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

译者：王鸽（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文章来源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7辑）》）

（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福斯特评析了保罗·伯克特的杰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与绿的视角》一书，并认为伯克特系统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价值观点。具言之，《马克思与自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马克思劳动和生产的自然基础。第二部分“自然与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马克思生态价值分析。第三部分“自然与共产主义”，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解释”进行了深入批判，同时揭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生态层面。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追溯到自然的异化和人类生产的异化，将其视为单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有通过社会自身的革命性变革才能克服这一矛盾。

近几十年来，如果有一项指控能把对马克思的所有批评统一起来，那就是“普罗米修斯主义”（“Prometheanism”）的指控。尽管马克思对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Bound）的钦佩以及他对作为希腊神话中革命形象的普罗米修斯的迷恋早已众所周知，但关于马克思著作的核心包含“普罗米修斯主题”（Promethean motif）以及这构成其整个分析的主要弱点的指责，似乎主要是从莱泽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Main Currents of Martism）中产生的当代影响。这本书的第一卷是1968年用波兰语起草的，1978年以英语出版。科拉科夫斯基指出：

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主义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他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相对于经济）条件缺乏兴趣，在他的世界观中没有人的肉体存在。人完全是用纯粹的社会术语来定义的，他所说的最大限度是有规模的。马克思主义很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人有生有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健康有疾病。人在基因上是不平等的，所有这些情况都会影响社会发展，而不论阶级划分如何，并为人类完善世界的计划设定了界限。马克思几乎不可能承认人受到身体或地理条件的限制。正如他与马尔萨斯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他拒绝相信由地球面积和自然资源决定的绝对人口过剩的可能性。人口不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而是社会结构中的一个要素，需要对其进行相应的评估。马克思对身体和肉体死亡、性和侵略、地理和人类生育力的忽视——他把所有这些都变成了纯粹的社会现实——是其乌托邦中最具特色却又最容易被忽视的特征之一。

考虑到这一指控的性质，科拉科夫斯基对马克思普罗米修斯主义的谴责受到生态学评论家们的拥护也就不足为奇了。很快，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1981）中回应了这一观点，他在书中抱怨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的态度”，这种态度被认为解释了为什么“马克思关注的是改变阶级制度中表现出来的剥削性的人类社会关系，而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从那时起，左翼生态思想家们的呼声就一直不绝于耳，包括泰德·本顿（Ted Benton）、瑞尼尔·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和米歇尔·卢瑞（Michael Löwy），他们都对马克思对自然的普罗米修斯式漠视提出了自己的抱怨。

这种批判（通过把一个据说来自希腊神话的主题强加给马克思而得出——科拉科夫斯基试图通过卢克莱修、布鲁诺和歌德把这个主题与马克思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实际上是用一个神话符号（一个本身没有经过分析的符号）来代替真正的批判。关于马克思没有考虑到自然限制的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甚至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批判也证明了这一点，而科拉科夫斯基似乎在批判马尔萨斯时提出了他最有力的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否认人类在地球上扩张的绝对限制和地理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马尔萨斯而不是马克思避开了“人口过剩”一词——因为在他的人口与粮食供应的严格平衡模式中，这是不可想象的，而且他坚持认为，他的论点不是由整个地球的承载能力决定的人口过剩，而是人口对粮食供应的压力从一开始就是人类固有的状况。

至于说马克思根本无视生、死和性的问题，只要想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关于工作日斗争的论述中对绝对剥削对工人及其家庭健康的影响的详细论述，或者他在《珀歇论自杀》（Peuchet on Suicide）中对父母和配偶的虐待、堕胎和对妇女的剥削（更不用说生与死）的关注，就会明白这一点。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生态学领域，科拉科夫斯基关于马克思陷入头脑简单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指控被提及得最多，我们也在这里找到了最具决定性的反驳。在这里，保罗·伯克特的杰作《马克思与自然：一种红与绿的视角》脱颖而出。它关注的领域是马克思所谓的普罗米修斯主义似乎有其最坚实的基础——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成熟批判。

