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武 | 技术创新、社会协作与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意大利政治理论

文章载于《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8辑，为方便读者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一并省略，具体内容以正刊为准。

作者简介

黄晓武，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四研究部编审，曾发表多篇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方面的论文。

文章摘要

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就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变化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新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与新判断。他们认为主体性进入后福特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二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最重要的趋势是劳动社会的终结，也就是直接劳动的边缘化，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由此他们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给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带来革命性变化等相关论述，并提出各种关系和系统性联系的总体现在成了“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性的。在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中，缺乏最终产品的生产活动从特例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原型，但同时与“他者的在场”相关的技艺性联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不产生最终产品的活动”被还原为一种现代的奴役形式。这些理论家聚焦生产，关注生产过程的变化带来的社会主体及其斗争形式的变化，认为生产方式的剧烈转型伴随着即将成为新生产体系核心的劳动力阶层的超前的冲突性，但未能从生产领域出发对替代性运动作出系统的建设性阐述，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提出的只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政治理论”。

自马基雅维利以来，意大利拥有强大的政治理论传统，这一传统对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很大影响，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称意大利为“政治经验的实验室”，并认为，“毫不奇怪，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特别地意识到政治理论是一个问题”，提出葛兰西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就是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后福特主义时代，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以安东尼奥·奈格里为代表的工人自治主义流派，就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统治的新变化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的新趋势进行了大量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概念和新判断，代表了意大利当代政治理论的新趋势，也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思想资源。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对其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认为，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革命思想的三个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那么在后福特主义时代，革命思想的来源应当是：法国哲学、美国经济学和意大利政治学，并认为意大利政治学作为反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革命范式，是“探索政治思想新形式的实验室，有助于构想我们这个时代的革命实践”。

葛兰西

一、被吸纳进生产的感性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谈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与现存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由此导致社会革命时代的来临。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变更在上层建筑中会引起或快或慢的变革。马克思提到要注意区分两种变革，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因此，马克思提出，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准，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冲突中去寻找。葛兰西在批判意大利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经济主义倾向时，引用了这段话，但他反过来提出，“人们是借助意识形态来认识经济领域中的冲突的”，强调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重要性，提出必须在政治活动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反对经济主义，并形成了他关于发展政治和文化领导权的相关理论。

意大利工人自治主义理论家继承和发展了葛兰西以来的传统，注重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考察资本主义变化的新趋势，认为当前出现的新情况是，意识形态不再像之前的大工业时期是远离经济基础的漂浮的上层建筑，它被吸纳进了生产过程中，成为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强化统治为标志的后福特主义生产过程本身显示了自身运行方式和去魅的感性之间的联系。回荡在关于历史终结的后现代声明中的机会主义、恐惧和犬儒主义进入了生产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与电子技术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交织在一起。”因此，保罗·维尔诺认为，对社会风气和人们情感状况的考察，就不是一种消遣，而是一种严肃的研究，它“关注的是最迫切、最具体的问题，关注的是生产关系和生活方式，是顺从和冲突”，“关注的是生产与伦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劳动过程的革命与情感的革命、技术与情感基调、物质发展与文化之间直接对应的领域”，也就是说，通过对劳动实践和生活方式之间的同一性的考察，认识后福特主义生产中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在今天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意义。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感性与理性的对立是和工作与生活的对立相一致的，感性是在工作之外的生活中培养和发展起来的。维尔诺提出，当前社会生活中的感性已经被吸收进生产领域。今天的雇佣劳动者需要具备的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呢？维尔诺认为，经验观察表明是下列要素：“对流动性习以为常、能跟上急速的变化、能适应不同的企业、能灵活适应不同规则、能适应简单的和复杂的语言交流、能掌握信息流、能在有限的替代方案中做出抉择”·。这些素质与其说是工业化规训的产物，不如说是在工作场所之外展开的社会化的结果。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社会化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爱好、倾向、情绪、恶习和美德等，被吸收进劳动组织形式中，“被提升为真正的生产力”：“今天的生产革命利用了‘现代性’工程所产生的一切作为其最宝贵的资源，包括：不确定的预期、偶然的安排、脆弱的认同以及不断变化的价值观”。通过对近年来社会风气、主流情绪和生活方式的分析，维尔诺希望逐渐掌握一种主要在工作场所外发展起来的社会化的新形式，一种主体性的形成，它实际上是和碎片化的雇佣劳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反映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生产领域中发生的革命性变革。“在工作之外的社会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好的和坏的方面都被引入工作中。换句话说，它们被吸收进生产过程，被简化为专业资格。”

