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哲学与变革的哲学
〔美〕R.罗蒂/文杨富斌/译
许多分析哲学家不愿意把他们的学科看作一门人文学科。他们把自己的哲学分支视为对客观知识的严格追求，并因而视之为类似于各门自然科学的东西。在他们看来，人文学科是由一些未经论证的意见相互碰撞而形成的竞技场。这一类哲学家，从行政管理方面来说，宁愿尽可能地远离文学教授，尽可能地靠近物理学教授。
这就是缘何在美国各大学的课程表中，哲学系有时设在社会科学部门而不是人文学科部门的原因。这也是缘何那些受到围攻的非分析的美国哲学家有时竭力在铭刻着“人文哲学”的旗帜下重整旗鼓的原因。当分析哲学家和非分析哲学家彼此扰得对方坐立不安时，学院的管理者们有时则试图通过把哲学系一分为二——为那些“注重技术的”分析哲学家创立一个系，为那些“在论证方面含糊不清的”非分析哲学家创办一个系——来解决这一难题。
在我们所有内行人看来，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间令人讨厌的对立是耳熟能详的。但是，这种区分通常使那些哲学家以外的人迷惑不解。他们对这种大惊小怪或小题大做究竟是因何而起一无所知。他们非常不清楚把分析哲学与其他哲学分支区分开来的到底是什么，分析哲学家们煞费苦心地研究的难题到底是什么，以及为什么美国的哲学系常常满足于在大学的其他专业中（譬如，由政治科学家、或比较文学教授、或睿智的历史学家）讲授诸如黑格尔、海德格尔和福柯这样的人物。
我将把这个讲座的大部分内容献给美国学院内部分析哲学的历史学和社会学。这将为我的如下论断提供背景：分析哲学家们完全没有做到他们最希望做的事情，即把哲学放在可靠的科学道路上。但是我将做出结论说，那些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一运动的科学主张的分析哲学家们，对哲学做出了某种永久的、非常有价值的贡献。我的讲座的寓意是，分析哲学的失败及其独断专行的历史提供了某些特殊的根据，从而使我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抛弃哲学可以成为任何一种科学的观点。这两者还帮助我们取代了如下假定：哲学应当给知识的大厦增砖添瓦，这其中蕴含的思想是，诚如黑格尔所说，哲学是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
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在美国的大学里，人文学科存在着某种“危机”。但是，说这种话的人通常在头脑中拥有过多的政治上的考虑，这在美国的文学各学科中有时也存在。美国的哲学系在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遇到了它们的最后的危机——在这期间，分析哲学完成其接管，在美国哲学界独占鳌头。自从那时以来，除了在70年代突然出现了作为一种新的特殊领域的女权主义哲学以外，没有发生过任何戏剧性的世代转换。尽管60年代的那场激进主义运动的后果对大学中其他几个学科发源地的冲击很大，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它却没有使美国的哲学受到影响。许多分析哲学家在政治上是积极的，但是这种积极性通常并没有使得他们改变自己在职业方面的自我形象，也没有改变他们的阅读习惯。
可以把分析哲学粗略地定义为，试图把从讨论经验向讨论语言的转变(G. 伯格曼称之为“语言学转向”)结合为一种为了使之更科学而把该学科专业化的尝试。这种语言学转向对所有20世纪哲学都是共同的——这在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哈贝马斯和德里达那里，就像在卡尔纳普、艾耶尔、奥斯丁和维特根斯坦那里一样地明显。把分析哲学同其他20世纪的哲学首创精神区分开来的，是那种认为这一转向与符号逻辑的运用一道，使得把哲学转化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成为可能，或至少成为比较容易的事情。其希望在于，哲学家将能够通过耐心的和共同的研究而为知识的大厦增砖添瓦。因此，将不再存在哲学派别，所存在的只有哲学专业。
在这种语言学转向之前，胡塞尔已经做了某种类似尝试。他对科学性和联合作业的训导词听起来很像卡尔纳普和赖兴巴赫几十年后的言论。但是，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想方设法用行话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进行包装，以便使它们听起来更像受人尊敬的哲学学说，而不只是文学幻想。通过提出一种准康德式的、听起来像专业性的论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思想内容的形式，海德格尔使得哲学家们有可能更加对文学知识分子感兴趣，而不是卡尔纳普或黑格尔认为他们与存在有任何关系。因而他建立了如下传统：分析哲学家把某种在美国许多人文学科均在研究、而在哲学系通常不研究的传统叫做“大陆哲学”。
卡尔纳普和胡塞尔两人都认为，当柏拉图更喜欢数学家而不是诗人时，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但是，尽管胡塞尔的倡议被海德格尔扼杀在摇篮之中，然而卡尔纳普追求科学性的希望，他对海德格尔的怀疑以及对海德格尔严肃对待的那种文学的怀疑，在今日美国的哲学系中仍然非常活跃，发展势头良好。这些希望和怀疑有助于解释在许多美国哲学教授得知剑桥大学打算授予德里达一个荣誉学位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高傲自大而又极端保守的愤怒。
