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丹托：致子孙书
作者:亚瑟•丹托 著 吴万伟 译
对哲学的爱让我选择了第一个职业，对艺术的爱让我选择第二个职业并成了批评家。
古代的哲学家在变得谦虚之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地。据说苏格拉底曾拒绝别人把他描述为聪明人，而更愿意被成为热爱智慧的人，因而有了哲学这个表示爱智慧的词（philo-sophia）。我不知道，除了从词源学上看之外，智者尤其是哲学概念中描述的智者是否真的追求“智慧”这个墓志铭，甚至把智慧作为他们特别喜爱的东西，但是至少在我认识的众多哲学家中间没有几个是智者。哲学家喜欢提出新颖论证的聪明、敏锐、繁殖力，也喜欢在寻找令人吃惊的反例时的足智多谋。至少自从20世纪该学科的专业化以来，这些是哲学家特别羡慕其他哲学家的品质。哲学家的伟大之处是他们会接受任何论证，无论多么怪异，只要能自圆其说。我提出的艺术终结论让艺术界的人着急上火，但哲学家却完全持开放态度：“好吧。艺术终结了。你的论证是什么？”他们在开放态度中弥补了智慧的缺乏。对许多人来说，这些是思想体操。
在我的整个人生经历中，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我觉得有智慧的哲学家。虽然多年前我见过伟大的艺术史家鲁道夫•维特科夫尔（Rudolf Wittkower），我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智者。与鲁道夫这个典范相比，我认识的大部分哲学家似乎都很浅薄、虚荣、愚蠢和尼采所说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了。此后我的行为准则就是模仿鲁道夫，但是我很清楚在付诸实施后会拉在他后面多远。我知道，如果我能够像鲁道夫对待别人那样对待他人，就算做对了。我觉得自己知道在多数情况下鲁道夫会怎么做。但是，正如苏格拉底和其他人都知道的，自从他把这个概念引入哲学话语之后，意志就变得很虚弱，了解善并不意味着做善事，而他曾经这么认为。在存在的很多条件下，我们倾向于使用专业术语来解释道德意志的薄弱。像苏格拉底一样，我假设自己能够说爱智慧，因为我毕竟知道谁是智者谁不是智者，我希望像智者那样行动，但是实际的智慧常常从我身上溜走。
除了智慧，我拥有哲学家珍视的众多品质，这些是确保哲学研究生涯成功的东西，为此我非常感激哲学。如果没有哲学这门学科的话，拥有哲学思辨的头脑将让人成为完全不合时宜的人。我认为这解释了我为什么在早年被认为是个糟糕的学生。没有人知道一个人在16岁时会成为哲学家，当然他的中学老师也无办法知道这一点。俄罗斯的“达达主义”艺术家维塔利•科马尔（Vitaly Komar）有一次曾向我解释他羡慕哲学家的东西是什么：他们会宣称几乎完全一样的两样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两样明显完全不同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东西。比如，我作为艺术哲学家的成功就是能够说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的一堆布利罗牌的洗衣粉盒（Brillo Box）是艺术品，而超市储藏室里看起来与它一样的东西不过是真实商品，虽然两者在意图和目的上根本无法区分开来。我后来说，所有哲学问题都有此形式，就像两个行为，一个是出于义务而做，一个是因为觉得愿意而做，从外表看一模一样，虽然若按照康德的说法，只有前者才有道德价值而后者根本没有。
我感激哲学的另一点是，至少在我首先试图成名的领域要求你写得清晰、简洁和符合逻辑。维特根斯坦说过任何能够说的话都可以说得清晰，这成为我这一代人的符咒。英国期刊《分析》曾经主办了定期的竞赛：有些资深哲学家提出一个问题，要求用600字以内的话解决，获胜者可得到免费订阅该杂志一年的奖励。这里有个例子，奥斯汀（J. L. Austin）为《分析》杂志订户出的问题是：“‘如果让我选择，我能’中的‘如果’是什么样的‘如果’？”（提示：正如在“如果P，那么q”中那样，它不是实质蕴含（material implication）的真值条件“如果”。）
我尝试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从来没有获过奖。但是这种练习教会了我如何写作。英美哲学界一直坚持的清晰、简洁和连贯性等美德使哲学界的人避免了大陆哲学野蛮粗俗的文体风格。自1970年代早期人文学科---文学理论、人类学、艺术史等学科染上的这种风格尤其是在学术文化领域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严重限制了那些受到良好教育的人为社会的思想需要做贡献的能力。由于专业的要求而局限在狭隘领域内的分析哲学家确实没有通过将其分析工具用来解决人类社会遭遇的难题而直接服务于社会，如果用杜威的说法，哲学研究的精力应该被引导到这个方向。在某一点上，“仅仅清晰还不够”已经得到公认，确实不够。但是，事实在于它仍然是多数英美哲学系的文体风格要求，这些美德因此维持了下来。在当这时代，人文科学需要重新获得这种美德。
