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段的片段

原文选自《片段集：让·鲍德里亚与弗朗索瓦·利沃奈对话录》，让·鲍德里亚著，田争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23年。

为了方便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原书为准。

“不再投下任何阴影的人不过是他自己的阴影。”

弗朗索瓦·利沃奈：难道人们不总是在某种方式上忠于自己的青年时代吗？您对哪种思想或行为保持着忠诚呢？

让·鲍德里亚：毫无疑问，我始终秉持着关于断裂的观念，一种兰波式的暴力的断裂。它发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并伴随着强制的、极为迅速的同化——这是记忆的狂热形式——最终它们都融合为批判性的总体。这一暴力的断裂同时也结合了一种智性的和社会的断裂，对我来说一切都开始于此。从根本上说，它从未改变，只不过我终结了其中累积性的维度，或者这一维度只是变得更加隐秘，因而也更加沉默且不那么有效了。我们是不是一定要在某人的自传中找寻断裂的深层次原因呢？也许吧……我挺害怕对自己做社会学分析的，但我的确和自己的家庭和我出身农民的父母，和我所生长的缺乏教育的环境发生过断裂。这种断裂将我推入——这一推动力来自我父母的某种模糊不清的幻想，我本人完全没法知道究竟是什么——更加有教养的层次中，可是我却一直深刻地忠于这种原初的无教养。文化是一种附加之物，我们必须能够拒斥它、清除它、放弃它。真正重要的是文化之外的事情。

“人们谈论自己的时候永远不会说出全部的真相，而是将它作为秘密保存起来，只以片段的方式传递出去。”这种微妙而审慎的片段化原则对现实世界和理论及概念的世界同样受用。我们应该仅仅说出片段，而将其他的东西都作为秘密隐藏起来。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的“审慎的分寸”原则，而我很乐意再加上“不审慎的分寸”或“不审慎的守秘”。

克尔凯郭尔

幸福是最简单的解决之道

对于由主体及他／她的命运所导致的难题来说，我们被迫拥有的自由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同样，对恶的问题来说，强加于我们之上的幸福也是最简单的解决之道。或者，比幸福更容易应付的不幸才是恶的解决之道。

自由终结于完全的解放；对解放之反动产生了新的奴役，并让自由终结于其中。类似的，完全的幸福将我们导向了一种关于不幸的文化，关于受害者的文化，关于责难、悔恨、揭发和悲惨的同情的文化。我们不断地用各种方式抛弃自由和幸福，但同时也持续地在话语中言说它们；我们总是在梦想着完美的幸福但也预感到伊甸园里潜在的无聊。但如果不等待伊甸园的降临，那么我们此时此刻就将直面生活的理想条件，后者正是将业已完成了的技术文化作为其形式。进一步，正是出于对这种最终条件的敏感，我们才在此时此刻或激烈或沉默地发泄着，我们才倾向于将不幸——某种“定速巡航”或逃逸线——当作面对关于幸福的恐怖主义的阴谋时最长远的解决办法。

我们实际上并不十分接近恶或者恶的本质。相反，不幸实际上才和恶以及恶的原则完全相反，不幸才是恶的否定（命定的策略？）。

“我们知道地狱以及在地狱中遭受煎熬的人是怎样一回事，因为地狱永远只会有恶存在。但对于那些生活在天堂里因而丝毫没有恶的观念的人来说会怎样呢？只有上帝知道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不能承受之恶

