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朗肖：《不明言的共通体》
夏可君 译
第一部分：否定的共通体
那共通体，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啊。
——乔治•巴塔耶
从让－吕克•南希重要的文本（《不操作的共通体》）出发，我想重新开始一个反思，就我而言这个反思从未打断过，虽然显得有些久远了，我的思考涉及共产主义者（communiste）的紧迫需要，涉及这个紧迫感与一个共同体可能性或不可能性的关系（共同体：communauté，或翻译为：共通体。在南希和布朗肖的重新彻底反思之后，尤其在后面重新厘定之后，我们提议翻译为共通体）在一个甚至连理解共通体的能力似乎已经丧失了的时刻（但共通体不是就在理解之外的？），尤其需要这样的反思，最后，涉及有关语言中的这些语词，像communisme（我们将重新翻译为：共同体主义）或communauté（共同体）所包含的瑕疵，如果我们强求它们带有一些彻底不同于那或许是共同（commun）的东西时就尤为明显了，而且，这个共同会要求我们从属于一个团体，一个群体，一个议会，一个集体，甚至哪怕在否认从属于它时也是如此，且不管它们否定的形式如何【注1：让－吕克•南希，《La communauté désoeuvrée》,in《Aléa》，4.】。
共产主义，共同体
共产主义，共同体：这些术语的确是在历史的测度下产生了对历史浮夸误认的一些术语，在灾异（désastre）的背景上我们可以理解它们了，这个灾异甚至超越了腐蚀。那些污辱的或者背叛的概念不存在了，但是概念并不就是“合适的”（或翻译为：得体的），如果不把它们专有－非专有的离弃（prope-imprope abandon：或翻译为：特有－非特有）（离弃这个词并不是简单的否定）——这都不允许我们拒绝或者哪怕是平静的回避那些语词。不管我们想要什么，都与这些语词联系在一起，还正好是因为它们的瑕疵。当我正在写这些文字时，我正好读到了一些句子，这些句子是Edgar Morin所写的，我们中的很多人都会把它当作是我们自己的：“共产主义是主要的问题和我生命的原则。我从没有停止承认它所表达的东西对我的激励，而且我一直相信另一个社会和另一种人性的可能性。”【注2：Cf. la revue Le scarabee international,3.】
这些简单的肯定可能听起来有些幼稚，但是，在它的直率中，它说出了我们所不能逃避的东西：为什么？什么是这个可能性，在这种和其它的可能方式中，已经介入了它的不可能性？
共产主义（或翻译为：共同体主义），如果说平等是它的基础，以及说不会有共同体的，除非所有人的需要都被平等的满足了（这就其自身而言只是一个小的要求而已），预设的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而是一个透明的人性准则，其本质上只为自身而生产，这就是人的“内在性”（immanente）（如南希所言）：这种人对人的内在性，也表明了人之为人的绝对内在性，因为他是或者不得不成为如此，以至于他完全成为了作品（oeuvre或翻译为：劳作），他的作品，而且，最终，是一切都成为了作品；就像赫尔德所言：没有什么不能被劳作所造就的，从人性到自然（也到上帝）。最终，没有什么可剩下的了。这里似乎有着最病态的总体集权主义之健康的起源。
然而，这个绝对内在的紧迫需要是为了回应一切的消解，并阻止人（假定他有本己的平等和决定权）设定自己作为纯粹个体的实在性，在这个实在性里一切都被封闭就如同它向一切打开。这个个体用它不可外化的权力肯定它自身，除了它自己的，它拒绝任何其它的起源，他对任何与它者面对面的理论上的依赖都持漠然的态度，但这个面对面的它者并不是一个如同他那样的个体，这即是说，个体在与其自身的关系中，只是在不定的重复它自身，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不管是必死的还是不死的：必死的，指他没有能力去渗透他自己，如果不外化他自己的话；不死的，因为他的个体性是生命，是内在的，就其自身就没有限度。（这样的话，当斯蒂纳和萨德侯爵把他们的思想还原到他们确定的原则上时，就是不可反驳的。）（译注：即他们二者最为彻底的提出了个体唯我主义的理论，对此就如同维特根斯坦也说过的，对此我们无法反驳，但在实践或生活中则不同了。）
共通体的需要：乔治•巴塔耶
共产主义和个体主义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被大多数反革命思想（德•麦斯特）的严格追随者，以及被马克思的追随者们所取消了，我们则要导入相互性这个概念的问题。但是，如果人和人的关系停止作为同一者与同一者的关系，而是引入它者，把它者当作不可还原的，但是在他们的平等中，一旦考虑到它者，一直已经有了一种不对称的关系，这就设置了一个彻底不同的关系，而且设置了社会的另一种形式，对这个社会，我们还几乎还不敢命名为“共通体”（communauté）。或者我们接受这个称呼，就要问自己，在这个共通体的思想中，什么是它的赌注，以及是否共通体，不管它存在与否，最终都还并没有设置共通体的“缺席”（absence）。这正是发生在巴塔耶那里的情形，在思想和现实中，在已经尝试了十多年之后，他实现了共通体的苛求，他发现他自己并不是孤独的（只是这个孤独的方式，虽然是在一个可分享的孤独里的），而是展现在一个缺席的共通体里，一直已经把自己转变到共通体的缺席之中。“完全的脱轨（离弃到边界上的缺席）是共通体缺席的规则。” 或者是：“无人不被授权属于我的共通体的缺席。”（引自日记Contre Toute Attente）至少我们要牢记在心的，这个悖论是被这个表示所属关系形容词的“我”所导入的：如何一个共通体的缺席保持为我的，除非它是“我的”，如同坚持存在为我的死亡，除非可以腐蚀一个人对任何人的所属关系，同时也腐蚀了那一直是我居有了的可能性吗？
