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控制世界，不想被世界所控制
提姆•布莱克 著
吴万伟 译
苏珊•内曼（Susan Neiman）在本文中谈到哲学之死、道德推理的必要、以及启蒙教给我们的脱离绝对确定性的生活。
苏珊•内曼啜了一口咖啡，身子往后靠了一下说“我觉得从最好处说，哲学就是要扩大人们对世界可能性的认识。”如果我们接受哲学的这个定义，就应该认为内曼的书《道德明确性：成人理想主义者指南》是巨大的成功，因为它是催人振奋的、激动人心的康德式伦理学和现实批判的结合。
内曼本人就像她的作品一样生气勃勃，激动人心。她对哲学的激情，她对现实力量和观点重要性的分析是非常感染人的。《道德明确性》会让你产生阅读康德著作的冲动，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她唯心主义的核心观点：观点的重要性。我们知道康德是那个思想深奥、成果磊磊的思想家辈出的时代里最让人感到费解的思想家。
把哲学从西方学术界让人窒息的“经院哲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是内曼的愿望之一。她曾经写过一本书《现代思想中的邪恶历史》专门探讨这个问题。内曼解释说“哲学教学把重点集中在认识论和形而上学上，‘外部世界是真实还是虚幻’是完全错误的，‘实际上这些思想家探讨的不是这个问题’”。内曼建议哲学史应该主要探讨能吸引年轻人对哲学感兴趣的问题如“如何生活、生活的意义、道德与政治的关系”等。这是激动人心的话题。不幸的是，学生进入大学哲学系学的东西完全是其他东西，用内曼的话说“和现实世界相差十万八千里”。
讲究实际的左派满足于揭露权力运作机制的真面目，但同时也满足于世界的现状。
但是，问题不仅仅是没有根基的抽象。毕竟，学术界专家一直满足于探究更深奥难解的东西，敏锐地洞察细节中的细微差别，争论针头上能站立几个天使。在内曼看来，真正的问题在其他地方，至少曾经口头承诺献身于改造世界的事业的学术界左派最近一些年则退回到她描述的“蒙昧主义和含糊其辞”中。
在学院激进派控制下，理想长期以来都是和左派联系在一起的，如进步、正义、自由甚至社会主义等，但是现在它们变得让人怀疑了，那些曾经被满腔热情地改造世界的人看做神圣的概念正在失去从前的价值。它们最多变成了华丽的言辞，用来解构和分析的文本素材或者尼采权力意志王国中的词汇橱窗。正如内曼显示的，这种指控背后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的对手、怀疑美德的色拉叙马霍斯（Thrasymachus）。这让当今文科学生怎么办呢？虽然晦涩难懂的言语像丛林一样茂密，但实际上却没有说出任何东西。内曼在评价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各•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时髦人物的作品时，非常严厉，“我觉得这些反对智慧和反对进步的思想是非常危险的，也是模糊不清的。”
当代学术界与现实脱节的程度或许让人惊讶，但是正如内曼知道的，思想领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这种距离并不是幻想破灭、教授职称到手的68年狂热者以及陈腐的循规蹈矩的同事们创造出来的。它属于20世纪的历史本身，尤其是理想主义传统之家---左派的“概念崩溃”。 面对追求美好世界的斗争的残酷现实，苏联的恐怖行径使得左翼理论显得苍白无力。正如内曼写到的，“如果古拉格是为自由和公正奋斗的结果的话，那我们坐着什么也不做不是更好些吗？”
正是左派深刻的去道德化激发了内曼撰写《道德明确性》的愿望。她说“左派是我的娘家，但是它已经马虎懈怠几十年了。”她继续说，丧失了乌托邦思想残余的左派口号“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并不能替代道德观。相反，这种现实主义不过为右派政客如乔治•布什打开了抓住道德高地的大门。所以当总统唠叨‘邪恶’和缺乏‘善良’时,左派只能用冷静的虚无主义来应对。内曼得出结论说“当左派抛弃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进步的观点后，就只能决心相信虚无主义了。”
正如内曼描述的，不讲价值观不谈理想的实用主义左派仅仅满足于揭露权力运作机制的真面目，从而也满足于世界现状。左派开始认识到所有的理想主义都是不干净的，所有的道德说教都是邪恶轴心之类的把戏。如今左派似乎赞同极端保守派埃德蒙德•伯克（Edmund Burke）的观点“什么样的人会指望让天地扭曲来适应宏大理论呢？”世界应该怎么样不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显然，它只能预兆苏联式对幸存者的暴力，那些还能活着认识现实世界的人。不管一个社会多么不公平，多么罪孽深重，我们都没有办法改变。
内曼说“是和应该是的区别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别”。
