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 以 十 亿 Billions and Billions
卡尔•萨根
碧声译自《数以十亿》第一章
有人……认为沙粒的数目是无限的。……也有人并不将之视为无限，但认为还没有足够大的数目名称……但我将展示这样一些数，它们不仅超出将地球填满所需的沙粒的数目……而且超出宇宙所能容纳的沙粒的数目。 ——阿基米德（约287~212BC）《数沙人》 我从来没有那么说过，真的。嗯，我说过宇宙中可能有 1000 亿个星系和 100 亿亿颗恒星。要谈论宇宙，不用些巨大的数是不行的。在许多人都看过的电视系列片《宇宙》中，我经常说“十亿”（billion），但我从来没说过“数以十亿”（billions of billions）。一个理由是，这种说法太不精确了。究竟多少个十亿才是“数以十亿”啊？几个十亿？二十个十亿？一百个十亿？“数以十亿”非常含糊。重新编辑和修改这部电视片时，我检查过了，充分确信我从来没这么说过。 但约翰•卡逊（John Carson）——这些年来我参加他的“今晚秀”节目差不多有三十次了——这么说过。他穿着灯芯绒的外衣和圆领衫，戴一顶抹布样的假发，大略模仿我的样子，好像我的幽灵，在深夜的电视节目中说着“数以十亿”。一个像我的家伙自行其是地晃荡着，说着一些第二天早上就会由朋友和同事们报告给我的话，这实在让我有点困扰。（尽管是假扮，作为一个严肃的天文学爱好者的卡逊，经常也模仿我的样子谈论真正的科学。） 令人吃惊的是，“数以十亿”这种说法顽固地生存了下来，人们喜欢它的音韵。直到现在，在大街上、飞机上或聚会上还会有人拦住我，有点不好意思地问，我是否——只是为他们——不肯说“数以十亿”。 我告诉他们说：“你知道，我从来不这样说的。” 他们回答说：“没关系，说吧。” 据说夏洛克•福尔摩斯从来没有说过“基本上，我亲爱的华生”（至少在亚瑟•柯南道尔笔下没有）；吉米•卡格尼（译注：Jimmy Cagney，美国演员，他在Blonde Crazy一片中的台词“你这肮脏的、骗人的老鼠”广为流传，但通常被错误地简化）从来没说过“你这肮脏的老鼠”；亨弗莱•鲍嘉（译注：Humphrey Bogart，美国演员。“再弹一遍，山姆”出典于其名作《卡萨布兰卡》，广为流传，但也不是原台词而是一句台词的错误变形版。这句话也用作鲍嘉后期参演的以《卡萨布兰卡》影迷为主题的一部喜剧片的片名）从来没说过“再弹一遍，山姆”。但他们或许还是说过的好，因为这些错误的台词已经强有力地渗入了大众文化。 计算机杂志、报纸上的经济普及文章、关于专业运动员薪水的讨论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也引证说我讲过这个头脑简单的短语（“就像卡尔•萨根说的那样，需要数以十亿字节……”）。 有那么一阵子，出于一种孩子气的恼火，我不肯说也不肯写这个短语，就算别人要求也不行。但我现在克服过来了，于是，来啦，我正式写道： “数以十亿”。 是什么原因使“数以十亿”如此流行？“百万”（million）曾经是巨大数目的代称。非常有钱的人叫百万富翁。耶稣时代地球上约有 2.5 亿人（250 million）。1787 年制宪会议时，美国约有 4 百万人，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已经达到 1.32 亿（132 million）。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 9300 万英里，即 1.5 亿公里（93 million miles, 150 million kilometers）。一年有 3170 万秒（31.7 million seconds），这个数字很容易检验。20 世纪 80 年代末全球核武器库的破坏力足以毁灭一百万个广岛。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百万”在多种情形下被用作大数的代表。 但是时代变化了。当今世上已经有一群亿万富翁——不仅仅是因为通货膨胀。地球已经稳定存在了 46 亿年。人口总数已经逼近 60 亿。每个生日都意味着绕着太阳又走了 10 亿公里（地球绕太阳运行的速度，比旅行者号飞船离开地球的速度快得多）。四架 B-2 轰炸机价值 10 亿美元（有人说是 20 亿甚至 40 亿）。美国国防预算——如果把隐性开支也算进去——超过每年 3000 亿美元。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爆发全面核战争，直接死亡人数将达到 10 亿。几英寸的距离相当于 10 亿个原子排列出的长度。宇宙中有许多亿颗星星和许多亿个星系。 1980 年《宇宙》电视系列片首次上映时，人们已经准备好以十亿计数了。如果只谈百万，就显得小家子气、跟不上时代、可怜巴巴。事实上，这两个词（million 和 billion）听起来很像，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可得费一番功夫。因此，我在《宇宙》里说到 billion 时，会用一个很清楚的爆破音“b”，这被一些人认为是一种口音或口语能力缺陷。由电视解说员们率先使用的另一个解决办法“That's billions with a b”似乎更麻烦些。 