我将不会提及南希在这一点上的研究，在这一点上他显示了巴塔耶本人“无疑在共通体的现代命运的残酷经验中已经走得很远了。” 任何在这里重复所做的只是简单化了思想的过程，文本的引用都可能会被改变，甚至被颠倒。但是我们不能不看清一个事实：如果这个人不考虑巴塔耶自己的不忠实，一个人就不能够忠实于一个这样的思想，这个必然的逆转迫使他，在保持自身时，不停走向它者，而且去发展其它的需要，以便回应历史的变化，经验到那些并不能够被重复的事物，来抵制成为统一的。从1930到1940年代之间这是（接近于）清楚的，“共通体”这个词在他的研究中施加的影响超过了随后的阶段，甚至在出版La part maudite（《被诅咒的分享》），和后来出版的L’ érotisme（《色情史》）（特权化了一定的共通体形式）都扩展了相似的主题，它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属于这之前的主题（有一些其它的文本：未完成的《论主权》的文本，关于《宗教理论》未完成的文本）。我们能够说政治的紧迫需要从未缺席他的思想，虽然采取的是不同的形式，这些形式与内在和外在的紧迫感有关。Coupable（《有罪者》）开头的句子就清楚表明了这一点。在战争的压力下写作并不就要去写战争，而是在它内在的地平线中写作，似乎是作为它的陪伴者，分享着它的床（假定战争留给我们一个位置，在自由的边缘）。
为什么是“共通体”
为什么从“共通体”召唤或者向着它召唤？让我随意的列举一些我们自己历史的一些要素吧。那些群体（超现实主义群体是一个被爱或被恨的原型了）；虽然围绕着诸多观念多样的组合还不存在，但围绕着主宰性人格的聚集却又太多了；首先，对苏维埃的记忆，对已经出现法西斯的预感，但其意义如何以及又如何发生的，它们却逃脱了可供使用的概念，迫使思想的责任被还原到那什么是低下的和什么是沮丧的东西上，或者，相反，指出了在其中什么是重要的和令人惊讶的东西，但是这些还并没有被很好的思想，只是在冒险中糟糕的为之奋战着——最后（虽然可能才刚刚开始）社会学的研究如此让巴塔耶着迷，而且首先给予他一个对共通体的认识，同时也有一个对共通体存在模式的怀旧（很快被抑制了），这个模式并不忽视生产的存在之不可能性，虽然生产提供给了我们的诱惑。
不完整原则（Le principe D’Incomplétude）
我重复，对于巴塔耶而言，这个问题：为什么是“共通体？”他给出的回答是相当清楚的：“在每一个存在的根基上，存在着不充足的（insuffisance）原则...”（不完整原则）。这个原则，是要牢记的，它支配和命令一个存在者的可能性。缺乏的原则在结果上并不伴随完整的必然性。一个存在，不足够的存在着，并不试图与其它存在相联系来产生一个整和的实体。对不充足的意识导致了使存在者成为自身所特有的问题，从根本上，存在者需要它者或者要被它在所影响。如果存在者只是独自一个，它就封闭了自身，落入睡眠和平静之中。一个存在要么是孤独的，要么知道它自身是孤独的仅仅当它不存在之时。“每一个存在的实体都没有懈怠的被其它存在所挑战，甚至一次凝视所表达的爱意和崇拜都把它们本身依附于我，如同怀疑触及了现实。”“我正在思想的乃是我还没有孤独的思想。”这里我们把一些不相同的动机交织在一起，以确保分析，但它的力量体现在不同的东西联系在一起的杂乱上。似乎体现为一道思想的小门，但思想又不能聚集它们，它们的多样性就堵塞了通道。一个存在者寻求的，并不是想去被认识，而是想被挑战：为了存在，它转向它者，它挑战它者有时还否定它，以便仅仅在褫夺中开始存在，而褫夺使它意识到（这里有意识的起源）一个存在者它自身的不可能性，持存为它自身（ipse）的不可能性，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它自身作为分离的个体：或许以此它将生存，经验它自身作为一直已经先天的外在性，或者，作为生存彻彻底底的分离，仅仅当它要持续的解体自身，以暴力和沉默的方式解体自身时，才整合它自身。
这样，每一个存在的生存召唤它者或者它者的复多性。（这个召唤相似于一个锁链的燃烧需要一定数量的元素才能生产出来，虽然它会在无限中冒险失去它自身，如果数目不是一定量的，就像宇宙组合自身时仅仅在宇宙的无尽中无限化自身。）它因此召唤一个共通体：一个有限的共通体，因为它依次的，在构成它存在的限度（finitude）中有它的原则，将不会支持它（共通体）去遗忘对限度的指向，正是限度构成了存在者抵达一个张力更高的层面。
这里，我们发现困难并不太容易解决。共通体，不管其数目如何（但是，在理论上和历史中，仅仅只有小数目成员构成的共通体——僧侣们的共通体，哈西德的共通体和基布兹式的（kibboutzim，译注：以色列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农业合作社），贤哲们的共通体，在“共通体”观点中的共通体，或者相爱者们的共通体），似乎都提供了一种倾向来转向共同（communion），甚至是融合，那就是说，元素之兴奋的聚合仅仅给出一个统一的位置（一个超个体），那将展现它自身为同样的对象，而这是来自单一个体简单的考虑，它闭锁在它的内在性之中了。
共同（Communion）？