《马克思与自然》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然与历史唯物主义”，论述了马克思劳动和生产的自然基础。第二部分，“自然与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系统的马克思生态价值分析。第三部分，“自然与共产主义”，在这些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普罗米修斯式解释”进行了深入批判，同时揭示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生态层面。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伯克特首先指出，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是创造财富的源泉之一，与劳动或劳动能力并列。真正的财富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而这些价值只有在大自然的帮助下才能产生。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不仅所有用于商品生产的物质使用价值都以自然资源为基础，而且还存在着完全独立于生产但没有生产就不可能进行的自然使用价值。事实上，自然界的“普遍新陈代谢过程”（universal metabolic process）超越了生产领域。人类生产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组织，但劳动本身在本质上不过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劳动只能像自然界那样（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力或转化的能量），通过改变物质的形式来发挥作用。马克思并非像一些批评家所声称的那样无视自然条件和限制（声称马克思在这方面简直就是普罗米修斯）。伯克特证明，马克思以无数种方式将这种自然条件纳入他对人类生产的分析中，甚至纳入他的超越人类生产的自然观中。

但是，如果说马克思坚持人类生产的自然基础及其对自然条件的依赖，那么他也避免了伯克特所说的“粗暴的自然主义”方法，他始终坚持人类生产是以社会为媒介的生产，是在共同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人类生产部分地（但只是部分地）超越了它的自然基础；事实上，社会和自然条件的异化必须成为我们关注的中心。马克思写道：“或者成为某一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的发展。”

正如伯克特所说，正是这一总体概念阻止了马克思成为一个片面的自然主义者或者一个片面的“社会建构主义者”。相反，他自始至终关注的是自然与人类社会（仍是自然的一部分）之间的辩证互动。人类的自由和自我创造是一种现实，但它是受限制的，因为它不能独立存在，也不能无视自然条件和自然规律。伯克特认为，这种现实主义的观点不仅支配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也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对未来联合生产者社会的理解。

然而，尽管伯克特在书中提出了很多真知灼见，但第一部分读起来还是很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书中的讨论过于复杂，还因为其高度抽象。在这里，伯克特（按照马克思的方法）是在一般生产的层面上写作，脱离了其历史上的具体形式，因而也脱离了马克思对资本本身的批判。因此，伯克特在第二部分着手探讨自然与资本主义，并阐述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正是在这里，伯克特提出了该书的核心内容，找到了他在阐释马克思方面的突破口，从而引出了他在第三部分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的精彩论述。在这里，该书的论点也变得更容易理解，因为它现在有了一个更具历史针对性的焦点，与马克思的价值分析及其对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批判直接相关。

第二部分首先探讨了使资本主义（尤其是工业资本主义）成为可能的条件，即工人与生产的自然条件（即土地）相分离。因此，原始积累不仅代表着异化劳动的增长，也代表着异化自然的增长——马克思早在1844年就认识到了这一点。然后，伯克特在许多方面探讨了马克思政治生态批评的核心问题，即资本主义下对自然的“无偿占用”问题，也就是资本认为自然缺乏价值，因为在其生产中没有使用劳动时间。许多思想家批评马克思和劳动价值论无视大自然的内在价值以及与大自然退化相关的实际社会成本。然而，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在这方面优于所有其他分析，因为它不仅表明自然的生产被该体系视为是对资本的“自然的无偿馈赠”，而且还通过对使用价值的处理表明，自然是创造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一切财富的最终来源。因此，资本主义（否认大自然的价值，只赋予其基于垄断租金的货币价值，如果有的话）系统地降低了大自然对财富的贡献，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生态问题。

伯克特方法的优势在于，他认识到马克思不仅是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支持者，而且也是反对者，不是因为马克思选择制定资本主义下的其他价值规律理论，而是因为马克思试图克服资本价值规律本身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马克思能够准确地指出价值规律运作的狭义准则，同时认识到这不是由于分析的失败，而是代表了资本主义本身的核心矛盾。