荷尔德林说：“直到神的缺席为我们提供帮助。”事实上，上帝之死是一次机会。它是超越性的终结，将一切责任释放到另一个世界里。从那以后，世界就存在于此，内在于此。世界是完全自明的，并且这一自明性让人难以承受……确切地说，这就是恶，并且不再有任何可能的救赎。或者说，救赎改变了自己的含义：不再是关于人或者其罪恶的救赎，而是上帝之死的救赎。上帝之死（体现在预言失败的种种情形中——米尔曼）必须被对世界的强制性转变——以幸福作为其目的——所弥补。我们必须不惜代价地通过对世界和自身的完全实现（我们又能在这里重新提出完全真实的问题）来确保自己的救赎。善与恶虽然仍是对立的两种力量，但在同超越性的张力之中二者又关联在了一起。同时，为了最佳成就，为了让世界在善和幸福的征兆之下最终实现，善恶又会分离。事实上，由于驱逐了恶，幸福和善的道德本质之间仅仅有着疏远的联系。这种善不再具有任何道德的性质，因为它已经被幸福的表现所耗尽了。关于表现的理想用道德上的超越接替上帝的位置，由此产生了世俗的超越性，并进一步完善了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做出的描述，即以价值为准绳来改造世界是为了上帝至高的荣耀。其目的正是在于让世界变成透明的和可操作的，除了根除一切的幻象和邪恶的力量——或者说一切恶和恶的原则——之外再无别的目标。如是，在善的霸权之下，一切事物都在越变越好的同时越变越坏。因为善与恶的分离在这一相同的行动中同时导致完全的善和完全的恶。

论恶和地狱的必要性

如今，不再有任何不可撤销的罚入地狱之惩罚了，也不再有地狱。我们可以承认的是，虽然我们还是有着关于炼狱的混杂概念，但一切事物都潜在地落入救赎的范畴内。显然，这种福音布道揭露的是所有正在彰显、宣扬着康乐和成就的征兆，后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遵从于第十一条戒律——“要快乐，并给出一切关于幸福的征兆！”—的乐园文明，却也正是这条戒律取消了其他所有的戒律。我们仍然可以解读出对救赎和普世拯救的需求，不仅是在如今的暴力和不公平之中，也存在于过去所有的犯罪和冲突事件之中，尤其是当它们以回溯的方式被拿出来重新追责的时候……人们对这些事件重新提起了诉讼，被起诉的是诸如法国大革命、奴隶制、家庭暴力、臭氧层空洞和性骚扰之中的原罪—简而言之，为最后审判的到来所进行的预审早已开始：先是谴责人类的历史，随后便是赦免和辩白，以便能根除恶，哪怕它遁藏在缝隙中也不放过，直到我们能够营造出一幅喜气洋洋的世界图像，时刻准备着进入另一个世界。多么宏伟的事业！它是非人的、超人的还是太人性的？正如斯坦尼斯瓦夫·莱克所言：“我们对人的观念毫无疑问是过于拟人化的。”那么为什么要投喂这间永远在制造愧疚的工厂，投喂这一内疚的反应链条呢？这是因为一切都应该被拯救。这就是我们如今所走到的境地：一切都将会被救赎，全部的过去都将得到平反，都将会被抛光直到透明。至于未来，同样也是好的越好，坏的越坏：所有东西都会接受基因改造，以达到生物学上的完美以及该物种的民主的完美。只要能清除恶和地狱这两个脓肿，那么由功绩和恩典之间的等价所定义的救赎将立马交由基因和性能之间的等价来定义。

实际上，一旦幸福变成了关于拯救的纯粹、简单的一般等价物，那么天堂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没有地狱就没有天堂，没有黑夜就没有光明。如果没有人被罚入地狱那么就没有人需要被拯救（这是根据定义来说，但我们从直觉上也能理解这一点：假如没有了罪人们受折磨时的景象，那么除了沉思上帝之外，神的选民还能如何能获取快感呢？）。进一步，一旦每个人都能潜在地被拯救，那么就没有人被拯救，救赎也就不再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我们的民主事业被应许的命运：由于疏忽了恶，它忘记了必要的分辨力，因而腐烂在了胚胎之中。于是，我们需要不可撤销的恶的在场，没有救赎之可能的恶的在场，一种彻底的区分，在天堂和地狱之间永恒的二元对立，甚至是某种意义上恶的宿命论，因为没有命运可以摆脱宿命论。其中也不存在什么不道德的东西，因为根据游戏的规则，有人赢就会有人输；哪怕大家都输，也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如果大家都赢，那才是不道德。或者说，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关于民主的理想：每一个人都能得救。这是不可能的，除非以陷入持久的竞价、持续的通货膨胀或无尽的投机作为代价。因为说到底，幸福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同他人之间的关系，而仅仅代表着和他人之间的竞争及取胜。这就是善的含义：它意味着善和个人恩典的霸权将总是被一些挑战或激情所阻挠。它也意味着，无论是何种幸福或者狂喜的状态都可能为了更加生机勃勃的事物所牺牲。这种生机可能是叔本华所谓的意志，也可能是权力，或者说尼采所谓的权力意志。但无论如何，它总会揭示恶的存在。我们对于恶无法给出定义，但能够做如下总结：所有反对幸福的归宿的恶都注定要实现。