共通体可能要向它自己的共同打开（当然，这是被基督教圣餐仪式所象征的共同了），有一些分散的例子：迷狂的群体，被Guyala不祥的集体自杀所证实；融合的群体，如同萨特在他的《辩证理性批判》中所命名和分析过的（需要在此多说一句的是，他在两种社会类型之间的对立过于简单化了：系列——个体如同数目一般；与融合——自由意识仅仅通过在运动中的团体里失去或发扬自身而存在出来）；军事群体或法西斯的群体，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交出了他的自由，或者对已经化身为头领的领袖有一样的意识，但那个头并没有展现被砍掉了的，因为就它自身而言，在定义上，是不可达到的。
让人激动的是，正是巴塔耶，他的名字对很多他的读者而言意味着出窍（extase，或翻译为：迷离）的神秘或者是非宗教性的对出窍迷离经验的寻求，排除了（把一些模糊的句子放在一边【注3：“共同统一”的观念在战前出版于《艺术杂志》上关于神圣研究的纸页上并不陌生，也许伴随在劳拉的一些表达中。同样的这也适合于“神圣是共通体”，这个语句导致了双重的解释。或者再次，“共同，融合，出窍要求打破壁垒...”——这些语句都急切的铭写在笔记本里，而不是为了出版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它们，因为它们所表达东西具有灼热的、不能提防的必然性】）“在一些集体的实体上实现的融合”（南希所言），这是让巴塔耶深深反感的。我们不要忘了，他所考虑的与其说是忘记一切（包括自身在内）的迷醉还不如说是一个紧迫需要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投下赌注和在外面来实现自身的存在，而这个存在是不充分的而且还不能取消这个不充分来达到完成，这个运动腐蚀了内在性和超越的一般形式。（关于这个主题我想请读者去看我的著作《无尽的交谈》）
因此（我承认这个“因此”有些急切了）共通体不应该出窍迷离，也不应该消融它的成员组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的统一体，这将压抑它自身，同时它将作为共通体而取消自身。无论如何，共通体不是简单的成为共同的，而是在限度上追踪自身，一个多样化的分享的意愿，尽管无所为，但是保持着对“任一事物”（quelque chose）的分享，似乎意志正好已经逃避了被考虑为分享它们：言语和沉默的可能性。
当巴塔耶激发不充足原则时，“在整个存在的根基上”，我相信我们没有困难就理解了他所说的。但这其实是很难加以理解的。到底是有关什么的不充足性？要保持住这个不充足性吗？显然这些都不是要害。自我利己主义者之间或慷慨者之间也会互相资助，就像在动物社会也能看到的，也没有充足到可以形成对单纯共存的群体的尊重。牧人的生活可能是等级制的，但是一个人从属于另一个人，保持统一，就不是唯一性的个体了。不充足不可能来自充足的模式。它并不寻求让自己终结掉，而是为了缺乏的过度，当它填充它自身时，缺乏甚至增长得更深。无疑，不充足性需要被挑战，但它的内容，尽管单独来自于我，也总是展现暴露（exposition）给其它人（或者向着其它人了），这个它者也是能够孤独的——因为它的位置（position）——把我带入游戏的赌注。如果人的存在是生存起来的，要把自己从根本上而且经常的置于问题中，它不可能自身单独的具有可能性来超越它，因为这样，问题一直是缺乏一个问题（自身批判明显的仅仅是对它者批判的拒绝，自身充足的方式同时为自己保存着不充足的权力，自身的降低也是自身的高扬。）【注4：那个被命令按照不充足的原则来行事的也注定要过度。人：一个不充足的的存在，带着过度，作为自己的地平线。过度并不是过量、过于丰富。缺乏的过度和因为缺乏从不能满足人的不充足的紧迫需要感。】
它者之死
那么什么是使我最为根本的成为问题呢？不是我与我自身的作为限度的关系，或者是作为在死亡面前或为了死亡的存在意识，而是我的为他人的在场，这个它者在死亡中也是对它者自身缺席的。保持在它者的接近中在场，这个它者在死亡中确定的远离它自身，为了自身去获取它者的死亡，作为唯一的关切于我的死亡，这是把我置于我的外面，这是可以打开我的唯一的分离方式，正是在它的不可能性中向着共通体打开，巴塔耶写道：“一个人活着，看着同伴死去，他能够活下来，仅仅是在他自己的旁边（hors de soi）了。”沉默的交谈，把手握向“另一个死去的人”，“我”追逐他，我并不只是单单帮助他去死，而是分享（partager）事件的孤独，似乎那可能最是他自己的和他的不可分享的拥有之物，在其中它绝对的解除了自己。“是的，那是真的（什么真的？），孤独的，你正在死，你没有远离孤独，你还一直在场，因为这里你让我与死亡一致，这个一致超越了所有的痛苦，而且在这里，我在我的泪水里轻轻的战栗，丧失了与你的语言，与你一起死却没有你，让我自己死在你的位置上吧，接受这个超越我和你的礼物吧。”对此有一个回答：“在幻象中使你活的然而却我在死。”对于此有一个回答：“在幻象中使你死的然而你死去。”（le Pas Au-dela）
死者的邻人
这样就奠立起了共通体。没有最先的和最后的事件（即出生和死亡）的贯通，就没有共通体，在每一种情况下，每个人能够存在起来。共通体所做的是，是试图去顽固的保持住“你和我”的这些不对称的关系，这样就可以悬搁“用你来称呼的形式”吗？为什么超越的关系被导入时即代替了权威、统一、内在性，来面对外在性的需要，这个外在是它不可控制的区域？如果它允许它自身从它的边界性上去言说，通过重复关于死亡的话语，看共通体说了什么：“没有人单独的去死，而且，如果它是人，如果作为死者的邻人是必然的，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荒谬的方式，为了分享那个角色而且保留它的倾向，通过最温柔的命令，那个去死的人，在他死于在场的不可能性的时刻。不是现在死；不要在这个现在时刻去死。“不要”，这最后的言辞，辩护了它的埋怨，一个结结巴巴的否定：不就要——你去死了”（Le pas au-dela）?