在1945年至1960年间，分析哲学在美国接管了大多数重要的哲学系。诸如卡尔纳普和享佩尔这样一些移居美国的哲学家，他们的逻辑经验主义取代了杜威和怀特海的哲学，从而他们成为年轻一代心目中的英雄。这一取代在这些哲学系的研究生课程表中，以及在从这些系所毕业的哲学博士的自我形象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和彻底的改变。
在分析哲学接管之前，不论在母语为英语的国家，还是在母语是非英语的国家，哲学研究的核心是哲学史。任何讲授哲学的人都被寄希望于能够谈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霍布斯和斯宾诺莎、康德和黑格尔、尼采和密尔等哲学家的观点中所具有的相对价值。
人们还得参加期刊上流行的争论，当然这不是所有讲授哲学的人都必须参加的。但是在这一时期，任何人都丝毫不怀疑哲学属于人文学科之一。因为在哲学方面的高级训练与文学系的高级训练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学生需要阅读规范的教科书，对它们的相对价值提出看法，并尽力以有趣的新模式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直到40年代，美国大学里的文学和历史学教师所感兴趣的理念和观念还与他们的哲学系同事相同，反过来也一样。然而，这种情况到1965年则发生了改变。
作为1950年至1954年哲学系的一名本科生，我发现自己在两类极为不同的老师之间进退两难：诸如麦基翁和哈茨霍恩这样的老师，希望我对各个伟大哲学家的思想中哪些思想仍然有生命力，而哪些思想已经死亡，提出自己的看法；而诸如卡尔纳普和享佩尔这样的老师，则期望我熟悉流行的哲学期刊上的文章，尤其是要熟悉那些核心在于试图提供那时叫做对文化的各种组成部分进行“理性主义重构”的论文——譬如，科学理论的检验。在享佩尔主持的科学哲学研究班上，我们所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是乌鸦悖论——对“科学证实的逻辑”的常见说明这一事实，在直觉上具有相反的结论：任何非黑的乌鸦的不存在证实了所有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①
有一个相关的难题，即一个法则学（nomologicality）的难题，使我花费了好几年时间，这个难题是我讨论精神分裂症的学位论文的一部分。诸如“我口袋里的所有硬币都是银的”这样一个真正的非法则学概括，并不会允许 “如果这个便士在我的口袋中，它就是银的”这样一个相反命题。另一方面，诸如“所有乌鸦都是黑的” 这样一个真正的法则学概括，却允许 “如果这只鸟是乌鸦，它就是黑的” 这样一个反命题。但是，究竟是何种东西使得一种概括可以具体化为法则学，这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难。
我的学位论文是对潜能概念的三种处理方法，即由亚里士多德、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和享佩尔主义或卡尔纳普主义的科学哲学提出的处理方法进行比较。因此，在我的学位论文研究中，我用了三分之二的时间阅读关于那些已经逝世的伟大哲学家的评论，另外三分之一的时间阅读最新期刊上的论文，这些论文提供了令人兴奋的对虚拟条件句的新分析。我的论文研究使我在潮长潮落之间搁了浅——如果读者原谅我使用这个笨拙的比喻的话。到我完成本科学业和兵役服务时，时间已经进到了1958年。那时，事情已经很清楚，如果你不了解分析哲学，你就不会找到一份好工作。在普林斯顿(我于1961年在那里得到一份工作)若要看上去像一位有发展前途的年轻哲学工作者，几乎就要惟一地谈论这种新的话题——要跟上流行的期刊，跟上那些尚未发表的论文或演讲。如果你希望保住你的位置，就像我那时一样，就几乎没有精力做历史的思考了。
这部分地是由于奎因的影响所致。奎因是卡尔纳普最好的学生，是分析哲学和每个人的自我理想的权威评判人。他公开地蔑视哲学史的研究。在其学生时期，奎因就提出要尽可能少地阅读规范教科书，他也把这种读书和做学问的方法推荐给了他在哈佛大学的学生。他相信哲学史与现行的哲学探究的关系，就像物理学史与物理学领域现行的研究一样，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奎因敬佩卡尔纳普，因为当有人请他讲授柏拉图哲学的导论课时，他回答说他不愿讲柏拉图，因为他只愿讲授真理。
这种奎因式的态度在普林斯顿是普遍的。普林斯顿的学者们忠实地在论辩技艺和辩证的聪敏方面相互竞争，而不是在获得广博的学问方面进行竞争。我们在外语要求方面通常会原谅我们的某个最聪明的学生，因为若由于先天不具备某种能力——缺乏语感（Sprachgefuehl）而耽搁这个学生必定会有（并且事实上他将继续具有）的辉煌前途和事业，那将是不公平的。当一个学生宣称他的基因使他不可能掌握符号逻辑时，这个学生通常不会得到这类同情。大约在1980年，接近我在普林斯顿工作的尾声时，该校哲学系取消了所有研究生的外语要求。这一步在30年前是不可思议的（并且事实上后来又推翻了这一规定）。
到1980年，在哈佛和普林斯顿这类母语是英语的哲学系接受训练的学生，与那些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接受训练的学生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已经变得非常之大。后面所说的这些学生理所当然地特别了解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他们所掌握的观点都是关于这两位哲学家所讲过的重大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lich）的相对价值的观点，也是关于一方面如何把这些故事与各种同样重要的有关艺术史和文学史的故事相交织，另一方面是如何与社会的和政治的制度相交织的观点。一些母语是英语的学生也读过这两位哲学家的著作，并且掌握了关于这类故事的观点，但是这类学生并不典型，而且经常被排斥在边缘。同样，在不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培养起来的一些学生也对分析哲学非常感兴趣，因而也打算追随奎因关于不重视哲学史的建议。但是他们也不是典型的，且常常遭到排斥。