尼采

在欣快的兴奋之下，要求着最佳表现和理想成就的律令本身必然带有恶和不幸；后者的形式表现为，对这一美好前景根深蒂固地不赞同，并隐秘地提前开始幻灭。也许这只不过是献祭的另一种集体形式——祭品就是人，只是掩饰在非肉体献祭的外表下，提炼成顺势疗法的一针针药剂注射进我们体内。

无论何处，只要人注定要承受完全的自由和理想的成就，那么这种颠覆就会渗入其中——颠覆正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善和幸福所进行的自动发泄。当人们被责令获取自身最高的效率和最大的快感时，他们仍然处于分离的状态，其存在亦是分裂的。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中，所有事物（身体、性、空间、金钱、快感）都潜在地能够成批量地被接受或拒斥；它们都还在那里，并没有在物理的意义上消失，但一切又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消失了。人们常用“像着了魔”来形容这种变化，但它实际上更多的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如其所是的个体正变得完全和它们所是的东西一样。因为个体不再拥有超越性和图像，他们将自己的生命活成了某种功能。如果从另一个世界观之，其功能完全是无用的；甚至对于个体自己来说，其生命也无关紧要。反而，由于不存在别的可能性，他们反而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没有任何情形、本质或人格的实体配得上独异的表达。人们为功能性的存在献祭了自己的生命——他们分毫不差地将关于他们生命和表现的数字计算、复制、粘贴下来。存在的确得到了实现，但同时存在也被否定、被妨碍、被拒斥。这完全是一种否定性的反移情的结果。

类似地，这一关于最佳表现的律令会与民主的道德律令产生内在矛盾，后者以民主和对机会及权益的平等分享为借口，要求我们不断地将所有人重置为平等地位，将一切事物重置为零。从对所有人的拯救以及普世的救赎来看，没有人有权让自己被区分开来，没有人有权去诱惑别人。为了让正义得到伸张，所有的特权都要消除，每个人都被要求自愿放弃任何特别的品性，重新生成为基本粒子——基于平均化和懊悔的集体幸福只会将社会导向其最小公分母和最初级的平庸。它好像是夸富宴的反面：每个人都在竞相比较谁更为接近最低限度、谁受到了更大的伤害；每个人都顽强地培养着自己和他人之间最微弱的差异的同时，又在努力修补着他们之间各种各样的同一性。

悔恨和非难是同一种运动：非难即回到罪行之中，以修正其轨迹和结果。这就是我们不断回溯历史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我们回到遍布人类罪行的历史之中，以便从当下开始就为最后审判的到来做忏悔。虽然上帝已经死了，但审判还在。这便能解释我们在整个20世纪末都在做的事——一场广泛蔓延的、关于悔过和改写（对历史的改写，同时也期待着在未来能够对种族进行基因和生物学上的改写）的综合征。我们焦虑地想要配得上拯救，总是着眼于审判的最后期限，想要摆出一副理想的受害者的样子来。当然，我们所谈论的并不是任何实际发生的审判或真诚的悔过；它的目的不过是充分地享受由自己的不幸所导致的戏剧化表演罢了。“人类在荷马时代曾是奥林匹斯山众神注视的对象，而如今则是自己的对象了。人类的自我异化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它能把自身的毁灭当作放在首位的快感来体验。”

