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算法控制：理解平台工人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
作者：洛伦佐·西尼（爱尔兰都柏林大学商学院）
译者：刘歆（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算法被认为是管理员工的有效手段。现有文献主要侧重于算法对工人体验和工人工作环境控制的功能和影响。平台员工集体组织起来重新获得控制权的方式远没有受到学界的重视。本文通过理解两种平台工作类型的流动动态来解决这一缺口：群体工作（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和按需工作（送餐员）。这些都是突出的流动案例，因为这些工人通过采用特定的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来抵抗算法控制。本研究通过分析5年来全球范围内关于每一类流动形式的现有文献和政策报告，表明特定的支持性团体和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对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至关重要，进而阐释了这些员工能够在没有传统工会参与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的原因和方式。
一、引言
数字平台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最具活力的特征之一，它的出现和扩散引领了越来越多经济部门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改变了生产实践、工作环境和文化消费模式。平台是技术生产性基础设施，在平台上，价值创造以数据获取和数据分析为基础，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起中介作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进行交易。因此，它们是将各种用户整合在一起的中介：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平台工作包括一种工作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用户表现出对与他们合作的平台的经济依附关系。
尽管平台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但共同的根本特征是：它们在劳动过程和劳动力管理中的（相对）高水平技术创新。正如西蒙·乔伊斯（Simon Joyce）和马克·斯图尔特（Mark Stuart）所言，“平台管理方法是技术形式和组织形式的结合，管理者可以通过各种组合的方式部署这些形式，以组织工作和管理员工，并对劳动过程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在这些结合方式中，最重要的是算法，这是一种以计算为基础的工作控制和组织模式，这种模式带来了最优方法和绩效评价。算法控制系统通过分析和使用从客户和用户那里收集的员工的绩效评价、指标以及数据，来优化工人控制过程，从而就未来任务的分配和员工留任作出决策。它们的采用使企业能够在决策、协调过程和组织学习方面提高效率。各个学科的学者对这些控制机制的运行方式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预测它们的进一步发展将导致劳动力管理的完全自动化。在这种观点看来，工人的能动性注定是微不足道或完全不存在的。考虑到这一点，从工会的角度来看，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平台工作被认为很难组织起来。
然而，最近出现了新形式的劳资冲突，并在各个平台工作部门蔓延。这些工人挑战平台支持的算法控制，设法采取各种集体行动，要求在薪酬、劳工权利和就业状况方面改善条件。然而，几乎没有研究考察和比较不同类型平台员工所采用的流动形式。本研究旨在探讨两种主要类型的平台工作（群体工作和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为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而采用的特定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特别是，它考察了群体工作类型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流动形式，以及按需工作类型的送餐员的流动形式。这些平台工作类型代表了算法抵抗的突出案例，因为它们采用了特定的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这使得它们之间的比较格外有价值。
二、理解平台员工流动过程
学术文献大致认同两个最典型的标准，根据这两个标准可以建立一种特定的平台工作分类法：工作交付地点和完成工作所需的技能。关于地点，区别在于虚拟工作交付和就地工作交付。有些活动是在线管理和在线进行的，因此可以交付给世界任何地方（全球）的客户。相比之下，其他活动是在线管理的，但是在线下进行的，因此根植于空间和当地局域化的（本地的）劳动力市场。第一种类型的活动通常被称为众包工作，第二种类型的活动是经应用程序接洽的按需工作。在技能方面，人们可以区分高技能活动（提供创意或信息技术服务）和低技能活动（包含短期、重复性的日常工作或点击工作）。上述标准的比较产生了一种平台工作分类法（见表1）。
表1
信息来源：德·格罗恩和马塞利（2016年）
这些不同类型的工人是如何流动起来的？由于本研究的目的是理解集体流动形式，因此在分析中没有考虑高技能的平台工人，因为没有关于他们参与集体组织的报告。不出所料，到目前为止，集体平台工作流动主要包括中低技能工人。因此，这个分析只考虑这些平台员工的流动形式（表1）。