有个老笑话，天文馆的讲解员对观众说，50 亿年以后太阳会膨胀成一个红巨星，吞没水星和金星，最后地球也会被吃掉。事后，一个观众很紧张地拉住他问： “对不起，博士，你是说 50 亿年（5 billion years）以后太阳会把地球烧掉？” “不错，差不多吧。” “感谢上帝，有一阵子我以为你说的是 5 百万年（5 million years）呢。” 5 百万年也好，50 亿年也好，对我们的个人生活都没什么关系，不管地球的最终命运多么有趣。但在国家预算、世界人口、核战争伤亡之类的问题上，百万与十亿（millions and billions）之间的差别可就严重得多了。 “数以十亿”的流行热潮尚未完全退去，这些数字也开始变得有点小家子气、短视、过时了。一个更流行的数目已经——或者快要——出现在地平线上：万亿（trillion）快要来临了。 目前的世界军费开支大约是每年 1 万亿美元。所有发展中国家欠西方国家银行的债务总额接近 2 万亿美元（从 1970 年的 600 亿增加一来的）。美国政府的年度预算也快要达到 2 万亿美元。全国国债总额为 5 万亿美元。计划中的、从技术上来看很可疑的、里根时代的星球大战计划估计要花费 1 到 2 万亿美元。地球上所有植物的总重量为 1 万亿吨。星星与万亿有一种天然的亲合力：太阳系到最近的恒星——人马座 α 的距离是 25 万亿英里（约 40 万亿公里）。 百万、十亿与万亿的混乱，在日常生活中仍很常见，很少有哪个星期的电视新闻里没有把这些数字搞混的（通常是 millions 与 billions 不分）。所以，我花一点功夫来辨别它们，或许是可被谅解的：一百万是一千个一千，或 1 后面跟 6 个 0；10 亿是一千个一百万，或 1 后面跟 9 个 0；一万亿是一千个十亿（或者说一百万个一百万），或 1 后面跟 12 个 0。 这是美国的习惯用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英式英语的 billion 相当于美式英语的 trillion ，而英国对10亿的表达法——实在聪明得很——是“thousand million”。在欧洲，表示 10 亿的词是 milliard 。我从小集邮，拥有一张未盖销的、在 1923 年德国通货膨胀高峰期发行的邮票，面值是“50 milliarden”。寄一封信要花 50 万亿马克（那正是人们用手推车装满了钱上面包店或菜店的时期）。但由于美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影响力，这些用法渐渐废弃，“milliard”几乎消失了。 确定所说的是哪个大数，一个明确的方法是数零的个数。但如果有许多个零，数起来未免冗长。因此我们每隔三个零添一个逗号或空格。于是一万亿是 1,000,000,000,000 或者 1 000 000 000 000（欧洲人用点代表逗号）。碰到比万亿更大的数，就得数里面有多少组 000 。谈到一个大数时，如果我们直接说 1 后面跟多少个 0，事情还要简单得多。 科学家和数学家这些讲究实用的人正是这么做的，这种表示法称之为指数符号。先写下数字 10，再在 10 的右上方写一个较小的数字作为上标，表示 1 后面跟多少个 0 。这样，106 = 1,000,000；109 = 1,000,000,000；1012 = 1,000,000,000,000；依此类推。这些小的上标称为指数或幂，例如 109 读作“10 的 9 次幂”或“10 的 9 次方”（102 和 103 除外，它们分别读作“10 的平方”和“10 的立方”）。与“参数”及其它一些科学和数学术语一样，“次方”正在渗入日常语言，但其意义日益模糊和扭曲。 指数符号除清楚之外，还有一样很大的附加好处：要计算两个数的乘积，只需把指数相加。即 1,000 × 1,000,000,000 等于 103 × 109 ＝ 1012 。或者用些更大的数目：如果一个典型星系里有 1011 颗恒星，宇宙中总共有 1011 个星系，那么恒星的总数是 1022 颗。 但那些对数学过敏的人还是对指数符号心存抗拒（尽管指数符号使我们的理解过程变得简单而不是复杂）。排字工人也是如此，他们似乎喜欢把 109 排成 109（不过正如我们看到的，排大字标题的工人例外）。 下表中列出了有专门名称的前 6 个大数，每个数都是它前一个的 1000 倍。超过万亿的专名极少使用。每秒数一个数，要花一个多星期才能数到一百万，半辈子才能数到十亿。就算你与宇宙同寿，也数不到一百亿亿（a quintillion）。名称 (美式英语) 数学表示 指数形式 数到此数所需的时间(每秒一次，持续不断) One 一 1 100 1秒 Thousand 千 1,000 103 17分钟 Million 百万 1,000,000 106 12天 Billion 十亿 1,000,000,000 109 32年 Trillion 万亿 1,000,000,000,000 1012 32,000年 (超过地球文明的历史) Qudrillion 千万亿 1,000,000,000,000,000 1015 3,200万年 (超过地球上有人类的历史) Quintillion 百亿亿 1,000,000,000,000,000,000 1018 320亿年 (超过宇宙的年龄) 更大的数叫做 sextillion ( 1021 )、septillion( 1024 )、octillion( 1027 )、nonillion( 1030 )和decillion( 1033 )。