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吕尔、马克思和技术
文章简介
作者：[法] 丹尼尔·塞艾苏埃勒
译者：孙燕语
本文译自丹尼尔·塞艾苏埃勒未发表的文章手稿，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9辑的技术哲学专题。
作者简介
丹尼尔·塞艾苏埃勒（Daniel Cérézuelle），法国技术哲学家、社会学家，师承雅克·埃吕尔、让·布航以及伯纳德·沙博诺，埃吕尔《技术系统》前言的作者。著有《为了另一种社会发展》等。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埃吕尔的技术哲学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马克思并未预料到这样的科学技术的重大变革，因此他无法给出技术社会需要的答案。埃吕尔受马克思的辩证法启发，用马克思分析资本的方式去分析技术，他认为从工业社会发展到技术社会，现代社会不再由资本驱动，是技术取而代之，技术也代替机器成为主导力量。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他写下《技术系统》，更新并延续了自己对技术自主性的认知：技术的多元发展使其更难以预测，还能通过控制个体思想而产生新的异化，技术系统也为自身的扩张创造精神条件。但技术进步需要人的参与，人对此并非无能为力。
马克思主义技术评论家？
法国思想家雅克·埃吕尔（1912—1994）是20世纪技术哲学的重要人物。从1935年开始，他对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进行了社会学分析。在这种长期的努力下，产生了三本著作：《技术社会》（La Technique ou l’Enjeu du siècle，1954）、《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1977）和《技术虚张声势》（Le Bluff technologique，1988）。
埃吕尔对技术哲学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主要论点：1.他将物质技术与非物质技术相结合，他称之为“La Technique”的现代社会技术体系，已经成为社会转型的主导因素，并以自主的方式发展（这经常被误解）。2.人类行动的组织（organization）的非物质技术的发展是物质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3.现代技术倾向于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整合到一个整体化和异化的系统中。因此，在现在的技术社会中，无产阶级化和异化的新模式是技术扩张的必然结果。从这些社会学的论点中，埃吕尔得出了一个策略性的结论：为了避免生活的完全技术化，并保持人类自由和责任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在对技术的使用规定一些限制，并采取一种更简单、适度的生活方式。
如此表述，似乎与马克思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马克思崇尚一切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在马克思的时代，他本人非常反对那些主张限制工业机械使用的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强烈反对当代技术批判社会思想，给埃吕尔贴上了反动传统主义者或右翼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对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对技术本身的批判是被对生产力发展的错误理解所误导的。马克思相信，一旦技术创新摆脱了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限制，工业机械进步所带来的异化影响就会消失。诚然，马克思认为，当代资本主义技术是异化的原因，也是被异化的，只把追求利润当作唯一目标。然而，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对工业机器的使用所造成的异化必然是暂时的。这种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对立走向解决的残酷而又必要的力量。此外，技术进步还创造了客观条件，实现阶级矛盾的革命性化解，使私有制得到压制，这将解放人和技术，使人类能够追求对自然的无限统治，从而减少其异化的他者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在共产主义社会，机器的作用范围将和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不同”。
因此，批评技术本身的异化是没有意义的。相反，技术是最人性化的东西，人类的天职在于统治和物质上真正占有世界。只有在资本主义的、仍然异化的生产力发展模式下，机器的使用才具有一种异化的力量。的确，机器已经成为奴役人类的工具，但是，“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机器本身对于把工人从生活资料中‘游离’出来是没有责任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工人要学会把机器和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区别开来，从而学会把自己的攻击从物质生产资料本身转向物质生产资料的社会使用形式，是需要时间和经验的。”拒绝新技术只会减缓普遍无产阶级化的必要进程，而这一进程反过来又为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无阶级社会和工业富足的到来创造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对生产和无限的技术创新推崇备至。
