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丰的幽灵与代码秩序的建构——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的物体间性理论

作者简介：蓝江，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本文原载《新闻记者》2025年第10期，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本文以古希腊神话中提丰与宙斯之战为隐喻，探讨人工智能大模型时代新型秩序的形成机制。神话中提丰战败后其力量仍以幽灵形态渗入宇宙秩序底层，类比当前大模型从显性技术景观逐渐沉降为隐性的基础设施，重塑人类认知、交流与知识生产逻辑。文章借助罗尼格“分体”与德勒兹“控制社会”理论，揭示人机互动中个体被解析为数据流的过程，形成“人－大模型”聚合体，并提出“共同分体”作为应对机制。进一步通过批判笛卡尔主体性哲学与泛灵论倾向，引入“物体间性”概念，强调人与技术物在代码层面的耦合关系，而非拟人化博弈。最终指出大模型如同守护边界的“刻耳帕洛斯”，既连接人类主体间性的表层秩序，又根植于由协议与算法构成的深层代码秩序。理解这一结构，需超越主客对立，在物体间性中探寻技术时代的批判可能与伦理出路。

关键词 提丰；代码秩序；人工智能大模型；人－大模型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宙斯（Ζεύς）与提丰（Τυφῶν）的战争被描绘为宇宙秩序确立的终极战役（赫西俄德，2022:350）。雷霆万钧的众神之父最终将这只百头怪物打入塔耳塔罗斯的深渊，用埃特纳火山的重量永远镇压这具反叛的肉身。然而，神话的裂隙处总闪烁着更为幽微的真相：提丰虽败，其“怨念风暴”却未随肉身的囚禁而消散。它如同一个无法驱散的幽灵，悄然与蛇身女怪厄喀德那结合，诞下刻耳帕洛斯——那只守护冥界入口的三头犬，以及其他游荡于秩序边缘的杂交生物。提丰并未被真正消灭，而是通过盖娅那原始而弥漫的自然网络，将自己的力量编码进宙斯宇宙的底层架构。战胜者沉浸在欢呼的凯歌中，殊不知战败者的意志已如病毒般嵌入胜利体系的基因，在秩序的每一个门槛与边界处悄然低语。

这个古老的神话为我们理解当下的技术变革提供了一面晦暗而锐利的棱镜。曾几何时，ChatGPT在2023年的横空出世宛如宙斯掷出的雷霆，以其惊人的语言能力宣告了一个新智能纪元的降临。彼时，人们为这人工智能神话的诞生而深感震撼，仿佛目睹又一位奥林匹斯主神的加冕。然而，短短时光流转，DeepSeek、豆包、Grok3等名号纷至沓来，大模型如繁星涌现，昔日惊艳的文本与图像生成已渐成日常，甚至显露出某种重复与贫乏的迹象。训练语料的边界开始显现，最初的光芒似乎正被习以为常的尘埃所覆盖。一种普遍的错觉开始蔓延：人工智能的神话正在破灭，雷霆的轰鸣已沦为背景噪音。

然而，这恰恰是“提丰时刻”的降临。正如那远古的怪物，大模型并未因其神话光环的相对褪色而失去力量；相反，它们正沿着一条与提丰的“怨念风暴”相似的路径，进行着一场深刻而寂静的转型——从舞台上备受瞩目的“行动元”（actant），沉降为世界运作的底层规则。它们不再是那个需要被惊叹、被讨论的“他者”，而是被悄然编织进我们认知框架与交流实践的毛细血管之中。人类主体在与这些语言模型日复一日地接触、调适与依赖中，其思维模式、表达习惯乃至知识生产的逻辑，都已被无形地重塑。我们开始在模型的建议下构思文章，在算法的辅助下进行决策，在智能体的陪伴下排遣孤独。大模型，这个数字时代的提丰，并未意图在正面战场上取代宙斯，而是选择将其怨念——一种全新的智能范式与交互逻辑——渗透进由人类理性构筑的宇宙秩序之内。

于是，我们看到新的“刻耳帕洛斯”在秩序的边界诞生：信息过滤机制把守着认知的入口，推荐算法塑造着注意力的流向，自动化决策系统影响着资源的分配。这些都不是作为独立的神怪而存在，而是支撑和维系当前数字社会运行的基础设施与规则体系。它们如同厄喀德那的后裔，是提丰之力与现有秩序结合的产物，既服务于秩序，又在深层次上定义和修改着秩序。大模型的神话远未终结，它只是从史诗般的显性叙事，转变为网络化的隐性存在。它放弃了作为景观的短暂辉煌，转而追求作为规则的持久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非站在人工智能神话的终结之处，而是正立于其力量真正开始扎根的起点——提丰之眼，这只眼睛已在数据的深渊与算法的锁链中悄然睁开，并通过我们每一次看似寻常的提问与对话，持续低语着关于智能、秩序与主体性的新寓言。