正如几位将劳动过程理论应用于平台工作的学者强调，对平台劳动过程的分析似乎是解释这些工人之间集体行动过程展开的必要条件。在这些学者看来，群体工作和按需工作中的劳动过程都显露出一些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可能会引发对抗和工人团结。根据文森佐·麦克卡隆（Vincenzo Maccarrone）以及其他人的观点：第一个矛盾是零工经济公司所采用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固有的，该过程旨在通过不断降低薪酬率或使薪酬率上下波动，以及普遍存在的不安全感和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来最大限度地降低劳动成本。这些做法可能导致对不公正的共同看法，并成为零工工人之间对抗的有力导火索。第二个矛盾涉及平台设计中管理控制的特定“社会技术结构”，例如算法管理和不透明的评价机制。尽管这些做法的详细操作因平台的架构而异，但通常来说，它们会导致工人体验到与平台流程相关的不对称信息，感知到管理控制的不透明性以及暴露客户的任意行为，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加剧从属感，从而滋生对抗。
然而，这些员工所支持的实际流动形式在不同的平台和地理环境中是不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平台劳动过程的矛盾性可以被认为促进了这些员工的流动，但它不能解释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方面的变化。因此，要理解这种多样性，有必要在劳动过程之外，审视平台员工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组织环境。
劳资关系（IR）文献传统上强调工会在开启工人流动过程中的作用，很少关注非传统的组织形式和工人自身在这种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能力。然而，被调查的各类平台员工能够通过利用政治网络、文化网络和身份网络，在现有工会之外采取集体行动，这些网络是在以往的激烈斗争经历和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因此，要理解这些流动，必须探索社会政治环境因素和能动性因素（通常在劳资关系研究中不考虑这些因素）是如何塑造这些流动形式的。根据这一观点，最近越来越多的此类研究强调了如何在传统工会框架之外，结合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流动中开发和利用针对不稳定和平台工人组织的各种资源和机会。在这些特征中，本地团体的支持、民族关系的作用、基层工会和劳动激进主义者的存在被视为关键。
与此同时，社会运动研究也同样考虑了嵌入运动参与者生活和发展他们非正式网络的团体中的资源和组织结构的重要性。这些研究认为大量劳工权利维护者的作用和非制度性社会政治环境的重要性是阐释社会运动形成过程的关键条件。抗议文化、激进主义者的非正式网络、社会运动组织的存在以及流动传统等因素往往被认为是加速流动进程的关键因素。
将这种劳资关系文献与社会运动研究相结合，似乎特别有助于理解平台员工流动，因为自下而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运动的行动类型已经混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劳工权利维护者和流动。考虑到平台员工在工作场所之外更广阔的环境中保持的社会联系和政治联系，这些研究可能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包来阐明他们的流动动态。具体来说，通过对这项研究的系统分析，笔者挑出并“积极分类”了两组因素，笔者认为，采用这两组因素对于理解平台一员工流动的出现和多样性至关重要。笔者称之为：支持性团体和政治激进主义传统。
（一）支持性团体
工作环境有其自身的逻辑，但脱离构成资本—劳动关系本身再生产条件的社会关系，不能正确地理解工作环境。理解工人的组织需要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工作场所发生的事情是由工作场所外发生的事情决定的，因为劳资关系的不断重构从根本上说是由发生这种事情的社会环境决定的。在社会运动文献中，运动参与者生活的团体被视为他们流动能力的重要资源。同样，加布里埃拉·阿尔贝蒂（Gabriella Alberti）和佩罗·达维德（Pero Davide）等批判性的劳资关系学者已将强大的支持性的民族团体的存在确认为伦敦低收入服务行业雇佣的不稳定流动工人的组织实践的重要来源。其他批判性的劳资关系研究强调了在意大利配送和更广泛的物流行业的流动组织中团体和团结小组的支持。根据同样的思路，马雷克·科尔钦斯基（Marek Korczynski）说明由同事和朋友组成的非正式的“支持性团体”的形成对于促进澳大利亚和美国四个呼叫中心一线服务人员的团结进程是多么关键。这些资源需要从广义上理解，主要或通常由工人的社会联系构成。例如，对约尔格·诺瓦克（Jorg Nowak）来说，这些可能是“家庭和团体纽带、团体联系、政治组织或社会组织、对一个地区或团体或与其他地区或国家家庭成员关系的了解”。
因此，确认支持性团体的存在意味着，为了解释当前的劳动流动，人们需要探索工作场所动态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支持性团体在解释平台工人流动过程的兴起和变化方面的重要性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平台工作在劳资关系方面仍然不是很制度化，这一特征可能会放大社会环境对它的影响。
（二）政治激进主义传统