然而，尽管对各自社会中技术创新的作用的描述近乎矛盾，埃吕尔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并非完全异质。二十年代末，思想成熟的年轻学生埃吕尔对马克思的思想印象深刻，他理解了大萧条时期他的家庭之所以经历艰难困苦的社会经济原因。埃吕尔一生都在宣扬他对马克思思想的感激，并赞扬他的辩证法意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作用的分析对于理解工业文明中无产阶级化和异化的本质方面至关重要。纵观埃吕尔的整个职业生涯，他都在波尔多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课程，在1982年接受《新观察家》（Nouvel Observateur）采访时，他谈到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同时也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我从来没有找到更好的思维方式或方法来分析我所生活的世界”。我们将看到，在马克思和埃吕尔对资本在工业社会中的作用的理解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深刻的联系和相似之处。然而，自30年代末起，埃吕尔开始相信，当代社会变革的主要驱动力不再是“资本”，而是他所谓的“技术”（Technique）。通过这样做，他确信他并没有背叛马克思，而是将他的方法扩展到对马克思没有预料到的新社会现实的理解。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埃吕尔多次提到马克思在各种问题上的思想。在本文中，我们将主要借助他1982年出版的《改变革命》（Changer de révolution）一书，据我所知，他对马克思关于技术和社会变革的思想进行了最详细的讨论。
《改变革命》（Changer de révolution）
注：在本文中，当提到埃吕尔对当代社会技术变革的描述时，我们将用大写的T来表示技术（Technique）。埃吕尔将Technique与其他技术（les techniques）严格区分开来：“从现在开始，有了les techniques（金属轧制、内燃马达），有了la Technique，这是一个多少有些连贯的整体，无数的技术在其中发挥作用，每一种技术都带有自己的个性，所有的技术最终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正是这种相互关联的事实，现在是决定性的。”人们应该记住，在写la Technique的时候，埃吕尔经常省略大写的T。同样地，在提到马克思的工业社会技术制度概念（《资本论》）时，我们也应写成“资本”。
共同点
受马克思的启发，埃吕尔认为，技术和经济基础设施是社会生活的强大决定因素，技术是一种生产力，技术的变化必然导致社会秩序及其制度的变化。在《改变革命》（Changer de révolution）的第一页，埃吕尔写道：“为了理解现代世界的形成，我相信没有比马克思更好的向导了。”事实上，埃吕尔认为马克思已经证明，如果不剥削人类劳动和创造一个彻底异化的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工业的扩展。埃吕尔继续写道，这是基于两个“伟大发现”。马克思确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是劳动力转化为商品，从而产生利润和剩余价值，从而实现资本化。人类劳动转化为商品是经济进步的条件。随后他断定，资本化和机器的进步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用于生产的某种劳动，而是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力。因此，不仅资本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无限增长，而且这种增长以及无产阶级化的必然扩展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机制的必然结果。“因此，埃吕尔写道，以剥夺、异化和剥削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积累是人类任何进步的条件。”无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革命形势，资本主义的毁灭和社会主义的振兴，只有在发达和丰富的工业经济中才有可能。埃吕尔坚持认为：“我相信马克思的分析是准确的。”这就是为什么对埃吕尔来说，社会主义仍然是唯一有意义的政治方向，因为其明确目标是无产阶级状态的终结、异化的结束和人的解放。然而，我们将在后面看到，对于埃吕尔来说，为了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应该遵循一条与马克思所倡导的完全不同的道路，因此，我们应该以一种截然不同的、自我约束的方式使用技术。根据埃吕尔的说法，这种与马克思政治思想的背离是必要的，因为尽管马克思是一个有远见的天才，但他的理论无法考虑到随后的社会和技术变革的一些重要方面。
必要的更新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增长的逻辑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危机和庞大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遭到无法忍受的剥削，最终必然会推翻资本主义。埃吕尔提醒我们：