伯克特在对马克思的阐释中解释道，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有两种形式，“（1）资本积累危机，其根源在于资本的物质需求与原材料生产的自然条件之间的不平衡；（2）人类社会发展质量的更普遍危机，源于资本主义城乡工业分工所产生的物质和生命力循环的紊乱”。这些危机中的第一个危机是由于资本倾向于增加商品流通，从而增加原料和能源的吞吐量，几乎不考虑自然限制，同时更严格地节约劳动力投入。“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抽象劳动的每一小时都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使用价值及其物质前提条件。”这就导致生产过程中所需的原料和能源供应出现周期性问题。然而，尽管这提出了资本主义的保护问题，但该系统的运动规律却与任何真正的生态保护方法背道而驰。

对于马克思的分析而言，更重要，甚至更接近核心的是，他（以及恩格斯）对工业资本主义下城乡分化所产生的生态矛盾的理解及其阐发的生态批判。正是如此，马克思分析了土壤养分循环的中断所导致的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裂痕——这一点在土壤的荒漠化和城市的污染中显而易见。伯克特在此强调马克思对生态危机理解的辩证性，以驳斥那些认为马克思只处理与农业（乡村）有关的生态问题，而没有考虑与工业（城市）有关的生态问题的人。正是由于马克思认识到这些原因造成的环境危机，伯克特才认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态批判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

在第三部分“自然与共产主义”中，伯克特直接驳斥了他所谓的对马克思生态分析的“普罗米修斯式解释”。伯克特告诉我们，根据“普罗米修斯式解释”，资本主义通过纯粹的生产力和丰富性——即数量——来解决历史问题和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例如，亚历克·诺夫（Alec Nove）认为，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带来了一个富裕的世界，“生产问题已经解决”，未来的联合生产者社会“不必认真对待稀缺资源的分配问题”。因此，诺夫告诉我们，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具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仅否认资本主义解决了生产的量的问题（例如，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农业生产问题），而且更加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质的问题——这个社会不仅植根于人类劳动的异化，而且植根于自然的异化，即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断裂。的确，“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就像伯克特提醒我们的，包括人类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双重异化，以及生产和财富创造在狭隘的剥削形式下的发展。

通过关注马克思思想的生态维度（尤其是这里所说的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伯克特得以开始对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愿景进行真正深刻地阐释——这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公正对待广泛性（wide-rangingnature）的分析之一。早先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愿景的诠释一般都过分关注纯粹的数量问题。然而，伯克特能够描述这种转变必然涉及整个社会和生态新陈代谢的质的革命。在这里，他指出，许多思想家都被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所误导，即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迫在眉睫，却很少直接强调生态矛盾是导致/推动这种变革的原因。因此，人们假定，环境因素对于建设联合生产者社会并不重要。然而，在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别于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具体论述中，他始终强调生态因素，强调需要根据人类自由和共同体的需要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共产主义的建设是一场“斗争”，正如伯克特所说，是“为实现自然的真正社会化而斗争”——从私有财产制度下的扭曲形式中解脱出来。

马克思在《大纲》中指出，自然（或土壤）最初是作为“生产的直接源泉”出现的。资本主义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统一，使社会成为自然与生产之间的必要中介（尽管是异化的形式）。因此，人类要想实现自身自由发展的丰富可能性，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与自然的本质统一，就必须实现真正的生产社会化：发展“真正的共同体”。在伯克特的结束语中：

如果人们想要作为自然人发展，就必须作为社会人进一步发展，实现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明确社会化。我们无法克服自然的必然性——我们无法征服自然；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类生产的自觉性、社会性和累积性（cumulative），而躲避在一个不再存在的理想化、非中介的自然中。人类生产的发展不再由自然本身所预先决定。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与自然共存，就必须掌握我们的社会组织。

在伯克特看来，马克思的生态价值分析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追溯到自然的异化和人类生产的异化，将其视为单一矛盾的两个方面——只有通过社会自身的革命性变革才能克服这一矛盾。任何对马克思著作的分析，如果不能理解这种自然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都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容易受到机械论的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影响，而这种普罗米修斯主义与其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不如说是继承自资产阶级文明的政治经济学霸权观（the hegemonic vision of political economy）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