令人心碎的修正主义进行到了最新的阶段：不仅仅是在粉饰20世纪的历史，而且还要修改所有在过去的世纪里发生的暴力事件，将它们重新置于人权和反人类罪的裁判之下（如今，所有的行动都要屈服于性、道德或政治侵害的裁判权）。正如我们将所有的艺术作品（包括人类基因组）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那样，我们也将一切事物列入了反人类罪之中。这是谵妄的修正主义的最新章节：它谴责奴隶制和贩卖黑人，将之视为反人类的罪行。这一荒谬的提议试图用我们西方人的人道主义意识来矫正过去，也就是说又要再一次从我们自己的标准出发，后者正是来自最纯粹的殖民主义传统—一这种关于愧疚的帝国主义真是过分至极！事实上，其理想在于，借助官方的谴责，让与这个事件“相关的人”走出这场悲剧；并且，只要他们的权利得到恢复，只要他们被认定、被赞颂为受害者，那么就能让他们完成应有的哀悼，就能让历史翻篇，就能得以完整地参与到当代历史的进程之中——这就算是一次成功的精神分析了。也许，参照我们对待犹太大屠杀的幸存者时所使用的畸形的等价方式，非洲人甚至能将这一道德上的承认转译为损害赔偿。因此我们提供更多的补偿、赎买、平反；然而这种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在这种野蛮的剥削之上增加了一些由哀悼所提供的虚伪的赦免，不过是借由怜悯将恶转换为了不幸。

从我们这种再处理的人道主义视角看来，整个历史都是纯粹的罪行；实际上，没有这些罪行的话，根本就不会有历史。“如果我们消除了人性中恶的部分”，蒙田写道，“那么就会摧毁生命根基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该隐杀死亚伯就已经是反人类的罪行了，几乎可以称为种族灭绝（因为当时总共只有他们两个人类！）。而且，所谓的原罪难道不就是反人类的罪行吗？这一切都很荒谬，这一切人道主义的、回顾性的粉饰都很荒谬，并且它们都来自对恶和不幸之间的混淆。恶是世界之所是，并且是世界之所曾是，我们可以清楚地考虑到这一点；而不幸则是世界从来不应该所是——但以什么样的名义呢？以其应该所是的名义，以上帝之名，或以超越的理念之名，以一个我们很难定义的善之名。我们可以用罪恶的视角审视罪行——这正是悲剧的视角；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责难的视角——这正是人道主义的、动人的、多愁善感的视角，正是它要求我们不断做出补救。从根本上来说，这就是来自道德的谱系学深处的怨恨，它要求我们补偿自己的生命。

这种回溯性的怜悯、这种将恶向不幸的转换可以说是20世纪最为繁荣的产业了。首先作为心理上的敲诈，让我们都成为它的受害者。甚至在我们的行动中，让我们只能期望最低限度的恶（保持低调，做任何事都只做到其他任何人都能做到的程度——让你的存在免遭刑事追究！）。其次，作为一种能够带来巨大产出的有利可图的行动，因为不幸（在它全部的形式之下，从苦难到不安全感，从压迫到抑郁）构成了一种象征性的资本，对不幸的剥削从经济的角度上说，有着取之不竭的利润，甚至超过了对幸福的剥削。如人们所言，这是一处矿藏，其矿物无穷无尽，因为它的矿脉就是我们每个人。不幸有着最高的价格，而恶却不能被交易，因为它无法被交换。

将恶转写为不幸，接着又将不幸转写为商业的或戏剧化的价值——这一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受害者自己的共谋和赞同。但同时，受害者同他自己的不幸之间的共谋又构成了恶的反讽本质的一部分。正是因为如此，没有人想要他自己的幸福；出于相同原因，在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可能世界里，没有事物会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