维尔诺认为，后福特主义生产把人的感性结合进生产中，当作生产的新动力和形式。其中，他捕捉到电子信息技术生产中突出的几种感性形式，即机会主义、恐惧和犬儒主义，并对其作为生产力要素发挥作用的机制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异化体验被还原为职业素养，“曾经是技术生产力阴暗面的虚无主义，现在已经成了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之一，成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俏商品”。20世纪以来人们在文化和精神领域中普遍感受到的“剧烈的被连根拔起的”无根性，以前被哲学家视为“贫乏经验”，视为“本真生活”的对立面，现在则被吸纳进生产力中，成为积极主动的生产性力量，这在对机会主义的重新阐释中得到了体现。“机会主义者面对流动的、不断变化的可能性，尽可能地保持开放的心态”，这样一种行事风格具有技术性的一面，计算机、大数据和信息处理工作要求随时准备捕捉机会，要求能在不同语境中随意切换。但同时，机会主义者所面对的机遇完全是抽象的，不再具有特定内容，变成了一种处理工作的态度。维尔诺认为，这样一种对待抽象机遇的态度构成了后福特主义条件下个体行为的职业素养，“其中劳动过程不再受制于单一目标，而是受制于在每个特定场合重新界定的等效的可能性。例如，电脑是工作得以连续地‘机会主义地’展开的前提，而不是实现唯一目标的手段。当具体劳动过程被分散的‘交往行为’充斥，当劳动不再被视为单个的、沉默的‘工具性行为’时，机会主义被视为一种不可或缺的资源。工具利用自然因果关系的无声的‘机敏’，要求个体具有受制于必然性的线性思维，而计算机式的闲聊要求的是‘机会人’，是随时准备捕捉机会的人”。

机会主义者行为中的抽象可能性给恐惧带来了新内容，也就是说，由一种负面情绪转化成一种生产性的动力，“在周期性创新中，对自身位置的不安全感，对失去刚刚获得的优势的恐惧，以及对害怕‘落后’而产生的焦虑，所有这些都转化成了灵活性、适应性和可塑性”。这适应于信息时代人们感受到的危险的新形式，“危险在一个非常熟悉的环境中出现。它逼近我们，放过我们，袭击其他人。即使是在具体的特定的问题上完全没有任何形而上因素在内，我们在智力劳动的每一步都会经历被毁灭的感觉或幸免于难的喜悦---在逢十必死的队列中，我们排在第九或第十一的位置”。也就是说，在当前危险普遍化和抽象化的情况下，恐惧催生了积极的适应性，“与黑格尔式的主奴关系相反，恐惧不再是在劳动之前使我们陷入从属地位的因素，而是固有的不稳定性的积极成因，凸显了生产过程本身的内在联系”。

维尔诺认为，犬儒主义也应当置于知识与生活之间的关系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加以思考。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抽象智力的独立发展，已经成了无法扭转的趋势。知识的自我增长脱离了劳动，使技术、工艺、程序和规则中体现的无数概念抽象先于任何直接经验。人们通过体验规则来学习，这远早于他们对具体事件的经历。先后顺序在这里完全被推翻了。“抽象知识，在其毫无根基的建构中毫不关心直接经验证据，先于任何感知和既定活动；抽象知识的积累先于经验，就像前提先于结论。”学习规则意味着认识规则的无根性和约定俗成性。“我们不再介入某种单一的、提前设定的‘游戏’，并深信无疑地参与其中。我们现在面对多个不同的‘游戏’，每个游戏都缺乏自明性和严肃性，只是即时的自我确认的场所。”维尔诺认为，犬儒主义反映了实践在操作模式层面的位置，而不涉及操作层面之外的更深层的背景和条件，熟悉规则成为适应本质上抽象的环境的过程。