由处于社会运动研究和批判性劳资关系文献之间交叉点上的这些研究所确认的第二个（和相关的）因素，似乎对于理解平台员工流动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变化是重要的：这就是在这些流动发生环境下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这种传统需要“政治激进主义者和他们的环境，他们的激进主义经历……”以及嵌入到各自流动环境中的“社会运动基础设施”（如集体、社会空间、协会等）。例如，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强调了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如何强有力地塑造了随后所有美国社会运动的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换句话说，过去斗争的遗产和经验在特定环境下创造了一种政治激进主义传统，下一代激进主义者和基层领导者可以利用这种传统来维持他们的流动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定的流动形式可能在特定的时期出现，然后跨越时间和空间演变和传播。
这种传统的作用似乎对于理解平台员工流动动态以及它们的多样性尤其重要。由于大多数这些工人没有合用一个当地的被限定了的工作场所，也没有正式的机构代表渠道，他们的流动形式似乎取决于这些工人在更广泛环境下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正如麦克卡隆等人在他们关于食品—配送—工人流动的研究中所强调的那样，这种传统可能“塑造了激活能够支持零工工人流动的团结互助关系的机会”，以及零工工人自己可以利用的组织态度、资源和专门技能。更广泛地说，员工在平台（在线或本地）环境下独特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可以为他们提供不同的能力、计划和资源，以用于他们的流动活动。这种传统的多样性反过来可以解释他们流动形式的变化。
综上所述，将平台员工组织的劳资关系学术研究与社会运动文献的见解结合起来，对于确认和理解被调查的平台员工的流动形式特别有帮助。这种结合方式似乎能够更好地捕捉支撑他们流动动态的实际“过程（而不是……预先确定的、无可置疑的形式）”，这些过程大都在传统的代表渠道之外，并涉及工作环境之外的资源。
在实证分析中，特定的支持性团体和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对解释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和送餐员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的重要性将被分析和讨论，重点关注社会运动研究视为核心的三个流动方面：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
三、方法论
笔者选择案例的总体逻辑是探索性的，没有采用任何事先的比较标准，而是把重点放在两个不同的平台工作案例上，这两个案例在学术文献的系统综述中被确认为明显抵制的例子：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这两个案例在某些方面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但在其他方面有所不同。在分析中，笔者考虑了这些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塑造我们看到的结果（即他们的流动）中的作用。这两个案例之间的主要差异与他们的劳动过程有关：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工作交付地点是线上，而送餐员的工作交付地点是本地，这一特征促成了他们集体抵抗形式的差异。主要的相似之处与流动环境有关：在这两个案例中，传统工会及其资源的支持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我们假定其他因素的重要性。
为了确认这些因素，并提供一种适用于所考察的两个案例的解释，笔者采用了构建理论的定性方法，即“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改变假设，直到它们适用于所研究现象的所有证明”。这个反复的过程使笔者能够建立一种解释两种不同类型平台员工的理论模型。
本研究中使用的实证材料来自过去5年的科学出版物和政策报告的系统收集。这些材料是根据目的性取样标准收集的。其目的不是为所调查的现象提供统计学上具有代表性的证明，而是“通过根据产生现象的条件对现象进行具体说明，从而建立一种理论解释”。笔者的目的是收集所有具体说明在全球范围内引起平台工人流动条件的相关材料。关于材料的实际收集和分析，笔者采取了3个连续的步骤：
首先，笔者在谷歌学术搜索中搜寻2017年至2022年7月期间被引用最多的关于平台员工流动的成果（至少50次引用的期刊文章、书籍、书的章节和政策报告）。之所以选择这一时期，是因为关于这些流动的第一批学术成果可以追溯到2017年，就像第一批新闻报道是在2016年一样。这次初步筛选揭示了9项研究（7篇期刊文章、1本书、1份政策报告）。在这一阶段，送餐员和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流动的特点出现了。因此，笔者决定研究这两个案例。在这个阶段，笔者也对传统工会微不足道的参与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性假设。
其次，笔者更仔细地查看了9项研究中引用的所有出版物，以收集更多关于这两个精选案例的材料。另外9项内容（5份政策报告和4篇较早的期刊文章）被确认并纳入数据集中。通过这些补充材料，笔者试图具体说明在没有传统劳工权利维护者的情况下，这些流动兴起的替代性假设。社会运动参与者和资源的重要性被提出。因此， 笔者插入了谷歌学术搜索引擎收集到的 18项内容，以查找更多关于非工会领导的流动的最新出版物，结果又增加了25 项内容（3 份政策报告、2 本书章节、17 篇期刊文章、3 本书）。
在这个研究阶段开始之前，笔者仔细分析了收集到的关于非传统假设的所有材料。这种对材料的“主动”和“理论构建”分析，类似于斯廷·格朗达尔（Stine Grodahl）等人的“主动分类”过程，使笔者能够进一步具体说明引起所考察的流动的条件和劳工权利的维护者，从而形成以下解释：这些工人所处的特定支持性团体和相关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塑造了他们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见图1）。