地球质量为 6 octillion 克。 一旦掌握了指数符号，就能毫不费力地对付庞大的数，例如一勺土里所含微生物的大致数目（108）；地球上所有沙滩上的沙粒数目（可能是1020）；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数量（1029）；地球上所有生命所含原子的数目（1041）；太阳里面的原子核数目（1057）；整个宇宙中的基本粒子（电子，质子，中子）总数（1080）。这并不表示你能在脑中描绘出十亿或一百亿亿个物体——没有人做得到。但是，有了指数符号，我们就能思考并计算这些数目。这对那些一无所有、同伴数量用指头就可以数出来的自学成才的人真是非常合适。 Counting Big Numbers, by Patrick McDonnell 这种科学符号或指数符号也可以用词语来表示。譬如电子尺寸为一飞米（fermometer）或 10-15 米，黄光的波长为半微米（micrometer）或 0.5 μm，人眼能分辨出十分之一毫米（millimeter）或 10-4 米的尺寸，地球半径为 6,300 千米（kilometers，6,300 km = 6.3 Mm），一座山约重 100 拍克（petagrams，100 pg = 1017 g）。完整的前缀名单如下：前缀 缩写 指数形式 atto- 阿(托) a 10-18 femto- 飞(母托 ) f 10-15 pico- 皮(可) p 10-12 nano- 纳(诺) n 10-9 micro- 微 μ 10-6 milli- 毫 m 10-3 deka- 十 -- 101 hecto- 百 -- 102 kilo- 千 k 103 mega- 兆 M 106 giga- 吉(加) G 109 tera- 太(拉) T 1012 peta- 拍(它) P 1015 exa- 艾(可萨) E 1018 centi- 厘 c 10-2 deci- 分 d 10-1 巨大的数是现代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我不想给人一种印象，以为这些大数是我们时代的发明。 印度算术与巨大数目的渊源由来已久。在印度的报纸上，很容易找到十万（lakh）或一千万（crore）卢比的罚款或开支之类的说法。其中 das=10；san=100；hazar=1000；lakh=105；crore=107；arahb=109；carahb=1011；nie=1013；padham=1015；sankh=1017。古代墨西哥雅玛人的文化被欧洲人毁灭之前，曾设计出一套世界时间尺度，让欧洲人观念中微不足道的几千年创世史相形见绌。在（墨西哥）金塔纳罗奥州科瓦地区正在朽坏的纪念碑上，碑铭显示玛雅人思考着一个年龄有 1029 年的宇宙。印度人认为现在这个宇宙有 8.6×109 年的历史，与正确答案相去不远。公元前三世纪的西西里数学家阿基米德在他的著作《数沙人》里，估算出将宇宙填满需要 1063 粒沙。对于真正的大问题，数以十亿只是微小的差异。 星期一晚上的猎人 卡尔•萨根 节选自 Billions and Billions 《数以十亿》，碧声译 我们忍不住。每年秋季的星期天下午和星期一晚上，我们都会丢下所有的事情去看22个人小小的活动影像——他们奔跑着互相冲撞，倒下又爬起，踢着一个用动物皮做成的长物体。选手们和坐在一边的观众不时地会因游戏的进展而狂喜或绝望。在美国各地，人们（差不多清一色是男人）在玻璃屏幕前发呆，同声欢呼或抱怨。这样说起来，好像很蠢的样子。但如果你被它所吸引，就很难抵抗其诱惑，我讲这番话是出于个人经验。 运动员奔跑，跳跃，滑行，投掷，踢击，扭打——看着人类如此优秀，真是让人兴奋。人们把对方摔倒在地，急于抢夺、棒打或踢击一个快速移动的棕色或白色玩意。在某些游戏中，他们努力把那玩意赶向一个称为“球门”（译注：此处双关，goal本义为目标，在足球赛中为球门）的东西；在其它一些游戏中，选手们跑向“本垒”（译注：此处亦双关，home本义为家，在棒球赛中为本垒）。合作几乎就是一切，我们为个体凑在一起成为一个快乐整体而感到钦佩。 但这并不是我们多数人养家糊口的技巧。为什么我们会觉得非得看人们奔跑、击打不可？为什么这种需求在不同文化中都存在？（古代埃及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玛雅人和阿兹台克人都玩球。马球是西藏来的。） 有些体育明星一年挣的钱是总统的50倍，有人在退役之后还被选举进入高级政府部门，他们是国家英雄。这究竟是为什么？这里面有某种东西超越了政治、社会和经济系统的多样性。某种原始的东西在呼唤我们。 大多数重要体育赛事都与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相关，含有自己的爱国主义或城市荣耀的元素。我们的队伍代表我们——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的人民——对抗来自其它地方的家伙，那些地方住着我们所不熟悉的甚或怀有敌意的人。（当然，大多数“我们”的选手并非出自本地。他们是雇佣军，问心无愧地时常为了合适的薪水离开对立的城市：一名匹兹堡海盗被改造成一位加利福尼亚天使，一名圣迭戈教士被提升为一位圣路易主教，一名金州勇士被加冕为一位萨克拉门托国王。