对马克思来说，一方面，技术是生产力的主要要素，它的进步是不间断的（……）只有技术是进步的，它必然走向未来，因此它促进（愿意或不愿意）共产主义的建立。（……）它的进步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崩溃。共产主义实现了技术所准备的东西。它们的结合为人类带来了双重解放（……）因此，马克思对技术的赞美和他对技术发展的充满乐观的信心，认为技术发展只会带来人类的进步。
但是，根据埃吕尔的说法，马克思的分析并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纯粹经济力量的相互作用应该带来资本主义的毁灭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非经济力量的作用是必需的。正如罗莎·卢森堡在1912年指出的，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生产力的增长没有内在的限制。不管我们喜欢与否，资本主义能在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致命的几乎所有矛盾中幸存下来。“资本主义（实际上自190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化）被认为是一种经济制度，可以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积累发生得越多，资本主义就越强大。”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不到经济积累潜力的内在限制。然而，埃吕尔认为，无限积累可能存在外部限制。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的增长来说，而且对于任何经济增长（无论是社会主义的还是其他的）来说，都是如此。这就是环境和自然对经济增长的限制。马克思主义者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有的矛盾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看不到这个可能导致经济活动急剧减少的问题，看不到积累的中断会造成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主义都无法克服的根本危机。埃吕尔认为，当代资本主义不再遵循马克思所定义的规律；此外，在马克思之后的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并没有实现早期对解放的期望，也不再是一个重要选择。原因在于，“真正相关的不是这样的组织或这样的经济机制，而是对整体社会现实的考量。在这方面，科学技术的变革是马克思无法预料到的”。
埃吕尔将这种转变描述为“从工业社会（如马克思所知）向技术社会的过渡，在技术社会中，技艺——或者说技术——与以前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在埃吕尔看来，技术社会不是工业社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是“另一种现实，它不是由机器的无限扩展所滋生的，而是由真正不同的方法和技术的实施所促成的”。在一段关键的段落中，他写道：
今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一些全新的现象。现在，社会和经济部门之间的联系和凝聚力来自信息。一切都依赖于信息网络，而不再是商品的流动。这是自动化和数字化应用于工业的双重事实的结果，伺服电机和自我调节系统，使现在机器群可以在没有人类参与和体力劳动的情况下运行。……从现在起，创造价值的不再是人类劳动。马克思的理论完全与技术过程相矛盾。当然，创造性劳动仍然存在，但数量大大减少，领域也大不相同，以至我们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思考了。真正创造价值的技术本身，或者用里赫塔（Richta）的话来说，是科学和技术革命。
埃吕尔提到了这种新困境的一些后果：向微型化发展；能源消耗的减少；技术增长不再是线性的，而是多中心和多导向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服务经济的发展基于抽象能力而不再是劳动力。在这个技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以悲剧形式存在的无产阶级及其遭受的无情剥削越来越没有必要了。
当然，新的技术社会不会迅速取代工业社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两者相互交织，仍然存在对人力的积累和剥削，但工业生产方式不再是主导力量，它慢慢失去了在未来的重要性，并终将消退。其中一个原因是，只有在工业社会的基础上，且工业体系耗尽其所有潜在产出，才有可能出现技术社会。埃吕尔指出，一旦达到这一点，工业经济并不会消失，而是被整合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中，其特征也发生了变化。的确，从工业社会向技术社会的转变，使得工业无产阶级被逐步边缘化。但埃吕尔警告我们：这既不是道德进步的结果，也不是工人阶级斗争胜利的结果。这是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环境力量的结果，是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的结果，在这种生产方式中，第一产业正在衰落。当然，像马克思所研究的工业制度仍然存在，需要大量的人力，但劳动力已不再是资本巨大增长的源泉。“我们必须承认，确实是技术对科学的直接利用和经济对技术的利用在创造价值……价值的来源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然而，工业无产阶级的日益边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和政治的进步。诚然，这种向技术社会的转变，通过劳动力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减少了旧形式的异化和统治，但它通过与技术社会的融合产生了新形式的异化和统治。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这将是个体无法忍受的。为了从这个新世界的异化力量中解脱出来，我们首先需要重新理解技术的社会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埃吕尔阐述了“技术”的概念。