图1 了解平台员工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
理解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在采用和发展特定的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的活动中如何利用这些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工作环境的影响（反之亦然），是笔者实证研究的重点。
四、分析
（一）理解流动形式的兴起和多样性
为了理解这些类型的工人是如何流动起来的，本章介绍并讨论了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是如何采取集体行动和特定流动形式的。在对这些案例的分析中，特定的支持性团体和政治激进主义传统（本文的理论论据）所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强调和评估。
1.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是由亚马逊创建和提供的一个在线平台。它作为一个在线市场运营者，将员工与客户连接起来做几种类型的在线微任务，例如识别图像或视频中的特定内容、编写产品说明或回答问题。这项研究的一个特点是，如果亚马逊机械土耳其机器人的客户对工人的任务表现不满意，他们可以拒绝向工人支付薪酬。因此，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经常免费做这些任务。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分布在全球各地，尽管主要位于印度和美国，但他们的社交机会有限，因此，考虑到他们工作活动的在线性质，他们几乎没有集体行动的倾向。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过去几年出现了各种形式的集体行动。学术分析集中在与传统的劳工权利维护者和资源无关的两个因素上，这两个因素使这些工人能够集体行动。这些因素包括：1. 在线团体的存在，工人们可以在这里交流他们关于工作的想法和信息，表达他们的愤怒，甚至组织集体行动；2. 由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和激进主义者以及更有经验的工人组成的政治网络的支持，他们能够领导这些工人的流动活动。尽管为了便于分析而分开提出和讨论，但这两项因素是密切相关的，并且共同塑造了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网站页面（将于2026年9月30日永久关停）
2.在线团体
第一个被确认为这些工人流动的核心因素属于理论框架的支持性团体因素。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没有与他们分享不满的本地同事，也没有可以寻求支持的工会，他们转向最亲近或者最熟悉的团体寻求帮助：社交网络和在线论坛的世界。通过创建和加入这样相互支持的论坛，这些员工能够相互了解，分享他们的工作经历，进行社交活动，并计划未来针对难缠客户和亚马逊的行动。这些员工中的一些人把这些空间变成了一种集体表达他们共同愤怒的政治场所。事实上，一旦成为这些空间的一部分，许多员工发现自己也有可以与其他员工分享的类似不满，因此开始享受他们数字同事的情谊和支持。因此，他们形成了群体认同感和集体团结感，这两者构成了组织任何政治行动的情感支柱。
这些工人运营的一个网络论坛是Turkopticon，这是一个由一些更有经验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以及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和政治激进主义者创建的浏览器插件。Turkopticon使这些员工能够相互分享建议，协商工作规范，并努力与雇主建立更具互动性和参与性的关系。在这个论坛上，最忠诚和最有见识的员工帮助了新加入的员工，并为他们提供支持。更值得注意的是，通过 Turkopticon，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能够建立和发展集体团结，有时还协调拒绝工作的运动，从而参与新形式的（数字）罢工行动。
Turkopticon还与针对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采取另一系列协调行动有关，即扭转在线市场的信息不对称特征。事实上，这个平台只包含了一个单方面的评价机制：只有客户可以评价工人，而不是反过来。Turkopticon提供了一个允许员工评价请求者的反审查系统。因此，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能够评价他们的工资、支付速度、他们的工作审查的公平程度和沟通质量。这些评价由 Turkopticon直接显示在请求旁边的平台上，同时突出显示差评。因此，Turkopticon 为员工提供了一个帮助彼此了解信息以及他们关于雇主的体验的地方，避免了声誉不佳的请求者。
更重要的是，这种另类的评价系统允许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公开他们与平台的关系，并要求平台承担责任。因此，Turkopticon为这些员工提供了一个内部和特定的发声机会，他们时不时能够策划针对亚马逊的品牌羞辱活动，并取得了一些成功。这些成功激发了一些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发展更高水平的、对潜在的最初工会形式持开放态度的政治化的兴趣。据 Turkopticon针对亚马逊的品牌羞辱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报道：
当我们刚开始使用Turkopticon时，工人们的反应是：“我们不想加入工会。这会变成工会的事情吗？”Turkopticon不是一个工会，成立时也没有考虑到组建正式的工会。但多年来，工人们似乎对工会如何帮助他们持更开放的态度。他们看到亚马逊在作出改变方面是多么顽固。