有时还会发生一整支队伍投效到另一城市的情况。）（译注：此处的“匹兹堡海盗”等都是美国球队的名字。） 体育竞赛是象征性的冲突，并没有经过多少伪装。这一看法并不新鲜。切罗基人（译注：北美东南部的一个印第安部族）将他们的老式长曲棍球赛称为“战争的小兄弟”。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公共指导主管Max Rafferty贬低了一通大学里的橄榄球赛，称之为“疯子，讨厌，左仔，毛蓬蓬，吵闹的垮掉的一代”，其后却说“橄榄球运动员……拥有纯粹、明快、乐于战斗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美国。”（这话值得研究研究。）近年来的一位专业橄榄球教练Vince Lombardi的一个观点经常被引用，即“胜利是唯一有价值的东西”。华盛顿红皮队的前教练George Allen这样表述同样的观点：“失败就像死亡。” 巴西的英雄：罗纳尔多手捧2002年世界杯奖杯 我们谈论战争的胜败，与谈论赛事的输赢一样自然。美国陆军的一个电视征兵广告中，一辆坦克在武装演习中击毁了另一辆，胜利一方的指挥官在广告的结束语中说：“我们的胜利是整个队伍的胜利，不是某个人的胜利。”体育与战争之间的联系十分清楚。在因为失败的队伍被讥嘲羞辱，或为胜利队伍进行的庆祝活动被阻止，或觉得裁判执法不公的时候，体育赛事爱好者（简称球迷）会打架甚至杀人。 1985年，英国足球迷醉酒闹事攻击意大利球迷，因为他们居然敢支持他们自己的球队，结果看台倒塌，造成几十人死亡。英国首相不得不站出来谴责这种流氓行为。（译注：1985年5月，欧洲冠军杯决赛在布鲁塞尔海塞尔体育场举行，对阵双方是英国利物浦队和意大利尤文图斯队。英国球迷对意大利球迷大打出手，结果看台的一面水泥墙倒塌，致使39人丧生。这是足球史——或足球流氓史上著名的海赛尔惨案，英国所有俱乐部队为此被禁赛5年。）1969年，在三场艰苦的足球赛后，萨尔瓦多的坦克越过洪都拉斯边境，前者的轰炸机还袭击了后者的军事基地和港口。在这场“足球战争”中，伤亡数以千计。（译注：1969年7月，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球队争夺世界杯出线权，结果洪都拉斯失利，两方就一场关键比赛的结果产生冲突。球员、球迷的矛盾迅速升级为两国媒体的对骂及政治家的互相攻击，本来就因边界问题不睦的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7月14日萨尔瓦多入侵洪都拉斯，几天后在美洲国家组织干预下停战，在这次战争中，因军事行动和互相迫害侨民而导致的死亡人数达数千。） 阿富汗的部落居民用敌人的脑袋玩马球。600年前，在现墨西哥城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球场，衣饰华丽的贵族欣赏穿着军服的队伍比赛，失败一方的队长要被砍头，历代失败队长的头骨放在架子上展览——这个刺激恐怕比“为Gipper赢一个球”还要管用（译注：Win one for the Gipper，这是美国橄榄球队里很流行的一句话。1928年教练Knute Rockne带领的圣母队在比赛中失利，面对强敌当前、队员带伤的局面，Rockne知道不可能靠技术和体力取胜，唯一的出路是给予精神上的激励。他向队员们讲了一个故事：他执教过的最伟大球员名叫George Gipp，在1920年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中染上了脓毒性咽炎，年底以不足25岁的年纪去世。Gipp在病中给Rockne的遗言是，如果将来他带的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情形已近乎绝望，就告诉队员要拼尽全力，“为Gipper赢一个球”。Gipp的遗言是否果真如此尚不可知，但Rockne无疑是个讲故事的天才，所有的队员都哭了，静默片刻之后他们全体冲出更衣室，杀气腾腾，在比赛中喊着“这个球是给Gipper的”横扫全场，没有留给对手任何机会。1940年拍摄了关于Rockne生平的影片，罗纳德•里根饰演Gippper，这句话也因而风行美国。） 里根饰演的Gipper 想象一下，你闲极无聊地拨着电视机的旋钮，偶然看到某种你并未倾注特别情感的比赛——好比说淡季的排球赛吧，缅甸对泰国。你怎样决定自己要支持哪支球队？哦哦，等一下，为什么要支持某支球队？为什么不能仅仅欣赏比赛？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样超然。我们希望参与竞争，感到自己是某支队伍的一部分。我们为感情所压倒，支持起一支队伍：“上啊，缅甸！”开始我们的忠诚可能不稳定，一时想要支持这个队，一时又换那个。有时我们支持失败的一方，还有时候——真是羞人啊——我们甚至会在结局已经很明朗时把同盟由失败者转向胜利者。（如果连续在几个赛季中失利，忠实球迷也会动摇的。）我们想要的是不费力气的取胜，希望能够卷入某种小小的、安全的、成功的战争。 1996年，当时是丹佛金块队后卫的Mahmoud Abdul-Rauf被全美篮球协会停赛。为什么？因为他拒绝在奏国歌时起立。美国国旗对他来说是针对其穆斯林信仰的某种“压迫的像征”。