维尔诺认为，与泰勒制和福特制相比，今天生产过程的重组是选择性的，它并没有完全替代传统的大工业生产方式，而是在传统生产模式的侧翼发展，“技术的影响，即使在最强大的时候，也不是普遍的。技术远没有发展出一种单一的、强制性的生产模式，而是促进了各种完全不同的生产模式的发展，甚至复活了那些过时的、落伍的生产模式”。这一创新虽然只涉及一小部分活跃的劳动力，但它为不同劳动模式的共存提供了背景条件，形成了某种“伞盖”，“在它之下复制了劳动的整个历史：工人群众孤岛、技术群体飞地、不断壮大的个体经营者、工作纪律和个体控制的新形式。历史上更迭出现的生产模式现在和平共处，就像参加世界博览会”。那么，对于处在不同劳动模式中的劳动者来说，把他们团结起来的东西是什么呢？维尔诺认为，就生产过程的内容和形式而言，不再有任何东西把他们团结起来。但同时，就社会化的形式和内容而言，所有的一切又把他们团结起来。也就是说，共同的情感经验和情感模式今天是把不同组织形式的劳动者联系在一起的纽带，他们之间的共同点是拥有相似的情绪基调、倾向、心态和预期。“‘生活世界’由这一同质化的社会风气构成，它在某些先进部门中是生产本身的一部分，并为那些在传统部门工作的人以及那些终日在就业和失业之间徘徊的边缘工人，划定了职业概貌。”罗萨娜·罗桑达认为，这些对主体性进入生产过程的分析和研究，有力地证明了葛兰西的论断，“即主体性是政治社会的有机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其反映”。

奈格里

二、劳动社会的终结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灵活生产、非物质劳动、情感劳动等形式不断涌现，对大工业在社会生产中的主导地位提出了挑战，面对这一新情况，维尔诺把过去二十年中资本主义生产出现的最重要的趋势概括为：劳动社会的终结，也就是说，“必要劳动被缩减至几乎可以忽略的部分，雇佣劳动被视作生活中的一个插曲，而不再是牢笼和持久身份的来源，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伟大变革。”

维尔诺把直接劳动的边缘化视作这一趋势的标志，“直接劳动成为一种边缘性生产要素，成为一种‘可悲的剩余’”。马克思在谈到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给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带来的革命性变化时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谈到“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程的威力”在质上的不成比例时，他提出，“劳动表现为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身份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这里已经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中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也就是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维尔诺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一种不那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抽象知识逐渐成为生产力的主要方面，使局部的重复劳动降低到边缘的、多余的地位。固定资本作为对象化的知识，转化为自动的机器体系和特定的时空现实。马克思用一种极富启发性的形象，描述了总体性的抽象认知体系，认为其构成了社会生产的核心，并在各种生活背景中发挥了指导性原则的作用。

马克思在阐述直接劳动不再是生产的基础时，谈到原因之一是社会活动的结合开始作为生产者出现：“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是因为直接劳动变成主要是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马克思认为，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劳动的时间，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马克思谈到资本利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时也利用人的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来进行财富的创造。在此基础上，维尔诺提出，当劳动承担起监管和协调的职能，它的作用就不再是生产出单个的具体产品，而是对社会协作进行协调，也就是说，各种关系和系统性联系的总体现在成了“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科学、信息、一般知识和社会协作把自身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它们而不是工作日构成了生产和财富的基石”。