这就是内曼特别振奋人心的书的立足点，对与世无争和玩世不恭进行激烈抨击和强烈谴责。她说，我们总能找到改造现实的办法。她认为世界现状和世界理想之间的差别是不能随意地忽略的，我们必须抓住它，努力消除差距，追求理想的实现。她宣称“是和应该是的区别是我们能够做出的最重要的区别”。这里，内曼采用了康德对科学推理和道德推理、真理和道德的区分。内曼说“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道德告诉我们世界应该是什么。”理想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实际存在，而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并不存在。对于理想主义来说，左派似乎竭力要压制的冲动就建立在 “理想有助于改造现实世界” 的信念基础上。
理想是不可克服的。它们不像世界上的桌子椅子之类东西，它们不会沦落到自我保存或者更高形式的自我利益的地步。尽管革命心理学家尝试过解释理想，但是用繁殖后代的基因冲动是无法解释的。相反，理想主义冲动恰恰是对现实的超越，不管是生物还是环境。理想主义就是人性的本质。
内曼选择康德自己的思想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一个人被不公正的国王要求撒谎，否则就面临死亡的痛苦。他亲眼见证了另一个人因冒犯当局被抓，因为死罪而被处死。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会怎么做，但是这里有一个关键：我们确实知道应该怎么做。内曼写到“能够让人们克服最强烈的动物本能（热爱生命本身）的东西不是快乐而是正义。思考这个问题就想思考我们头顶上的天空一样让人晕眩：有了这样的力量，我们将像它们一样永恒”。
内曼的文章常常在她触及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时刻最热情奔放。在呼应年轻马克思描述人是“自我调节的自然存在物”的段落里，内曼写到:“我们想控制世界，不想被世界所控制。我们想站在我们想消费的东西之上。你可以称它是形而上学冲动，只要你不说它是神秘莫测的。我们出生就像我们死亡一样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当我们超越自然的时候我们才觉得是最有活力的。每当我们探索世界而不是简单地接受它的时候，我们就往往能超越自然。”她的结论是“作为人就是要拒绝全盘接受上帝的恩赐。”
“是”和“应该是”的差别就是道德推理诞生的地方。换句话说，这是提出问题的起点，为什么情况是这样，理解世界是怎么运作的需要。正如自然的本质就提出科学推理的要求一样，人的世界就是要提出道德推理的要求。这是内曼的充分理由原则，我们不能容忍存在的简单事实，容忍它的无意义，我们需要它们充分地满足我们的推理。用海德格尔的术语‘存在为谁存在是个问题’，我们是内曼的反启蒙的报应之一。
内曼的文章常常在她触及人类自由的本质的时刻最热情奔放。
康德反对把我们的思想和观点归结于经验的彻底的经验主义思想家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康德认为关系不是单向的，理性也能决定我们的经验。内曼说“康德把经验主义观点颠倒过来，理性的观点当然和经验的说法是冲突的，这正是观点要做的事。理想不是用是否符合现实来衡量的，现实是通过是否达到理想的标准来判断的。理性的任务是否认经验主张的终极性，通过提供经验应该遵循的思想来扩大我们经验的范围。
“是”和“应该是”之间的斗争是永远也不能克服的，我们的理性永远不能真正实现的说法在《道德明确性》中被看作是有积极意义的观点。理想在地平线上总是够不着的，它的无法实现的本质是理性解构的组成部分。内曼说，“或许存在矛盾，但一些矛盾是极为有利的，绝对是无价之宝。通过要求世界在整体上的合理性，理性激发我们去理解我们能接触到的一切。通过理解世界中的科学和艺术，通过实践世界中的政治和道德”。
但是，尽管有康德式乐观主义，《道德明确性》也表现出另一种不算根深蒂固的乌托邦色彩。在有的地方，内曼哀叹当代世界缺乏“理解实际和可能之间的差别的哲学基础，”在另一个地方，这个口吻似乎很忧郁，“是和应该是之间的鸿沟过于深刻根本无法全部沟通，我们最多能希望的不过是缩小这个鸿沟”。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称这个“深渊”是“致命的峡谷”。他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核心的二元论，也就是理性对象和现实世界之间难以克服的矛盾。简而言之，是两个独立的实体之间的关系。现实世界尽管有无法理解的不公正，简单遭遇讲道德的谴责的主体。在很少认识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没有理由仅仅因为个人的判断就要求世界应该不同于现在。实际上，恰恰是思考的主体和被思考和判断的世界的分离给予行为纯粹道德的色彩。正如特别关心“思想的二律背反”的思想家乔治•卢卡斯（Georg Lukács）所说：
“应该”预先假设了一个存在的现实，“应该”说明在原则上仍然是难以适用于现实的。在任何地方，主体简单地拒绝接受其经验存在而呈现“应该”的形式，这就意味着现有的既定经验现实得到哲学之手的确认和神圣化：它在哲学上名垂千古了。’