就这些巨大差别来说，大多数差别一直持续到今天。在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和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里，在那些致力于成为哲学教授的年轻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差别。其中最大的差别表现在他们所提供的关于作为一位哲学教授意味着什么这些观念方面——表现在自我形象和该学科的高级学者所要求的雄心抱负上。正是这一差别，使得分析哲学和仍然带领学生通过规范的教科书以柏拉图达到尼采的方式来训练学生的那种传统之间，要想出现某种和睦局面，已经根本不可能。
在那些母语是英语的哲学家中间，纯粹的好辩能力——那些善于辩论的争论者所具有的特别能力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事关重要。要做到我的普林斯顿的同事通常所说的“头脑敏捷”，更是至关重要的能力。另一方面，在其他地方，至关重要的则是要有学问——阅读量要大，并且还要具有如何把读到的各种各样的观点融会贯通，转变为可以抽象出某种真谛的观点。这就是缘何大陆的那些不以英语为母语的学生通常几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交谈，然而却被那些学习文学和历史的学生作为谈资的原因。美国的哲学本科生常常有问题需要讨论。
然而，分析哲学的反历史决定论并没有阻止住为在美国恢复哲学史的研究而做的某些工作。美国哲学家如今在这一领域完成的一流工作要远比20年前多得多。但是它仍然是典型的避免精神史的工作。当然，它所坚持的是某种特殊的人物或时期，且没有指出任何世界历史的真谛。它与认真对待黑格尔和海德格尔关于从柏拉图到康德这个序列的传统的那些人所关心的事情没有多少关联。
然而，对哲学史的这种研究同样地远离所谓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所关心的问题。它很少把这归因于分析哲学，并且在罗素和卡尔纳普提出使得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范式转换之前，继续从事着历史研究工作。在美国的哲学系中，那些哲学史家可以说只是在礼节上说是“分析的”。然而，在分析的热情所点燃的头一把火中，却存在着某种拙笨的试图把亚里士多德改造成某种原始的罗素或原始的奥斯丁，并且试图把康德改造成某种混合的原始的斯特劳森的企图，如今，在哲学教授所写的关于规范教材的各种评论与政治科学家或睿智的历史学家对规范教材所写的评论之间，通常几乎已没有什么区别。
哲学史是这样，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也是这样。即使罗素和卡尔纳普从未出生和存在过，即使那种语言学转向根本没有发生，罗尔斯也会写出同样的著作。就罗尔斯或C.泰勒或B.辛格这类著作者所使用的“方法”而言，这些方法与西奇威克、密尔和T. H. 格林所使用的“方法”是相同的。语言学转向对于他们的探究没有任何影响。分析哲学的主导地位所造成的惟一后果，是把哲学史、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降到了哲学课程的边缘。如今，在美国哲学系占据中心地位的是各门所谓的“核心”专业——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
这些领域所假定的中心，使得学生们认为哲学中其他领域的工作是软弱无力或可有可无的。这种硬“核”表现在，它所做的工作不仅广泛地不同于文学教授或历史学教授所做的任何事情，而且它的观点对于那些非专业哲学家来说也是模糊不清的。这项工作的“核心”地位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这是哲学中仍然似乎有希望获得确定的、准科学的结果(获得与纯粹的意见相对的知识)的那一部分。
为了使大家对分析哲学家认真对待的那种作为硬核的东西有一个具体感受，请考察如下例子。I.格梯尔于1962年指出，在关于知识是被证明了的真信念这个传统定义(该定义最初是由柏拉图做出的)中存在着一个缺陷。格梯尔强调，人们可以拥有一个被证明了的真信念，然而这个真信念却不能算作知识，因为它是由错误的方法造成的——由毫不相关的事件造成的。譬如，如果我相信在我的系里有人现在拥有一辆德国宝马汽车，但却相信这辆车是琼斯的，因为他上个月告诉我他有一辆这样的车，那么我就会有一个被证明了的真信念。但是，因为琼斯昨天把他的宝马车卖了，我的信念只是由于我的系里另一位同事史密斯从琼斯那里买了这辆车才是真的。因为我的被证明了的真信念是由一件错误的事情引起的，不妨说，我不知道一位同事拥有一辆宝马车，即使他们之中有一人事实上确实有一辆这样的车，并且即使我的信念即他们之中有一个人确实有一辆这样的车被证明了，也是如此。
格梯尔的观察引起了一种叫做“知识的因果论”的新理论。这种理论试图把在知道和经验知识的客体之间获得的那种因果联结具体化。对这类理论感兴趣的哲学家们继续讨论这类联结是否也存在于数学知识和道德知识之中。这些探究与受克里普克启发的所指意义的因果关系论联结起来。这些理论是关于我们正在谈论的内容为何不是由我们正在谈论的东西所决定的，而是由我们对一些词的使用与那些词原先用来命名的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结所决定的。