马克思在谈到资本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和人的社会结合、社会交往的一切力量进行生产和创造财富时，特别提到了机器，指出自然界没有造出任何机器，它们是产业劳动的产物，“它们是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马克思也谈到了一般社会知识在社会生产力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认为“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维尔诺认为，马克思把一般智力视为在机器体系中客体化的科学能力，因而视作固定资本，这就把知识的外在性或公共性贬低为自然科学在生产过程中的技术性运用，而今天一般社会知识与生产力的结合完全超出了物化在固定资本中的知识，扩展到构建社会交往的各种知识范式，因此，“关键的一步在于充分强调一般智力不是作为机器的机械部分，而是最终表现为活劳动的直接属性，表现为分散的知识清单，表现为在大众成员之间建立共同纽带的‘乐章’”，这个“乐章”是指具有公共性的知识、一般智力、全球社会知识、共享的语言能力。在一般智力构成的生产力中，人工语言、形式逻辑定理、信息和系统理论、认识论范式、形而上学传统中的某些因素、“语言游戏”以及关于世界的各种图像交汇在一起，也就是说，“知识已成为首要的生产力，成为各种生产的前提和核心。”维尔诺认为，对后福特主义生产的分析迫使我们采取这一立场：“这里起决定作用的是无法在固定资本中恢复的概念星丛和思想体系，因为它们实际上无法脱离与多样性主体之间的互动”。

也就是说，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性的。维尔诺认为，社会交往成为生产过程是通过对社会协作进行控制和协调实现的，通过语言服务进行，“它远非生产出一种最终产品，而是在自身的‘表演’所产生的交流互动中耗尽自身”。这种活动具有马克思所说的“产品同生产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活动的许多特征。马克思曾经区分了非物质生产的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具有独立产品的劳动形式，“非物质生产的结果是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隙时期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另一种是“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的生产活动，“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师、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换句话说，生产活动在自身中得到了实现，而无须客体化为一个外在超越的完成作品。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的生产活动因为量少，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那么，维尔诺认为，在后福特主义生产组织中，缺乏最终产品的生产活动从特例转变成一般意义上的雇佣劳动的原型。

维尔诺认为，当一般智力的潜能逐渐成为社会生产的主力时，劳动就具有了未完成的性质，在每个方面都和那些基于“他者的在场”的技艺性表演行为类似。“在后福特主义时代，我们已经使劳动带上了行动的许多特征：不可预见性、创造新事物的能力、语言‘表演行为’以及在各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的能力。”后福特主义生产活动以“公共领域”或者说协作空间为前提，同时又不断地重新创造出这一领域，“他人的在场”既是劳动的工具，也是劳动的对象。因此，生产过程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技艺。维尔诺提出，“产品同生产行为结合在一起”的生产活动具有尚未被政治经济学完全掌握的、多变的、模糊的性质。原因很简单，技艺活动在被资本主义生产吞噬之前，是伦理和政治的基石。此外，它也是区别于劳动的高质量行动，它以本身为目的，而不追求自身之外的结果。“技艺精湛的表演不创造任何最终产品”，“它恰恰在于使知识作为一种态度得到共鸣”。但同时，大众智力成为后福特主义劳动力的整体性质，被用来实现可能性，用来应对突发事件和从各种机遇中获利，也就是说成为资本获利的工具，代表个体自我实现的精湛技艺成了奴役的顶点，“当知识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时，知识就成了公共性的；然而，一旦它和劳动结合，其特有的公共性就受到了抑制和扭曲。每当知识被重新召唤去充当一种生产力，它作为公共领域、政治行动的可能根源和不同建构原则就不断遭到抑制”。也就是说，一般智力所隐含的广泛的社会协作非但没有清除资本主义生产的强制性，反而成为资本新的突出资源。“由知识打开的公共领域每次都重新被还原为劳动协作，换句话说，还原为严密的等级关系网络，因此，在所有具体的生产场景中，由‘他人的在场’带来的禁令功能采取了人身依附的形式。换句话说，精湛的技艺活动成为普遍的奴役劳动。”因此，维尔诺认为，后福特主义生产在自身中吸收了行动的范式，正是这样，才决定了它的衰落。在雇佣劳动领域，与“他者的在场”相关的技艺性联系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不产生最终产品的活动”被还原为一种极其现代的奴役形式。后福特主义资本主义把对资本的不妥协的对抗转化成职业素养，转化成生产剩余价值和促进资本主义新一轮发展的要素。“它的游牧性、对稳定工作的厌恶、创业上的自给自足，甚至是对个体自治和试验的偏好，都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形式中去了。”