从工业社会到技术社会：对新概念的需要
马克思的技术进步方法是基于机器的概念，他借用了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的《工厂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1835），描述了对物质生产作出贡献的操作力量、工具和机器系统，并且，它们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没有大规模的机器和工厂，它是不可能实现的。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工厂。尤尔是这么描述工厂的：
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1778—1857），英国著名化学家、发明家、工艺学家和西方管理教育学先驱之一。
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原动机）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因此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
这种新的生产技术组织使得新的经济组织成为可能：
所以，工厂制度的原则是……把劳动过程分成它的各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来代替各个手工业者之间劳动的分工或分级。按照手工艺的模式，熟练劳动力通常是生产中最昂贵的要素……在自动体系下，工人的才能越来越受排挤。但在自动化计划中，熟练劳动力逐渐被取代，并最终被机器监督者所取代。
同样，马克思将工厂定义为“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
这种对技术的机械主义理解足以支持马克思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彩分析，但半个世纪后，一些有洞察力的思想家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机械模型不再足以理解社会生活的一些新维度和新异化。过去，人们是根据工具模型来理解技术的：工具和机器提高了人类对物质进行操作的效率。每一种技术的核心都是人类主体对物质客体的传递作用。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有洞察力的人意识到，一种新的异化力量正在改变人类世界，这种力量不能用工业机器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对劳动力的剥削来解释。罗马诺·瓜迪尼（Romano Guardini）、汉斯·约格尔（Hans Jünger）和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尼古拉斯·别尔迪亚耶夫（Nicolas Berdiaev）、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乔斯·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y Gasset）、乔治·弗里德里希·荣格尔（Georg-Friedrich Junger）等人都使用“技术”（Technique）这个词来指代一种异化的力量，这种力量正在带来广泛的文明变革。根据这些思想家的观点，技术的这种新角色与三个相互关联的主要特征有关：首先，现代技术已经从马克思所观察到的生产工作场所脱离出来。现在，技术无处不在，万物皆有技术。这些作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描述了系统和效率导向的程序是如何根据有效运作的一维模型重新组织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此外，技术已经获得了一个反身性的维度：人对人的行为，不仅组织和改变物质过程，还改变了人类的行为、思维方式和在世界中的存在方式。马克思关于技术是工业机器的概念似乎已经不够阐明这种演变。因此，这些学者使用了“技术”（Technique）这一概念，埃吕尔也致力于将其理论化。
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资本”概念与埃吕尔的“技术”概念有一些相似之处。对马克思来说，经济规律是历史决定的，仅在特定的生产方式背景下才有效。三千年前，一些文明就有了机器、货币、贷款和银行。在雅典和罗马，也有人知道如何投资资本并使其增长。某些金融资本是存在的。但这些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活并没有被“资本”的逻辑所支配。为了清晰地理解新工业经济体制背景下的社会经济动态，马克思必须构建一个关于资本及其发展逻辑的概念，这个概念从18世纪开始，只描述了资产阶级社会，并以一种新的方式梳理了早期的经济工具，如机器、所有权制度、货币、贷款、银行等。这个概念不是可以观察到的，而是一种理论建构，使我们能够思考工业社会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现象之间的统一性和必要的相互关系。马克思用了厚厚一本书来构建这个智力工具。同样，在阅读埃吕尔时，我们应该记住，他所说的“技术”（Technique）并不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各种传统和现代技术（les techniques）的集合，而是一个统一的概念，是为了描述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新的人类操作的社会技术制度而构建的，这种制度导致了多维度的文明变革，并产生了新的必然性和异化。在这个新制度中，所有的个人技术，无论是物质的（工具和机器）还是非物质的（管理、战略、官僚主义、沟通、计划等），都有了新的含义。与马克思的“资本”完全一样，埃吕尔的“技术”是一个抽象概念，旨在描述人类行为的新的社会技术全球背景。