这并不意味着共通体确保了一种非－必死性。似乎可以说：我不要死，因为我是共通体的一部分（或者是祖国的，或者是宇宙的，或者是人性的，或者是家庭的）需要继续下去。反倒正好相反。让－吕克•南希说：“共通体并不编织一个纽带，以什么至高的生命、不死性或者超越死亡的生命，在主体之间的...构成性的...连接着那些叫做，可能叫错了，成员们的生命。”实际上，“成员”指向一个自身充足的统一体（个体的），通过契约联系个体，或者因为必然的需要，或者因为对血缘和种族关系的认可，甚至伦理习俗的联系。
共通体和不操作（communauté et désoeuvrement）
判决为死，共通体“并不是被判决为它的作品的”，它“不以任何的某种实体或主体——祖国啊，民族啊、国家啊...绝对的法伦斯泰尔式的共同体啊或神秘的躯体组织啊...等等来操作它的死亡的转换。”
我浏览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语句，并且达到了这个肯定，对于我而言，最为决定的是：“如果共通体被其它死去的人所揭示，乃是因为死亡就其自身是必死者的真实的共通体：他们的不可能的共同。共通体因此占据着随后的唯一性位置：它获得其本己内在的不可能性，共同作为主体的不可能性，共通体在自身中聚集并且铭写共通体的不可能性...一个共通体表象出它的“成员”的必死的真理（可以说并没有不死者的共通体...）。共通体是限度和过度的表现，而没有返回来奠基起有限－存在...”。
两个本质的特征出现在这个反思的阶段：1，共通体并不是被限制的社会形式，社会形式只不过是倾向于一个共同的融合；2，它不同于一个社会细胞，它并不允许它自己产生一个作品（oeuvre）而且也不把生产价值作为目的。它服务什么目的呢？无所服务，除非它表现为服务那在死亡中的它者，以便它者不在孤独中失去一切，但是它补充的同时，也按照他获得的其它东西来补充。必死者的替代是代替共同。巴塔耶写道：“ …对于共同的生活保持在死亡的高度上，这是必然的。大量私人生活的命运是琐碎的。但是一个共通体能够仅仅在死亡的强力的层面上持续；一旦缺乏特别的伟大的危险，共通体就会解散。”有人希望把这些给出它们的内涵（高度，伟大）的确定术语抛在一边，因为一个共通体既不是神的共通体也不是英雄的共通体或主权的共通体（如同在萨德那里那样，对过度快乐的寻求并不以死亡作为限度，如同死亡被给予或者接受为完满的欢乐，就像它封闭主体于自身中来完成主权，也高扬了主权。）
共通体和书写
共通体并不是主权的位置。它是由展现它自身来展现的，它包含了它所排除的外在性。这个思想不可把握的外在性，被给予了不同的名称：死亡，与它者的关系，或者言说，当后者并不折叠为言说的方式，而且因此也不允许任何与它自身的关系（无论同一的或者变异的）。共通体，那么它为了每一个而支配，自为和为它的，乃它之命运的自身之旁（它的缺席），给一个不可分享但是必然多样化的言说一个位置，在一个并不在言说中发展的方式中：总是已经丧失了，没有用处，没有作品，在那个丧失中也不荣耀自己。这样，言语的礼物，一个纯粹丧失的礼物，甚至并不能确信那被它者所接受的存在，尽管它者是唯一能够使之可能的，如果不是言说，那么至少增补到言说，使言说冒着被反对或者失去、或者不能被接受的危险。
因此，如果预感到共通体，在其失败中，与一定的写作方式联系着，而这个写作没有什么其它的寻求除了最后的语词：“来吧，来吧，来吧（Viens,viens,venez），对于你们或者对于你，指令、祈祷、期待都不适合（convenir）。”
【注5：关于“来”这个词，我们不得不转到德里达令人难以忘怀的著作《新近在哲学中升高的末世音调》，特别是这个句子与我们上面所引用的有一个特别的回应（从我的著作《步子不超越》）：“在它肯定的音调中，‘来’本身表达的既不是欲求，也不是命令，不是祈祷，也不是要求。”另一个反思至少也需要在这里提出来的：“末世论难道不是所有话语、甚至是所有经验、每一个标记、每一踪迹的一个先验的条件？”这就意味着是否末世论的声音能够在共通体之中被听到，而且先于任何的理解并作为它的条件？或许（Peut-etre）。】
如果这是被允许的——这允许并不存在；我想说的是我缺乏手段——来跟随巴塔耶所激发的共通体的思想道路，我们可以辨认出随后的几个阶段：1，寻求一个这样的共通体，它应该如同一个群体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是和拒绝或反对联系在一起的）：超现实主义的群体，几乎所有它的个体成员都对其“不愉快”，在对它的不满中残余着一个值得注意的企图：属于它就意味着几乎直接的形成了反对它的群体，暴力的取消它的群体。2，“反－攻击”是另一个群体，值得在细节上研究的是产生这样一个特性的紧迫性，它能坚持下来仅仅通过战斗而不是通过它的非积极的存在方式。它存在，以一种仅仅在街道上（68年5月所所展示的形象）存在的方式，即是说，在外面。它是随着传单的飘散而肯定自己，而且也不留下如何痕迹。它允许政治“安排”来公开它们，虽然所形成的倒是思想的一次动乱，策略上和隐含的回应了那个超－哲学，这个超－哲学导致了海德格尔（某个时刻）并不拒绝他自己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已经把这个运动看作德意志在哲学天命的前定下承传希腊经验的肯定。3，“阿希法尔”（译注：Acéphale：带着否定前缀，字面就意味着：无－头，这是巴塔耶在1937年左右和几个朋友结成的一个神秘的准宗教性团体，它不问政治，而且是反基督教的，带有很强的尼采思想的烙印。）。我相信，它是唯一的被巴塔耶考虑过的群体，而且很多年之后，作为一种极端的可能性，还铭刻在心的。“社会学学院”，它所做的是重要的，绝没有取消它的外在的宣言：学院呼吁脆弱的知识，它的成员以及听众的的参与，仅仅以反思的工作，并且知道，认识到那些被官方机构所忽视了的课题——这些课题并不是不可以和它们比较的。既然那些机构已经以不同的形式提出了它们、把握着它们。