拉扎拉托认为，意大利后工人主义理论家发展出了对“生产的社会形式”的扩展分析，把社会交往引入生产过程的分析中，但这一分析没有充分地把主体性的生产视为价值增殖的内容。“社会交往过程（及其主要内容、主体性的生产）在这里直接成为生产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生产’了生产。‘社会的’（以及更具社会性的语言、交往等）借以成为‘经济的’这一过程，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拉扎拉托用非物质劳动概念来指代当前新的生产活动，认为一种新的“大众智力”已经形成，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要求和工人“自我价值增殖”的反抗斗争相结合的产物。非物质劳动概念假设并事实上导致了生产协作的扩大，后者包含了交往的生产和再生产，因而也包含了其最重要的内容：主体性。如果说福特主义把消费结合进了资本再生产的循环中，那么后福特主义就将社会交往结合了进来，也就是说，在后福特主义条件下，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都成了生产性的。生产协作的激发和消费者之间社会关系的激发都是在交往过程中或通过这一过程而实现的。也就是说，价值增殖过程是与社会交往的生产过程结合在一起的，交往的生产过程倾向于直接变成价值增殖过程。“如果说交往过去主要由语言工具和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生产机制组织起来，那么今天，由于交往嵌入了工业生产，它则是由特定的技术体系（知识、思想、意象、声音和语言再生产技术）再生产出来的，是由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载体、即各种组织和‘管理’形式再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社会交往进入生产过程是后福特主义条件下资本增殖的重要途径，拉扎拉托认为，这一类型的生产的特殊性，“不仅在生产过程的‘形式’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同时也提出了资本主义占有这一过程的合法性问题”。

意大利铅色年代

三、新社会主体的出现

生产形式和生产过程的变化带来劳动主体及其斗争形式的新变化，坚持生产视角是葛兰西以来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大特色。葛兰西指出都灵工厂委员会和工团主义的不同就在于，在工团主义的理论中，从来没有生产者观念和生产者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观念，而都灵工厂委员会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始终根据生产原则组织工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群众开始意识到自己建立在生产上，建立在具体劳动上的牢不可破的团结。它赋予这种意识以有机的形式，形成自己的领导，从本身的队伍中推举出领导干部，这样，他们的活动就会成为群众为争取达到完全明确的目的的有意识的行动，成为伟大的必然的历史过程的表现”。葛兰西认为，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生产”性质的分析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把巴黎公社视为“生产者的自治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葛兰西认为，根据生产的原则组织工人运动是一个基本原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一切人的关系将在生产的技术需要和与之相适应的组织工作的基础上得到调整。

理论家们都注意到了六七十年代以来大工业的重组和生产过程发生的巨大变化，认为生产方式的剧烈转型伴随着即将成为新生产体系核心的劳动力阶层的超前的冲突性，“生产组织形式的每一次突变原则上都必然会再度激发‘原始积累’之痛，不得不把一种‘物’的关系（也就是说，新技术、投资的不同分配、带有特定先决条件的劳动力）转变为一种社会关系”。意大利1977年社会运动为新的阶级构成发出了声音，“在这一社会运动中，一个以流动性、就业保障度低、学生参与度高、憎恨‘工作伦理’为代表的劳动者群体，对历史性左翼的传统和文化发起了正面攻击，体现了与流水线工人的决裂。”维尔诺认为，失业手段的频繁运用和新技术的初步运用，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关系，消磨了之前各种斗争形式的锋芒，包括群众罢工。新机器的使用和工作日的重新组织削弱了工作场所的同一性及其对生产的整个过程的控制能力。工厂委员会的代表性功能及其内部的左与右的分野也几乎立刻消失了。“流水线工人的力量不是被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后备军’或来自失业的竞争所削弱，而是在于在经济的复苏中投资更多地涌向大众生产领域之外的部门。”也就是说，之前在劳动力中处于边缘地位、拥有较少组织经验的人群走到斗争的前台，包括妇女、儿童、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等等，从而使冲突领域从工厂转移到劳动力市场、公共开支、无产阶级和青年的再生产、工资之外的收入的分配的整个机制中来。