在这种新的背景下，非物质的人类技术的发展变得至关重要。这些技术将类似于构建物质设备和机器的原则，应用于社会世界。
《资本论》出版于1867年，但很快，工业机械的快速量变和随之而来的工业社会变革为非物质组织技术的出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例如，信息与通信方面：管理、人力工程、传播、物流、人际关系、城市规划等。在没有任何物理互动的情况下，这些技术根据分解—重组模式重新配置了许多人类实践，这种模式是工业机器世界的特征，但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的范围。以这样一种方式，集体行动和个人行为遵循一个预先确定的过程。而正是在机器不能被使用的领域里，这些技术才能最好地展现出它们特定的组织能力。结果是技术的统治，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技术体制，到处强加运作效率的法则，促进特定技术之间的功能性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合理化和组织化，因此对技术社会的研究是必要的。的确，没有工业机器，技术社会就不可能存在，正是机器提供了技术行动的理想类型，它旨在将一切迄今为止不像机器的东西转化为机器。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埃吕尔所说的“技术”基本上成了独立于机械的现实。如果没有这些非物质的技术，就没有必要谈论“技术”，根据埃吕尔的观点，它们是区分技术社会和工业社会的基本运作要素。
埃吕尔技术理论中的特征的变化
1935年，雅克·埃吕尔和他的朋友伯纳德·沙博诺（Bernard Charbonneau）在一份早期宣言中声称，现代技术不再以机器为中心，他们将其定义为一种“一般过程”，即在人类行为的所有领域中寻找有效的物质和非物质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1954年到1988年，埃吕尔努力将这种最初的直觉，扩展为对这种新的社会技术制度的系统描述。以下是它的一些主要特征：
伯纳德·沙博诺（Bernard Charbonneau，1910—1996），埃吕尔六十年的挚友。
加速。行动技术化的趋势显示出一种无法控制的动力。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新技术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技术变革就像山崩一样，一直在加速（专利数量就是一个例子）。社会经历着日益增长的差异，即技术时间和社会时间之间的不同步。技术创新的速度导致了对自然、文化、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的持续和加速的破坏。个人或群体不能引导这种增长：他们必须适应不断加速的技术创新。
自我生成。就像资本及其无限的积累能力一样，技术也表现出无限增长的能力：它“使自身成为必要”，每一项创新都与已经存在的技术和新技术相结合，并产生新问题，这些问题又需要新技术应对。
矛盾心理。技术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影响，很难消除创新的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往往不可预测，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后或在遥远的地方暴露出来。
选择的自动性。每当有新的且高效的技术手段出现，它就会被视为“最佳方式”，迟早会被采用。实际上，在某一时刻被认为是“最有效”的方式，往往是通过短视的评价来确定的。对即刻力量增长的迷恋并不总是理性的，更是不明智的，但这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驱动力。很多时候，我们对新技术的“选择”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在农业领域（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领域），只有在机械、化学、机动化、制冷等领域出现了不可预测的进步和融合，提供了新的操作可能性之后，企业家、技术人员、政治家们才会采取个别实际措施，最终导致了未曾预料到的农业集中化和资本化程度。新技术手段的可用性制约了政治计划，创造了社会需求，而非相反。
自主性。这是埃吕尔的分析中最具争议性的一点。首先，要记住的是，技术并不是独立的。它是在一个由各种力量组织起来的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意识形态、经济、宗教、政治等，这些力量可能促进或阻碍个人技术的使用。的确，技术对象是由社会建构的。然而，作为一种整体现象，技术发展倾向于遵循自己的规律，不顾及人类目的，并具有特定后果，抵制我们纠正它的尝试。以机动交通为例，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完全改变了城市和农村的生活。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其后果都是一样的。越来越多人类活动的计算机化似乎是不可抗拒的，且不受我们的道德或政治偏好的影响。