阿希法尔的共通体
“阿希法尔”一直处在神秘之中。那些参与过它的人并不确然就是它的一分子。他们对它从不说什么，或者那些他们言辞的继承者们一直牢固保持着与它的联系。那些带有标题出版了的文本其实并没有揭示出它的范围，除了一些句子，后来这些句子还长时间的让那些写出他们的人惊惶失措。共通体的每一个成员不仅仅是整个的共通体，而且也是激烈的、分散的、分裂的、倾向整合性生存的存在总体的化身也是并无什么权能的，其结果是一无所有，或者事先已经就破灭了。每一个成员要形成一个团体仅仅通过绝对的分离，要在分离中肯定自己，以便打脆，直到成为关系性的，这个悖论，甚至是无意义的关系，如果它是一个绝对的与其它绝对之间的关系，那就排除了所有的关系。最后，秘密——意味着这个分离——并不直接在森林里可以开始研究的，在森林里一个被允许的牺牲者的献祭已经发生了，这个牺牲者已经从那个给予它仅仅死亡的人那里接受了死亡。很容易就激发出Les possedes和一个戏剧化的突变过程，为了粘合阴谋者的群体，谋杀的责任人，作为单单命定的去把其它所有那些保持他们的自我以便追求一个共同革命的目的人连锁在一起，而革命确实已经使他们变成了一。我们被留在了这个献祭的反讽的作品中，这个作品并不是来摧毁一定的压抑的秩序的，而是为了在摧毁中重建另一个压抑的秩序。
阿希法尔的共通体，其尺度体现为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不再是仅仅对群体负责，而且也是对人性的整个存在负责，不可能仅仅在它的两个孤独的成员中实现，因为所有在其中有一个平等的和总体的分享，以及感受到了义务的成员，如同在Massada，把自己置于虚无，这只不过就是共通体的化身。这是荒谬的吗？是的，但不仅仅是荒谬的，因为它已经打破了群体的法则，这个法则建构起一个展现，通过展现达致一个超越它，但又没有超越不同于群体的存在，即是，达致外在，这个外在又是群体中的唯一个体之间的亲密性。换句话说，共通体，通过组织，通过给予自身作为一个献祭的死亡的执行的筹划，已经消除了产生一个作品的取消行为，不管它是死亡的作品，还是死亡的幻象。死亡的不可能性在它的最裸露的可能性之中（刀是为了切开牺牲者的喉咙，伴随同样的运动，也切下了那个“执行者”的头）悬置着，直到时间的末了，不法的行为或者这个不法的行为肯定了对最为被动的被动性的发扬。
献祭和离弃（Sacrifice et Abandon）
献祭：这个概念是巴塔耶的一个顽念，但是它的意义将是富有欺骗性的，如果不把它连续的从历史和宗教的解释中滑脱出来的话，从而转向无尽的紧迫性，以便把自己展现为向它者敞开，而且要极力与自己相分离。献祭的冲动穿过了《爱德华夫人》中的爱德华，但是在小说中并没有表达自身。在《宗教理论》中，巴塔耶写道：“去献祭不是去杀死，而是放弃和给予。”把自身与阿希法尔联系在一起，就是离弃和给出自身：完全的把自身给出去：直到无尽的放弃。【注6：有礼物，就一个人迫使一个人接受它，并且在给还一个权力的剩余或者诱惑一个人去给予——因此，我们从不给予。礼物是放弃，履行这个放弃的存在要对无所回报牢记在心，不要去算计，甚至在给予中不要有任何的防卫：无限的需要位于放弃的沉默之中。】这就是献祭通过废除共通体来奠基共通体，通过把它递交给发散的时间，时间并不允许共通体或者那些把自己给予在共通体之中的人如何在场的形式，因此还是把他们送回在了孤独之中，这远远不是在保护他们，而是在驱散或者是分散他们，而没有再次聚集起他们。如此这样的礼物或放弃最终其实是没有什么给予、没有什么放弃的，而时间本身仅仅只是众多方式中的一种，也没有什么可以给出和供奉的，并且自身退隐如同变化无常的绝对，以缺席的方式，在给予不同于自身者以位置来走出自身。这个缺席，以被限制的方式，适合共通体，相当于显然不可把握的秘密。共通体的缺席并不是共通体的失败：作为它的极端要素，缺席属于共通体，或者作为考验展示为它必然的消失。阿希法尔带来的经验乃是那种不可能在共同（）中共通的经验，也不可能看作自己本有的，不可能为了最终的放弃来保留住什么。僧侣们抛开自己所有的，而且他们确实去除了他们自己以便成为共通体的一部分，但其结果，在上帝的确保下，还是使他们自己重新成为一切的拥有者；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Kibboutz以及现实的或乌托邦的各种共产主义的形式中。阿希法尔的共通体其自身并无可能存在，只是仅仅作为来临的和退隐的：一次的死亡的来临必如何邻近都要临近；先行的退隐也不允许我们从它退隐。头的剥夺排除的不仅仅是作为象征之头、头领、理性的理由、计算、尺度和权力，也包括象征的权力的首要性，而且也排除了把它自身理解为微妙的和主权的行为，因为这样的结果还是在以它的下降的方式在恢复它的首要性。无头之为无头，本就应该使“激情的无限释放（没有法则）”可能，这能够实现，仅仅通过激情已经释放，激情在不可申言的共通体之中肯定它自身，而这个共通体也承认它自己的消融。
