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资本主义的新封建化趋势

《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

作者简介：乔迪·迪恩（Jodi Dean），纽约州日内瓦霍巴特学院和威廉·史密斯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曾出版过《民主和其他新自由主义幻想》《共产主义视野》《群众与政党》《同志：论政治归属感》等著。

译者简介：卢斌典，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

文章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摘要

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人类进入网络2.0时代，通信技术使得资本主义更易接受，并进一步造就传播资本主义。传播资本主义的实质是通信衍变为生产、分配、流通和积累的核心，并与资本主义深度融合，形塑新的资本主义时代。传播资本主义使交际方式和内涵发生三重转变：从信息到贡献的变化、网络传播情感特征的变化、象征效力的变化。从网络效应到社交平台，再到服务型经济的崛起，传播资本主义的趋势是新封建化。在此过程中，网络通信技术展现出掠夺性和榨取性，使得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发生转型，借助算法、监控和平台等手段，成就了科技巨头，在占有和分配上呈现出幂律分布，造成两极分化，导致领主和农民的对立，加剧不平等。走出技术封建主义的困境，一方面需要通过取消偏好依附等设计进行应对，另一方面则需要走向激进政治，建立严密、纪律严明且坚定的政治组织。

一 引言

2010年，贾伦·拉尼尔（Jaron Lanier，被誉为“虚拟现实之父”）在《你不是个小器件》（You Are Not a Gadget）一书中，以领主和农民的视角探讨了新兴的云计算。领主拥有并控制平台和数据，农民或农奴则是依赖这些平台的我们。领主要么拥有我们工作所需的工具，要么拥有我们进入市场的渠道或手段，要么储存我们的数据，向我们收取费用，并收集我们交易和使用的元数据。当然，拉尼尔那时还无法详细说明平台化的所有细节，但他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平台化的基本结构和发展动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谓的“共享经济”总是要为某个人赚钱。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网络信息技术与封建社会财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巩固。网络安全专家布鲁斯·施耐德（Bruce Schneider）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总结脸书、谷歌、苹果、微软、推特和领英的恶意交易清单，指出了权力向信息技术的转移。他认为，信息技术权力的急剧增加其实是“数字封建主义”。他警告说：“如果你开始觉得自己是《权力的游戏》里权力斗争中一个倒霉的农民，那你的感觉就太对了。这些都不是传统公司，我们也不是传统客户。他们是封建领主，我们是附庸、农民和农奴。”最近，经济学家、希腊前财政部长扬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也发出类似警告，称“技术封建主义正在接管一切”。

上述看法遭到了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等人的否定，虽然他们最初接受技术封建主义的假说，但仍认为“我们是大科技公司统治下的附庸这一看法并不新鲜”。在新冠疫情暴发的第一年，科技界亿万富翁的财富增加了3600多亿美元。而与此同时，仍有数百万工人失业，或被迫冒着健康和生命危险继续工作。普通人与科技巨头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平等，这一点众所周知，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下这一现实与二十五至三十年前的网络数字通信界的观点截然不同。

二 回到未来

在1990年初，甚至到2000年初，互联网与民主联系在一起。公民新闻、向外界开放的市政厅、透明的政府以及普通人拥有发声的机会将开启政治参与的黄金时代。只要拥有笔记本电脑或手机，人们就可以将他们的信息传递出去，而不必经过审查、评判和层层把关。信息是自由的，牢固的权力结构将崩溃，暴政的枷锁将消失。这种民主幻想的一个主要流行语是“参与式”（participatory）。把“参与式”作为前缀预示着互联网给社会关系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如参与式媒体、参与式预算、参与式艺术等等。

90年代，互联网还与无摩擦的资本主义和顺畅的流动世界联系在一起。新自由主义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共产主义者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等人都对全球横向生产力（global horizontal productivity）有着相同的展望。网络通信将带来一个富足而非匮乏的新经济，大众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将会胜出并打破国家的控制。