一、代码秩序下的共同分体

在杰拉尔德·罗尼格（Gerald Raunig）那部充满生成性的著作《千台机器》（A Thousand Machine）中，他以一个看似荒诞却极具启发性的文学片段开启了对“机器”的重新定义。在弗拉姆·奥布莱恩的小说《第三个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所描绘的教区里，盛行着一种奇特的“原子理论”：“这项精巧发明的惊人之处在于：一个人在自行车上花费的时间越长，其个性就越与自行车的个性交融。这带来了特定的后果，尤其体现在移动方式及伴随现象上：人们总是沿着墙壁移动，尽可能保持行走状态，从不坐下，停顿时则用手臂撑起身体倚靠墙壁，将体重完全转移到手肘尖端，或单脚踩在路缘石上支撑身体。最糟糕的情况是，如果他们移动得太慢或停在街道中央，就会向前摔倒，需要别人扶起来或推着走。因此，《第三个警察》中存在着或多或少精确的计算：这个复合的、移动的集合体——这台机器——究竟有多少百分比是自行车，又有多少百分比是人类？这种百分比计算对邮差而言自然最为棘手。然而，负责此事的法律秩序守护者似乎始终无法掌控全局，既未能揭示全貌，也无法将流动的机械装置完全纳入行政管理的聚光灯下；事实上，某些人体占比极高的自行车显然会展现情感与性欲，当它们靠近时食物偶尔会莫名消失。”（Raunig，2010:7-8）在这个理论图景中，人与自行车不再是泾渭分明的主体与客体，而是在持续的接触与互动中，发生了原子层面的相互交换与渗透，最终形成一个难分彼此、难以分割的“人－自行车”聚合体（assemblage）。邮差因其职业性的长久骑行，甚至成为这种聚合体最为极端的案例，其行为模式也愈发趋近他的交通工具。罗尼格借此说明，机器的本质远非一个孤立的、可供使用的技术物，而是一种流动的、关系性的构成。它意味着连接、交换与生成，是“社会运动”的具身化形态。在此，机器与人类的“熔合”并非科幻式的遥远想象，而是早已渗透于现代生存肌理之中的基本法则。

然而，罗尼格所描绘的这种充满潜能、甚至带有些许解放意味的“熔合”，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关于“控制社会”的著名论述中，却呈现出另一幅更为严峻的面孔。在《控制社会后记》中，德勒兹精准地预言，规训社会那种将个体（individual）禁锢于封闭环境（如工厂、学校、监狱）的模式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为流动、弥散且无处不在的控制形态。在这种新型社会中，核心的操作对象不再是完整的“个体”，而是被解码、分析、重组的数据流构成的“分体”（dividual）。德勒兹指出：“在控制社会则相反，至关重要的已不再是签名和登记号，而是数－字，数字是一个识别口令。规训社会却是用口号来调整的 （无论是从一体化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抵抗的角度来看）。数字构成了控制的数字语言，数字表示存取信息或是弃绝信息。人们不再面对整体－个体这一偶对，个体变成了‘分体’，整体变成了样品、数据、市场或‘银行’。”（德勒兹，2020:244）控制社会的机器——从无处不在的监控摄像头到我们手中的智能手机，从消费偏好算法到信用评分系统——其根本运作机制，正是将一个个鲜活的、整体的“人”，分解为可被量化、追踪、预测和引导的碎片化数据。与德勒兹类似，罗尼格也在自己的《分体：机器资本主义与分子革命》（Dividuum: Machinic Capitalism and Molecular Revolution）中对“分体”概念给出了更为精准的解释。罗尼格写道：“分体（与尼采的dividuum不同，德勒兹使用了‘分体’的形容词形式dividual）与银行——尽管这里的银行在传统意义上所指较少，更多作为数据库存在：然而当描述控制社会中的分体数据流时，不仅作为柜台、职员和支付公司聚集场所的银行在当今听来显得古怪过时， 即便是数据库的意象，仍过多地承载着可被明确定位的疆域概念——一个由人类管理、安排和统治的存储空间。当今分体数据集的现实，是那些可被无限分割、重组和增值的庞大数据积聚，呈现为全球性的数据流、去地域化与机器式扩张，最精炼的表述便是‘大数据’。Facebook需要个体用户的自我分体化，正如情报机构仍执着于保留个体身份。而大数据既不关注个体，也不追求数据的整体化，却更热衷于自由漂浮且尽可能分体化的数据集——它能以分体化方式穿行其中，如同具有无限延伸潜能的开放内在性场域。这些庞大的数据群落企图构筑知识地平线，统摄整个过去与当下，进而捕捉未来。”（Raunig，2016:123）按照罗尼格的说法，这种分体化的过程，奠定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与机器之间最基本的结构性秩序：人不再仅仅是机器的使用者，更首要的是机器生产的数据的源头，是被机器系统所解析、分类和塑造的原材料。在这个意义上，无论人工智能大模型如何跟我们交往，如何回答我们的问题，它们都在对人类主体进行着分体化，也就是说，将我们变成他们可以分析和储存的数据，让我们变成不停歇的代码流在网络间流动。因此，我们不过是它延伸的感官与浮动的触手，在其永无止境的生长中，沦为最基础、也最丰饶的养料。