【注7】妥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Les possedes或者是《群魔》，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发生在一个卑微的政治事件中，虽然在其它方面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也知道弗洛伊德对社会本源的反思使他观察到一个犯罪（梦中的或是完成了的——但是对于弗洛伊德，则是必然的，现实的，实现了的）是从乌合之众走向有规则的或有秩序的共通体的通道。乌合之众的头领的谋杀把后者转变为一个父亲，乌合之众就转变为群体了而且它的成员转变为儿子们和兄弟。“罪主宰了群体的出生，历史。语言”（）我们将会做出一个根本的错误（起码对于我是如此），如果我们不分辨那个分离弗洛伊德于被阿希法尔所带来的紧迫性的差异的话：1，死亡的确在阿希法尔中在场，但是谋杀被排除了，哪怕是牺牲献祭的方式也被排除了。开始，牺牲品是被认可的，这个认可是不足够的，作为唯一一个能够给予死亡是那个，给出它，同时，也是能够代替那个自愿的受害者。2，共通体不可能奠基自身只是在它两个成员中的一个的流血牺牲上，以便召唤（以替罪羊机制）为了所有人做赎罪的补偿。每个人应该为所有人死去，在所有人的死亡中，每一个个体决定了共通体的命运。3，但给出自身，作为一个筹划，一个献祭的死亡的执行意味着打破群体的法则，它的第一个要求是取消对作品的创造（哪怕它是死亡的作品），而且这个根本上的筹划排除了所有的筹划。4，这里打开了一个彻底不同种类的献祭的通道，这个献祭将不再是对一个个体或者是对所有人的谋杀，而是礼物和放弃，放弃的无限性。无头，头的褫夺并不触及头领或父亲，并不把它者建构为兄弟，而是把他们带入游戏或赌注种，在游戏或赌注中把他们交给“激情的无尽的释放。”阿希法尔与灾异的表现相联系就超越了所有超验的形式。
内在经验（L’Expérience Intérieure）
阿希法尔，在存在出来之前，而且也是在曾经存在的不可能性中，属于灾异，灾异不仅仅超越了它，而且超越了普遍所代表的东西，但是也超越了如何所能命之为超越的东西。确实，去呼吁“激情的释放”似乎是幼稚的，似乎，事先就可以得到和被（抽象的）给予了把自身提供给它们的东西。唯一的“激情的释放”，要能够被分享，就逃避了分享，保留着死亡悬临的顽念的价值，这即是说，这个悬临的时间分裂了生存，而且出离的解放了那一切还保持为服务的东西。阿希法尔的幻象因此是生活在共同中的离弃的幻象，是给出出离出窍的放弃和对此的最终的恐惧。死亡，它者的死亡，如同友爱和爱情，廓清了亲密的或内在的空间，对于巴塔耶而言，这空间决不是一个主体的空间，而是滑离超越了它的限度。“内在经验”说的与它似乎要说的正好相反：它是一个挑战的运动，从主体出来，破坏它，但是为了与它者有一个更深的本源关系，而与它者的这个关系就是共通体本身，如果它不向已经展现它者的无限性的它者打开自身，同时又决断出它自己的严酷的有限性的话，这个共通体就只是乌有的。共通体，平等的共通体，把它的成员置于一个不可知的不平等的考验之中，以至于它并不使一个臣服于另一个，而是使他们接近那个不可接近的关系中，在这个新的责任的关系之中（主权的关系？）。同样，如果共通体排除了直接性，这就肯定了每个个体在共同中消失的损失，它就提出了或者设置了不可能知道的知识（经验，Erfahrung）：“在自身之外”（或者在外面）即是深渊和出离，并没有停止作为个体唯一性的存在关系。
显然，通过《内在的经验》来替代和延续那还不能发生的，以为可以作为企图发生在阿希法尔的共通体中，这是妄想和研究的错误。但是，处于赌注中的是解释这本书的悖论的形式。在一定意义上，是需要不稳定的幻象的，在能够被转换之前，去展现给它者，不是为了在确定的客观的现实中期待什么（这已经直接的使之没有本性了），但是为了在分享中反思自身，以及让自身被挑战（也即是不同的陈述，或者甚至以相应于它自身所挟带的反驳它的方式取消自身）。如此共通体的紧迫需要还保持着。就其自身而言，出窍什么都不是，如果它不与自身交流，而且首先如果它不作为交往的无根据的根据给出自身的话。巴塔耶一直坚持内在经验不能够发生，如果它被限制在单一的个体身上，还以为这个个体可以足够就可以产生事件，无论它是不体面的还是荣耀的：内在经验实现它自身，同时当其被分享之际，不完成的保存它，在这个分享中，展现它的限度，在它的限度里展现，它提议超越，如同为了这个超越而突然出现，对法则的幻觉和对法则的绝对肯定回避了那些试图单独超越它的人。法则并不预设一个共通体（达致理解或者是达致共同的一致，而是，瞬间性的，两个本一存在者，用一些言辞打破了似乎包含经验的唯一特征言说的不可能性；它的唯一的内容：是不可转换的，能够这样被完成：唯一值得化力气做的是不可转换的转换）。
换一句话说，并没有简单的经验；必须甚至获得了那个条件，而没有它将是不可能的（在它纯然的不可能里），这就是共通体是必须的地方了（“苏格拉底学院”的计划只是能够失败，以及单单被筹划为如同最后的不可能实现的共通交往的跳跃，）甚至，“出窍”自身也是贯通交往式的，对孤立存在的否定，同时它也消失在那个暴力的断裂里，试图发扬或者“丰富自身”，伴随对孤独的打脆，直到向着无限打开自身——确实，这个肯定的宣称只是为了被挑战：孤立的存在是个体，这个个体仅仅是抽象的，这个个体的存在表现为通常的软弱自由主义的概念。它或许并步必然的返回到那个很难加以定义的作为从实践和理论通过分离来多样化他们的现象上。存在一个政治行为，存在一个叫做哲学的任务，存在伦理的研究（对一道德的要求对巴塔耶并不比在沙特那里萦绕的少，不同在于，对于巴塔耶，这个要求是先天的，而在沙特那里，负重着《存在与虚无》的重量，仅仅是接续的，服从的，事先就是从属性的了）。