农民种植业向全球化农业技术工业体系的转变，是独立技术家族通过经验创新和科学发现相互作用融合的例子，这种融合以“自主”而非由根据预先计划的方式进行。这一过程跨越了三个多世纪，将各种技术维度结合在一起：机械化与第一台英国播种机（杰斯洛·图尔，1701年）、脱粒机（安德鲁·默尔，1786年）等（最初这些都是马力机器）；内燃机的机动化（德罗沙，1882年），合成肥料的化学生产（班纳特·劳斯，1843年），将生产力从土壤质量的限制中解放出来；用乙醚压缩制冷机制冷（欧·埃文斯，1805年）；即时通信与电报（查尔斯·惠斯通，1838年）、自动数据计算（查尔斯·巴贝奇，1821年；艾伦·麦席森·图灵，1943年）和卫星制导系统（1957）的结合，使全球化的农业食品技术工业系统实现了信息集成：根据市场变化选择作物，根据卫星处理的有关土壤质量的数据调整肥料投入，系统的及时管理，从自动挤奶室到零售商店货架，等等。这种融合并不是由一个有意识的、主动的初始计划所引导的。从来没有人决定要把农业变成一个技术—工业体系。这一运动在西欧和北美起步缓慢，势头渐猛，逐渐加速，直至扩展到世界大部分地区，结果往往是“农民耕作”被彻底压制。土地规划、农村发展和管理、技术人员培训等非物质技术在这种新的技术工业体系的扩张中至关重要。
在这些创新——无论是重要的突破还是微小的改进——的参与者中，有些人对农业根本不感兴趣，也没有人能想象他们共同行动的最终文明成果。如果他们有能力预见到这一点，很可能许多人会猛烈地拒绝它。技术变革并不是由某种意图所引导的。正如埃吕尔所写：
根据经典的解释，一个企业家了解有一种需求，他要求他的技术人员提供能满足这种需求的产品，这完全是错误的。技术增长的发生仅仅因为在某一点上有许多技术产品可以组合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一种新产品。因此，可用的技术要素越多，组合的数量就越多。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经济增长是按算术进行的，而技术增长是按几何进行的。正如我们所说，每一项技术创新都可以应用于非常多样化的领域，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这一点。
技术力量的全球崛起不是一场目标导向的运动，它是由已经存在的全部可能性“从背后推动”的。各种技术的融合和组合大多服从纯粹的技术需求，这些需求定义了可能性、协同效应或不兼容性。每一项创新都创造了新的操作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往往是它们的创造者始料未及的。其中一些可能性一直处于“休眠”状态，直到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另一种（不可预测的）创新与前者结合，创造出新的操作可能性，这些可能性可以被人类主体利用。不会有人希望官僚化的存在。但是，越来越强大的物质技术的发展，伴随着采用异化的管理和控制技术，从而产生新的等级制度和新的统治形式。因此，全球技术浪潮主要是自行发生的，并自行改变了我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再需要去渴望它，它无论如何都会发生，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只需要适应它。正如埃吕尔所写的，“技术需要自身”，“技术产生自己的变化”。技术的具体特征是，它通过自身内部的运作来改变自身。
技术系统
《技术社会》出版二十年后，埃吕尔觉得有必要完成和更新他的分析，因为情况变得更糟了。我们不仅拥有越来越多、越来越强大的技术可供支配，而且信息和通信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也赋予了技术维度自主性，这些维度是新质的。当然，这种新颖性并非如此绝对。当埃吕尔第一次出版《技术社会》时，他强调了现代技术消除人为干预的趋势，还强调了计算机外观的重要性，他称之为“数学机器”。计算机通过在机器中插入识别反馈动作的能力，使得可以执行越来越多以前由人类执行的微妙任务的伺服机构的发展。埃吕尔警告读者，“这是一个开始，所有控制论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此外，埃吕尔明确了技术系统是如何形成的。
在吉尔伯特·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的著作《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Du mode d’existence des objects techniques）出版后的四年间，埃吕尔就指出技术自主化的因素之一是技术要素趋向于构成群体和系统。
“技术遵循其特定的规律，每台机器在功能上都要服从其他机器。因此，技术整体的每一个元素都遵循与这个整体的其他元素相关的规律，这些规律是系统内部的，不会以任何方式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在五十年代的情境中，埃吕尔觉得没有必要进一步提出这些先见之明。事后看来，随着计算机的兴起，这句话有了新的含义，需要进一步深化。《技术系统》一书通过借鉴西蒙东、勒罗伊古尔汉和吉尔等思想家在其间多年发展的关于技术环境、信息和系统的思想，更新并延续了埃吕尔对技术自主性的反思。
《技术系统》（Le Système technicien）
埃吕尔指出，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促使技术对象和组合之间不断处理和交换信息。每个技术部门对影响其他部门的变化变得越来越敏感，技术倾向于将自己转变为一个整体的技术系统，其不同部分正在增加功能上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存。一方面，这一技术体系处于永久扩张而无法稳定的状态，另一方面，技术整体的信息整合产生了一种自我调节的倾向，并且复杂性和惰性的产生使得修正变得更加困难。