我必须说以写哲学论文的方式写艺术批评文章为我在第二个职业---即艺术批评家的职业带来了一些支持者，当时很多艺术文章中充斥着装腔作势的专业术语。无论如何，我享受了生活在两个世界的巨大特权。我爱艺术世界的欢庆精神，但是返回哲学世界令人陶醉，那里人们无论提出多么怪异的观点都可以被人接受，同事们可以相互争吵，哪怕是在最微小的问题上浪费时间也在所不惜。
我很早意识到哲学话语中最小的单位是整个哲学系统。我曾经阅读过一篇文章，其中维特根斯坦被描述为拿别人寻开心---我猜想他可能想嘲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这些人相信所有哲学问题都必须一下子解决。维特根斯坦觉得任何问题都不能被解决而只能被解开，因为所有这些问题都不真实，在他看来哲学就是一再被论述的屁话。我自己的观点曾经是所有真正的哲学问题都是真实的，确实必须同时解决，因为它们构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现在依然如此。因为哲学的本质是要求哲学解决办法的哲学思辨问题，如果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本身的看法是错误的，那么他对哲学中的一切的论述都是错误的，如果不算装饰其著作的富有诗意的附带说明（obiter dicta）。搞哲学就意味着同时搞哲学的一切。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不可能是专家。
沿着这条路线，我突然想到哲学的整体性与表达概念有某种联系，人类是代表世界的存在（ens representans）；我们的个人历史是代表性的历史，它们是我们生活过程中的变化；代表性构成用来组成世界画面的体系；人类历史是该代表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故事；这个世界与我们的代表体系相互依赖，有时候我们修改代表性以便适应这个世界。有时候我曾经认定我作为哲学家的任务必须是创造一种代表理论，该理论将成为论述人类本质的哲学，是历史哲学、知识哲学、行动哲学、艺术哲学和心智哲学。这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但在那时这样宏大的工程在哲学领域并非人人追捧的时髦，因为哲学家的名气建立在专业期刊上所发表的短小分析哲学论文。不过，我认为开始创造哲学体系是伟大的思想探险，并坚持写出了几卷本的著作。
在某种方式上，我的理想是伟大的西班牙裔美国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娜（George Santayana）的五卷本著作《理性生活》。桑塔亚娜属于我的前辈，那个年代成为哲学家确实意味着创造一个容纳一切的宏大体系。容纳一切在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一个建筑，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这样的宏大思想体系本身就有一种傲慢自大的因素。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多多少少地生活在这样的体系中，它是由别人建造起来并传递给我们的。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更适合于你理解事物的方式的体系呢？所以，我开始行动了，非常鲁莽地创立五卷本的代表哲学体系。我没有希望成为桑塔亚娜或其他任何人的学生而是具有相当规模的建筑师同行，同时承认有某种与他相同的审美趣味，一种自我意识到的文体风格。一个人如果下决心要成为作家，他最好能从文字中得到乐趣。我越来越看到哲学真理与文学资质的协调性。所以，虽然我继续自认为是分析哲学家，承认哲学作为学科的很多优点，并对哲学一直心存感激，但是我还是开辟了一条作为体系建造者的独立道路，不管未来的人如何看待我建造的东西。
我一直对视觉艺术有浓厚的兴趣，我的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带我到底特律艺术学院参观。青少年时期，我一直陶醉在庞大的空荡荡的画廊中游逛，里面挂着的很多形象与我自己的生活格格不入。我回忆起西班牙画家艾尔•格雷考（El Greco）画的圣徒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和特尔鲍赫（Terborch）画的穿着缎裙的妇女。我研究绘画，梦想成为艺术家。博物馆有异常丰富的德国印象派画作如基希纳（Kirchner）、施米特•罗特卢夫（Schmidt-Rottluff）、佩希斯坦（Pechstein）。我被德国印象派木刻所感动，当我战后到纽约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的时候，我已经是参加过北非和意大利战役的老兵了，曾在意大利登陆，虽然不是第一波，我作为版画复制匠已经取得了成功。与此同时，我也在攻读哲学博士学位，那些年我的精力异常充沛，睡觉很少，看不出我为什么不能拥有两个职业。到了1960年代初期，我突然想到我对撰写哲学著作比当画家更感兴趣，因为我对画画感到厌倦。我立刻停了下来，虽然画画也不错。我参与的运动是纽约学院运动，虽然从来不是抽象派艺术家，但是那个运动到了终结，如果我选择放弃哲学而不是艺术的话，我可能混得更糟糕。波普运动令我非常感兴趣，但是作为浪漫主义者，我不可能对成为波普艺术家感兴趣。