一种强有力的新生产主体诞生于工厂核心地位的衰落中，卡斯泰拉诺等描述了新社会主体的产生，认为这些新社会主体在工作场所、社会知识组织形式、“替代性经济”、地方服务部门和行政机构间经历了漫长的跋涉。“在工作日问题上斗争和讨论的复兴，在公共开支问题上施加的压力，环境保护和技术选择问题，政党体制的危机，为治理寻找新的制度形式——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群众主体的命运和活生生的现实，这一群众主体仍然是完整的、在场的，带有其对收入、自由与和平的多种需求。”这些新社会主体把权力视作社会中需要加以反抗的外来敌对势力，但认为征服它或推翻它没有任何用处，只能削弱它，使它陷入困境。“这一新视野的关键，是把运动本身视作一种替代性的社会，它带有自身交往的丰富性、自由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新社会主体主要的斗争形式于是成了征服和管理自身‘空间’的问题。雇佣劳动不再被视为社会化的首要领域，而只是某种暂时的、偶然的和微不足道的领域”。 也就是说，他们“把非工作领域的增长及其不稳定性转变成一种集体道路，一种对工厂工作的有意识的逃离。他们不是尽力抵抗生产的结构重组，而是挑战它的局限和方向，力图使其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不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被包围的堡垒中，遭受注定的失败，而是诱使对手来攻打空无一物、早已被废弃的堡垒。对流动性的接受既结合了对有保障收入的要求，也结合了一种接近自我实现要求的生产思想”。

应该说，新的群众主体对传统工人运动来说完全是陌生的，他们把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视为自身特征，视为社会集合领域和力量源泉，“流动性不再是一种强加的境况，而是一种积极的要求和一种首要愿望”。这些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工人运动传统，他们的语言和斗争的目标和传统工人运动也完全不同，在许多方面标志着与工人阶级运动中的“工人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传统的决裂，同时又赋予新运动机体中的共产主义政治模式以新生命。如何把工厂和劳动力市场上发生的权力关系的变化进一步推进，对于意大利整个左翼（包括传统左翼和新左翼）提出了挑战。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可以被视为对这一变化的反应，它超越了以工厂为中心的斗争视野，积极应对正在发生的生产的结构性重组。工人自治运动“表达了工人运动中的新的主体性，它包含的差异的丰富性，以及与之前的政治和代表机制的彻底决裂。它不寻求任何的‘政治出路’或解决方案，而是在社会领域寻找具体的权力实施措施”。维尔诺认为，以意共和工会为代表的传统左翼的政治理论不能充分应对这一问题。传统左翼立足于劳动社会的永恒存在，立足于劳动与时间的特定关联所蕴含的内部冲突。劳动社会的终结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时间的争夺的可能性注定了传统左翼的终结。因此，意共的衰落与20世纪70年代晚期劳动过程的新形态联系在一起，它不能应对生产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新趋势。这一衰落导致了1990年意共的解体和意大利左翼民主党的成立，后者不能完全归因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影响。