因此，正如这些研究所强调的那样，如果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在工作环境之外加入并积极参与这个论坛，他们更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共同的集体认同和政治行动意愿。更广泛地说，通过数字技术进行的内部员工之间的交流，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工人组织形式，如工会制度，导致散在空间和时间上分散的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网络团结形式，进而促进了他们的政治化进程。在这一进程的刺激下，这些员工中的一些人也开始将他们提供服务的平台亚马逊视为抗议目标。简言之，平台本身及其不透明的算法控制形式已成为他们行动的特定目标。
3.一个由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和激进主义者组成的政治网络
在这种与公司更大的冲突（和政治）导向中，由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和激进主义者组成的政治网络的支持发挥了关键作用。这种人际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全球激进主义传统而运作，尽管主要位于美国，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可以利用并依靠这种传统来发展他们的集体行动形式。这些激进主义者和学者共同活动的在线激进主义的政治经历并不完全是新的。他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出现了网络激进主义形式和新兴的黑客文化，这种文化与全球正义运动的流动有关，其目标是将互联网从公司接管中解放出来。这一因素可以被视为笔者所说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的在线转化和全球转化。简而言之，它属于第二组被确认为对于平台员工的流动活动重要的因素。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具有激进政治倾向和参与在线员工斗争经历的人际网络为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提供了组织管理技能和政治技能，例如合作设计和建立在线论坛，并在政治上引导讨论，这些是他们各种集体行动的基础。这些激进主义者和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能够与最有经验和参与政治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一起，共同组织具体的公共活动，以改善这些工人的条件，目的是向全球公众谴责企业平台的不当行为。
激进主义者和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联合行动的一个例子是建立Dynamo，这是“一个[亚马逊机器人]土耳其公众创造的旨在行动和变革的平台”。迄今为止，该平台已在两次活动中成功面向全球公众。2014年，一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研究人员制定了“针对土耳其机器人平台的学术申请者指南”。该指南解释了如何创建“好的”微任务，以及合理的薪酬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些指南的目的不仅是帮助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与客户建立更好的工作条件，更重要的是，提高公众对公司实施的不当行为的认识。Dynamo 的第二次活动直接针对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兼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平台负责人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员工被要求写一封私人信件，“让杰夫·贝佐斯……和世界其他人知道……土耳其人不仅是真正的人，而且是值得尊重、公平对待和公开交流的人”。这场运动被多个媒体广泛报道。这项行动“主要针对对平台施加压力、呼吁他们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并实现工作条件改善的公共领域”。更具体地说，这次主要由印度工人支持的运动成功地使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将支付方式从支票改为直接支付。这一成功在论坛上产生了进一步的集体认同和对运动的支持。
总的来说，这些组织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各种各样的实践表明，这些工人在没有传统工会支持的情况下，有能力解决对他们工作状况的一些共同担忧，并进行反击。相反，这些工人形成并依赖于各种基于社交媒体的团体，这是一种“支持性团体”，在那里他们可以找到有关平台问题的建议，处理难缠的客户以及逾期和拖欠工资的问题，并抵制无酬劳动。更重要的是，参与这些团体有助于这些工人形成共同的团结感，再加上可以将这种互助空间转化为政治化空间的运动激进主义者和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的关键干预，这些对推动他们的集体行动至关重要。
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任何关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研究能够确认这些员工是否以及如何能够利用在线交流超越虚拟空间，建立本地的和局域化的聚集形式或联盟形式。他们的工作基于网络的性质意味着他们不太可能在一个共同的本地空间内聚集，并通过组织他们的不满来互相支持。简言之，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似乎主要局限于线上活动。即便是为了解决与特定地缘政治环境相关的问题，比如成功改革印度工人薪酬体制的运动，也没有创建任何以本地为基础的组织形式。这种情况明显阻碍了更稳定的集体认同的形成和更具政治性的行动策略的发展。