大多数其他球员虽与Abdul-Rauf信仰不同，却支持他表达这种观点的权利。纽约时报的著名体育记者Harvey Araton对此十分困惑。他解释说，在体育赛场上奏国歌是“让我们直面这个问题吧，这是一种在当今世界里十分愚蠢的传统，与二战期间棒球赛之前刚刚开始实行奏国歌时不一样。现在不会有人为了表达爱国热情而去参加体育比赛。”与他的观点相反，我倒觉得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体育很有关系。（原注：Abdul-Rauf事件最终得到解决，他同意在奏国歌时起立，但不唱国歌，而是祈祷。） 最早的有组织的运动会可追溯到3500年前古典期以前的希腊。古代奥运会期间，希腊城邦之间的所有战争都暂停，比赛比战争更重要。男人们裸体表演，女观众禁止入场。公元前8世纪，奥运会项目包括赛跑（大量的赛跑）、跳高、投掷（包括投标枪）、格斗（有时会致死）。这些运动没有一项是团体运动，但它们是现代团体运动的核心。 这些运动也是低技术狩猎的核心。狩猎总是被当成一项运动的，只要你不吃猎物——富人遵守这一条比穷人容易得多。从最早的法老开始，狩猎总与军事贵族联系在一起。奥斯卡•王尔德关于英国猎狐运动的名言“讨厌的家伙全力追杀不能吃的东西”也有类似的双重意思。 最早的战争使用的武器应该是狩猎工具。团体运动不仅仅是远古战争的回响。它们还满足了一种几乎被遗忘了的对狩猎的渴望。我们对体育运动的热情如此深切又如此广泛地存在，这种热情可能是固化在我们脑子里的——不仅是在脑子里，而是在基因里。农业发明以来的1万年还不足以使这些预先沉积的东西在进化过程中离去、消失。要想理解它们，就必须回溯到比这久远得多的时候。 人类这个物种已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人科的历史有几百万年）。我们以农业和驯养家畜为基础定居生活的时间，只占这段历史的3%，有记录的历史全在这3%里面。我们占有大地的前97%的时间里，谋求生存差不多就是一切。有关人类历史的一点算术表明，我们应当从极少数几个尚未受文明破坏的、现存的狩猎－采集者群体那里学到些什么。 我们流浪着，背着孩子和所有的家产流浪着，追寻猎物，寻找水源。有时候我们停下来扎营，随后重新上路。为了给大家提供食物，男人主管狩猎，女人负责采集。肉和土豆。一个典型的流动群体，大体上是一个由亲戚和姻亲组成的大家庭，说同样的语言，有同样的文化，为了宗教仪式、交换物品、婚姻安排和讲述故事而聚会。有很多与狩猎有关的故事。 我在这里着重讲到男性猎人，但女性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也有很强的能力。她们采摘重要的原料——坚果、水果、块茎、根和草药，还捕猎小动物，提供关于大动物活动情况的重要情报。男人有时也做采集的工作，承担相当一部分家务（虽然并没有住宅）。但狩猎——只是为觅食，不是为运动——是每个强壮男人终身的职业。 小男孩们用弓箭猎取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成年后他们就成了用武器狩猎的专家——接近、杀死和屠宰猎物，把割下来的肉带回营地。第一次成功地杀死一只大型哺乳动物，标志着一个年轻男人的成年。在成年礼上，他的胸部和手臂要出于礼仪被划开口子，擦上药草，伤口愈合后便成为纹身图案。这就像因战斗而获得的绶带一样，看看一个人的胸膛，就对他的战斗经验有所了解。 我们能从一堆蹄印里准确地分辨出有多少只动物从这里经过，属于什么物种，性别和年龄如何，是否跛足，经过此地的时间有多久，现在离这里有多远。有些动物可以在旷野中抓获，有的要用弹弓或飞去来器，也有的只需要准确地、狠狠地扔出石头。对还没有学会害怕人类的动物，可以很大胆地接近，用棍子把它们打死。对较远距离上更加胆小的猎物，我们掷出长矛，或发射毒箭。幸运的时候，通过某种巧妙的奔跑，可以把动物驱入埋伏圈，或赶下悬崖。 猎人之间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不惊动猎物，我们要用手语交流。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也需要控制情感，恐惧和欢欣都是危险的。我们对猎物怀着复杂的心情。我们尊敬动物，认识到自己与它们的亲缘关系，将它们视为一体。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的智能考虑得太多，太喜爱它们的幼仔，可怜它们，太深切地将它们当作亲戚，我们对狩猎的贡献就会下降，带回的食物变少，使群体面临危机。我们必须对它们保持感情上的疏离。 新石器时代的猎人。西班牙史前洞穴壁画。 想一想吧：我们的男性祖先奔走着，朝鸽子扔石头，追赶着幼羚羊、把它们打倒在地；吼叫奔跑着的猎人们排成一队，试图吓住上风方向一群惊呆的疣猪。想象一下，他们依靠狩猎技术和团体协作而生活，他们的文化大部分交织在狩猎中，好猎人也是好战士。很久很久——几千个世纪——以后，一种预先存在的狩猎和协作的本能会出现在新生的婴儿中。为什么？因为不具竞争力或不够热情的猎人产生的后代较少。我并不认为我们的基因里存在用石头削出矛尖或给箭装上羽毛的技巧，那是要传授和领悟的。但我打赌，对追逐的兴趣的确是固化在基因里的。自然选择把我们的祖先变成了超级猎人。 狩猎－采集生活模式的成功之处，可以由它扩展至六大洲、持续数百万年的事实得到清楚的证明（还不要说非人类的灵长动物狩猎的倾向）。