对于这些理论的价值——对于我们是否需要一种知识论或所指意义的理论，关于格梯尔的发现是否具有任何哲学上的重要性，关于因果关系论是否有效，以及关于它们如果有效将对何种东西是有益的等这类问题，在分析哲学家内部还有很大争议。但是一位分析哲学家的学生则被寄希望于掌握所有关于这类话题的观点，只要有把握通过作为哲学博士资格考试一部分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就好。在我的从教生涯中，如果你做出一个与这些话题有关的新颖的论证，那么，你将会比出版一本综合性的论述从蒙台涅到康德的欧洲道德哲学史著作得分更高。
这样一本历史书几年前已经由雅罗姆·施奈温德出版了。他于50年前在霍普金斯讲授哲学，那时洛夫乔伊、耶格、科恩福特、吉尔林、沃尔夫森和肯普·史密斯仍然是名声显赫的人物，在哲学史方面的一本影响深远、颇有见地、富有创新性和想象力的著作，诸如施奈温德的《自治的发明》，将会被赞誉为美国近年来对哲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然而，如今将会发现，对于这类著作，哲学系以外的读者比哲学系内的读者可能还要多得多。美国的绝大多数哲学教师仍然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
在威望方面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分析哲学家们总是首先愿意感觉到他们是在为知识的大厦增砖添瓦。分析哲学家对历史学家的怀疑当然不像他们对文学批评那样的怀疑，因为他们承认，把其自身限制在确定哪些事件实际上发生了的历史学家们，确实提供了知识而不只是意见。但是，由于诸如洛夫乔伊或施奈温德这样的哲学史学家所关心的是趋势或潮流而不是事件，因而他们经常被归入那些意见贩卖者之列。他们被认为看上去更像是文学评论家，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即专业的哲学家。
这是因为，讲述一个有关各种趋势或潮流的故事，往往会引起下一代睿智的历史学家讲述另一个与之相竞争的关于同一些趋势或潮流的故事，就像创作一部文学佳作往往会引起下一代批评家修正这部原作一样。相比而言，通过参照详细的微观结构排列而对宏观的物理现象做出说明，并不会特别地引起下一代提出与之相竞争的说明。因为最先提出的解释经常被认可是对知识大厦增添了砖瓦，因而使得没有必要重新造访墙上的那个地方。关于这种确定性和终极性的感觉正是分析哲学梦寐以求的东西。这种感觉显然不是通过一本诸如施奈温德的书所能获得的。
分析哲学与非分析哲学之间的对比，大体上相当于C. P. 斯诺在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之间所做的对比——即硬与软的对比，或者我先前曾经提到过的“技术性”与“模糊性”的对比。大多数分析哲学家称之为“大陆哲学”的人，愿意并且通常渴望使哲学、知识史、文学、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之间的界限模糊起来。这种界限对所谓硬科学的各种结果相对地说是无关紧要的。他们对哲学教授为何应当读《纽约图书评论》能说出一千种理由，然而却几乎不明白他们为何应当订阅《科学美国人》。
那些典型的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读者把这些硬科学看做是技术进步的侍女，而不是看做提供了瞥见显露出实在的窗口。这种读者将会赞同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关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认为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是最有价值的，并且他们是最特殊的人，他们的行为我们能做到时，他们的观点是错误的。大多数这类读者会赞同尼采的如下观点：希腊哲学所遗漏的东西是艺术和文学对科学和数学的优越性——通过艺术和生活的眼光看待科学的需要。柏拉图设想的是以科学为中心的教育，而尼采设想的则是以艺术为中心的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我们得承认，诗人决定着我们的目的，而科学家只不过提供了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而已。
对于这一思想路线，克尔凯郭尔做了很好的总结。他坚持认为，我们所说的“客观知识”，不论是关于数学定理的知识，还是关于物理事实或历史事件实际发生的知识，都只不过是一些“偶然的”知识。构筑人类知识大厦的砖瓦与这种事关重大的惟一目的是没有关联的。那种目的是要改造克尔凯郭尔所说的“生存个体”之类的东西。“所有知识”，克尔凯郭尔写道，“在内在性的反省中，倘若不向内把其自身与存在相联系，那么，从其本质上看，就是偶然的知识；它的程度和范围在本质上就是无关紧要的……只有伦理的和宗教的知识与这种认知者具有本质的联系。”
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存在的转换的范式情形或标准情形是成为基督中的新存在。但是，这显然不是获得克尔凯郭尔称为真正的存在——一种其诸多目标不仅仅是从一个人的文化或传统中接收而来的生活，相反这种生活是与某种新事物或新人发生异质的、异化的和迷人的相遇的结果——的惟一样板。这种相遇就是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皮科·德拉·米兰多拉②与柏拉图、罗密欧与朱丽叶、希特勒与瓦格纳、奎因与卡尔纳普、H.布卢姆与布莱克以及许多富有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与诸如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性解放之类的社会运动的相遇。