让我参与波普艺术的是它向我显示如何从哲学角度写艺术文章。我从来没有看到哲学与艺术之间有多大联系能让我感动，但是由于波普艺术，我开始看到严肃的艺术哲学的基础。与此同时，我发现1960年代中期的艺术---波普艺术和最简主义在哲学上令人痴迷。不过，促使我参与到这种活动中的人本来对大部分美学家都不熟悉，如安迪•沃霍尔、波普运动中的罗伊•李奇登斯坦（Roy Lichtenstein）和克莱斯•奥登伯格（Claes Oldenburg）以及1966年在犹太博物馆的重要展览“原始结构”中展出作品的雕塑家们，他们中非常熟悉现代艺术的人也不多见。我在1964年写了第一篇艺术哲学文章，当时我的哲学创造力还处于顶峰时期。在看了李奇登斯坦的的画作在当时美国一流艺术杂志《艺术新闻》（ARTnews）上再现后，我对波普艺术痴迷不已。我当时住在法国南部，正在撰写《分析哲学史》，开车前往巴黎过圣诞节假期。因为迫切想知道纽约艺术界的新闻，我到美国图书馆寻找艺术杂志。李奇登斯坦的的画被命名为“接吻”，它显示就像连环漫画史蒂夫-坎宁（Steve Canyon）中的飞行员亲吻一个姑娘。我感到震惊，我无法想象一本漫画竟然在像里奥•卡斯特里画廊（Leo Castelli）这样的严肃艺术画廊上展出。刚开始我感到厌恶，因为我相信绘画的最高级理想。但是后来我想看看作品到底如何。我妻子被这幅画彻底改变了，当我返回纽约后，我找到展出波普艺术的画廊。1964年，我被安迪•沃霍尔的摞着的就好像超市里储物间的商品包装盒惊呆了。我马上承认它们是艺术品，但是在纳闷，如果它们是艺术品，为什么超市里的商品包装盒不是。我意识到，这里面有一个哲学问题。
我非常幸运地被邀请在当年的美国哲学学会年会上宣读有关美学的论文，所以我决定谈谈自己最近在艺术上遭遇的新问题。我称之为“艺术世界”，意思是艺术品世界。与当时的情况相适应，我的问题带有政治性：为什么某些东西被给予艺术品的特权？1964年是美国民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具有强烈政治性的一年，许多人前往南方帮助那些因为种族偏见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黑人选民。成为艺术品意味着一个物体拥有普通物体所缺乏的权利和特权，它很宝贵，它得到尊重和保护，并被人们用敬畏的目光来研究和审视。布利罗牌的洗衣粉盒被给予特权，而超市的洗衣粉盒就没有。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它不可能是建立在知觉基础上，因为两件物品在知觉上无法区分开来。这意味着两者之间的差别--艺术品和普通物品的差别是看不见的。那么，到底是什么让布利罗牌的洗衣粉盒具有了艺术品的地位呢？
在“艺术世界”中我没有得到很遥远的答案。我使用了当时哲学界喜欢的区分策略：我认为两个物品有相互没有连接起来的理由系统。普通的布利罗牌洗衣粉的理由是实际的：布利罗牌洗衣粉必须从工厂运送到仓库，从仓库到超市，然后拆封上架销售。这让它的商标很重要，因为硬纸盒看起来都差不多。它必须很吸引人而且很容易被辨别出来。而沃霍尔的布利罗牌洗衣粉盒完全不属于这种因果链。它是艺术品理论发展的结果，属于最近的艺术史。要把某个东西看作艺术品，人们就必须了解其历史，参与到曾经发生的种种讨论中去。成为艺术品的地位是历史和理论的产物。在艺术史的大部分时刻，像布利罗牌洗衣粉盒的东西虽然可能是个物品，不大可能成为艺术。它成为艺术仅仅是在艺术世界---艺术品世界愿意把它作为艺术品来接受的时刻才行。
在某种程度上，布利罗牌洗衣粉盒-布利罗漫画问题就像宗教问题一样，即区分以人的形式呈现的上帝和普通人的问题。耶稣明显的人性在于当他被行割礼的时候流血这个事实，但是他的神性在哪里？那就是他是看不见的，这是让基督教作为宗教如此具有哲理性的因素。我一直相信黑格尔的说法，即哲学、艺术和宗教是他说的绝对精神的不同时刻。丹托的祖上是塞法迪犹太人，就我的家族而言是迁居到了密歇根的上半岛，但我不是虔诚的教徒，虽然我总是在基督教思想家的探索中找到哲学灵感，像我在艺术哲学中发现问题的方式。多数宗教人士不是哲学家，所以宗教差异具有了哲学永远不会允许的那种重要性。