这样的大数很能说明问题。在历经10000代需要通过狩猎免于挨饿的生活之后，这种倾向必定仍存在于我们之中。我们急欲将它付诸使用，甚至是替代也可以。团体运动就提供了一种方式。 我们中间的某些人渴望加入一小支由好兄弟组成的队伍，进行勇敢无畏的探索。从在小男孩和少年中流行的角色扮演电脑游戏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心态。传统的男性美德——沉默寡言、足智多谋、谦逊、准确、始终如一、对动物深有了解、善于合作、喜欢户外活动——都与狩猎采集时代的行为相适应。我们仍然赞赏这些特点，尽管差不多已经忘了为什么。 除了体育运动，就很少有发泄的途径了。在少年男子身上，我们还能看到年轻猎人和胸怀大志的战士——他们跳过房顶，不戴头盔骑摩托车，在比赛结束后胜利一方的庆功会上捣乱。缺少一只起稳定作用的手，这种古老的本能可能有点儿误入歧途（尽管我们的谋杀率与现存的狩猎－采集者差不了多少）。我们竭力保证残存的杀戮渴望不会用到人身上，但并非总能成功。 想到这种狩猎本能多么强大，我感到担心。我担心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赛对穿着工装裤或牛仔裤或三件套的现代猎人来说不足以发泄。我担心那种不表露感受、在情感上疏离杀戮对象的传统，这使比赛变得不那么有趣。 狩猎－采集者通常不会危及自己人，因为他们的经济往往更健康（许多人比我们闲得多），因为流浪者没有什么个人财产，几乎没有偷盗、没有嫉妒；因为贪婪与傲慢不仅被认为是对大众有害的，还被认为近乎某种神经病；因为女性在政治上有实权，她们会在男孩子去拿毒箭之前起到稳定缓和的作用；也因为，如果发生了严重的犯罪如谋杀，群体会进行裁判和惩罚。许多狩猎－采集者实施人人平等的民主，没有首领，没有政治或团体等级可让人梦想往上爬，没有造反的对象。 所以，如果我们被搁浅在离所渴望的时代几百个世纪的年代，如果（并非因为我们的错）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充满环境污染、社会等级、经济不平等、核武器和衰退前景的年代，拥有更新世的感情却没有更新世的社会保障，那么，迷上星期一晚上的橄榄球，或许是可以被原谅的。 在阴影的幽谷中 ——《数以十亿》第19章 卡尔•萨根 那么，这是真的，还是纯粹的幻想？ 欧里庇得斯《伊翁》(约公元前410年) 有六次我与死亡照面，六次他都把视线移开，放过了我。当然，死亡终究还是会找上我的，就像找上我们所有的人一样。这只是一个时间与方式的问题。 在与死亡的会面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生命的极端甜美，朋友与亲人的珍贵，以及爱改变事物的力量。事实上，与死亡擦肩而过是一种积极的、能塑造性格的体验，如果没有其中必不可少、无法缩减的危险因素，我愿意推荐每个人都去试一试。 我很愿意相信死后会再生，有一些想法、感受和记忆会存留下去。但是，就像我非常愿意相信这种说法，我也非常清楚，没有什么东西表明这一想法不仅仅是一个愿望，尽管全世界的古老文化传统都声称有来世。 我希望与挚爱的妻子安妮白头到老，希望看到我年幼的孩子长大成人，参与他们人格与知识的成长过程，还希望见到尚未面世的孙儿们。我渴望知道一些科学问题的答案，例如对太阳系多个星球的探测和在地球以外寻找生命。我想知道人类历史那些既鼓舞人心又令人不安的大趋势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例如技术的危险与前景，女性解放，中国日趋增长的政治、经济和技术优势，星际航行。 如果死后还有来生，那么不管我什么时候死，这些深切的好奇心与渴望大多都会得到满足。但如果死亡仅仅是永远的、无梦的睡眠，就没有希望了。或许这种看法给我增添了一些活下去的动机。 世界如此美丽，有这么多爱和精神深度，没有理由用一些缺乏有力证据的动人故事来自欺。对我来说，既然人是如此脆弱，那么直面死亡、为生命的短促而精采的机遇感激每一天，这种做法要好得多。 有许多年，我刮胡子用的镜子旁边都放着一张装在相框里的明信片，这样我每天早上都会看到它。明信片的背面，是一段用铅笔写给威尔士史旺西谷的詹姆斯•戴先生的短信： 亲爱的朋友： 告诉你一声我还活着，在旅行，并且非常愉快。真是享受。 你的 WJR 签名是一个叫做威廉•约翰•罗杰斯的人几乎难以辩认的姓名首字母缩写。明信片正面是一艘造型优美的四烟筒轮船的彩色照片，船的名字是“白星客轮 泰坦尼克”。明信片的邮戳日期是这艘巨轮沉没的前一日，罗杰斯先生在遇难的1500多人中。安妮和我把这张明信片摆在这里是有用意的，我们知道“非常愉快” 也许是最短暂、最虚幻的状态，对我们也是这样。 我们曾经非常健康，孩子们茁壮成长；我们写书，着手进行雄心勃勃的电视和电影项目，发表演讲；我一直在参与最激动人心的科学研究。 1994年底的某个早晨，站在这张相框里的明信片旁边，安妮注意到我的手臂上一个难看的黑蓝色斑痕已经长出来好几个星期了，就问：“它怎么不消褪？”在她的坚持下，我不情愿地（黑蓝斑没有什么重要的，不是吗？）到医生那里去做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 几天后收到医生的信时，我们正在得克萨斯奥斯汀。他很困扰：显然实验室里有什么东西搞混了，分析结果表明这是一位重病人的血。