4.送餐员
户户送、食达罗和格洛沃是为食品提供最后一英里城市配送服务的配送平台。更具体地说，这些平台作为城市协调网络运营，依赖于明显相反的去中心化逻辑和再中心化逻辑。他们通过餐馆清楚说明食品服务生产网络，经由平台界面通过对配送路线实时测量的投射，重新集中这些网络卖家和网络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算法控制的垂直性和集中性在该行业的运行方式。
然而，自此类平台成立之初，这种控制形式就一直存在争议。事实上，近年来，送餐员已经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组织一系列集体行动，以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特别是关注薪酬状况和就业状况。传统工会只参与了少数案例，在全球南方，他们的参与度更低。无论是在国家之间还是在国家内部，他们的流动形式具有很大的异质性。至少在早期阶段，这种变化似乎更多地取决于特定的社会流动环境的特征，而不是传统的劳资关系制度的特征。像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案例一样，所审查的学术文献体现了非制度性的社会政治因素，如各种支持性团体的作用和特定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的存在，似乎对送餐员的流动形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笔者将分别讨论每个因素。
特定的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在与跨国送餐平台发生劳资冲突的头几年，欧洲一直是送餐员流动的温床。这些流动大多得到了基层工会、社会运动组织和极左翼政党的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甚至在欧洲这样一个有着既定劳资关系传统的地区，非传统劳工权利维护者（在理论框架中被称为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在送餐员流动的出现和多样性中也起着关键作用。与送餐员的各种流动环境有关的独特的集体组织，以特定的方式塑造了这些工人的组织方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在这种传统受到社会运动以及他们组织文化影响的地方，自我组织形式一直占主导地位，而在由基层工会和极左翼政党主导的地方，激进的工会组织形式更为常见。
在意大利、比利时和法国送餐员流动的最初几年，工人的自我组织是一种相对典型的模式。事实上，迄今为止，这些国家发生的几乎所有抗议和罢工行动都是由非正式的工人集体组织的。为了理解意大利环境下的这种特殊性，洛伦佐·西尼（Lorenzo Cini）、文森佐·麦克卡隆（Vincenzo Maccarrone）和阿里安娜·塔西纳里（Arianna Tassinari）假设，现有的以社会运动组织为基础的抗议文化导致送餐员选择自我组织，也就是说，在与本地激进主义者的互动场景中，形成非正式的工人集体。这种组织形式反映了这些工人更熟悉的传统和资源。事实上，在米兰（拯救）、都灵（拯救计划）和博洛尼亚（骑手联盟）等城市，随着政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中心发挥关键支持作用，由集体和非正式工会组织的第一次送餐员流动是工人自己完成的。所有这些流动都是作为将退出应用程序与大批纠察员和社交媒体上的在线运动相结合的最初罢工组织起来的。在（自我）组织快递员流动的政治传统中，类似的权势动态在法国和比利时也很明显。在法国，送餐员自我组织抗议平台算法不透明的活动在过去几年中频繁发生。在2018年足球世界杯决赛期间，为了在平台最赚钱的一周影响其利润，由工人自己组织的集体巴黎送餐员自治组织（Collectif Livreurs Autonomes de Paris）发起了罢工。在比利时，工人们成立了送货员组织（Collectif des coursier-e-s/KoeriersKollectief），并组织了不同平台的送餐员，设立了罢工平台，且在2017年和2018年举行了几次抗议活动。
相比之下，在西班牙、德国和英国，送餐员的集体流动主要是由基层工会组织，这产生了激进的工会形式。在这些国家，这些长期存在且具有政治上的阶级斗争倾向的工会，事实上已经能够干预配送行业，并在他们的组织活动中吸引了几个配送团体的共识。在西班牙，2017年7月，由各种基层工会组织的户户送送餐员在巴塞罗那和马德里举行了罢工，在进一步的争论之后，一些抗议者建立了另一个合作配送平台。在德国，食达罗送餐员依靠独立的基层工会自由工人工会（Freie Arbeiterinnen und Arbeiter Union）流动起来，该工会具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倾向。2017年，该工会通过在公司办公楼前以流动纠察队员的形式组织各种抗议活动，采取了直接行动，数百名送餐员聚集在那里，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在英国，送餐员自2016年以来一直由英国独立工人（Independent Workers of Great Britain，简称IWGB）组织，这是一个早年曾设法将清洁和安保等行业不稳定流动工人组织起来的基层工会。当抗议活动在户户送开始时，英国独立工人组织者向工人提供帮助，帮助他们协调要求的制定，并与管理层谈判，以避免个别工人受到伤害。