那时的人们常说：信息需要自由！这是否意味着不受限制的自由或是无需为信息付费的自由？如果是后者，内容创作者如何生存？互联网上一切自由和免费的模糊性或不稳定性表明，民主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更广泛、更根本的等同关系，苏联的失败似乎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关系。这些支持21世纪的“杀手级应用”（killer APPs）和大数据热潮的基础设施，让人们在互联网泡沫中赚得盆满钵满，让每个人都变得更加自由。还有更好的：有趣的网络化个性媒体！它把工作变成了游戏，把用户变成了生产者，新媒体学者喜欢用诸如“玩劳动（playbor）”和“产销一体者（prosumer）”之类的术语，即消费者作为生产者，这实际上意味着免费为资本生产，或者换句话说，资本已经知道了如何从私人消费和使用过程中提取价值。无论如何，我的观点是，在90年代甚至在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我们转向了21世纪前十年的“网络2.0”，通过将批评者变成落伍的技术恐惧症者，让资本主义免受批评，通信技术使资本主义变得更容易让人接受、让人兴奋。

三 等级是结构特点，而非缺陷

三十年前，互联网的前景是更民主、充裕和自由。这种幻想释放了一系列动态变化，加剧了不平等，破坏了民主所需的共识，并使极右翼势力在世界各地崛起。网络化个人通信的发展使我们陷入了传播资本主义，即通信成为生产、分配、流通和积累的核心的资本主义时代，而不是一个由民主公共领域中的通信行动所引导的时代（借用于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术语）。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想要了解资本主义和通信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请思考如下问题：

1.复杂的物流体系，以支持经济特区里集中的工业生产。

2.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信息化，以实现生产标准化并加快生产速度，同时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3.快速的网络，以在金融市场中实现算法交易、对冲和套利。

4.通过个性化的网络通信设备，个人不断被赋予更多的选择和责任，这一过程不仅要求个体强化自我个性化，同时也导致个体形态的过度负担。

5.通过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再现我们的社会生活，资本有了监控和捕捉我们活动的能力。

6.“平台化”或平台的兴起，使用这些平台会为其所有者（如谷歌、脸书、亚马逊、优步、爱彼迎等）带来数据和收。

7.监管的加强和扩散。

8.更高的工作强度和更长的工作时间，因为人们需要全天候保持联系和作出回应。

9.固定资本的积累可以满足数据存储和算法训练的需要，而算法可以处理和学习这些数据并生成新的算法，换句话说，这就是大科技公司的垄断力量。

当代经济的这些特征依赖于信息和通信系统与开发、生产和分配系统的整合。科技巨头，如脸书（母公司Meta）、谷歌（母公司Alphabet）、苹果、微软和亚马逊，变得越来越富有，也越来越具有掠夺性，它们的创始人之所以成为亿万富翁，是因为廉价的劳动力、将工作外包给第三方承包商、用户的免费劳动、急于吸引就业机会的城市给予他们的减税政策，以及垄断地位的巩固。网络技术的榨取性无处不在，极具侵扰性且不可避免。科技巨头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主人。认为当前是一个农民和领主的时代的观点可能有些夸张[不过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的确是这样称呼推特用户的]。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特点是不平等的加剧：亿万富翁增加，贫富差距变大，偏袒企业和富人的法律体系固化，而工人和下层阶级则处于苦难和监禁之中。

在90年代，人们认为网络将带来一个“横向社会”，一个互联互通、机会均等的世界。但和阿尔伯特·拉斯尔佐·巴拉巴西（Albert-Láslzó Barabási）对复杂网络的研究结果一样，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这些复杂网络的特征带来了极端的不平等。在复杂的网络中，人们自愿建立链接和作出选择。每个网站的链接数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长，人们喜欢某个东西是因为别人喜欢（例如，看到有些人在脸书上给某件事点赞，其他人也会点赞）。复杂网络中的链接分布遵循“幂律”（powerlaw），即热度最高的条目通常具有两倍于热度第二的点击量或链接，后者的点击量或链接数量是热度第三的两倍，依此类推，直到分布曲线中项目之间的差异变得微不足道。排名靠前的信息比排名靠后的信息的热度多得多。这种“赢家通吃”或“赢家多得”的效应就是幂律分布，它分布形状不是钟形曲线，而是一个长尾：长尾的两端分别是几个亿万富翁和十亿个处境危险的工人。