我们可以读到一直残留（在遗著的笔记里）的这段文字：“出窍的遗忘乃是孤立存在的否定。”我们知道这个回答的不完善，这个回答已经被一个朋友（让 布鲁若）提出了疑问。显然相反，非常强的证据，出窍是没有对象的，就像没有为什么一样的追问，如同它挑战如何的确定性。我们能够写出出窍这个词，仅仅是小心的把它放在引用的标记里，因为没有人知道它是关于什么的，而且，首先如果它要发生：超越知识，利用非－知识，拒绝被肯定，除了通过一些散乱的也不能确保的单词来表现。它决定性的方面是一个人所经验的不再是他在那一时刻所经验的，也不再能在那里再去经验到。同样的一个人（但是他已经不是同样的了）可能相信他可能再过去抓住了他如同记忆：我记忆，我回忆，我说或者我写，在转换中逃离和动摇了记忆的可能性。所有的神秘，最严格的，最朴实的（首先是十字架上的圣约翰），已经知道，作为个人的思虑仅仅是可疑的，而且属于记忆的，获得级别的是那些要求逃避的：超时间的记忆或者是过去的从不在当下在场化的记忆（陌生于所有的体验）。
秘密的分享（Le Partage du Secret）
在这个意义上，最为个人化的个人也不能保持只是作为个人的秘密，只要他打脆个人的边界，要求其存在被分享，甚至，去作为分享本身来肯定自身。分享引向了共通体，并且被展现在它里面，它能够被主题化——那是它的冒险——成为一个真理或一个能够被归功的对象，但是共通体，如南希所言，保持它自身仅仅作为位置——非－位置——或者没有什么可以归还的，它的秘密在于它没有秘密，功效仅仅是非功效的它甚至穿越了写作本身，或者是在每一个私人的和公开的言语的交换中，使最后的沉默回响，然而，一直不能确定一切所来的事物，最终，直到终结。也没有最终目的主宰着限度。
如果作为共通体的原则，我们拥有一个未完成的或者不完整的生存，现在作为标记，提得如此之高，以至于它冒险消失在“出窍迷离”之中了，我们已经完成了共通体正好在那个限度上，我们拥有了主权，在主权中使之缺席和去除它，它延续在唯一的交往中，因此适合它，字面上超越不适合，当或者铭写自身在作品中，仅仅通过肯定萦绕着它们的非作品，尽管它们不能达到它。
共通体的缺席终结了这个群体得希望；作品的缺席，相反，需要和预设了作品当其让它们写它们自己在非作品的着迷中，这是转折点，相应于战争的败坏，会封闭这个区域。巴塔耶数次声称，除了眼睛的历史和论消费的论文，一切已经在这之前所写的——虽然它可能仅仅部分记得住了——排除了写作的紧迫需要只是写作的流产。这是白昼的共通体——它双重化了夜间的共通体（）或者是痛苦日记中的笔记（被写下来而不想出版的），除非夜间的共通交往，这个交往并不明言自身，倒填日期，仅仅从一个非存在者那里获得自主，打开了共通体的另一种形式，当一小群朋友，每一个都是唯一的，而且并没有一个强迫的关系在其间，在秘密中形成通过沉默的阅读他们所分享的，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例外的事件，或者投身于它。没有什么能够说成产生了一个尺度。没有评论能够陪伴它：哪怕是一个密码化的词（就像保留在劳拉的关于神圣的纸页上的，隐秘的出版和转换了的），当与每一个交往时都似乎是唯一性的，并不再创造出曾经被梦想的“神圣的联合”，而是，并不打脆孤立，要加深它在一个孤立的共通生活之中，并且约束在一个不知道的责任之中（面对着不知）。
文学的共通体（La communauté Littératre）
这说的是文学交往的理想的共通体。环境有助于它（运气、偶然、历史的变化无常和相遇都很重要；安德鲁•布勒东先于任何其它人，就已经预见到了文学的共通体，而且甚至还早熟的使之理论化了）；如果需要，人们就能够围绕一张桌子聚集（这在Seder激发过那些性急的参与者）起一些见证性的阅读，不是所有那些意识到脆弱事件之重要性的人把他们带到一起的，与战争的巨大赌注相比，在不同的层面上他们几乎都卷进去了，而且展现为迅速消失的确定性。这即是：一些东西已经发生了，在一些时刻，而且归因于对唯一性存在的特别误解，认识到一个共通体的可能性，这个共通体已经事先建立起来了，虽然同时又已经是遗言式的：没有什么可以持存，沮丧的心同时也在高扬它，正像写作需要涂抹的考验一样。
巴塔耶已经简单的申明了（可能太简单了，但是他并没有忽视这一点）两个要素，在他眼里，或者在他心里，对共通体的需要设置了它们与内在经验的关系，当他写道：“我与我的朋友的行为有其动机：每一个存在，任其自己，我相信，是不能走向存在之极限的，”这个陈述意味着经验不可能为了单一的存在而发生，因为它的特征是要打破特殊之人的特殊性，而且展示后者给其它人：存在在其本质上就是为了它者；“如果我想我的生活对我有意义，它必须对其它人也有意义。”或者：“我不可能，甚至哪怕一刻，停止激发我自己到一个极端，并且也不能把我自己和那些我欲去共通交往的它者之间区分开。”这意味着一定的混合：有时和同时的，经验（“走向极端”）能够是这样的，它仅仅保持可以交流，而且它是可以交流的，仅仅因为，其本质上，它是向着外在开放的，而且向着它者开放，这个运动激发了一个暴力性的在我和它者之间的不对称：分裂和交流。