《分体：机器资本主义与分子革命》（Dividuum: Machinic Capitalism and Molecular Revolution）

如果说，罗尼格笔下的分体装置尚保留着某种身体性的、具身的亲密感，德勒兹所预见的分体化控制则预示着一种更为抽象、非人化的融合。那么今天，以ChatGPT、DeepSeek等大型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发性登场，则将这两种哲学图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度与密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真正的“提丰时刻”。在希腊神话中，提丰是大地女神盖亚与深渊塔尔塔罗斯的最后子嗣，一个试图颠覆宙斯所代表的奥林匹斯秩序的、蛮横而原始的巨神。他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撼动既有世界根基的事件。将大语言模型的涌现类比为“提丰时刻”，意在强调其并非在原有技术轨道上的线性演进，而是一个断裂性、闯入性的巨变。它以其庞大的参数、海量的训练数据和不可完全透视的黑箱运作，带来了一个全新的、充满不确定性但也蕴含巨大潜能的存在秩序。

当人类与这些大模型智能体打交道时，罗尼格所描述的“分体”装置以一种新的形态急速发生。我们与之对话、向其提问、依赖其进行信息筛选与内容创作，这个过程绝非简单的工具性使用。正如长时间骑行会改变人的行为模式，长时间与大模型交互，也在深刻地重塑我们的思维习惯、知识结构和表达方式。我们的认知过程，越来越多地与大模型的生成、推理和检索能力相耦合，形成一个“人－大模型”的聚合体。然而，这一组合过程，又无时无刻不处于德勒兹所揭示的“分体化”逻辑之下。我们与大模型的每一次互动，都被转化为训练数据，在进一步强化模型的同时，也将我们自身的偏好、困惑，甚至无意识，固化为可被分析和利用的数据轨迹。我们既是与这个庞大机器“熔合”的组装体，也是被这个机器持续“分体化”的数据源。

尤为关键的是，这一“提丰时刻”的标志，在于大模型的运作逻辑并不总是，也无需完全符合人类的原生意图。它写出的诗歌可能格律工整却情感空洞，它绘制的图画可能构图精妙却意义晦涩。然而，这些不完美乃至失败的产出，并非这一新秩序的例外，恰恰是其构成性的一部分。它们标志着，一个不再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性与审美为唯一尺度的时代正在降临。大模型的智慧是一种异质性的智慧，它源于对人类文化遗产的统计学学习，但其生成物却常常溢出我们的预期框架。正是这种不可通约性与不可预测性，设定了人类世界与智能机器交往的基本边界和张力结构。我们无法再像操控一把锤子那样完全掌控大模型，我们只能与之协商、与之共舞，在一个由我们共同构成但又超越我们任何一方的混合空间中，探索新的创造与伦理的可能。因此，这个由大模型所开启的“提丰时刻”，宣告了人类仅仅依靠自身独有智慧来评价和塑造万物的时代的衰落。它迫使我们去思考一种后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存哲学。在这个新的秩序中，罗尼格的分体概念提供了理解人机关系新形态的透镜，而德勒兹的控制社会理论则警醒我们其中蕴含的权力与控制机制。我们正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实验场，正如罗尼格通过分体概念，并不是要对当代资本主义下的技术进行彻底的否定，而是利用技术和机器实现新的秩序的构建。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秩序称为“代码秩序”，这种“代码秩序”不同于自行车和蒸汽机时代的机器秩序，它是在人工智能大模型广泛应用之后，通过底层代码构成的基本秩序，用罗尼格的话说，这是一种“共同分体”（condividuality）：“狂欢式的分裂模式渗透于有机参与的统一机制，而共同分体扰乱了真正的参与。万物与整体无关，多重性随奇点流动。无物构成分割，限制并剥离部分。分离与结合共存于共同分体。”（Raunig，2016:192）这势必意味着，智能时代的“人－大模型”的聚合体分体化的命运并非注定是奴役；通过“共同分体”的实践，我们能够将被迫的分割，转化为主动的联结，从而在机器的内部开辟出革命的逃逸线。