尽管有康德式乐观主义，《道德明确性》也表现出另一种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色彩。
“应该”就像康德的二元论唯心主义的主体仍永远位于它希望按自己意志改造的世界之外。实际上，它作为“应该”的形成就来自主体与对应的世界之间的陌生化。一个没有根据的反对挫败了地位稳固的现实。
作为一个其著作不仅超越德国唯心主义的静态二元论，而且支撑左派很多年的人物，马克思不可能不萦绕在像《道德明确性》这样的著作的阅读中。因为他超越任何其他人（包括黑格尔）试图超越传统上的世界现状和世界理想的对立，通过把现实理解为一个过程，其中主体和客体组成矛盾对立的统一体，其中‘应该是’存在于“是”中。虽然二元论视角或许让社会矛盾变成应该判定为不公正的东西，马克思能够抓住它们作为产生出来的不公正，它不是像黑格尔说的劳动概念造成的，而是被不仅产生实用价值而且产生交换价值的劳动造成的。也就是异化了的劳动，拿工资的劳动。所以改造现实世界不仅存在道德推理、现实推理，而且存在实际的可能性。
在某种意义上，在社会世界遭遇孤独个人的这个历史时刻，在二元论时刻，崩溃的理想和支撑马克思革命理论的政治运动确实又回到我们身边了。《道德明确性》的二元论反映了当代困境吗？内曼坚定不移。她说马克思和黑格尔采取的方向显示了一种不耐烦，一种迫使“是”和“应该是”相遇的愿望。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导致他右倾，变成“绝对理性”，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导致他左倾，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两者都寻求确认事情应该如何和必然性打交道，不管是历史还是经济。
对于内曼来说，20世纪显示了用这种方式匆匆忙忙尝试填补这个鸿沟的愚蠢。她说，写到苏联，尤其是斯大林主义时，取得胜利的辩证唯物主义版本鼓励世界生产过程中的图景，理想就像泡沫：从真正东西中膨胀出来的泡沫（或渣滓），你需要用它来压制你的渴望。
正如内曼告诉我的，康德式唯心主义是成年人的理想主义。它抗拒了年轻人的激进的乌托邦主义，也抗拒了年轻人梦想破灭后的玩世不恭。她说，“你生活在二元论里，你总是一边留心你的行为和你想让世界怎么改变。但是你也需要认识到尤其是在政治生活中，事物运作的方式。这样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意味着认识到你可以合理期待的成果，还意味着没有了从前左派的虔诚生活。它意味着挑战社会现状。
“今天，道德判断已经被相当于审判日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搞短路了。”
内曼立场的一个大优势是它抗拒了失败主义倾向，也就是，二元论时代对困境的提升。内曼的希望是有充分根据的。她提到了为奥巴马进行挨户宣传的选举经验。积极自愿为奥巴马工作的人的数量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后来奥巴马的胜利提醒她“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道德明确性》不是完全成功的，不仅仅是因为康德式框架只能让她走这么远。毕竟，拒绝接受世界现状不是具有任何具体进步内容的立场。按内曼的说法，从当今消费主义泥潭和西方堕落中诞生的圣战者也符合理想主义者的定义了。内曼的回应是提出思想的竞争：‘如果理想主义的渴望促使人们走向极端主义，他们也能够满足于其他形式的理想主义。’
虽然她攻击马克思和黑格尔试图把道德和必然性混合，但在最后她也暴露出这样做的愿望。在她看来，环保主义者代表了充分理性和充分必然性的纯粹结合，“我赞成不是非理性的希望，因为他们的路标是具体的，就像全球变暖的证据一样具体。这不错，两者都是真实的，没有办法确定如果人类是在走向更好地进步或者走向毁灭。你采取哪个方向是选择问题，但是你的选择不一定要随意性。如果你相信进步是可能的，你就能为全球变暖做些什么。如果你不做，你除了调换电视频道外，无法改变任何东西”。
这似乎不像道德推理，也不像压制思想。个人判断让位于做这或者别的的命令。所有具体的关心，所有具体的判断都不是用人的目的的术语而是行星的目的的术语形成的。道德判断被相当于审判日的环保主义者搞短路了。
但是内曼在康德式最好的部分，没有减弱而是捍卫了道德主体的自主性。在内曼看来，这完全是逐渐成熟的问题，教会人民适用自己的判断和推理。“启蒙给予理性自豪的地位，不是因为它期待绝对的明确性，而是因为它寻找一种能离开明确性而生活的方式。”确实如此。内曼的《道德明确性》中有伏尔泰的《老实人》结尾的话“我们必须培育我们的花园”，应该是有些含义的吧。
（译自：We want to determine the world, not be determined by it, Tim Black
本文评论的书苏珊•内曼著《道德明确性：成年理想主义者指南》
Moral Clarity: A Guide for Grown-Up Idealists, by Susan Neiman, is published by The Bodley Head.