显而易见，并非人文科学中的所有人都在寻找存在的变革。所有的非分析哲学家也并非都在寻找变革。但是，存在的变革这种现象的存在对人文学科来说，其重要性就像知识渊博的专家之间一致同意的现象对于科学文化一样。倘若这种现象不存在了，文学文化也就不存在了，正如所获得的一致同意如果不是实验室的试验所导致的某种熟悉的和所期望的成果，就没有科学文化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各人文学科的主要成果只是一些影响存在的变革的著作。相反，这些学科的主要成果是对精神史的贡献：是关于过去的变革的描述，尤其是与社会的和个体的自我形象有关联的许多连续变革的叙事。譬如，这些描述是关于希腊人如何从荷马达到亚里士多德，文艺批评如何从约翰逊博士达到H.布卢姆，那种德国式的想象如何从席勒达到哈贝马斯，新教教义或教徒如何从路德达到蒂利希，以及女权主义者如何从哈丽亚特·泰勒达到凯瑟琳·麦金农的叙述。这些叙事告诉我们，人类是如何设法改变他们的最重要的自我描述的。所有这类叙事都是无休无止地争论不清的，都是可以根据新的变化而不断修正的。因此，对任何这些变革坚持某种最后的、确定的历史说明这种观念，就像对教育小说③坚持某种最后的、确定的观念一样，是非常愚蠢的。
当这类叙事相互交织，并且与读者自己未写下的教育小说相互交织在一起时，就会给读者提供一种黑格尔称之为世界精神之过程的感觉。当一些著作中交织进许多这类叙事时，并且当这些著作把某种真谛嵌入所织成的挂毯的设计中时，它们就会担当起黑格尔称之为“在思想中把握我们的时代”的任务。这个说法是黑格尔对哲学所下的许多定义之一。在我看来，这个定义是似是而非的，它没有说清我们的大学中那些人文学科打算为它们的学生们做些什么。通过讲授过去的变革所遭遇的种种趣闻和真实情况，这些系科中的成员希望把学生放在一个较合适的位置上，以便拥有与他们自身相类似的遭遇，其中有些遭遇可能会有助于把世界精神推向前进。
对于各门人文学科来说，在思想中把握自己的时代，就像对于各门自然科学一样，是难以解决的任务。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即使是一位二流的自然科学家，其主要的满足之一，就是他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某个难题，至少能够解决一个二流的难题。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就是一位解决了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大难题的科学家——例如，为什么行星以椭圆形轨道运行，或者放射性的微观结构，或者基因编码的物理实现。一位极其伟大的自然科学家，或许以某种方式解决了一些能够改变我们对事物如何发挥作用的整体感觉的难题。这就是缘何爱因斯坦有时被人们说成是“哲人科学家”的原因所在。他的成就符合W.塞拉斯对哲学所下的定义，他把哲学定义为是关于事物（在该词的最广义上）如何结合（在该词的最广义上）在一起的说明。
但是，一位极其伟大的哲学家，譬如像柏拉图或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或许能做到爱因斯坦所做的同样事情。一位极其伟大的宗教著作家比如克尔凯郭尔，或者一位极其伟大的诗人如莎士比亚，或许也能做到同样的事情。以一种新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诸种事物是不同的，但是这种扩大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在科学中，那些相关物是非人类的客体（包括神经细胞或基因这些组成人类的微小构件）。在人文学科中，相关的事物则是人类——人类的制度、生命、人物特征、各种成就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那些伟大的、但却不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文艺批评家和哲学家在诸如康德和莎士比亚这些人物面前，就像物理学中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爱因斯坦面前一样。他们没有影响这些变革，但是他们却推动了下一轮的这类变革。尽管物理学家们是通过解决难题而积累起下一次变革的，人文科学家则是通过讲述过去的转变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或为何没有结合在一起而构造下一次变革的。
例如，孔德和马克思竭尽全力要在思想中把握他们的时代，他们在当时杜撰了一些回顾性的叙事，以支持他们各自的主张，即关于那些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留存下来的残酷的不平等如何有可能被纠正的问题。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提出他们的主张，即关于基督教徒有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时，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已经能够借用古人的智慧。