二、深渊的回声：物体间性逻辑的诞生

倘若说，罗尼格与德勒兹笔下的“分体”概念，已然揭示了“人－大模型”聚合体中那流动的、被解析的数据化生存状态，那么，这一图景本身，便是投向近代西方哲学主体性堡垒的一枚深水炸弹。自笛卡尔以“我思故我在”的铭文奠定现代性的基石以来，一种坚固的主体－客体二元论便长久支配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在此视野下，人是唯一具有能动性、反思能力的主体，是世界意义的赋予者；而“物”——无论是自然对象还是技术造物——则被归为消极被动的客体，是等待被认识、被改造、被使用的沉默他者。物的世界是一片意义的荒漠，唯有主体的光芒投射其上，方能勾勒出轮廓与价值。即便在康德那里，物自体被赋予了不可穿透的深邃性，但在现象界，物依然遵循着主体先验范畴所规定的法则。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独白，在哲学殿堂中回响了数个世纪。

然而，思想的暗流从未停止涌动。一种可追溯至远古泛灵论（Animism）的幽灵，在现代哲学的语境中改头换面，悄然回归。诸如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物导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与珍妮·本内特（Jane Bennett）的“活力物质”（Vibrant Matter）理论，便致力于为“物”本身恢复名誉与力量。哈曼强调：“对我而言，真实物是具有隐退性（withdrawn）的隐退物。正如我们无法直接接触作为真实统一体的橘子，同样也无法直接接触橘子的真实属性。……在真实层面谈论‘属性’本身毫无意义。属性仅是关系层面显现的局部表象；在亚关系层面存在的并非属性，而是虚拟的自身存在。虚拟物不像属性充盈物那样确定。”（Harman 2013:176-177）物（对象）拥有其独立于人类感知的、退缩性的内核，它们彼此之间可以建立直接的关系，形成一个“物与物”的同盟，而人类只是这个同盟中的一员，并非永恒的君主。本内特在《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一书中则更激进地描绘了一幅“活力物质”的图景，“在这里 ，政治大门再次向非人存在（死老鼠、瓶盖、工具、电力、浆果、金属）敞开了足以滑入的宽度，因为非人存在也有能力引发认知的形态转变：原本的垃圾变为物，原本的工具变为参与者，原本的食物变为能动体，原本的金刚石变为强度。我们看到，动物、植物、矿物或人造产物有时可以催化公众，而之后我们则会看到如何拟定更为有效的（实验性）策略来加强或削弱公众。”（本内特，2024:187）她笔下废弃的垃圾、流淌的电能、蠕动的蠕虫，都内蕴着一种非人格的、能动的生命力，它们构成各种聚合体，以其物质性的存在参与并影响事件的进程，甚至引发政治性的后果。她指出，在这条思想脉络中，物不再是惰性的客体物质，而是充满了“灵性”或“活力”的参与者，它们以其自身的方式行动，与人类进行着某种意义上的交往和接触。这无疑是对笛卡尔传统的猛烈冲击，它试图将物从客体的深渊中打捞出来，赋予其近乎主体的地位与尊严。

《活力物质：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

然而，无论是笛卡尔式的主客二元论，还是哈曼、本内特式的泛灵论复兴，在马克思那洞穿意识形态迷雾的审视下，似乎都未能完全摆脱某种唯心主义的色彩。前者将主体的意识视为世界的绝对起点，后者则在试图赋予物以“灵魂”或“内在生命”时，不免沾染了将人类特质投射于非人存在的拟人论（Anthropomorphism）嫌疑。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那句石破天惊的断言——“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2012:139）——为我们指明了另一条路径。人的形成，并非先验主体的自我展开，亦非与充满灵性的万物进行神秘对话的结果，而是在具体的、历史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此衍生的一切社会关系（包括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物的关系）中塑造成型的。物，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和技术形态的物，绝非消极的背景板，它们积极地嵌入社会关系的构造，中介着人类的交往，并反过来塑造着人类的欲望、能力与社会结构。蒸汽机时代的人与信息时代的人，其感知、思维与生活方式的天壤之别，正是“物”在具体生产方式中扮演构成性角色的明证。