在全球南方的几个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特定的激进主义传统在塑造这些流动中发挥的作用也很重要，在这些国家，自我组织过程很常见。在这些地区，由工人和社会运动激进主义者组成的非正式联盟已被证明是送餐员流动的重要资源。自2020年以来，这些联盟在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巴西、墨西哥、厄瓜多尔、智利、秘鲁和阿根廷组织了针对优步外卖、格洛沃、乐配和爱食的自发罢工和街头示威。罢工是为了抗议工作条件，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之后。他们建立在各个国家制定的要求之上，这些要求表现出一种常见的模式：更高的工资（包括最低工资）、为工人提供防护设备、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平台需对失责行为负责且不得将工人账号停用，以及为被袭击或杀害的工人伸张正义。
5.各种支持性团体
围绕送餐员工作环境的各种支持性团体的作用是促进他们流动的另一个重要且相关的因素。这种支持在欧洲各地所有送餐员的流动中都很明显。例如，在送餐员举行和组织会议和抗议活动的城市环境（一种“激进的城市空间”）中，这种支持在社会中心、居住空间和团体组织的后勤协助下实现，或者这种支持在送餐员的民族团体（一种“斗争团体”）的情感支持和组织支持下实现。
这些团体在送餐员流动组织中的中心地位在全球南方国家更为明显。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雇佣关系以非正式性和脆弱性为特点，劳资关系制度通常很少正式化，因此，传统工会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因此，在本地运营的各种团体和团体组织在这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在各地开展活动，并能够为送餐员的流动活动提供后勤支持和组织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送餐员的再生产空间（本地团体的社会网），成了政治组织的中心。
在一些南美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秘鲁和智利，这些好斗的部分劳动力能够在本地团体（包括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采取破坏性行动，抵制各种送餐公司，尤其是格洛沃和户户送。事实上，在物资供应（食品、法律援助）和政治支持（战略、行动策略）方面，这些组织对送餐员来说是作为核心组织的基础设施运行的。一些亚洲国家和非洲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流动动态。例如，在印度尼西亚，由基于应用程序的交通司机和团体成员组成的基层团体组织的成立，为这些工人提供了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和更广泛的社会问题的政治支持。这些组织在一种最初罢工中将在线策略（如品牌羞辱）与本地策略（如街头示威）结合起来，以牺牲传统的工会组织为代价，在这些反对运输平台的工人流动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同样，在坦桑尼亚，类似的由植根于本地团体的团结小组组成的基层组织，通过为达累斯萨拉姆送餐行业的不稳定工人提供基础设施帮助和政治支持（会议空间、法律和政治援助），在这些工人的流动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总的来说，全球各地的这些流动案例似乎表明，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和送餐员所在的本地团体在流动的兴起和多样性中发挥着根本作用。具体来说，组织模式的变化似乎取决于这两个因素的特定配置。例如，在一些国家，一种社会运动的传统似乎导致送餐员选择了自我组织，在其他国家，其他传统导致送餐员选择了基层工会形式，一些流动得到了特殊的城市激进环境的支持，另一些流动得到了他们的照护团体的支持。然而，他们的流动在全球范围内也显示出一些共性。例如，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不同，这些工人能够实行（相对）更具冲突性的行动策略和更持久的团结形式。如下文所述，这可能源于他们工作的本地性质，为他们提供了一些本地接触，并牢固地嵌入当地环境中，这被视为这些激进主义者流动过程发生的重要条件。
五、讨论
对学术文献的分析表明，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如何都能够依靠非传统的劳工权利维护者和资源，采取富有革新精神的行动形式。在这方面，这项研究是处于激进的劳资关系研究和社会运动研究交叉点上新兴的学术传统的一部分，考察了在传统劳资关系环境之外发生的不稳定的流动工人和平台工人的劳资冲突的新形式。根据这一传统，这一分析确实强调了与劳资关系制度环境无关的两个特定因素的重要性，它们的共存被视为这些工人集体行动兴起的关键：支持性团体（无论是在线的还是本地的），以及与之一起/在其中的各种基层组织和政治激进主义者的存在。尽管这些团体帮助这些工人建立了同志情谊，培养了团结感，这是克服劳动力个性化和碎片化的必要条件，但各种政治经验丰富的劳工权利维护者的积极干预使工人能够将这些互助空间转变为政治组织场所。特定的一群运动激进主义者、基层工会成员或仅仅致力于政治事业的学者为这些工人提供了资源、计划和能力，比如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协调在线论坛和在社交媒体上开展品牌羞辱活动的能力，或者送餐员领导政治会议和举行“最初罢工”的能力，这些都被证明对刺激和维持他们的流动活动至关重要。因此，正如几项关于非工会领导的流动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这种激进主义传统为这些团体提供了统一的集体之声，能够在政治上为工人提供方向，并增强他们面对特定对手的力量。换言之，尽管团体的支持被证明是这些工人形成团结意识的必要条件，但只有一群特定的更有政治经验的劳动权利维护者的积极干预，才能将这种团结转化为实际行动。
然而，这一分析也强调了两类工人在流动形式上的显著差异。聚集并可能组织起来的以本地为基础的工作场所的存在，是决定这些形式差异的关键。这种比较表明，工作交付的类型（本地/线下与全球/在线）如何强烈影响这些员工组织方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的实际表达（见表2）。