当我开始写我的艺术哲学体系的第四卷时，我在穆里尔•斯帕克（Muriel Spark）的小说《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中发现一个绝妙的标题。小说的主人公是成为修女的***女，她写了一本有名的书《超越平凡》。她渴望过一种宁静的沉思默想的生活，但是这个世界对她的书感兴趣，经常有采访者前去打扰她。我决定修改这个标题，我从前的书是《历史分析哲学》、《知识分析哲学》、《行为分析哲学》，我不想让这一卷被称为《艺术分析哲学》。我喜欢平凡的生活世界。我认为波普已经把日常生活改造成为艺术品。我寻求能够解释改造概念的艺术定义。老实说，我真的渴望写一本名著，像斯帕克的修女赫莲娜（Sister Helena）的转型。后来，我逐渐开始同情她的困境。该书被广泛翻译和评论。我没有渴望宁静的献身上帝的生活，但是我不在乎平静。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回顾起来，我确实知道的是在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成为1960年代打破任何边界的运动的一部分，就我而言就是艺术和日常生活的边界。虽然我是地道的学院派哲学家，但我肯定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发生概念性颠覆的时代。我非常感激自己在性格上不是保守的人，我没有抗拒艺术界发生的革命，虽然它与最初令我向往的成为艺术家的那种艺术没有多大关系。正如我提到的，1964年是“自由夏天”，黑人和白人的界限开始消除。1968年大学爆发了反战运动。也就是在那时发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该运动受到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书《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的启发，但是更多的因素是人们承认对女性的歧视是任意性的。1969年，格林威治村出现了石墙骚乱（the Stonewall riots），同性恋解放开始出现。刚开始作为艺术界突破障碍的创新最后竟然演变成为冲破政治生活所有壁垒的运动。我对这些运动在美国尤其是纽约引爆感到自豪，但是我感到丢人的是过去几十年美国出现的保守派反应。我主张在艺术、政治、性、和生活上都持开放态度。
我1924年元旦出生在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我的生日或许解释了我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每一年的开始都是掀开了新的一页，无论对我还是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如此。我一直享受我的不同年龄段的生活，除了青春期之外，当时我是个天生的哲学家的事实莫名其妙地把我生活搞得一团糟。现在我88岁了，我仍然感到很幸福，虽然并没有获得智慧。法国作家普鲁斯特（Proust）曾经写道“处女和懒惰者感到恼火和约束之事”（les chagrins qu‘ont les vierges et les paresseux）。这两种遗憾我都没有。我的哲学体系还没有完成，但是这并非因为我懒惰。我是受到其他哲学机会的干扰。我在1989年的书《世界的联系》中确实提出了整个体系，最后一章提到哲学之外的东西，我也花费了很多时间写另外感兴趣的艺术问题，并有幸被左翼自由派杂志《国家》任命为艺术批评家。这帮助我在人生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我总是更愿意由妇女陪伴而不是与男人在一起，我对男人们本来应该珍视的东西如体育、速度、搏击之类也不感兴趣。从性情上说，我一直严格遵守一夫一妻制的要求。婚姻或者像婚姻一样的关系（同居生活）是我理想的生存状态。我能理解同性恋者为什么渴望这种生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剥夺人家过这种生活的机会，因为自己就从这种生活中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这是不信教的好处之一。另一个好处是不相信来世。虽然我对结发妻子的去世感到非常悲痛，但我并不害怕她，觉得人死了就是真的终结了。我讨厌濒临死亡的观点，因为我热爱人生，只要我还能活着。不过，死亡的确是众神的礼物，是到了人生真的无法忍受之时为人提供的逃避之路。虽然我建立起一个哲学体系，但该体系并没有包括人生哲学。如果我有人生哲学的话，那就是顽强地活下去一直到倒下的那一天。
值得提一下的是，我与传说中异常丑陋的人苏格拉底有一个非常相似之处。朋友们总是给我寄送苏格拉底半身像的贺卡，而我总是对我俩的相似之处印象深刻。有个画家曾为我画了肖像当作其苏格拉底半身像工程的作品之一，他要绘制艺术界人物的肖像作为著名艺术品。我的肖像上刻的铭文是：“哲学家、纽约市民亚瑟•丹托”（ΑΡΘΟΥΡΟΣ ΔΑΝΤΟ ΦΙΛΟΣΟΦΟΣ ΔΗΜΟΤΗΣ ΝΕΑΣ ΥΟΡΚΗΣ）。
作者简介：
亚瑟•丹托（Arthur C. Danto），《国家》杂志编辑，最新著作是2013年3月出版的《艺术是什么》，2013年10月25日刚刚去世。
译自：Letter to Posterity By Arthur C. Danto
http：//theamericanscholar.org/letter-to-poster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