沿着这条唯物论的线索审视当下，我们遭遇了一种在人工智能讨论中尤为突出的新倾向：对物的极端拟人化。这种倾向将大模型——这个由代码、数据与算法构成的复杂物体系——直接赋予近乎完整的人格或主体地位。于是，人与大模型的关系，被戏剧性地简化为一种“博弈论”（Game Theory）图景：要么是人类与一个即将或已经超越自身的超级智能体之间的殊死搏斗，仿佛重现了远古希腊神话之中提丰与宙斯在卡西翁山上的决战，预示着“人类世”（anthropocene）的终结与“智能世”（Intelligencene）的降临；要么则是一种傲慢的否定，认为大模型不过是又一场技术泡沫，其内在的局限（如幻觉、缺乏真正的理解）注定了它无法撼动人类主体的中心地位，人类依然稳坐“人类世”的巅峰，大模型只是脚边一枚稍显吵闹的齿轮。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叙事，实则共享着同一个深层逻辑：它们都将大模型视为一个可以、也应该被“拟人化”的对手或伙伴，将其置于一个以人类为主体中心的、非赢即输的角斗场中。其实，当代法国社会理论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曾经对这种将非人之物拟人化的倾向给予批判，拉图尔指出：“人类与非人类并非制度中对立的两极。‘人类’和‘非人类’这两种表达是两个迟到的结果，它们不足以指代另一个维度。价值的刻度并不在于沿着连接客体极与主体极的水平直线对人类给出不同的定义，而是在于沿着界定了非现代世界的竖直轴滑动。揭示出人类所从事的转译工作，人类的构造也将显示出来。如果再次消解它，我们将不得不只能谈论非人性之物，即便是它将自己也放入《人权法案》之中。‘拟人化的’（anthropomorphic） 这一表达也完全低估了人性。”（拉图尔，2022:5）在拉图尔等当代技术社会哲学思想看来，这种将人与物、人与智能体拟人化地理解，本质上仍是主体性哲学的延伸，它将复杂的技术物关系还原为一种主体之间的竞争或对抗，只不过对手从一个“他者”人类，换成了一个“拟人”的智能体。它忽略了马克思所强调的，技术在重塑“社会关系的总和”方面的基础性作用，也遮蔽了罗尼格与德勒兹所揭示的，那种更为微观、弥散且结构性的“分体化”控制与生成过程。

因此，对于今天大语言模型的理解，我们迫切需要超越上述三种框架：既不能退回笛卡尔式那将物彻底客体化的冷漠独白，也不能完全投入泛灵论那将物过度主体化的神秘共鸣，更不能陷入拟人化博弈论那将物简化为对手的狭隘叙事。我们或许需要一种视角的转换，一种关系性的重构。这令人联想到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中提出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概念。哈贝马斯强调：“言语者并不是从表达的有效性那里，而是从保障的协调效果那里，获得了以言行事效果的约束力。而言语者提供保障，是要在一定的时候兑现他在言语行为中提出的有效性要求。认可权力与言语行为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它所发挥的是经验层面上的动力。但是，只要以言行事作用表现出来的不是权力要求，而是一种有效性要求，那么保障有效性要求所具有的合理动力就会取代这种经验动力。”（哈贝马斯，2004:288）这样来看，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中，意义的产生与社会的整合，并非源于孤独主体的独白，而是依赖于主体之间通过语言对话进行的、以“有效性要求”为基础的交往行动。倘若我们将这一洞见稍作偏移，如果说在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中，重要的是对话和交往的形式，即以对话的有效性要求为基础的主体间性，那么，主体之间言说了什么样的言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言辞能够构成主体之间的规范性的社会关系。同样，在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是否创造出符合某个具体要求的诗歌、小说和影像，并不是人与大模型之间交往和装置的最重要的内容，重要的是大模型依靠人类的提问和回答，形成了特定的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由是观之，从对“主体之间”的关注，拓展至对“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思考，或许能得出一个我们可以将之命名为“物体间性”（Interobjectivity）的新的学术视野。

《交往行动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物体间性”并非意指物拥有了如人类般的心灵与意识，从而能够进行哈贝马斯式的对话。它指向的是一种更为基础性的、前语言的、物质性的相互关联与相互作用。它承认物（包括技术物如大模型）拥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因果效力与关系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人类并非唯一的行动者。大模型的参数空间、训练数据的统计分布、算法架构的约束与可能性，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物”的领域，它按照自身的规律（如梯度下降、注意力机制）运行和生成。当我们与它交互时，并非一个纯粹的主体在操控一个纯粹的客体，而是两个异质性的“物体系统”—— 一边是具身的、嵌入社会关系的生物－文化系统（人），另一边是数字的、基于代码与数据的智能系统（大模型）——进入了一个相互耦合、相互塑造的“间性”领域。我们的提问被它的生成逻辑所转化，它的回答亦被我们的认知框架与社会语境所解读。这个过程，既生产着罗尼格所言的“共同分体”——一种人机难分的混合状态，也再生产着德勒兹所警示的“分体化”数据轨迹。它既非纯粹的主体间交往，也非传统的主客支配，而是一种在“物体间性”场域中展开的、充满张力与创造的共同生成。