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非分析哲学家杜威和海德格尔花费了大量时间讲述关于衰败和进步的叙述，这些叙述导致他们的读者重新感知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周围环境。这两位哲学家所提供的这些明显的具有潜在的变革能力的重新感知，不能被描绘为给我们提供了新知识。然而把它们叫做是要在意见中做出改变的主张同样会引起误解。因为那些追随克尔凯郭尔而把生存和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与客观的和相对微小的东西相区别的人，恰恰对那些有关的一致同意和确定性问题不屑一顾。他们恰恰对知识与意见的区别不感兴趣。当一个人改行从事其他工作、重新选择配偶、情人或皈依其他宗教时，他既不会追问确定性，也不会问对这种选择是否一致同意。当一个人在杜威关于我们的社会民主程度正在提高这种乐观的叙述，与海德格尔关于我们正在进入愚笨的技术巨人症的悲观叙述之间做出选择时，这样做也是不着边际的。
为了说明某种在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关系上没有难题，并说明以历史为中心的哲学与那种把历史看做是无关紧要的哲学之间的区别，且让我重新回到施奈温德，他的著作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涉及到该书中运用的材料的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被他的研究方法弄得懵懵懂懂的学生焦急地问施奈温德：“难道你确实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上正确的道德知识实体，道德哲学家们正在逐渐地接近这个实体吗？”当施奈温德说他对这种事根本不相信时，这个学生对于写一部道德哲学史到底打算达到什么目的或有何种意义，的确是大惑不解了。我猜想，这种迷惑在50年前的美国哲学大学生中是根本不会存在的。
我引用这个轶事是为了指出，追求不受时间限制和不可更正的真理这个理想，在分析哲学的文化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啊！倘若在你面前有这种理想，那么，在文学系和历史系中所进行的一切就注定似乎与任何可能的哲学意义无缘。相反，倘若你同意克尔凯郭尔关于这类真理知识同“伦理的和宗教的”变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观点，那么你对分析哲学就几乎不会感兴趣。因为大多数哲学读者确实会赞同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分析哲学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哲学系以外几乎没有读者。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大学里，那些其他学科的教授大多数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哲学系在搞些什么。就他们对哲学系的所思所想而言，他们疏远这种哲学系是因为这些系被“技术人员”接管了，而这些“技术人员”的工作对非专业人员来说是没有兴趣的。
许多分析哲学家将会赞同当代美国哲学家中最受人尊敬和钦佩的哲学家之一刘易斯提出的哲学观。他的系统建构和解决难题的能力，以及他的能言善辩的才华，使他成为他的同行所推崇的人物。但是他对哲学史几乎没有兴趣，对他的学生是否熟悉哲学史也几乎没有兴趣，在这方面，他同他的老师卡尔纳普如出一辙。刘易斯写道：“人们在走向哲学时已经在头脑中具有许多现存的意见。在很大程度上，哲学的任务既不是破坏这些意见，也不是证明这些意见是正确的，而只是试图发现把它们扩展为某种有秩序的体系的方法。形而上学家对心灵的分析是试图把我们关于心灵的各种意见系统化。它的成功表现在：（1）它是系统的或自成体系的；（2）它尊敬我们坚定地坚持的那些原先的哲学观点。”（刘易斯：《反事实》第88页）
赞同刘易斯这种观点的哲学家通常对下述哲学家几乎没有耐心，这些哲学家像克尔凯郭尔一样，希望阅读一本哲学书，就可能通过破坏或证明我们现在的意见而允许自我变革。克尔凯郭尔宣称只有伦理的和宗教的理论才确实事关重大，这与刘易斯关于何种哲学观是有益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两位哲学家之间的区别是所讲述的那些叙述，尤其是关于改造或衰败的各种叙述与解决难题之间的区别。
刘易斯是最本色的哲学问题解决能手。他对各种难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富有独创性，而且充满才气，这些方法结合到一起就会构成一个不折不扣的漂亮体系。但是，那些认为哲学应当集中于消解传统的难题而不是解决这些难题的哲学家，却特别地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希望这类消解会帮助我们用某种新的、有变革能力的说话和思维方式来取代那些陈旧的行话。这些人将会认为刘易斯的系统建构只有审美价值。有一类哲学家之所以发现海德格尔是有用的，恰恰是因为他试图消除对柏拉图和分析哲学来说是共同的所有预设，这类哲学家尤其有可能采纳这一观点。
倘若分析哲学要保留任何实现其科学幻想和完整的专业化梦想的希望的话，那么就必定会有一些意义保持不变，尽管其用法会有一些变化；必定会有一些直觉仍然是平凡的，尽管在文化上会有变化。这个运动的本质在于，历史决定论有其局限——并非每一种说话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是可以轻易掌握的，并非每一种哲学难题都是治疗性消解的备选方案。因为倘若所有的说话方法和思维方式潜在地都是不可替代的，那么那些分析的难题解决者将会发现，他们自身永远处在狭隘的、受时间限制的和陈腐的危险之中。
这就是在当代分析哲学中整体主义、语境主义、实用主义和历史主义为何以如此这般的怀疑态度被看待的主要原因。因为那些意义、概念和直觉似乎越是受历史的支配，这种哲学就越没有希望在某一天走上可靠的科学之路。哲学中的历史决定论是专业化的主要敌人。对非专业化的恐惧在选择实质性的哲学观点时，已经逐渐在分析哲学家中间扮演着一种相当重要的角色。