复杂的网络鼓励包容。网络中的信息越多，对最热信息的回报就越大。增长既是网络的一个特征，也是一个目标。复杂的网络也会引发竞争：争夺关注度、资源、金钱、工作和任何与网络有关的东西。而这带来集中，如中心、垄断、热播大片和网红。因此，自由选择、增长和优先依附的结果就是等级制度、幂律分布，即处于上层的人比底层的人拥有更多的资源。这意味着，复杂网络具有新封建化倾向。固有的不平等、等级制度、幂律分布是其特点而非缺陷，它们的基本逻辑产生了领主和农民。

尽管经常被科学家忽视，但传播资本主义的新封建化趋势也出现在服务型经济中。我在这里指的不是机器自动化取代工人，而是相反：自动化的局限性。杰森·史密斯（Jason E. Smith）引出了马克思对工业化与服务扩张之间联系的分析。生产率提高，需要的工人变少，那些需要工资来生存的人被迫到不太适合自动化的部门工作，即服务业。服务不太适合自动化，部分原因是护理工作需要特定的技能，如给婴儿换尿布，把老人从床上移开。他们也抵制自动化，因为他们的劳动廉价，除了这种工作，他们别无选择。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写的那样：“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的极度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其他生产部门对劳动力的剥削在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的加强，使工人阶级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有可能被用于非生产劳动，特别是使旧式家庭奴隶在‘仆役阶级’（如仆人、使女、侍从等）的名称下越来越大规模地被再生产出来。因此，在仆人阶级的名义下，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现古代家奴是可能的”。资本主义工业本身再生产了早期经济形式里特有的社会财产关系。

社会不再以工人和商品的生产为导向。它现在是一个集个性化服务、特权、等级制度和忠诚为一体的秩序，不是一个社会工厂，而是一个社会庄园。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出卖自己的权力来生存，将其作为服务出售给那些雇佣他们的人，给雇主做送货员、司机、清洁工、培训师、家庭健康助理、保姆、警卫、教练等。服务的买卖通过新的中介机构实现，这些中介机构是科技平台，联系需要服务的买家和提供服务的卖家，并确保在收取费用的同时获取交易所需的数据和元数据。我们的基本互动并不属于我们自己。随着生产的发展渐趋停滞，如今的资本被囤积起来，当成一种破坏性武器，资本的拥有者成了新的领主，而我们其他人则成了附属的、无产阶级的仆人和农奴。

四 社会庄园

虽然超级富豪囤积土地的现象十分普遍，但当今榨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并不是土地贵族用法律控制着农民阶级（不过，应该指出的是，世界上最大的土地所有者是英国国王：英国王室拥有超过66亿英亩的土地）。新封建主义并不意味着封建剥削形式的简单回归。在所谓的发达经济体中，大多数人无法直接获得他们的再生产手段。他们需要收入来购买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所和生活资料。新封建农奴是无产阶级化的农奴，他们从土地中“解放并脱离”出来，从工作保障中“解放并脱离”出来，从社会福利安全网中“解放并脱离”出来，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依赖于市场。

网络电信让新占有阶层的加入成为可能，它就是市场准入。这正是谷歌、脸书、亚马逊、苹果的应用商店、优步和爱彼迎等平台提供的“让两个或多个群体能够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平台将自己定位在买家和卖家、寻求者和供应商之间，在收取费用和数据的同时促进互动。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垄断力量和庞大的基础设施产生了自己的生态系统，塑造了人们的经济生活，让人无法逃脱。

尽管科技公司雇用的劳动力比例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基本上围绕数据的获取、挖掘和部署重塑了整个行业。事实上，正是由于劳动力较少，数据技术才表明了新封建主义的倾向。资本积累不是通过商品生产和工资进行的，而是通过服务、租金、许可证、费用、免费完成的工作以及把数据当作自然资源进行的。由于算法调度和监控技术，他们的工作变得更辛苦、更快，很少有休息时间，福利也更少，他们的工作条件日益恶化。对于在亚马逊仓库、呼叫中心和快餐店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工作有辱人格、榨取灵魂，一点都不人性化，因为人们会累，会需要上厕所，并不能总是全力以赴地工作，也有自己的生活。所有这些都与他们的工作不符。