如果说传统左翼无力应对生产基础上出现的新的社会运动的现实，那么新左翼则努力理解并力图抓住这一现实，维尔诺列举了80年代以来抵抗运动采取的几种形式，包括由年轻人建立的遍布意大利的“社会中心”、被称为“科巴斯”的基层工人委员会和90年代的“黑豹学生运动”。80年代早期以来遍布全国的“社会中心”是由年轻人占领空房子改造而成的，它们建立了采取了社会主义合作模式的音乐厅、剧院、咖啡馆、收容外国移民和进行公共讨论的场所，有些地方建立了小型手工企业，这些中心继承了意大利20年代占领工厂的工人运动的传统。维尔诺认为，“关于社会中心的经验已经成为一种尝试，赋予日益增长的非劳动时间以自主性外貌和积极内容”。被称为科巴斯的基层工人委员会反对工会的“合作主义”，1992年秋领导了反对阿马托政府大幅削减“社会开支”、养老金、医疗救助等费用的抗议性罢工，提出了替代性民主的呼声。1990年的“黑豹学生运动”为抗议政府“私有化”进程占领大学数月之久，形成了知识劳动者的联合。维尔诺认为，如果说社会中心和科巴斯或多或少有效地体现了抵抗的美德，那么学生运动似乎至少一度指向了大众知识阶层的一种真正的“反攻”。“知识与生产的结合，到目前为止只显示了资本主义的一面，现在突然表现为可以被用来推进冲突的杠杆，成为一种宝贵的政治资源。”

总的来说，这些新的抵抗运动基本上是自发的零星的存在，并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也没有发展出自觉的组织形态。可以说，仅仅构成了一种征兆或预告。“它没有成功地识别出可以保障政治行动连续性的合适目标。它仍然是缺乏行动力的、自我分析的、冥想的。”并且，正如维尔诺观察到的，随着90年代传统左翼的衰落和经济的衰退，由科巴斯和黑豹学生运动开启的社会运动还没有达到高潮并在持续的群众运动中传播开来，就被意大利制度性失败的喧嚣遮蔽和淹没了，“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中出现的主体和需求，还没来得及向粗心的学徒魔法师展示它们的要求，就不得不戴上假面具把自己遮掩起来”。马克思所说的“老鼹鼠”重新潜入地下，“他们以接地气的方式前进，避免任何直接的政治对抗，在贫困人口和制度性协商之间、在独立和联合之间开拓空间。尽管这一地下运动处于压力之下，经常被迫处于消极状态，但与过去相比，它构成了意大利危机无法解决的问题”。意大利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提炼和发展了这些运动中的一些概念，如“非物质劳动”“出走”“激进不服从”“撤离”，力图对运动作出指导和系统性阐述。如果说他们敏锐地意识到了新科技和生产过程的变化，识别出了知识和智能时代新的社会主体及其需求和愿望，那么，他们的理论仅仅在实践上得到了最低程度的呈现，也就是说，仅仅对新出现的运动进行了描述，未能从生产领域出发对替代性运动做出系统的阐述，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提出的只是一种“指向未来的政治理论”。

后福特主义时代意大利的政治理论是意大利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产物，是对革命运动中出现的新趋势新情况的理论总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资本主义采用新技术和新社会协作形式的背景下，意大利工人运动和社会运动表现出了和其他国家不同的趋势，在新左翼的领导下，社会运动经历了从工厂向全社会范围扩展的过程，革命运动经历了一系列阶段，“每一阶段都在民主政治组织形式和激进政治理论方面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包括工人阶级相对于资本的自治问题，即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外生产和维持价值的社会形式和社会结构的能力，社会相对于国家和资本统治具有的相对自治性，和采取灵活积累形式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给社会带来的犬儒主义和机会主义中蕴含的革命潜能，等等。这些政治理论的特点是寻找革命的潜能和反抗资本主义的新形式，“政治理论的任务确实包括对压迫我们的统治和剥削形式进行分析，但它的首要任务是识别、确认和推进现有社会力量中能导向一个替代性的新社会、一个即将到来的共同体的萌芽”。在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社会运动同样是作为社会关系中的细微变化而发展起来的，没有直接提出政治权力问题，但意大利的社会运动提出了政治权力问题，即替代性的国家管理方式问题。这些对技术创新、社会协作和生产过程新形式的分析，对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进入生产过程的分析，对正处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我们仍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