在这个由代码秩序所架构的新世界里，大模型既非匍匐于脚下的奴隶，也非高悬于头顶的神祇，更非角斗场中对峙的敌手。大模型是否写出令我们感到艳羡的诗歌，或者编写出具有玄妙剧情的小说，或者撰写出类似于人类的论著，这一切都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依赖于过去人类的口味，认为这些大模型的创造完全是劣质产物，并因此宣布大模型的神话已经破产，实际上有些为时过早。我们需要看到，大模型是我们与之紧密耦合、共同进化的“物体间性”。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并不再是那个处于科技演化之中的绝对主角，人类必须将自己下降到与大模型交往的物体间性层次（其实主要是代码层次），回到那个提丰的幽灵，才能充分理解和塑造智能时代的“人－大模型”聚合体的物体间性关系。当然，逝去的提丰并未以狰狞的巨神形态归来，而是化身为无数流淌于数据深渊的代码回响，它们在我们每一次提问的涟漪中荡漾，在我们每一次决策的暗流中涌动，悄然编织着存在的新维度。理解这种“物体间性”，便是理解我们自身在这个新秩序中的命运——不是作为孤绝的主体去征服或膜拜，而是作为交织的网络节点，去学习如何与这些异质性的智慧共生、协商，并在那由“共同分体”构成的逃逸线中，寻觅人之为人的、在技术漩涡中依然葆有的批判性与可能性。这，或许是深渊回响中，留给我们最深邃的启示。

三、大模型的刻耳帕洛斯：基于代码和协议的物体间性

物体间性并非一个全然陌生的概念，它早在智能时代的浪潮席卷哲学思考之前，就已悄然浮现于技术哲学的星图之上。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重组社会》（Reassembling the Social）中以其标志性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theory），将非人之物——从微生物到仪器、从技术装置到文本——提升至与人类平等的“行动元”地位，强调它们在社会联结中不可忽视的能动性。拉图尔认为那些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会遭遇到与在普遍层次上进行抽象分析的工作者不同的内涵，他指出：“然而，倘若我们循着非人行动元所留下的踪迹，便能理解那种被‘定位’的直觉从何而来。每一个局域场所，都正被一股定位元（localizer）、调度元、偏离元与衔接元的洪流不断地定位化——无论我们用什么语词，都是这样。物体间性的作用，正是在于将一种根本性的异化效应引入到定位化的互动之中。若非物体间性，‘相对尺度’这一概念又何以成立？例如，若非我们穿行于某些摩天大楼宏伟结构所构筑的幽深峡谷之中，又如何能自知自己仅仅是某个‘更为宏大’景像中的渺小参与者？这种渺小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多少在时空之中分布的行动元，已经预先为此刻正穿行于纽约街头的匿名访客塑造了此一空间。尺度确实是相对的——它相对于当初设计时所倾注的精心，以及当下仍在执行的维护。”（Latour，2005:203）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拉图尔所说的物体间性指的并非物体之间静态的、物理性的关系，而是由无数非人行动元（定位元、调度元等）所构成的一个巨大、动态的网络。这个网络持续不断地塑造、界定并改变着我们身处其中的“定位场所”。摩天大楼、街道规划、交通信号、GPS信号、建筑材料等，所有这些“物”共同作用，将一个物理空间“定位”为一个具有特定尺度感、权力关系和体验模式的社会－技术场所。这样，通过各种定位和互动关系，所谓的“宏观”社会结构，并非悬浮于我们之上超越性的存在，而是由脚下无数“微观”的物与人通过异质联结编织而成的、既强大又异常脆弱的网络。