平台力量的关键在于它们为用户活动提供基础，平台是互动产生的前提。谷歌让我们有可能在密集而多变的信息环境中找到我们需要的信息，亚马逊让我们可以轻松查找、比较价格，并从知名或不知名的商家那里购买商品，优步让陌生人可以拼车，爱彼迎则为陌生人提供住房服务。汽车不是个人的交通工具，而是成了赚钱的工具，公寓不是用来住的，而是用来租的。个人财产成了平台领主积累资本和数据的工具。使用这些平台的人越多，其他人就越无法避开它们，平台就会变得更有效、更强大，最终会改变它们所处的大环境。

资本积累不是通过马克思所说的实际占有来提高生产率，即优化生产流程和改进生产技术，而是越来越多地在形式占有的情况下进行。非资本主义过程产生的价值被资本通过金融或治理的手段所获得。奈格里将完全占有的复苏（或持续）与生产者重新占有固定资本的方式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让他们自发尝试共同生产。优步和爱彼迎是全面占有重新兴起的好例子，这两家公司都没有在为旅客提供交通或住宿方面提高效率，两者都依赖于收入者的固定资本，而不是投资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两者都从工人消费资金（即他们的汽车和房屋）中获得的资产，变成另一个人（或公司）积累资本的手段。

“亚马逊”（Amazon）

亚马逊进一步表明了垄断掠夺和控制的首要地位，表明了传播资本主义的新封建化趋势。史黛西·米切尔（Stacy Mitchell）将亚马逊比作收费公路。亚马逊想从销售商那里收取巨额费用，其中包括在网站上销售的费用（称为推荐费）和两项“可选费用”：广告费和履行费。由于亚马逊在搜索结果中优先展示赞助商广告，卖家不得不购买额外的广告（而不是依靠客户评分来提升他们在搜索结果中的排名）。此外，许多卖家委托亚马逊提供仓储和运输，即亚马逊物流（FBA），商家们这么做是因为算法在搜索结果中优先显示FBA卖家。在其他网站上销售不是个好主意：由于亚马逊在在线销售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其他销售网站很少有人浏览，顾客们很难发现他们的商品，而且卖家也无法降低在这些网站上的售价。亚马逊的“竞争性定价”规则减少了搜索结果中的商品，删除了“立即购买”选项，还添加了一条提醒，告诉买家该商品在亚马逊上的价格高于其他地方。

亚马逊激进的收费方式助长了更多掠夺性行为。亚马逊因其主要的订阅服务所承诺的免费送货服务而损失数十亿美元，不过，正是这项广受欢迎的服务，让亚马逊得以维持其在线销售的主导地位，顾客在支付了主要的服务费后，就更青睐在亚马逊上购物，卖家给平台的巨额收入足以弥补主要的损失，广告费、仓储费和运输费弥补了亚马逊的物流支出。实际上，亚马逊通过他们所建立的基础设施将成本转移给了卖家，卖家别无选择，只能使用。

亚马逊的平台费和物流费与亚马逊网络服务（AWS）的租金驱动积累战略相结合。AWS与Azure（微软出品）和GCP（谷歌出品）都是云平台，用户需要支付处理（称为“计算”）、网络（输入和输出）和存储的费用，企业不需要建立自己的技术基础设施，而是从大型科技公司购买计算服务。三大科技公司控制着云计算市场约65%的份额，如果较小的竞争对手构成风险，他们只需收购即可。这些公司的结构性主导地位使它们能够以掠夺性和不负责任的方式行事。随着机器学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权力不对称似乎变得不可逾越，开发和训练深度学习应用程序需要庞大的数据和大量的计算时间，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做到。开发ChatGPT的公司OpenAI使用的是Azure云计算服务平台，微软向该公司注资了100亿美元，获得了49%的股份。

领主制是一种占有剩余的社会关系。我们与大型科技公司的关系难道不是这样吗？拉尼尔（Jaron Lanier）早先提出的“互联网的农民与领主”这一说法，随着科技巨头变得越来越富，越来越压榨，已经升级成为共识，因为科技巨头的结构性主导地位使它们能够榨取越来越多的费用和租金。消费者和企业都无法回避它们，各州各市都竞相吸引他们落地。科技霸主的经济规模和影响力超过了大多数所谓的主权国家。就像许多朝贡需求一样，对它们的税收减免其实收取了居民更多的钱。它们的出现推高了房租和房地产价格，让公寓租金上涨，抬高了小企业的经营成本和人们的生活成本。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控资本主义”的研究揭示了科技领主的另一个新封建因素——兵役。脸书（现在叫“Meta Platforms”）和谷歌（Alphabet）就像有权势的领主，政府就像弱势的国王，他们互相合作，分享这些州在法律上被禁止收集的信息。