表2 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的流动形式
关于组织模式，这两种类型的主要区别在于建立本地集体联盟的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到目前为止，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只能组织虚拟团体（在线论坛），而送餐员能够将数字协调手段与线下组织（本地劳工组织或非正式集体）相结合。尽管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已经证明了他们积极利用在线沟通渠道创建互助小组（支持性团体）的能力，并因此开启了数字化组织的进程，但鉴于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性，他们在发展更稳定的组织形式方面面临着一些挑战。尽管在线组织这些富有革新精神的经历表明，这些员工远不是完全孤立的，但这种工作环境（主要以家庭为基础）所特有的个人孤立性质目前可以被视为持久联盟兴起的明显障碍。相反，送餐员已经能够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持久的线下组织网络和团体。这种本地的能力似乎源于他们工作交付的地点接近。事实上，这种接近使得这些工人能够将他们的在线网络和团体转变成局域化和就地化的组织形式。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在线组织规模和线下组织规模相互扩大：在组织建设的良性循环中，一方培育了另一方，反之亦然。
就行动策略而言，这两个案例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流动表现出的破坏性程度。尽管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主要采用了非争论性的策略（公开信和运动），但送餐员将这些策略与更具冲突性的行动（罢工，示威和封锁）相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地工作场所的存在，可能为送餐员之间的社交和直接交流创造空间，似乎在加强他们的集体流动和使其更具破坏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事实上，他们工作地点的本地性可能增加了工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创造了能够采取集体策略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搭便车问题的有凝聚力的斗争团体，这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案例中可能更为明显。迄今为止，各地送餐员采取的大量激进行动似乎证实了这一假设。
最后，关于集体团结的形成，这两种平台一工人类型显示出另一个重要的差异。尽管在这两个流动案例中，采用数字通信工具对于建立和发展同事之间的信任关系都很重要，但合用一个共同的工作场所（城市空间）的送餐员之间面对面的日常互动，似乎再次成为创造持久团结形式的关键。与其他同事在面对面的共同的工作条件下生活的经历可能导致送餐员之间形成相对更稳定的集体认同。相比之下，考虑到他们互动的纯粹虚拟性，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员工还没有出现类似的集体认同形成过程。在他们的在线流动中，这些员工建立了更短暂和更不稳定的关系，这可能阻碍了他们发展出更具凝聚力和更持久的团结形式。
六、结论
尽管不存在传统劳工权利维护者或者说传统劳工权利维护者微不足道的干预，但在算法控制主导的平台工作世界中，新的冲突形式已经出现。当前研究通过比较和分析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的流动形式，为这一研究作出了贡献。本文从两个方面对这些劳资关系文献作出了贡献，一个是实证层面的，另一个是理论层面的。
从实证层面看，该分析强调了组织模式、行动策略和集体团结的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作交付的类型，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的在线交付，送餐员的线下交付。尽管一点也不意外，但该分析强调，随着时空的变迁，本地员工似乎在发展流动能力方面比在线员工有着更坚实的基础。员工自己之间面对面的社会互动的存在（或缺失）似乎对解释这些差异至关重要。虽然它还远远不能详尽地说明平台工作的复杂性，但这里所呈现的比较考虑到了一定程度的普遍性。未来的研究被敦促通过探索更广泛的行业和工人来进一步理清这种复杂性。
从理论层面讲，这项研究提出了一种超越“通常的”劳资关系因素的分析解释，以强调非传统的一群劳工权利维护者和资源的中心地位。与其他学者将社会运动和激进的劳资关系研究结合起来以确认工人权力的新形式相一致，有两个因素被认为是理解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员工和送餐员流动过程的关键：工人可以会面并分享类似担忧的特定团体，以及他们可以用来组织他们集体行动的特定政治激进主义传统。团体帮助他们建立了团结感和认同感，传统为他们提供了政治计划和政治资源，以及需要将这种团结转化为行动的自信。这两个因素共同促进了一种新的取代传统工会的“联合力量”的出现。在这两个案例中，尤其是在送餐员中，根植于特定地缘政治环境的这些因素的特殊配置，从流动形式的角度看，在塑造这种权力的多样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然而，这些研究也显示出一些局限性。重要的是要记住，流动过程绝不是静态现象，其特征以不可预测的方式跨越时空迅速变化。因此，这里提出的理论模型是否有助于解释这些行业和其他行业未来的流动是一个只有在时机成熟时才能回答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