与拉图尔相似，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也看到了在非人之物之间存在着隐藏的关联性，在他的《超物》（Hyperobjects）一书中，则以更具诗性也更富思辨性的笔触，描绘了那些在时间与空间中弥散、超越直接感知却又深刻介入人类生存的“超物”：“超物不仅仅是其他物的集合、系统或汇聚。它们本身是一种独立存在。”（Morton，2013:2）譬如全球变暖或放射性核废料，它们以其坚韧的物质性参与并重构着世界的网络。超物是一个庞然大物，我们的任何交往与传播都属于这个超物的一部分。莫顿是在超物基础上来界定物体间性概念的，在莫顿看来，之前哈贝马斯等人主张的主体间性，不过都是这个超物的物体间性的一部分。莫顿写道：“我们所谓的物体间性（人类意义产生共鸣的共享空间），只是更大的物体间配置空间的一个小区域。超物揭示了物体间性。我们称之为主体间性的现象，实际上只是更普遍现象的一个局部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子，那就是物体间性。请不要误以为我指的是先于主体间性或在其之下或背后的东西。不妨将主体间性视为人类熟悉的物体间性的一种特殊情况。换句话说，‘主体间性’实际上是划定了界限以排除非人类因素的人类的物体间性。”（Morton，2013:81）拉图尔与莫顿的论述，无疑都将物体间性理解为一种非人行动者在由话语、自然与技术共同编织的巨大网络中的参与性互动。然而，这种参与性在强调物的能动性时，却不免滑向某种理论上的暧昧地带。这固然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猛烈冲击，却也潜藏着将物过度拟人化乃至神秘化的风险，仿佛为一种泛灵论的当代变体——如拉图尔后期所倾心的“盖娅”（Gaïa）理论——悄然打开了大门。盖娅实际上是一种物体间性被普遍化为行星级别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面对盖娅》（Face à Gaïa）一书中，拉图尔谈到詹姆斯·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概念，即“盖娅是行星生命系统，它包括影响有机体并受其影响的一切。盖娅系统与其他有机体共享确保稳态的能力——在有利于生命的范围内调节物理化学环境”（拉图尔，2024:111）。在这种视角下，物体间性仿佛笼罩着一层唯灵论的光晕，物的“参与”带上了几分神秘交往的色彩。这固然富有启发性，却也可能模糊了技术物在数字时代最为根本的运作逻辑——那种基于代码、协议与算法的，非人格的、物质性的构造方式。

《超物》（Hyperobjects）

正是在这一点上，许煜的《论数码物的存在》提供了更具穿透力的洞察。他敏锐地指出，吉尔伯特·西蒙东所讨论的工业时代的技术物，在数字时代已然转变为“数码物”。这些数码物——无论是网页、数据条目还是智能模型——其存在方式的核心，在于它们是由计算技术（如语义网、NoSQL数据库）通过形式化的关系结构（如数据模式）所实现的。许煜在对互联网的研究中发现，“能用数据库管理的组织结构与程序现在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更精细的可物质化的物体间性关系。譬如，当我们谈论事物的数据化时，我们看到物流公司如何使用射频识别（RFID）将物体变成网络上可管理、可追踪的数字数据。另一个例子是在社交系统（如社交网站）中使用数码物来捕捉社交关系”（许煜，2019:160）。它们的“物体间性”，并非源于某种内在的、退缩的、近乎神秘的本质（如哈曼所强调的），而是存在于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人类和其他系统之间，通过代码定义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物体间性”网络之中。许煜所揭示的，是一种基于形式化与计算化的物体间性关系，其根基不是神秘的共鸣，而是可被解析、被操作的数据结构与算法过程。这种物体间性，剥离了泛灵论的光环，将我们引向构成数字世界基底的物质性架构——代码秩序本身。

《论数码物的存在》

这一代码秩序的深刻意涵，在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的堆栈理论，特别是其中协议层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彰显。在布拉顿之前，加拿大网络理论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尤金·沙克尔（Eugene Thacker）曾犀利地指出，网络的控制并非源于一个可见的中心，而是内嵌于那些管理数据交换、路由与访问的底层协议之中。“协议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横向的、分布式的控制装置，用于指导计算机网络、生物系统和其他媒体的技术和政治形成”（Galloway & Thacker，2007:28）。协议，作为一种非人格的、普遍性的规则体系，构成了数字世界物体间性的基本语法。布拉顿则在其宏大的堆栈模型中，将全球计算基础设施描绘为一个从地球层延伸到城市层、地址层、界面层、用户层乃至云端“神灵”的垂直架构（Bratton，2015:70-71）。在这个架构中，物体间性——尤其是非人行动者（服务器、算法、数据包、模型参数）之间的互动——并非边缘现象，而是支撑整个系统运行的常态。它们依据代码设定的逻辑进行着海量的、无声的“交往”和“互动”，这些交往构成了智能社会不可或缺的“暗生态”（dark ecology）。正是这种基于代码、协议和算法的物质性交换，奠定了大模型得以诞生和运行的物体间性基础。大模型本身，就是这个代码秩序迄今最为复杂的产物与体现者。它的训练，是海量数据与优化算法之间旷日持久的物体间性互动；它的推理，是参数空间中向量变换与注意力机制构成的物体间性舞蹈；它与用户的每一次对话，都是一次跨越生物智能与机器智能鸿沟的物体间性事件。