五 这是一种趋势，而非定律

新封建主义并非不可避免。我不是说互联网不能以其他形式出现，也不是说没有其他方式来构建网络。社交网络可以通过设计抵制新封建主义倾向。例如，为了抵制偏好依附，网站不显示有多少人点赞，网站不能因为别人喜欢就向我们推荐，也不能展示某人有多少粉丝。社交网络选择如何对帖子进行排名或优先展示，这是算法设计的问题：2009年以前，脸书推送的消息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之后，算法根据受欢迎程度进行了调整，再之后，算法变得个性化，这些都体现了算法设计的选择。TikTok（美国版抖音）将偏好依附发挥到了极致，它结合了多种偏好衡量标准，如观看时间、点赞和评论，进而决定将哪些视频推送给哪些人，创造出幂式分布，找到人们最喜欢的视频，让这些视频火起来。

同样，互联网的商业化也是可以避免的。美国本可以通过与联合国或其他国家合作，开发一个完全公共的互联网，也没有必要把监管互联网的主要责任从国家科学基金会（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的NS—FNet转移给私营公司，也不必在1996年放松对电信行业的管制。放松管制后企业兼并变得更加容易，导致媒体所有权集中到互联网巨头中。简而言之，网络通信本可以不采用私有财产的形式，本可以作为公共资源或公共事业受到政府保护，与其让主流搜索引擎成为一家公司的产品和财产，不如像互联网最初那样，由公众开发和资助。

这就引出了最后一个可以避免的例子：收集数据和元数据，并将其作为可供私人占有的自然资源。政府本可以阻止公司收集、存储和出售这些数据，限制服务器的规模和服务器农场（由于其耗能巨大，将对环境产生重大影响），以抑制数据收集。算法设计、商业化、数据收集和存储，在过去和现在都可以不同，但这是一种政治选择。如果要改变，就需要借助政治意愿进行斗争。

那么，怎么斗争？如果说网络传播导致了垄断权力的加剧和普遍的不平等，那么为什么没有抵抗呢？当然，人们也批评网络媒体。扎克伯格和其他科技大亨不得不在国会委员会上作证。人们喜欢憎恨科技界的亿万富翁，指出Instagram和TikTok的危险。当X（推特）和脸书允许不实信息未经审查就传播时，自由主义者们尤其愤怒，不过他们最多也就是呼吁监管，他们不会要求查封这些公司，将其变为公共事业公司，根本原因在于主流政客接受资本主义，他们认为亿万富翁和媒体集团可以搜刮、拥有、挖掘和出售我们的个人信息，并为此向我们收费。

如果传播资本主义的新封建化影响如此糟糕，为什么没有数百万人走上街头要求变革？为什么没有一场大规模的互联网社会化运动？人们的革命意识在哪？我们可以从网络个性化数字媒体对通信和意识的影响里找到答案，也就是说，我们的传播网络主要是情感网络，是以传播愤怒为导向的网络，它们分裂了理解，破坏了意义，带来了一个难以在解释和组织中巩固的世界。

传播资本主义给交际特征带来了三点变化。首先是从信息到贡献的转变，也就是从言论的使用价值到交换价值的转变。表述沟通思想的一种基本方式是信息和反馈，把信息传递给接收者，为的是获得反应。然而在传播资本主义中，情况发生了变化，信息变成了对流通内容的贡献，而不是为了获得反应。信息的交换或流通价值超过了其使用价值，信息的意义或者使用价值变得不如帖子的火爆程度重要。一个帖子是不是谎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表达了某种东西，发表了评论，点赞并分享了一张图片。人们的交流受到了经济逻辑的支配。