此外，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的环境。在技术社会中，技术中介变得无所不包。它不仅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决定了人与他人的关系。它使人类耐心地建立起来的象征性调解失去了资格。“因此，技术一方面形成了一个连续的界面，另一方面，形成了一种广义的干预模式。”组织技术的进步得到了数字计算机化的支持：“有了计算机，知识成为一种组织力量。”管理和控制技术是大组织的必需品，以促进其成员的社会融合和职业融合；“人类技术的座右铭是适应”。虽然每一种技术的发展都是对有限的和实际的需要做出反应，但它们促进了全球的整体化运动：“当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控制、操纵、实验和观察，以在任何地方获得明显可被证明的效率时，就出现了全面的技术化。”与马克思在19世纪研究的“资本”的扩张一样，埃吕尔在20世纪研究的“技术”的扩张也没有内在的限制。可以想象，创造物质技术会遇到一些限制，但这并不会阻止技术体系的成长。技术活动将沿着组织和人类技术的方向发展。关于这个引导人类对现实和欲望的认识的技术环境，现代人很难保持一个临界距离。技术趋向于发展成为一种自主的力量，迫使个人和社会屈从于它的要求。
从商品拜物教到技术神圣化：有限的自主权
与“资本”的成长一样，当代技术的成长可以在不“独立”的情况下表现出自主的特征。为了解释这种差异，埃吕尔使用了疾病的类比。传染病可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首先是发烧的症状，然后是一系列紊乱，这些紊乱按照特定的顺序出现，这使得医生能够诊断疾病并选择特定的治疗方法。但这种自主性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疾病的发展取决于许多因子，如免疫水平、存在的先决条件等。癌症也有发展的逻辑。有些癌症可能永远不会完全发展，而是被生物体自发吸收。同样，技术发展的动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它并非完全独立于可能促进、加速或阻碍其发展的其他社会力量。事实上，在埃吕尔的著作中有很多例子，提到人类价值观和文化背景对技术主导地位具有决定性对重要意义。
应该记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资本的主导地位与某种准宗教思维联系起来，他称之为商品拜物教（commodity fetishism），为神圣化货币推波助澜。对产品的货币价值的迷恋阻碍了对其生产的真实社会条件的真正意识，并允许货币和市场关系的自治，这有助于接受不公正的社会条件。同样，对埃吕尔来说，技术的决定性力量依赖于人自己的主观倾向。在《技术社会》一书中，埃吕尔将当代技术定义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关注点，要求我们在所有事情中寻找最有效的方法”。埃吕尔的理论是惊人的：他没有说技术现象需要人类的关注，而是说它已经被人类关注。这种关注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技术力量（效率）的任何提高都必然是有益的。埃吕尔经常将当代思维方式描述为一种带有准宗教色彩的技术主义，并倾向于将技术神圣化，个体沉迷于任何操作能力的增加，却对生活技术化的许多实际成本（社会、环境等）视而不见。
因此，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方式，我们可以称之为“技术精神”（Technological Spirit）的，将是一个“原动力”。埃吕尔的《技术虚张声势》（The Technological Bluff）向我们详细描述了七八十年代这种技术精神运作。当然，这种技术精神的表现形式的内容在不断更新，但其核心思想、神话和符号却始终如一，尽管不算深刻，却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技术虚张声势》（Le Bluff technologique）
法国哲学家多米尼克·雅尼科（Dominique Janicaud）写道：“如果不承认技术科学现象的自动化、统一化、普遍化和整体化是权力的基本动力，就不可能解释行星的进化。”这一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是技术对意识和语言本身的控制，也许通过这种方式将锁定现实的所有方面，甚至触及其象征方面。埃吕尔对技术精神的描述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技术如何通过控制我们的思想而产生一种新型的异化，以及技术系统如何为其自身的扩张创造精神条件。但我们不应忘记，埃吕尔的思维是辩证的，他这样也给了我们一些宝贵的警示。埃吕尔从未说过我们完全无能为力，也从未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
我们无能为力，不是因为文化和技术的关系是辩证的：技术的支配地位是通过某种思维方式实现的，而这种支配地位反过来又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环境中而得到加强，这个技术环境的运作确实令人着迷，并塑造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强加给我们一种技术世界观，剥夺了我们站到一边去判断和做出合理而道德的选择的能力。但反之亦然：文化、思想、态度都是技术力量的条件。“技术本身并不存在，但在其不可阻挡的进步中，它需要人的参与，因为没有人，技术什么都不是。”又如，“自我生成的成长依赖于技术在意识中的先验合理性”。这里是解放的线索：技术对当代生活的统治最终取决于我们允许不加批判地屈服于它迷人的力量，而这种允许是可以撤销的。埃吕尔深信技术的自主性深深依赖于人类的同意，在某种程度上，他倡导一种“自由的社会主义”。他认为，计算机技术可以用来防止而非加速技术的整体化，而不是加速技术的整体化。但他坚持认为，这种革命性的努力目前还不太可能实现，因为对技术进行基本的去神话化和去神秘化，是抵制技术虚张声势并迈出试验新文明的第一步的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