我本人是一位深信不疑的整体主义者、历史决定论者、实用主义者和语境主义者。我不相信存在着任何叫做“概念”和“意义”的那种可以分析的天然金块。当有人告诉我一个哲学难题时，我的第一个冲动就是试图去消解它而不是解决它：我通常要特别地追问构成该难题的那些术语，并尽力提出一组新术语，这个被推定的难题根据这些新术语是无法陈述的。
这种行为或许可以说明我经常被冠之以造成“哲学的终结”的哲学家的原因。但是，这个头衔我实不敢当。除非文化的变化终结了，否则，哲学就不可能终结。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我希望这种变化将会继续下去。只要文化的变化依然存在，那么就总会有人千方百计地把旧文化与新文化相融合。柏拉图就试图把赫西奥德的奥林山神的最佳特征与自明的几何学的最佳特征相结合，阿奎那试图把亚里士多德与基督教的圣经相结合。杜威试图把黑格尔与达尔文相结合，安妮特·贝尔试图把休谟和哈丽雅特·泰勒与弗洛伊德相结合。
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恰如其分地叫做哲学家，不论是根据塞拉斯的定义，还是根据黑格尔的定义，都是如此。他们都试图把人类的事情以某种巨大的、整体的方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在思想中把握住他们迅速变化的时代。哲学总是把它的从事者加以埋藏的理由，不是因为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种文化中都存在着如玩偶匣中突然冒出的永久性难题，而只是因为这些时代在不断地变化。这种变化永远使人很难看清这些事物是如何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因为它迫使我们用那些为旧现象而设计的术语来描述新现象。那些出色的哲学家就是一些想象出新的术语，从而使旧词汇陈旧过时的哲学家。这些术语的发明不能作为科学研究项目追求的目标。因此，我确实希望走向终结的是把哲学置于可靠的科学道路上的那种企图。
然而，倘若这类企图确实走向了终结，分析哲学就不会被睿智的历史学家看做是在浪费时间。相反，我相信，他们会把分析哲学看做产生了强有力的新思考的哲学，这些新思考有利于历史决定论，不利于科学主义。任何哲学都没有像分析哲学这样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它具有在其自身的基础上解剖自己、削弱自己、对自已的主张提出疑问的习惯。善于接受诸如允许库恩和普特南这样的分析哲学家更加深刻地阐述的对罗素和卡尔纳普试图把哲学建立在某种科学的基础之上的自我批评，因而任何那样的批评都是在分析运动之外提出的。对最近40年来在分析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逻辑实证主义的反动，不应当被看做是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的茶壶里小题大做，而应当把它看做是对世界哲学的实质性贡献。
如果历史学家想要欣赏分析哲学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的规模的话，他们就要成功地消除分析哲学家至今仍在不幸地继续使用的那种为自我利益服务的虚夸之辞。他们可以有把握地漠视那种认为分析哲学展示了某种非同寻常的，或许是空前的清晰度和精确度的论断。相反，他们应当专注于分析哲学所内在固有的辩证法。由于黑格尔所说的“理性的狡黠”，这种辩证法使得分析哲学家们能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晰地解释为什么清晰性和精确性对文化环境来说是相对的。
自从分析哲学接管以来的40多年里，在美国分析哲学家之间所达成的一致，并不比19世纪下半叶在德国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之间，或者在美国的那些讨论詹姆斯、罗素、布拉德雷、怀特海和柏格森哲学的相对价值的前分析哲学家之间，所达成的一致性更多。运用符号逻辑把哲学置于可靠的科学道路上——这种罗素—卡尔纳普式的企图，正像胡塞尔企图运用现象学悬置达到那个目的一样，遭到了完全的失败。分析哲学家就像14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一样，很快分成不同学派，每个学派都对其他学派的重要性或存在意义报以轻蔑的态度。
当一门专业只对自身负责时，这种墨守成规就成为难以避免的了。例如，在法学中，什么问题可以算作一个真正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都有发言权的一件事情。但是，社会对于何种问题可以算作哲学问题没有任何看法。这就是为什么自从哲学在康德时代成为专业化的以来，哲学家们至少要花费一半时间解释他们同事的问题为什么是不真实的缘故。
在分析哲学占主导地位的系中，一个合格的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不是一套方法或工具，而只不过是熟悉了由那个系的全体教员当下所玩的各种各样的语言游戏。这些语言游戏很可能被另一所大学里的分析哲学家以轻蔑的态度看做是旁门左道。然而，熟悉这类语言游戏是进入这门专业的开端或入门课。在这一方面，对于刘易斯或D. 戴维森的学生来说，毕业训练就像它对（例如）阿尔布雷克特·韦尔默或贾尼·瓦梯莫的那些差生的训练过程完全一样。在所有这四种情况下，你所得到的东西在持有疑虑的外行人看来，是无意义的或莫明其妙的胡言乱语，而在那些已经确信这套理论的内行人看来，则是绝对必要的工具。