在X（推特）上被“比例化”就是一个例子，这指的是某条推文上出现大量评论。一般来说，评论数量多意味着意见分歧大（与之相反，转发一般表示同意，但也并不总是如此），数量和总量才是关键，而评论的实际内容都不重要，有些评论甚至和推文所说的完全不是一个话题。当然，单条推文的比例本身也会被流行趋势所掩盖，而流行趋势通常在几小时内就会更换，被人遗忘。在社交媒体上，人们很少，或者几乎不会注意到一些有理有据、真实且对人们真正关心的问题很重要的评论，因为评论是无穷无尽、持续不断的。其他真实而重要的东西可能不仅会在明天，也会在今天的同一信息源中出现，以获得人们的注意。因此，作为对信息和情感的贡献，我们话语的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的流动性和传播力。异议只会带来更多的内容，不管是有说服力的论证还是日常的愤怒。如果不会有批判，如果不能批判，那么批判又有什么意义呢？传播资本主义破坏了批判可能出现的条件。

第二个变化与网络传播的情感特征有关。我们交流的渠道会反馈给我们数量：点击和分享越高越好。现在大家都很清楚，愤怒的传播能力远远超过有说服力的论点，现在人们的反应时间缩短，回复也更容易。现在我们需要一直、连续不断、越来越多地投入注意力，以至于没有时间对所有事情作出反应、进行评估和反思，细枝末节的东西需要的时间太长。是否科学并不重要，但强度却很重要，无论是愤怒、荒谬、可爱，还是令人欣慰的陈词滥调（这些都很容易辨认，至少让一些人有种熟悉的感觉，就像他们终于也明白了社交媒体的意义）。你不会与热梗争论，而是通过热梗表达自己的观点，希望能使得别人认同你，分享或复制你的观点。但即便如此，这也只是昙花一现，只是一时的多巴胺刺激，终会消失在更大的流量中。

传播资本主义的网络是情感性的，因为图像和情感的传播速度比思想更快。与阅读、消化、总结和分享一篇关于澳大利亚加大化石燃料开采力度的文章相比，分享一张在燃烧的森林边受惊的考拉照片更容易，因为人们可以迅速作出分享的决定，而且期待其他人通过点赞和分享来肯定自己。情感网络的传播实践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数字网络。

为什么人们会觉得打造一个人人都可以随时发言的社交平台是个好主意？人人都能参与意味着骗子、喜欢挑衅的人、女工和真诚的农村青少年都能参与其中，认为地球是一个平面的人可能会遇见量子物理学家，法西斯主义者可能会遇见共产主义者，种族隔离的支持者遇到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者。模拟媒体（analogue media）的物质条件减少了不同世界观之间的碰撞，而数字媒体则让各种世界观疯狂碰撞。以前，要想收听有争议的广播节目或找到被禁的书籍，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因为精英阶层和多数人不关心这些，只有亚文化群体在意。如今，奇怪的、让人不安的事物就像野火一样席卷我们的交流环境，摧毁了意义的前提和实践。

在数字通信网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无数的他者，他们对现实的看法与我们不同，我们的分歧不仅仅是品味和观点的问题，不仅仅是有关道德和美好生活的问题，而是关于现实本身。同样，这些分歧一直都存在，但网络化的数字通信让我们增加了与他们的接触：各种各样的否定者，每次发帖子或视频都是为了宣传产品或看法的网红，还有各种虚无主义者和愤世嫉俗的人。对某些人来说，所有新闻都是假的，而且我们不得不立刻回应这些人。

第三个变化是数字通信导致了象征效力（symbolic efficiency）的下降。象征效力是我借用斯拉沃伊·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一个词。象征指的是在一个领域中表示一种东西，在另一个领域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没有办法能把意义稳定下来或给意义一个绝对的定义（大他者并不存在，分裂会越来越严重）。在美国，新冠疫情和2020年大选迫使我们意识到象征效力的下降，没有一个大他者能告诉我们病毒是否真实、口罩是否有效、疫苗是否安全以及谁能赢得大选。这些不仅仅是政治分歧，但政治分歧源于传播的方式的变化。象征效力的坍塌令人窒息，它带来的封闭性使我们无法采取重大行动，因为我们无法提出主张。事实上，政治本身并不清晰，新冠疫情和2020年大选也很模糊，我们所处的环境并不是一个我们可以确定是左还是右的环境。