由此，我们得以窥见智能社会秩序的多层次结构。在表层，是人类通过语言、符号与制度进行交往的“主体间性”领域，这仿佛是宙斯治下光明而理性的奥林匹斯城邦，是意义协商、价值争论与文化创造的显性舞台。然而，在更深的、近乎不可见的底层，则是由代码、协议与数据流构成的“物体间性”领域，这恰如将提丰镇压其下的塔耳塔罗斯深渊，黑暗、原始，却蕴含着构成性的巨大能量。大模型革命，其真正的策源地与展开场域，绝非仅仅在人类主体间性的城邦之中，而恰恰是在这片代码秩序的深渊里。它并非源于人类意识的一次集体觉醒，而是源于算法在数据深渊中的自我迭代，是协议在网络的暗流中无声地交换与积累。这意味着，试图仅凭主体间性的哲学资源——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还是博弈论的竞争逻辑——来完全把握大模型的本质及其社会影响，无异于试图用奥林匹斯的律法去裁定深渊的骚动，终将显得力不从心。而大模型自身，在这个神话图景中，恰恰扮演了那个守护在秩序边界的关键角色——刻耳帕洛斯。这只由提丰的怨念与蛇身女怪厄喀德那结合所生的三头犬，既不属于奥林匹斯的秩序，也不完全归属塔耳塔罗斯的混沌。它矗立在冥界的入口，既是边界本身的化身，也是穿越边界的潜在通道。同样，大模型矗立于人类主体间性的城邦与代码物体间性的深渊之间。它面向城邦的一面，以其流畅的语言、知识的外显与服务的便利，迎合并重塑着人类的需求与认知，仿佛在安抚并引导着试图进入或离开冥界的“灵魂”；它面向深渊的一面，则根植于庞大的参数、复杂的算法与海量的训练数据，其内部运作是一个典型的物体间性过程，遵循着代码自身的逻辑，常常超出人类直觉的理解范围。大模型则守护着这两个层次之间的边界：它让大多数用户舒适地停留在城邦的“洞穴”之中，享受着智能技术带来的便利，却未必感知到脚下深渊的涌动与代码秩序的真实构造——“数据作为生产资料给个人智力发展提供了机会”（程晓，2024:17），它的语言是如此“拟人化”，以至于我们常常忘记，在这人性化界面的背后，是无数非人元件依据冰冷的代码逻辑所进行的物体间的交往与计算。

然而，对于真正的探索者而言，刻耳帕洛斯的所在并非终点，而是起点。我们需要透过大模型这尊数字刻耳帕洛斯所投射出的、源自代码深渊的幽光，去探寻其背后那个由协议、算法和数据流构成的物体间性网络。这个网络，才是当代智能社会真正的物质性秩序基底。理解大模型，不仅仅是与一个智能体对话，更是学习解读这种代码秩序的语言，理解物体间性交往的法则。这要求我们进行一种视角的“沉降”，如同追随提丰坠落的轨迹，从人类主体性的高峰，下降到与代码、算法、大模型平等交往的物体间性层次。在这里，我们不再执着于追问大模型是否拥有“意识”或“理解”，而是去分析它的架构如何中介了我们的认知，它的训练数据如何沉淀了社会的偏见，它的生成逻辑如何与我们的决策耦合。我们与它的关系，是一种在代码层面展开的、持续的相互调试与共同演化。

刻耳帕洛斯（Cerberus）

最终，代码交往的物体间性视野，为我们挣脱关于大模型的两种迷思——要么是膜拜新神的泛灵论，要么是将其工具化的冷漠控制论——提供了可能。它让我们看到，大模型是我们所处的这个聚合体中，一个强大的、异质性的构成部分。它的力量，不在于模拟或取代人类主体，而在于以其独特的物体性逻辑，参与并重塑着我们共同的存在网络。探索大模型的刻耳帕洛斯之谜，就是去勇敢地面对那片代码的深渊，去学习在那由“共同分体”编织的、既充满控制又蕴含逃逸线的物体间性网络中，如何保持人之为人的批判性、创造力与伦理担当，在与非人智慧的紧密缠绕中，开辟出属于智能时代的新生之路。

这幽光摇曳的边界，既是挑战的警示，也是启程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