人，由于他们都游离于物质生产活动之外，他们都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这种片面的认识道出了资本的狭隘性质以及资本与文化的内在矛盾，说明文化劳动的性质决定于它同资本的关系，“例如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 这一情形虽然是一种进步，但这是充满矛盾的进步，资本主义进步内在地包含着束缚文化自由发展的社会条件，文化产品的美学属性日益衰退；不仅如此，反美学的文化生产毫无节制地发展壮大。正如列宁所分析的，“文明的”、“有文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一定要破坏文化生活的一切基础。这一情形在当代发生了根本改变吗？事实上是根本没有改变，粗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就证明了这一点。
艺术的商品化和文化的资本化必然导致文化成为资本的附庸，“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况，事情就反过来了” 。意识形态阶层同资本阶层的结盟是资本主义物质发生和精神生产之间矛盾运动的产物，这一结盟反过来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对文化的统治，文化亦自觉自愿接受资本的统治，文化人从内心感到资本是自己的上帝。例如，粗俗文化在科学时代的泛滥，其主要原因不是现代人心智的衰退，而是资本在粗俗文化中的发酵。我们只要仔细观察现代粗俗文化的结构，就会发现，金钱与市场是粗俗文化的主要推手，粗俗文化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矛盾性的表现，马克思在早期的著作中就指出了现代工业文明的矛盾性，指出这一矛盾性是现代工商业存在和发展的“必需”，“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因为它根本就不医治，不创造，它只是存在和享乐而已。”
粗俗文化的泛滥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理论与文化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反差，是理论出了问题，还是实践出了问题？亦或是理论和实践都出了问题？我们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但是，人们看到的文化现实是粗俗文化的泛滥，先进文化在哪里？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问题上，人们感觉到“词句”与“现实”的矛盾非常突出。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应在如何解决“词句”与“现实”的矛盾上作切实的努力，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可能解决“词句”与“现实”的矛盾，重复他们的理论错误意味着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投降。关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理论错误，恩格斯曾经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的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是由理性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所有的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诺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词句作对比；他指出，同最响亮的词句相对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 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问题上，有可能解决“词句”与“现实”的矛盾吗？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绝不能重走西方文化的反叛主义、颓废主义之路，反叛主义、颓废主义之路是文化发展的不归路，它绝不是什么人性的回归，人性如果仅仅局限在“色”上，人性岂不就直接等同于动物性了？“在当代社会，粗俗文化越是不断表现出它的顽固性，我们越是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应有最基本的文化自觉。否则，我们就只能听任粗俗文化的泛滥，除了唉声叹气、袖手旁观，便无事可做。”
原载于《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