医生催促说：“请务必马上重新检查一次。”我照做了。结果是，没有错误。 我体内向全身输氧的红细胞和抵御疾病的白细胞都严重减少了，最可能的解释，是由骨髓产生的造血干细胞——红细胞和白细胞的共同原型——出了问题。该领域的专家证实了这一诊断：我得了一种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病：骨髓发育不良(myelodysplasia)。发病原因基本上未知。我吃惊地得知，如果不采取措施，生存的几率将是零，我会在六个月之内死掉。当时我的感觉还很不错，可能偶尔有点头晕。我很活跃，干劲十足，说我正站在死亡的门槛上，听起来真是荒唐可笑。 迄今只有一种方法有可能治愈我的病：骨髓移植。但必须找到与我匹配的捐赠者才行。即使找到了，我的免疫系统也要被完全压抑，以便使捐赠的骨髓不会被我的身体排斥。然而，完全被压仰的免疫系统可能使我由于其它一些原因而死掉，比如抑制抵抗疾病的能力使我可能被任何一种细菌感染。我也曾暂时考虑过什么也不做，坐等医学研究发现新的治疗方法。但那样的希望是最小的。 对于该上哪里求医，我们所有研究的结果都指向西雅图的福莱德•胡钦斯(Fred Hutchinson)癌症研究中心，全世界最优秀的骨髓移植研究机构之一。那儿有许多专家，包括因为完善现有骨髓移植技术而获得1990年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的唐纳德•托马斯 (E. Donnal Thomas)。医生和护士的高水平，以及护理质量的优秀，充分表示我们到“The Hutch”去求诊的建议是不错的。 第一步是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捐赠者。有的人从来没有找到过。安妮和我给我唯一的手足——妹妹卡丽打了电话。我说得很婉转，卡丽甚至不知道我生病了。我还没有触及正题，她就说： “你有的。无论是什么……肝……肺……就是你的。”每次想起卡丽的慷慨，我现在还会感觉到有什么东西堵着喉咙。但是，这当然并不保证她的骨髓一定与我的匹配。她接受了一系列检查， 6个决定匹配程度的因素一个接一个被发现与我的相符。她是一个完美的匹配者，我真是难以置信地好运。 不过，“好运”是相对而言的。即使完全匹配，我痊愈的机会也只有30%。这就像玩俄罗斯轮盘赌，枪膛里有4颗子弹，而不是一颗。但这已经是我迄今能拥有的最好的机会，过去我曾面对比这更大的困难。 我们全家搬到西雅图，连同安妮的父母在内。在我住院及出院疗养期间，不断有人来探访——成年的孩子们，我的孙子，其他亲属和朋友们。我深信，正是我所得到的支持与爱——尤其是安妮的爱——使得机会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倾斜。 就像你们猜想的，确实有过让人害怕的时候。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遵照医嘱在凌晨两点钟起床，打开12个装着白消安（二甲磺酸丁酯）药片的塑料瓶中的第一个。这是一种强力化疗药物，袋子上印着： 化 疗 药 物 有害生物物质 有害生物物质 有 毒 按有害生物物质弃置处理 一个，又一个，我倒出72粒药。这剂量足以致死。如果我不是马上要接受骨髓移植手术，这种免疫抑制疗法本身就能要我的命。这就像是服下致死剂量的砒霜或氰化物，希望着合适的解毒剂会及时送到。 这种用于抑制我的免疫系统的药引起了一些直接的反应。我总是感到恶心，不一些其它药物控制住了这症状，使我不至于难受到什么工作也做不成。差不多所有的头发都掉了，随后是体重下降，使我看起来形容枯槁。但四岁的儿子山姆瞧着我说：“这发型不错，爸爸”，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他接着说：“我不知道你生病什么的，只知道你现在好多了。” 我原先想，移植手术可能会非常痛。但事实并非如此。就像是输血一样，妹妹卡丽的骨髓细胞到达我的骨髓里。治疗过程的某些阶段是极为疼痛的，但人往往会好了伤疤忘了疼，事情过去了，你也就忘记了疼痛。Hutch关于止痛药的政策很开明，病人可以自己掌管包括吗啡衍生物的药品，因此我可以立刻处理那极度的疼痛。这使整个过程容易忍受多了。 治疗快要结束的时候，我的红细胞和白细胞大多是卡丽的了。它们的性染色体是XX，而不是我自己的XY。 在我的身体里，有女性的细胞和血小板在循环着。我一直在等着卡丽的某些兴趣在我身上表露出来——比如对骑马的爱好，或者一口气看上六出百老汇戏剧——不过从来没有过。 安妮和卡丽挽救了我的生命。我将永远对她们的爱与同情满怀感激。出院之后，我需要多种医疗护理，包括每天往腔静脉里注射几次药物。安妮是我“度身定做的护理者”，日日夜夜地给我安排用药、换衣服、检查关键的体征、提供重要支持。据说，独自到医院来求诊的人，活下来的机会要少得多，这很可以理解。 医学研究救了我。其中有些是应用研究，致力于直接治愈绝症或减缓其症状。有的是基础研究，只努力了解活的机体运作的方式，偶然获得结果，最终却有无法预料的实际益处。 康耐尔大学（我作为安妮的配偶享受其福利）和美国作家协会的医疗保险也救了我，后者是电影、电视剧本作者等的组织。还有数以千万计的美国人享受不到这种医疗保险。如果我们处在他们的境况上，会怎么做？ 在我的作品中，我曾努力表明我们与其它动物是何等亲近，给它们造成痛苦是多么残忍，杀死它们用来制造唇膏之类的东西又是如何地不合道德。