齐泽克（Slavoj Žižek）

一些用户通过仔细挑选他们的推送消息，已经适应了象征效力下降带来的嘈杂声。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在1995年出版的《数字化生存》（Being Digital）一书中预言，网络媒体将使用户能够挑选他们想要消费的信息，他还担心这会减少人们看到意想之外的、没有搜索过的信息的机会。三十年后的今天，在经历了唇枪舌剑、恶意挑衅的帖子、游戏门、欺凌、对人的情感虐待和操控、谎言和仇恨，隐私侵犯和数不清的广告之后，社交媒体用户调整了他们的好友和粉丝列表，希望互动不会带来低级愤怒，而这已经成为传播资本主义的主要影响。尽管有些人呼吁脸书和X（推特）为他们做这种筛选工作，保护他们免受假新闻之害，就好像这些资本主义公司应该为他们决定“假”和“新闻”的含义，但许多人还是形成了群组、社群，他们寻找那些兴趣或经历相似的人，寻找那些面临过同样挑战的人：无论是围绕复杂食谱的挑战，还是在官僚机构中处理关系的挑战，抑或是应对创伤的挑战。这些关系的重要性可以从他们为自己社群辩护的激烈程度中得到印证：从相互竞争的粉丝群到取消粉丝群的反应，捍卫自己的身份已成为生死攸关的当务之急。

参与政治的人也寻找盟友、同志和同路人，一些自由派分析家批评网络上这些“信息孤岛”，他们鼓励用户寻找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与他们接触，寻找共同点，仿佛公共领域打破“信息孤岛”的理想已在网上实现。人们不禁要问，这些自由主义者是虚情假意，还是从没接触过网络？跟自己圈子之外的人进行网络互动，缺乏政治讨论所需的共识。现实也并不一样，不同的词汇有不同的含义，“孤岛”“泡沫”是对数字网络缺少公共性的一种反映。志同道合的人为对抗愤怒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分裂、极化是对象征效力下降的普遍反应，而非个人失误。

在传播资本主义的情感基础设施中，没有共同认可的意义。在不断交流却又令人愤怒的无效沟通下，我们失去理智，这不单是因为没有人听到我们说话，也是因为即使他们听到了，也不可能理解我们。每个人对意义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我来说什么是重要的，我经历了什么，我感觉如何。在这种象征效力下降的情况下，不同的问题和关切被等同了：上千人死亡的新闻、名人用词不当引起众怒的新闻和因被骗而引发众怒的新闻都在同一媒体空间流传。没有什么是重要的，或者说所有事情都很重要，因为符号变得如此难以捉摸。求助的呼声得不到回应，变革的要求也不够充分，因为有人会立即反驳或转移话题。我们被无处不在的危机感、焦虑和灾难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没有解脱，没法补救，无法逃避。

传播资本主义的情感网络提供了一个更有利于新封建主义，而非平等主义革命的基地。分裂是对象征效力下降的反应，分裂有助于解释当今阶级意识建设所面临的一些挑战。由于离岸外包、自动化和服务业的兴起，不仅工业工会化鼎盛时期所特有的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且沟通所需的共同参照和文化共性也已破裂。在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中，大多数工人的状况类似于马克思笔下与世隔绝的农民，他们的愚昧并非源于愚蠢，而是源于自我封闭，只有不断传播的愤怒才能打破这种局限。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的主要语言已经演变成安全和生存，其他的似乎都是空谈，在一个变暖的星球上是不现实的，即使我们能够想象，也不可能组织起来。乌迈尔·哈克（Umair Haque）把普通美国人描述为无能为力的“新农奴”。他认为：“这是现代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们名义上是富裕国家的公民，但他们的可能性每天都在减少。因为他们是无能的、被阉割了，每天只能感觉到折磨或死亡。”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不安全，在严重不平等和全球变暖的背景下，新封建资本主义侵吞社会剩余的灾难是真实存在的。

六 结论

传播资本主义趋向于新封建主义。从信息到贡献的变化、传播网络的情感特征的变化以及象征效力下降的变化，这些都影响着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意识以及我们能够创造什么样的社区。传播是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层面，现在，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既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也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是联系、中介和衔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础设施。这个残酷的故事告诉我们，复杂网络的等级特征带来的是少数人的私人积累，而不是多数人的繁荣。它告诉我们，假新闻、反疫苗者以及所有推送给我们的新奇的消息，都是数字网络通信的固有特征，它让我们认识到，在真相与谎言一起传播的环境中，批判是有局限的。它还应该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如今的政治必须是激进的，必须专注于建立一个严密、纪律严明并且坚定的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