这两个要素能够做分开的分析，虽然它们通过摧毁对方来预设彼此。例如，巴塔耶说道：“我正在谈到的共通体事实上仅仅以尼采的存在方式（那是他的需要）来存在，而且尼采的每一个读者在回避中失败了——那即是说，并没有解决所设置的谜（通过不去读它）。”但是，在巴塔耶和尼采之间有着重大的差别。尼采有着强烈的要被听到的欲望，而且有时他很骄傲自己挟带着非常危险的真理，或者要被迎候的非常优越的真理。对于巴塔耶，朋友是“主权操作”的一部分；《有罪者》有一个最初的副标题是《朋友》，这并不轻巧的；友爱，说真的，是难以定义的：友爱为了自身走向消融；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友爱，作为通道和作为一个连续的肯定，从必然的不连续性分离。但是阅读——功效的非功效的工作（或翻译为：作品的非作品的工作）——并不从它缺席，虽然它有时属于迷醉的眩晕。“...我已经饮了太多的酒。我要求X从我随身所带的书中读一个段落，他大声的读了它（没有人，就我所知，没有人阅读时能比他带着如此冷酷的单纯性，如此充满激情的了）”。我喝的太多了，不记得是哪个段落了。他自己也喝的如我一样多。思想这样的一次迷醉中迷狂的阅读将是错误的，但是也激发了一个悖论...我相信我们这里是一致的，那就是我们都打开了，无所防卫的——通过诱惑——向着摧毁的力量，但并不鲁莽，倒是像孩子们从不放弃他们怯弱的幼稚。这是，尼采可能将完全不同意的：他离弃他自身——坍塌——仅仅在疯狂的瞬间，而且离弃通过通夸大狂的弥补的运动背叛自身来延伸。巴塔耶所为我们所描绘的场景，他的参与我们是知道的（但那并不重要），而且也没有注定要出版（虽然它坚持保持为一定的匿名性：对话者没有名字，但是他以这样的方式显现，可能朋友们都知道他是谁，即便不命名；他代表的是友爱，如同朋友。），接下来（日期是另一天）是这样的句子：“神可不会操劳什么。”这个不操作的方面中的不去做正是南希要求我们去反省的，虽然它不允许我们仅仅停在这里。
然而我将不会返回到它上面（某天或其它时候）。但是，以前，应该回忆的是读者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读者，自由的考虑他所读到的。他被欲求，被爱，或许是不可忍受的。他不知道他所知道的。而且他知道的超过他知道的。他是把他自己遗弃给离弃的陪伴者，他失去了自身，而且同时，保持在道路的边缘，以便更好的解除所发生的，因此可以逃跑。或许，那可能是这些疯狂的文本说道的“我的伙计啊，我的朋友们！如同带着尘埃的窗户之无空气的房子：闭上眼睛，打开眼睑。”稍远一点：“那个我所写给的人（对他我以你相称），出于对他已经读到的东西的同情，他需要哭泣，然后，他将笑，因为他已经认出了他自己。”但是，后面，是这样的：“如果我知道——看到或者发现——‘那个我写给的人’，我想我该死了。他将鄙夷我的威严。但是，我不会为了这个蔑视而死：幸存需要重力。”（原注：巴塔耶作品全集，第五卷，第447页。）这些运动仅仅显得是矛盾的：“那个我写给的人”是一个不可能知道的人，他是不知道的，而且与非知识的关系，甚至在写作中，展示我到死或限度，死亡并不拥有它来平息死亡。关于友爱又如何呢？友爱：没有朋友友爱是不可知的。或者，甚至，如果友爱通过写作来召唤共通体，它能仅仅期待它（友爱对于写作的需要，会排除所有的友爱）。但为什么是“企图”？“我的威严”他，如果承认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话，应该下降到最底层，这即是说经验到个体的无尊严，将使他值得我尊敬：这种情形就是恶的主权，或者是推翻了那个不能被分享的主权，而且，通过蔑视表达他自身，将得到那掠夺了让生命活下去或者幸存的东西。“虚伪啊！去写作，就是诚实和裸露，没有人能够做到这样。我也不想做。”（《有罪者》）。而且，在同时，在同一本书打开的页码上：“那些笔记像阿里阿德涅线团把我和我的同伴联系起来，而且其它的似乎对于我是空虚的。但是，我不能把它们给予我的任何朋友阅读。”因为这就意味着个人被个人的朋友所私下阅读了。这样，书的匿名性并不授予任何人，通过它与未知者的关系，激发起巴塔耶（至少有一次）将召唤的“否定的共通体：那些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
心或者法则（Le Coeur ou La Loi）
我们能够说，在这些明显混乱的笔记里，标记了它本身——也取消了自身——思想的限度没有限度的需要这个“我”打破主权，而且需要排斥主权，以便向共通体打开自身，这个共通体不可能被分享，因为它涉及到共通体的压抑。这里有着主权的绝望的否定主权的运动（一直被这个强调所损害，被一个个体所说的和所活过的，在其中一切都是“化身”）而且，通过不可能的共通体（带着不可能的共通体），一个重大的交往的可能性，“与对何谓至少是共通体的基础这个问题的悬搁相联系。”现在，“交往的基础”并不必然是言语，甚至沉默也可以是它的基础和它的标点，但是展现到死亡，不再是我自己的展现了，而是其它人的，他们的生命和最亲近者同样的在场，这已经是永恒的和不可承受的缺席了，这个缺席是不会消失的哀悼的工作。而且，它是在生命本身中，不得不遇到其它人的缺席；与缺席一道——它的奇特的在场，已经在消失的先天的威胁之下——友爱被带入赌注，在每个瞬间也丧失，一个没有关系的关系，或者是除了不可测度的关系就没有其它关系了（关于这点，并没有位置来追问是否一个人他诚实与否，真实与否，忠实与否，如果它一直体现的是联系的先在缺席，和放弃的无限性的话。）因此，这就是友爱发现了我们自己所不知道的，而且我们自己的孤独，准确的说，我们不可能孤独的去经验（“不可能，就我自己的孤独，走向极端的边缘”）。
“无限的放弃”，“那没有共通体的共通体”。我们或许触及到了共通体经验的最后形式，在这之后，没有什么可以去说了，因为它不得不通过忽视它而认识它，它不是一个退隐到无知或在秘密中的问题。如果这是真的，巴塔耶怀有一种被他的朋友们离弃的情感（特别是在战前），如果，后来，在几个月之内（《Le Petit》），疾病迫使他保持疏远，如果，在一定意义上，他生活在那个如此之深以至他无法承受的孤独之中，对此他知道的更好，共通体并不是注定来治愈或者保护他的，而共通体展现他存在的方式，绝非偶然的，就如同兄弟情谊的拳拳之心：心或者法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