1950年，当我盲目地崇拜卡尔纳普时，我确实相信到20世纪末，全世界的哲学家们都会用量词来修饰他们的文章，用同样的理想化语言来谈论问题，都会试图解决同样的难题，给同一座大厦增砖添瓦。但是，当我在普林斯顿的那些岁月里，由于耳闻目睹了学说转向的阵阵风波，以及过去那些亟待解决的哲学难题瞬间凋谢，全无踪影，我便明白了这个局面不可能只在一个大学里演完，更不必说在全球范围内了。更有甚者，我在普林斯顿的同事对于何时知识大厦能被增添砖瓦所达到的一致性，并不比何种问题可以算作重要的哲学问题所能达到的一致性多，这种现实并没有减少我对如下问题不断增长的确信，即那些最好的分析哲学家为人类自我形象的改变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各种各样的著作和论文里，我都试图讲述一个背景情况，即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是如何既使康德的后裔有可能与达尔文达成和解，又鼓励了反表象论的思想路线，这种思想路线与尼采的透视论学说④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这条思想路线不仅贯穿于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之中，也贯穿于塞拉斯和戴维森的著作之中，因而为我们考察语言与实在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以这种方式来思维最终会造成德国唯心主义者徒劳地希望完成的事情：它有可能使我们结束有关主体与客体、表象与实在之间那些令人讨厌的伪问题的讨论。
我试图证明，这些分析哲学家可以帮助我们使哲学重新回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和爱好思辨的道路上去。这条道路是19世纪的新康德主义者、胡塞尔学派的现象学者和分析哲学的创立者们都试图加以阻塞的道路。我在别处所讲过的那种情况，即关于分析哲学如何竭尽全力但却没有避免采取这条路线的情况在下述论断中达到了顶峰：人类能够一方面在维特根斯坦、塞拉斯和戴维森的帮助下，另一方面在海德格尔、福柯和德里达的帮助下，可以从陈旧的观念中消除在人类之外存在着某种东西(诸如上帝的意志或实在的内在本性)的观念，这种观念支配着人的信念和行动。这个叙述是关于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某些直觉知识如何能够被破坏和取代，而不是如何能够被系统化的叙述。不论人们是否接受或是否喜欢这个叙述，它都是一个关于变革的叙述，是克尔凯郭尔能够承认为具有伦理的和宗教的重要意义（尽管它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是无神论的）的那种叙述。
简言之，我的叙述不是要讨论如何消除分析哲学，勿宁说，我所讲的是，人们为了完整地理解20世纪的知识运动为我们的后代所打开的各种变革的可能性，为什么需要研究某些经过选择的分析哲学家。分析哲学的学科发源地，尽管所激起的是一些空洞无物的自卫性遁辞，仍然是未来那些睿智的历史学家们所必须熟悉的东西，正像他们必须熟悉德国唯心主义的学科发源地一样。
德国唯心主义也创造了许多空洞无物的科学辞令，但是它的确向前推动了世界精神。我已经证明，这种整体主义的和语境主义的思维也将向前推进世界精神，因为这种思维已经导致维特根斯坦从《逻辑哲学论》进到了《哲学研究》，已经使奎因挫败了分析与综合的区分，已经导致塞拉斯放弃了前语言学意识的观念，已经使戴维森拒斥了概念图式的观念本身。
我预言，到22世纪，那些学习哲学史的学生将不得不艰难地穿越那些遍布着这种思想垃圾的专门术语，正像今天的学生必须艰难地穿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专门术语一样。尽管它的自命不凡的体系，及其对无意义的伪问题的过于复杂或小题大做的解决方法，康德的著作已经被证明为具有变革能力的、伦理的和宗教的效果。由于康德写下了他的著作，使我们对自身的认识和思考发生了改变。尽管20世纪的分析哲学提出的所有伪科学主张，有无数的死胡同作为自己的退路，但它仍然具有一些变革成果，因而会使我们的后代欠它一笔债。
分析哲学也许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也许不能解决它自认为它所具有的各种难题。然而，在为实现这些抱负和解决这些难题而寻找根据的过程中，它却有助于为自身在观念史上赢得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放弃胡塞尔与卡尔纳普和罗素共同具有的对于绝对肯定性和终极性的寻求，通过发现新的理由以便认识到这种寻求决不会成功，将会扫清引导我们走向超越科学主义的道路，正像那些德国唯心主义者扫清了引导我们走向环绕经验主义的道路那样。德国唯心主义的反经验主义的教训花费了很长时间才被人汲取，分析哲学的反科学主义的教训也是如此。但是，总有一天，那些睿智的历史学家将能把这些明显的相反运动看做是互为补充的。
注释
①原文如此。——译者
②皮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论人的尊严》、《论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协调》。——译者
③教育小说是源于德国文学中一种传统的小说类型，以描述主人公成长过程为主题。——译者
④透视论学说，也译远近法学说，指个人或集团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及环境和事物的独特关系中认识世界的学说，如尼采的强力意志论就持这种观点。——译者
（Richard Rorty,“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ransformative Philoso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