然而，就像托马斯博士在他的诺贝尔奖答谢辞里说的，“如果没有动物研究，包括对近亲繁殖的啮齿类动物和远亲繁殖的物种——特别是狗——的研究，骨髓移植不可能达到临床应用阶段。”我在这个问题上仍然非常矛盾。如果不是对动物的研究，我今天不会活着。 于是生活回复正常。安妮和我与家人返回纽约伊萨卡的家。我完成了几个研究项目，做完了《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最后的校对。我们与华纳兄弟公司的电影《接触》的导演鲍勃•泽米基斯(Bob Zemeckis)会面，这部片子是以我的小说为蓝本拍摄的，安妮和我共同撰写剧本，并担当影片的共同制作人。我们开始商谈一些新的电视和电影项目。我参加了伽利略探测器访问木星的早期工作。 但我痛切地发现，未来是不可预知的。就像在北太平洋清新的空气里快乐地用铅笔写着明信片的威廉•约翰•罗杰斯痛切地发现的那样，未来紧接着会发生什么是不可知的。回家之后，我的头发重新长出来了，白细胞和红细胞回复到正常水平，感觉好得不得了，但几个月后，又一次血液检查把我击败了。 “恐怕我有一点坏消息要告诉你，”医生说。我的骨髓里出现了一批危险的、正在迅速增殖的新细胞。两天之后我们全家回到西雅图。现在我是在Hutch 的病床上写这一章。一项新的实验过程发现，这些异常的细胞缺少一种能保护它们免受普通的、我没有服过的化疗药物伤害的酶。用了一次这些药，我的骨髓里就找不见这种异常细胞了。为了彻底清除残余部分（可能为数极少，但生长速度非常快），我又接受了两次化疗，并新移植了一些妹妹的细胞。看上去，我又被完全治好了。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容易为人类的破坏性与短视感到绝望。我当然也会如此（在某些问题上我仍然认为很有道理）。但我从这场病中得出一个发现，那就是众多人的善良拯救了许多与我处境相同的人的生命。 有超过200万人志愿参加美国国家骨髓捐赠计划，愿意忍受多少不大舒服的骨髓抽取过程，来造福于素不相识、无亲无故的匹配者。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向美国红十字会无偿献血，连5美元的报酬也不取，只为了救陌生人的命。 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多年辛勤工作，他们要克服许多困难，薪水常常很微薄，而且不能保证成功。这样做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个，就是希望帮助别人治愈疾病、逃脱死亡。当我们被过多的玩世不恭所包围时，想到世间善良如此普遍，实在令人鼓舞。 在纽约市的圣约翰大教堂，基督教界最大的教堂，有5000人在复活节的礼拜上为我祈祷。一位印度教教士向我描述恒河岸边为我举行的一场大型祈祷守夜式。许多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写信告诉我他们为我做的类似的事。我并不认为，如果真的有神存的的话，他对我的安排会因为祈祷而有所改变。但对这些在我患病期间为我努力的人——包括许多我从未谋面的人，我的感激无以言表。 他们中间许多人问我，既然不确信有来生，怎么可能直面死亡。我只能说，这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我对“微弱的灵魂”存疑，并与我心目中的英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观点相同： 我不相信一个奖惩其造物或有类似意愿的人格化的上帝。我不能也不愿意因为恐惧或荒谬的自大而相信一个人在肉体死亡之后仍能存在，更不相信微弱的灵魂。我满足于生命之永恒的秘密，满足于一窥这现实世界的非凡结构，并致力于去领会那呈现于自然之中的理性的一部分。不管这一部分多么微小。 后记： 一年前写下这一章之后，又发生了许多事。我从Hutch出院，回到伊萨卡，但几个月后又发病了。这一次要严重得多——可能是因为我的身体因为以前的治疗而变得虚弱了，但也是因为这次的移植前准备工作包含了X射线全身照射。我的家人又一次陪我来到西雅图，我又一次在Hutch与同一位专家会面， 接受富有同情心的护理。安妮又一次出色地鼓励和鼓舞了我。妹妹卡丽又一次毫不吝惜地捐出她的骨髓。我又一次为众多的善良所围绕。此刻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诊断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当然，事实也可能改变这种状况）：所有能检测到的骨髓细胞都是供体细胞，即我妹妹的XX型女性细胞，没有一个在原先的疾病中所发育出的XY型男性宿主细胞。有些体内仍存留有百分之几宿主细胞的人活了好些年。但是，不捱过两年，我不会把这当作理所当然。在那以前，我只能希望。 西雅图，华盛顿 伊萨卡，纽约 1996年10月 碧声译自《数以十亿——新千年来临之际关于生命和死亡的思考》 Billions and billions ,thoughts on life and death at the brink of the Millenni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